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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按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对郭文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即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全文如下：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山城重逢见真情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郭沫若和各民主人士前往机场迎接。这是他们自武汉分手后头一回见面。9月1日晚，在出席中苏友协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们再次相会。3日下午，毛泽东原打算去郭沫若住处天官府会见各界人士，因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而交通受阻，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市内下榻处桂园。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前往，在座的有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冯乃超等人。毛泽东同大家开怀畅叙，特别对坐在身边的郭沫若再次谈起他读《反正前后》的印象。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又有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于是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抹下相赠。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他一直戴到临终。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柜里。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自己和郭沫若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曾在文化界人士中广为传抄。毛泽东返回延安后，《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者吴祖光，于11月14日将该词刊载。两周后，《大公报》又将柳亚子的和词连同毛泽东的词一并以显著位置刊出。一时间，仅重庆就有十余家报刊发表步韵、唱和与评论文章。舆论沸腾，人心所向，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

国民党中宣部的头目一面召见《新民报》负责人，责骂其向共产党“投降”；一面又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中央日报》《扫**报》以唱和为名，攻击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辱骂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狂叫什么要“完璧归赵”。《益世报》《文化先锋》等报刊与之遥相呼应。

郭沫若为反击那些“皮相轻飘”、“鹦鹉学舌”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先后写了两首和词，对毛泽东的词予以崇高评价，批驳那些无耻的谏言，说“毛泽东的词，岂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所能比拟的，亦与荆轲离燕赴秦刺杀秦始皇时告别友人的千古绝唱《易水寒》本质不同”，毛词“别开生面，是堂堂大雅”，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扫**，即为“漫天迷雾”也终有消散之时，是“无损晴朗”的！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争的节节胜利，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逐渐升华，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雄才大略无比崇仰，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觉遵从且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对毛泽东的诗词，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愧不如。

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乘轮船赴东北解放区途中，诗兴大发，作《金环吟》一首，其中有“凤飞岐山岭，衔环献毛公”的句子。虽然用的是周朝初周文王时代的凤鸣岐山的典故，但是表现了诗人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和领袖的赤诚与报效的感情。

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

1949年7月1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臧克家在《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曾描写当时的情景：“毛主席、周总理都亲临盛会。郭老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90度鞠躬。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20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鄙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见状，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诗词唱和谱新章

毛泽东和郭沫若从某个意义上说又都是诗人，而且是新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有许多同好、不少相似之处，如都非常喜欢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公开为浪漫主义正名；郭沫若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改20年代世界观转变以来对浪漫主义采取的不满态度。在繁忙的政务和研究之余，两人都喜欢自铸新词，或相互传观，或互为唱和，或切磋技艺，或评词论诗，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1955年岁末，郭沫若曾率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了《访日杂咏》十首古体诗，郭沫若将《箱根即景》等七首呈送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十八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郭沫若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郭沫若在文中说：“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写就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新作，即写信给胡乔木，请他将两首诗“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并嘱：“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读后，于9日、10日连写两信，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踯躅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又认为：“《到韶山》‘热风吹雨洒南天’句，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何如。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毛泽东看后感到很有启发，将两诗字句做了修改后，又命胡乔木“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这两首诗经郭沫若、臧克家等提出意见，毛泽东反复斟酌修改后才公开发表。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热情，于10月25日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在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上，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苏联人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到中国，以示抗议。苏共此番举措，无异于在中苏关系上火上浇油。

郭沫若写完《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发表的同时呈送了毛泽东，随后就南下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游访，约两月有余。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泽东的和诗，据他自己说，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广州，由康生抄录见示的。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和诗的当天，立马写了一首和诗，1月8日由康生转呈毛泽东：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而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复信中所说的“反修正主义”的咏梅词，就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从郭沫若最初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看，郭沫若当时大概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中国国内外政治斗争。当看了毛泽东的和诗后，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依毛泽东和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毛泽东所谓“和诗好”，无异于肯定了郭沫若和诗的用意。其实，对郭沫若和诗的称赞，恰恰隐含着毛泽东对郭沫若原诗政治内涵的不认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说了出来：“‘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直到悔恨，并思念孙悟空。”

1962年值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经毛泽东同意，《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其30年前旧作词六首。编辑部特请郭沫若作些诠释，帮助读者理解。郭沫若为此跑了几次中央档案馆弄清每首词的时代背景，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同时刊在《人民文学》上。郭沫若在收到文章小样后，即写信送呈毛泽东“加以删正”。毛泽东特地对《娄山关》词开头的时令和结尾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说该词是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的胜利和自然景物的偶然遇合，使这两句颇为成功。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做了修改，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70虚岁生日那天，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光明日报》在1963年元旦，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发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郭沫若的这首词又一次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和唱和。毛泽东读后，大发感慨，在短短数日后的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据身边工作人员讲，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时而在室内踱来踱去，时而又坐下奋笔疾书，真是殚精竭虑，反复琢磨而成，第二天只见废去的稿纸就装了大半纸篓。1月9日毛泽东即将新词书赠周恩来。其后发表，又有几处经过毛泽东修改。

批孔惊涛有安慰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著《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有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

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晚年因为视力不好，还特地印了大字本来看。开始，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说其中有的观点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此时毛泽东语气平和，还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上，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是他扬秦始皇抑孔夫子、扬法抑儒的经典表述。写这首诗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这首诗除了批评郭沫若之外，还有两个隐而不显的批评对象。诗中的“孔学名高实秕糠”句实际上是对着宋代诗人谢涛的《梦中咏史》说的：“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而“祖龙魂死秦犹在”句明显针对的就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的前两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李白描写秦始皇的《古风》一诗做了评价。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非常好，因为这是歌颂秦始皇的；“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很不好，因为这是讽刺秦始皇的。

“批林批孔”运动的干将江青，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和终极目标，她心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毛泽东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江青还是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一贯崇儒的北大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毛泽东知道后，饶有兴趣地叫人拿来给他看。在看完两篇文章后，他对人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后来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书》的书名都删掉了。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擅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还引用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把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

会后，郭沫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号的家里，他内心沉郁，一句话都不想说。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80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郭沫若听后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1月25日的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江青他们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一·二五”大会实况录音带，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散播。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一·二五”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蹿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江青更是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为张春桥、江青所逼，生气而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看望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就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

毛泽东逝世一年以后，郭沫若赋诗怀念毛泽东：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

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

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