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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苏拉特，几乎没有市民会被误导，因为几乎整个医疗行业，除了当地医院的护士和医生，都已经逃离了疫情的樊笼。
有这样一个例外：9月22日，一个周四的上午，拉尔吉巴·帕特尔医生焦虑地在市立医院的大厅里踱来踱去，心烦意乱。他的妻子杜尔加·瓦提德里在前一天的傍晚开始流鼻涕。帕特尔说，症状看起来很轻微，但随着夜幕降临，症状迅速加重，她的喉咙痛得厉害，已经无法吞咽。
“然后我发现她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帕特尔已经无计可施，他回忆说，“她胸痛，还呕吐。我带她去了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医院关闭了。当时她正在吐血。所以我就把她带到这儿来了。”28岁的瓦提德里刚躺在医院瘟疫病房的**，帕特尔7岁的儿子和22岁的弟弟也染上了这种疾病。
“作为一名医生，我对康复很有信心，”帕特尔说，“但当我看到它的恐怖症状时，我吓坏了。”
帕特尔的家人要过几周才能康复，不过谢天谢地，他们都能活到给大家讲述1994年那场瘟疫故事的那一天。
在整个医院里，心绪不宁的家属们都描述着类似的症状，都是以呕吐、呼吸困难、胸痛、胃痛和发高烧为特征的突发性疾病。他们戴着口罩说话，小心翼翼地避开精疲力竭的医护人员。为数不多的睡眠不足的医护人员，偶尔也会有情绪暴发的时候。
沿着通往瘟疫病房的走廊，蒙面的低种姓妇女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拖着地板，擦着墙壁，仿佛这样的清洁能防止耶尔森菌在医院里传播。这间病房被一幅长帘隔开了一半，里面有大约80张病床，生锈的铁框上白漆已经剥落。女病人在帘子的左边，男病人在右边。所有的床位都满了，还有病人躺在轮**。尽管人群拥挤，但几乎没有声音，因为大多数病人都病得说不出话，甚至不能呻吟。
在厚厚的隔离门后面，是两个封闭的房间，里面是最危险的病人—那些通过血液和痰液能传播耶尔森菌的病人。满怀担忧的古普塔医生仍然一次戴着3个口罩，在病人中走动，检查他们的抗生素、发烧和疼痛情况。他在病床之间蹒跚而行，他已经连续3天没觉睡了。
接下来的周五，印度开始为此次疫情付出最终且巨大的代价。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对印度的鼠疫防控措施进行全面评估，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暗中威胁要抵制印度商品。这使得瘟疫终于被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提上了议事日程。他派卫生部秘书达亚尔前往苏拉特。达亚尔头发花白，戴着眼镜，是卫生部的最高官员之一。他于周五上午飞抵苏拉特，当天下午返回德里，他告诉记者和总理拉奥，44名苏拉特人死于肺鼠疫，另有174人正在接受治疗。
达亚尔说：“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局势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还说，苏拉特卫生官员已经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以主动寻找更多的病例。22
但达亚尔的声明并没有消除公众和世界的恐慌。整个印度都觉得危机四伏，四环素的销量猛增，药品供应也迅速减少。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药物用于治疗真正需要的病人，印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不得不储备起四环素来。
周六上午的报纸头条明确告知印度人，拉奥政府已经正式宣布苏拉特“被瘟疫袭击”，并且把军方的快速行动部队派遣到了当地，实施隔离措施，阻止大批潜在的鼠疫携带者去往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
当身着蓝色迷彩战斗装备的快速行动部队于周六下午抵达时，苏拉特已经撤离了3/4的人口，也就是大约45到60万人。批评人士抨击印度联邦政府没有及早采取行动。铁路局也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封锁苏拉特，除了卸下医疗用品外，拒绝列车在苏拉特停留。
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称印度的疫情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世界各地的权威人士呼吁向民众提供有关鼠疫的专业知识和建议。
迎接他们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中止鼠疫监测项目的国家，印度相信耶尔森菌不再构成威胁。在苏联解体3年后，曾经庞大的鼠疫防疫设施陷入了彻底的混乱，不再有欧洲科学家研究耶尔森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更是尴尬得透不过气来，因为他们承认，当时只有一名员工—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的一名兼职科学家—精通鼠疫。但没有足够的鼠疫疫苗库存，也不可能在半年时间内生产出任何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时任总干事中岛宏博士对此保持缄默。面对印度的灾难，每个国家只能自己决定如何应对。机场开始对入境的印度飞机进行检查，有关出台更多限制性政策的传言也不绝于耳。在德里，官员们认为，只要瘟疫仍局限在偏远的比德和苏拉特市，这种激烈的国际反应就能被阻止。
但，偏偏不这么走运。
周末，德里和巴罗达出现了疑似鼠疫病例。一名鼠疫疑似病人从医院逃了出去，引发了人们对首都破旧贫民窟的疯狂搜索。最后也没有找到。
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加，卫生部部长尚卡拉纳德本人于周六前往苏拉特。在德里官员的陪同下，尚卡拉纳德考察了市立医院，却被一群愤怒的苏拉特人和记者团团围住，他们要求印度联邦政府告诉民众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这座城市。尚卡拉纳德毫不服软，他愤怒地向暴民大喊大叫，命令军队保护他，然后逃离了这座城市。
与此同时，被遗弃的苏拉特在来不及打扫的垃圾、饥肠辘辘中垂死的动物和腐烂食物的恶臭中摇摇欲坠。留在苏拉特的工人实在太少了，无法维持企业运转。这个在脏乱差中追逐商业利润的城市里，至少有4.5万套钻石抛光设备闲置着，那么基本的民用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一早上，局势失去了控制。全国范围内使用四环素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说，印度可能会出现各种对四环素具有耐药性的微生物。仅古吉拉特邦就发放了1000多万剂这种药物。23
“我们正在努力，”古吉拉特邦卫生厅厅长苏巴什·沙拉德抱怨道，“我们告诉民众，只有那些接触过已知鼠疫病例的人才应该服用四环素，除非有症状。这将是政府的常态，我们对此非常清楚。”
沙拉德在苏拉特的市立医院里设立了一个指挥所，昼夜不停地协调应对鼠疫的紧急情况，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我的四环素在口袋里，还没吃。”
但是公众仍然无视政府的公告。一周之内，苏拉特的四环素消耗了1500万剂。报纸上全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制造商在内的制药公司广告，不仅四环素，而且还有一大堆的抗生素、清洁剂、杀虫剂和老鼠药广告，住在离苏拉特千里之外的印度人都会争相购买这些东西。24
接下来的星期二是印度的世界旅游日，印度的旅游人数出现10多年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原定于10月前往印度的旅行团有20%被取消。已经在印度的游客缩短了他们的行程，纷纷逃离。泰姬陵、果阿海滩、斋浦尔“粉红之城”和菩提伽耶的山佛等往常极其拥挤的地标性建筑都门可罗雀。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迎合高端游客和商务旅行者的度假胜地和酒店，突然间空无一人。25
当经济部部长们为如何最好地弥补这些损失而绞尽脑汁时，边远地区的10个邦相继宣布，他们都发现了疑似鼠疫病例。
灾难性的后果便是：彻底的经济崩溃。9月28日，星期三，海湾国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禁止所有来自印度的航班、货物和公民入境。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与印度积怨已深—立即效仿。
孟买股市暴跌，经历了自1989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事件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海湾国家与印度之间的年贸易额以往高达30亿美元。此外，约有40万印度人在海湾地区工作，给家里汇钱以维持家里的生计。这种现金流戛然而止，因为海湾国家禁止了所有进出印度的邮政通信—这一举动肯定不会对控制瘟疫有任何医学上的帮助，但却成功地打击了印度教主导的印度经济。海湾和印度之间的航班取消了，这些航班以往每天运载1.2万名乘客。所有印度生产的货物和电子产品都在伊斯兰国家的抵制中被禁止入境。
两天之内，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游客来源国都关闭了与印度的所有联系：俄罗斯联邦、中国、埃及、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其他大部分没有完全禁止印度人员、航班和货物往来的国家，仍坚持对印度来的旅客进行检查。
9月29日，诺贝尔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被迫在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接受体检。她计划乘机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面，在飞机起飞时，这位瘦小的修女对其他乘客笑了笑，告诉他们不必担心瘟疫。
除了发布新闻稿外，世界卫生组织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这种对印度的国际污名化：“没有必要害怕或恐慌……这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印度采取的措施完全足以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已跨越了健康的公共卫生和全球化的恐慌之间原有的合理界限，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减缓人们的恐慌情绪，也没有遏制来自印度宿敌伊斯兰国家的抵制声音。14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恐惧的重压下摇摇欲坠，几乎没有权威的声音试图提醒惊恐的人类，科学早已征服了耶尔森鼠疫菌。
包括该国驻联合国代表在内的印度内阁于9月29日匆忙开会。彼时，印度已有1463例鼠疫疑似病例，47人死亡—这些死亡病例全部发生在苏拉特。仅苏拉特市立医院就收治了659例鼠疫疑似病例。报告疑似病例的地区包括德里、西孟加拉邦、拉贾斯坦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几乎覆盖了整个印度。在德里，鼠疫疑似病例已将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床位占满，恐慌导致所有公立学校关闭。地方政府表示，德里有2人死于鼠疫，孟买有1人死于鼠疫。
部长们向印度全国发出保证：“印度将在3周内摆脱瘟疫。”
但这仍然挡不住疫情对经济的重创。孟买股市在单日交易中又下跌了77.3点。然而，没有发现鼠疫病例的地区也面临毁灭。例如，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每年10月都来的旅游团纷纷取消了行程。26
欧洲和北美仍然保持着与印度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但乘客被要求接受体检。10月1日，印度航空公司101航班上的一名印度乘客因疑似感染鼠疫，27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扣留。英国早就不用隔离这种操作了，机场也不再设有隔离室。所以这名男子在机场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被锁了好几小时，有关部门四处紧急寻找合适的隔离设施。这名男子的隔离事件引发了新德里和英国下议院的政治抗议。五小时后，这名男子（后被证实并非鼠疫病例）被一辆特殊的密闭的传染病专用救护车从希思罗机场转运到北威克公园医院隔离，在那里等待血液和痰液标本的化验结果。28伦敦的印度侨民谴责英国的这种行为是种族主义。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从医学角度来看，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确实说不过去。即使这个不幸的乘客真的感染了细菌，给他的同行乘客分发抗生素也是很好的预防措施，而不是强制监禁。
在华盛顿，这场瘟疫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舆论热度。虽然美国国务院多次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人们仍然担心鼠疫携带者可能会隐藏在城市中心得不到治疗，从而引发这种可治愈传染病在美国的暴发。鼠疫很容易用抗生素治疗，但官员们对美国急诊室的医生能否正确诊断这种像肺炎的疾病、使用适当的治疗和预防措施缺乏信心。一项快速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来自印度的航班，无论是直飞还是途经某个欧洲城市中转后抵达美国，都降落在纽约市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每天大约有2000到3000名来自印度的乘客抵达该机场，其中许多人是居住在纽约的大约10万印度移民的亲属。
9月27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纽约卫生局制定了一项措施，旨在迅速检测鼠疫病例、防止其在纽约传播。29这项由疾控中心和纽约政府一起酝酿的措施，同时在纽约以外的其他6个城市实施，为控制入境旅客流量，来自印度内陆的旅客只能通过这些城市的口岸入境。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通了鼠疫咨询热线，在9月27日至10月31日间共接到2692个咨询电话，打电话的都是忧心忡忡的市民，有些甚至歇斯底里。
在纽约，疫情防控责任落在了该市传染病部门的新主管玛塞尔·雷顿博士的身上。年轻的雷顿一头卷发，头脑冷静，受到国内同行的普遍尊敬。
早在一个月前（1994年8月27日），雷顿就收到了疾控中心关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地区暴发腺鼠疫的通报。作为纽约市卫生局传染病防治科室负责人，雷顿经常收到这类不寻常疫情暴发的通报。大多数海外报道只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关注，对纽约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到了9月，随着苏拉特肺鼠疫病例的蔓延，美国人的担忧加剧。雷顿特别关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印度没有对（航空公司）出发乘客进行筛查”，这意味着将由乘客目的地所在当局来确定谁是可能的鼠疫携带者。
雷顿和同事们准备开展一项雄心勃勃的监测计划，对每天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来自印度的31架航班进行监控，与此同时，向纽约大都会的医务人员发出警报。卫生专员玛格丽特·汉伯格博士会见了鲁道夫·朱利安尼市长，汉伯格使纽约市长确信，尽管印度离纽约很遥远，但纽约市仍然存在卫生安全隐患，因为肯尼迪机场是美国主要的入境口岸，接待来自印度内陆的游客和移民。朱利安尼问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完全禁止来自印度的飞机进入，汉伯格列举了医学和逻辑上的原因，采用如此敏感的政治措施会导致安全问题：因为据估计，疫区苏拉特市已有50万居民逃离了他们的城市，涌向了亚欧大陆的各个地方—不仅仅是印度；实际上，大多数来自印度的乘客在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转机，而不是直接从印度过来，他们仍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美国。此外，汉伯格提醒市长，鼠疫是完全可以用现代抗生素治愈的。朱利安尼这才对汉伯格所在的卫生部门表示支持。
9月27日，雷顿的监测计划开始实施生效。她与疾控中心位于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的瘟疫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密切合作，制定了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首先，她的工作人员开始向纽约大都会的医务人员发出警报。一份详细描述鼠疫症状和体征的特别简报，传真到市内102家医院的急诊室和感染控制办公室，以及邻近的威斯切斯特、萨福克和拿骚郡的数十家医院。此外，向在纽约市行医的2万名医生发送了疫情通报，10月8日在皇后区举办的印度节庆祝活动上分发一份印地语传单。
纽约防控的关键是在肯尼迪机场采取的措施。疾控中心向所有航空公司发放了有关鼠疫的小册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预计会最先发现鼠疫的症状。疾控中心同样通知了移民局以及美国海关的代表，因为那些机构的雇员—非医务人员—会日常接触所有国际旅客。因此，发现可能的鼠疫病例的责任落在了私人航空公司、移民局、海关和美国政府的雇员身上：他们均没有经过医学训练。
“如果有可疑病例，纽约市医务人员会来到跑道上，”莱顿后来解释道，“将疑似乘客带走。其他乘客将继续留在飞机上，直到确认该乘客是否患病。”
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在这样的航班上确诊了鼠疫病例，同机的所有乘客都将被要求接受检查，向卫生专员提供有关他们未来目的地的详细信息，保证一周内的随访监测能找得到人。
雷顿说：“如果在乘客下飞机之前没有查出鼠疫病人，那么再回头找到这些人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一架从印度起飞的飞机上确实发现了1例鼠疫疑似病例，雷顿的方案得到了有效实施。但其余9例疑似病例都是在乘客下飞机后才发现的；其中2个疑似病例分别被敏锐的肯尼迪机场的票务代理和纽约地区的急诊室医生发现。
一名海关工作人员刚刚检查完一名印度旅客的行李，抬头就看到红色**从这位旅客的嘴里滴落下来。海关工作人员惊慌失措，确信这名印度人在流血，于是向机场的卫生官员发出了鼠疫警报。事后发现，这位印度旅客只是在嚼槟榔，槟榔会分泌出鲜红色的汁液，把嘴和牙齿染成火红色。
但是其他鼠疫疑似患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本身都患有严重的疾病；其中1人死于疟疾，还有2人得了疟疾，4人是病毒感染，1人患有慢性肝病，最后1人是得了伤寒。
汉伯格说，幸运的是，这些疑似病例中没有一例被确诊鼠疫，因为这些对疑似病例的处置措施暴露出美国疾病安全网存在若干缺陷，其中一些可能很难纠正。
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乔舒亚?莱德伯格表示，这主要是因为来自海外的信息大多是模糊且互相矛盾的。这种现象很普遍，贫穷国家发生的疫情得不到充分的描述，甚至被误解。在印度的鼠疫病例中，直到来年的2月份，即疫情暴发近6个月后，实验室才证实鼠疫耶尔森菌是疫情的起因。海外诊断的不确定性让雷顿和她的同事们感到紧张。她问道，如果他们的整个警报系统针对的是错误的病原体，而其他疾病却不知不觉地溜进了肯尼迪机场，那该怎么办？如果印度错了，不是耶尔森菌的问题，当雷顿所有的资源都被分散，一些危险的病毒溜进了纽约，那该怎么办？
指出一个贫穷国家的失败轻而易举，但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又怎样呢？疾控中心的鲁思·伯克尔曼、吉姆·休斯和格兰特·坎贝尔回顾后承认美国也存在严重的缺陷，美国医生很多时候无法鉴别鼠疫和其他疾病。大多数美国的医学院早已不对普通医学生进行公共卫生和传染病的培训，而仅仅面向未来的专科医生开设相关的选修课或高级课程。在美国，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从识别出纽约市可能出现的病例到隔离这些患者之间有很长的时间差，因此有可能使大量的人暴露在被传染的风险中。
对纽约市来说，控制传播和追踪继发性病例（尤其是已经下飞机的旅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底牌是有一个庞大的协作体系，可以识别飞机上的每个人，”雷顿说，“但大多数未被发现的潜在病例已经出现在社区里了。”乘客下飞机后，哪怕是只发现一例真正的鼠疫病例，也会严重占用该市的卫生资源，并迫使汉伯格从其他项目中抽调人员。如果有多个病例，或者这种疾病是病毒性的（无法治疗），这种情况会迅速耗尽卫生部门的资源。在纽约，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20世纪早期，鼠疫的控制已经成为常规，并且取得了成功。
在全国范围内，美国公共卫生安全网发现了13例与印度疫情有关的鼠疫疑似病例：纽约市10例，纽约州的奥尔巴尼1例，美国的其他地方还有2例。疾控中心的官员们坚称，尽管纽约市卫生局可能不堪重负，但它确实是美国最警觉、最高效的地方机构。
休斯和坎贝尔得出结论说，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对海外暴发的疫情早已失去了警惕，印度最近发生的瘟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忽视全球微生物威胁，将付出高昂的代价。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