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块欧米茄表。它的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欧米茄）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是一块不寻常的表。这块表是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先生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非常珍惜它，一直戴到逝世。这块手表真实见证了毛泽东后30余年的革命历程，也凝聚着毛泽东与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之间的非同寻常的深厚情谊。

郭老国学大成就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和多部诗集。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参加革命工作30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郭沫若的学术文化大体可以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至70年代的20余年间没有间断过对于古文学、古器物的考释或研究。

1928年3月郭沫若亡命日本，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化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把历史唯物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生硬地玩弄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使其在接受与运用上增加障碍。他采用了围绕“国学”介绍“国学”的做法。同时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在恩格斯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1928年7月底8月初，郭沫若与古史辨派“不期而同”，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写出《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改名《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紧接着又推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两篇文章，反映了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最初认识。在写作过程中，他感到《易》《诗》《书》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于是，他迈出“考古证史”的步履，自1928年8月底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日本东洋文库中所藏甲骨文的著作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踏进甲骨文的研究领域，完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一长篇论文。观点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摘录”的，材料则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综合考察了殷商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结构。随后，又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浓缩出来，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在结集出版之际，又赶写了《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青铜器铭文论证西周社会是奴隶社会。1930年3月，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和方法上有着两大重要突破。其一，“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其二，“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由此，确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考古证史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自己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

甲骨文、金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曾经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作为古代研究的“三部曲”。前面说到，他对传统经典《易》《诗》《书》产生怀疑，因“疑经”转而对地下出土的实物——甲骨文、青铜器进行研究，很快就在这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偶然发现甲骨，经古文字学家王襄、王懿荣辨认，确定为殷商文字。罗振玉在此基础上一面购求、探采，一面开始整理，先后拓印编录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等。王国维从罗振玉的著录出发，开始对卜辞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写下大量“超越时间、地域”的著名篇章。自1928年起，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先后15次对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总共得甲骨24830余片。1929年和1930年，河南博物馆也有两次发掘，得甲骨3650余片。正当中央研究院在安阳进行大规模发掘期间，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他关于殷墟甲骨文的系统研究，走出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于是，形成“甲骨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各展其长的美谈。

1928年开始，1931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郭沫若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识字”是一切探讨的第一步，而且文字本身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他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大多根据字的原始形义，结合文献中对字的解释，再参照相关的民俗学资料，纳入他对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当中。虽然有些考释尚有不同看法，但就其本身而论，大都能成其为一家之言。

在甲骨学发展近80年的历史中，有50年取得的成就都与郭沫若的创造性探索密不可分。他的甲骨文研究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作为“四堂”之一的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在青铜器铭研究领域，自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青铜器的年代和来历不明。1923年，河南新郑、山西浑源等处发现春秋时期的铜器群。河南洛阳、浚县、汲县以及安徽寿县、山东滕县等地，也都陆续有铜器被发现。殷墟发掘的商代铜器数量也很多，但被盗出售的也为数不少。其中罕见的大器，又多铸有铭文，更是研究铸造时期社会状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当时，著录青铜器的名家有罗振玉、刘体智、容庚、于省吾、孙海波、商承祚等。

1929年，为了考古学上有所借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后改译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是最初的实践，书中16篇考释、韵读、综合研究的思路和编次，一年以后被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吸收和扩展。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增订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首次建立起研究两周彝铭的科学体系。

郭沫若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进行考察，以青铜器的形象求得其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勾画出其发展轮廓，这一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体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因而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了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郭沫若考察周秦诸子思想，是与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初涉周秦诸子是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勾画了中国远古历史的轮廓，设想的“各家学术之评述”，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等。当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立起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后，1935年年底写成《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不仅注意各派的承传，更留神相互间的影响和趋同。至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对于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做出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子部诸家学说的代表作。

“苏活”古书生命是郭沫若一生整理古籍的最基本态度。这一方面，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认识与特色、成就和贡献。

郭沫若选译《国风》中40首抒情诗给它“换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结集为《卷耳集》出版，使得许多年轻人对于古代文学渐渐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郭沫若认为，不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弄懂原著。而弄懂原著的关键在于使原先颇具生命力的作品通过今译，能够在今天“苏活转来”。他特意写了一篇《古书今译的问题》，强调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并满怀自信地预言：“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后来他更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注释方法总嫌寻章摘句，伤于破碎，没有整个翻译来得那样的直截了当，并把古书今译问题提到关系继承文化遗产的高度。

校勘和诠释，历来是整理古籍最为基本、最见功力之处。《管子集校》一书，集中显示出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独特路径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郭沫若首先是在版本搜集、对勘上下大工夫，总共得17种版本和稿本，从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为前所未闻的创见。同时，他尽可能无遗地网罗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达42种之多。书中征引古今学者之说，不下110家。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按”，总字数不下20万字。其独特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校为主，校注一体；不仅校字校句，而且校节校篇；校释与辨伪、校释与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等新旧文字作校释；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的思想注入校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校改，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了新的高度，被认为是“前所未曾有”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判继承祖国遗产的巨大著作。

郭沫若是一位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的文化巨人，因而形成他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在他的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往往贯穿着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即如他本人所说“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这一特点，反映在他的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差不多决定着他的论题选择、研究路数和所作评价。由感情喜好出发，生出选题兴致，求得多种表现形式，或诗、或剧、或文。一旦进入研究境界，在论辩的推动下，定要尽一切努力去寻求证据，非得弄清真相不可，以求得理智的归宿。

翻检毛泽东与郭沫若半个多世纪友谊交往的档案文献史料，处处闪耀着政治豪情与文化浪漫、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真诚友谊与超人智慧的璀璨光芒。

相逢革命风浪中

1926年3月，大革命的浪潮把毛泽东、郭沫若二人推到了南方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中共组织的安排，郭沫若出任广州大学（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和郁达夫、王独清于3月18日离开上海，23日抵达广州后，到码头接郭沫若一行的是创造社的元老和干将、当时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的成仿吾。

他们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成仿吾没有忘记把广州时局的现状告诉了新来的几位朋友。把行李安排好之后，郭沫若顾不上休息，就和成仿吾一同到林祖涵（伯渠）家拜访，这是他们在上海与林祖同接洽的时候早已说定了的。

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是一位革命元老。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

郭沫若一行人到达林伯渠家时还是上午，林伯渠有事刚出门不久，家里人让他们在屋里坐等，说很快主人就会回来。于是，他们决定等一会儿。

没想到，在主人的书房里，还有另一位客人在等候着。那位客人就是来与林伯渠商量工作的毛泽东。

毛泽东此时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汪精卫，但汪还担任着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忙不过来，就向国民党中央推荐了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郭沫若等人被引进书房，先已坐等的毛泽东立即十分礼貌地站了起来，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成仿吾因为到广州已有些时日，和毛泽东有过接触，郭沫若和毛泽东却从未见过面。但此时此地相会，凭感觉二人都能估计到对方不会是等闲之辈。

客观地说，那时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要说对于对方的熟悉和了解，恐怕是郭少于毛，毛多于郭。此前他们互不相识，郭沫若对毛泽东不会没有耳闻，但印象至多是“一个革命党人”。毛泽东应该对郭沫若知道得更多，因为当时的郭沫若在文坛上已是人人皆知，远近闻名。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也令毛泽东仰慕。此刻，他们在林伯渠家见面，对于双方，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慰平生的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郭沫若，其印象如何，因为没有文献可考，后人无法揣度。这也许给历史留下一点遗憾。不过，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却以当事者回忆录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郭沫若在事过多年以后，用看来十分平淡，实则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这次有意义的会见及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1932年6月郭沫若在自传《创造十年》中生动地描述：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这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中央的时候，《创造十年》9月出版，10月宁都会议时毛泽东便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的职务，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称赞在客观上无异于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从郭沫若这段话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样几点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确实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超过想象的好；第二，郭沫若对毛泽东印象之好，是觉得毛泽东不但文静儒雅，而且为人“谦抑而潜沉”，不大声说话，不像有些革命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动辄教训人，甚至常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郭沫若眼里，毛泽东和他们完全不同，这不能不让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说，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从毛泽东这面看，他认为这对刚刚来到广州的郭沫若无疑是最应该也最急于知道的。而毛泽东和郭沫若刚刚见面，就毫无保留地向郭介绍广州当前的情况，也完全是以革命同志相待，由此也足以显出他对郭的尊敬和信任。毛泽东告诉郭沫若，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山舰事件”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动摇性和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只是想不到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毛泽东在对当时形势做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一再对郭沫若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行为，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而且，经过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积极地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次事件，虽然资产阶级右派遭受到挫败，但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们的可能叛变。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并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观形势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觉得让像郭沫若这样有名气的诗人来讲讲也不错。过了几天，毛泽东就专程来到郭沫若的家里邀请他，郭沫若欣然应诺。不久，毛泽东便亲自陪同他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后来，广东东山青年会邀请毛泽东、郭沫若去做演讲，两人欣然而往，当场各做了一番演说。

同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不久郭沫若身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又奉命从汉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郭沫若此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命令，政治部工作重点“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因而他们之间不但在工作上有密切配合，而且在个人友谊上也加深了。许多年后毛泽东还在书信中提到“武昌分手”之事，难忘那段革命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郭沫若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在南下途中入党，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后到上海，接着又流亡日本10年，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才回到祖国。

相互支持与鼓励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文化界公认的领袖，革命文化运动的旗手。

毛泽东对于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学术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给予极高评价。郭沫若对党、对毛泽东也发自内心地热爱和拥戴。他曾宣称要做“党的喇叭”，“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8年1月，郭沫若在赠于立群诗《陕北谣》中唱道：“陕北陕北太阳红，救救祖国出牢笼。”表达了对党、对领袖赤诚的挚爱和赞美之情。

毛泽东多次在讲话和信件中对郭沫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给予祝贺和鼓励。

1939年7月，郭沫若父亲去世后，毛泽东在挽联中对郭沫若委婉地给予了表彰，说：“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文化革命自“五四”起至抗战分列四个阶段，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第四阶段的卓著成就。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后，请董必武转交他给郭沫若的电报，表示庆贺：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同日晚，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又再次称赞郭沫若，说：

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信中的“此种工作”，即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因此，毛泽东对他们表示祝贺。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叫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涵的历史意义。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发现这篇文章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