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优先解决事项进行排序。1992年，印度的军费开支是医疗费用的20倍。十年来，印度秘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耗资巨大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公共卫生部门是所有主要支出类别中排名最低的。排在它前面的是教育，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低，只有50%的成年男性和不到1/3的女性能够上学，这不仅使印度的识字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地球上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水平。15

1994年，将近1/4的印度儿童没有完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荐的疫苗接种，婴儿死亡率是欧美的10倍多，平均期望寿命是59岁，年出生死亡比约为3∶1，使得这个国家的人**炸情况持续到了21世纪。16

与此同时，印度渴望迅速走向自由的市场经济，摆脱以前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许多部门被私有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75%的医疗服务由个体医生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消失。

印度卫生独立医疗委员会主席阿洛克·穆科帕德哈耶说：“我们没有向前迈进，迎接新的卫生挑战，相反，我们正在倒退。”他注意到印度的公共卫生处于一种“渐进但必然衰退”的状态。17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地震和强降雨，9月中旬，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主要官员萨伦克和比德，以及拉图尔当地的卫生官员都在努力控制腺鼠疫的流行。一项调查显示，拉图尔鼠的数量增加了20倍，在奥斯马纳巴德也发现了类似的啮齿动物数量激增。通过对当地档案的梳理发现，有人在8月5日就提交了第一个关于跳蚤泛滥的投诉，但没有得到重视，而第一个人感染鼠疫病例发生在8月26日。更令人不安的是向媒体公布的国家鼠疫数据：尽管印度在1966年至1988年间没有发现人感染鼠疫病例，但耶尔森菌在1989年卷土重来，出现了3例人感染鼠疫病例，1991年有50例，1992年全国有135例。

基于印度有鼠疫的历史，病例上升趋势被忽视似乎是一个重大失误。1895年，加尔各答暴发了瘟疫，后来蔓延至印度各地肆虐，直到1918年，超过1000万人死亡。18在那之后，耶尔森菌在印度流行了50年，在1919年至1968年间夺去了250多万人的生命。

然而，各邦政府多年来都忽视了鼠疫监测。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暴发疫情之际，官员们继续淡化事情的严重性，向媒体宣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只有一个关键人物的头脑保持着清醒，他就是远在班加罗尔的鼠疫监测中心的萨玛勒·比斯瓦斯博士。他在调查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地区的情况后说道：“那里的条件非常容易引发肺鼠疫的流行。”然而他的警告被忽略了。

彼时，马哈拉施特拉邦的6个地区已经确诊了317例腺鼠疫病例。尽管包括印度卫生部部长尚卡拉纳德在内的官员们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但孟买的报纸却开始指责马哈拉施特拉邦沙拉德·帕瓦尔省长领导下的政府疏于管理。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萨伦克坚持声称：“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要担心。这不是中世纪，我们有琳琅满目的抗生素，我们有农药，我们有监测。我向你保证，马哈拉施特拉邦不会有一个人死亡，不会的。”

但是鼠疫已经蔓延开来，并正在悄悄地席卷西北600千米外的苏拉特，造成致命的影响。

肮脏的苏拉特在1994年的强降雨中摇摇欲坠。连续87天的大雨倾盆而下，降雨量达到了205.7厘米。塔普提河暴涨，洪水越过河岸，淹没了城市里的贫民区。臭气熏天的威德路边，是苏拉特最恶劣的贫民窟，塔普提河的洪水涨势凶猛，8月底淹到了屋顶。成千上万的苏拉特人在8月初逃离，在城市里没被水淹的地区寻找住处。当时，常常能看到十来个人挤在只能容纳四个人居住的小屋里，或者看到农民工睡在他们白天辛勤劳作的织布机和钻石抛光机之间的地板上。

即使在旱季，威德路的路况也是非常糟糕的。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其中10%到20%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比德和拉图尔地区。他们挤在房间里住着，15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下水道是露天的，臭气熏天。

8月是雨季，塔普提河的洪水直到9月上旬才从威德路退去。仿佛是为了验证象神的奇迹，9月10日雨停了，塔普提河的水退到河堤以下，苏拉特的泥土在9月15日开始变干。恰逢象神节的到来，为洪水退去的狂欢庆祝更添一桩喜事。

象神甘尼什，象征着对逆境的不屈服，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最崇拜的英雄之一。传说甘尼什幼年与母亲失散多年，几经周折终于与母亲团聚，不禁上前拥抱亲吻她，被继父看到产生了误解，继父勃然大怒，抓起剑，砍下了甘尼什的头。

“你做了什么！”母亲叫道，“你杀了我的儿子！”

羞愧难当的继父疯狂地寻找让甘尼什起死回生的方法。他看到一头路过的大象，砍下了它的头，把它放在了甘尼什的脖子上。从此，甘尼什成为最伟大的印度神之一，象征着欢乐、财富和对贫苦大众的悲悯。

按照习俗，9月18日是人们欢度象神节的日子。邻里之间相互竞争，每家每户都试图让自家的象头雕像超越对方。人们抬着这些雕像载歌载舞，游行数小时后，就会把它们扔进塔普提河。

数周的强降雨让塔普提河的大部分河堤变得不稳定，平时分散的民众在节日当天的游行中聚集起来，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高举着象神，象神的四臂和象鼻向群众挥手。

游行人群中至少有一个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有个鼠疫携带者，他的感染没有被治愈，细菌进入了他的肺部，他一边庆祝一边咳嗽。结果可想而知。

3天后，司仪普拉迪普·古普塔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由于发烧伴肺炎症状在苏拉特市立医院急诊室向医生寻求帮助。

“到12点30分，我们发现有7人被收治，”三天后，疲惫不堪的古普塔回忆道，“两个已经死了。他们都患有双侧肺炎，痰中有血。而且他们的病史很短—肯定不到4天。随后其他人陆陆续续被收治，到星期四（9月22日）上午11点，我们医院有13人被确诊，其中7人死亡。”

第一波就诊的这些病人全部来自威德路的贫民窟。

就在遥远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马马拉村里的矢下朗格染上腺鼠疫6周后，联邦政府坚持声称印度只有不到70人患了鼠疫，而且都是容易治疗的那种。

古普塔是一位年轻、精力充沛的市立医院的医生，他敏锐地察觉到那些死者和垂死的病人可能是肺鼠疫的受害者，他只从教科书上见过这种疾病。他把他的怀疑告诉了上级帕玛尔医生。帕玛尔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了死者的痰标本。作为苏拉特医学院的一名医学教授，当市立医院的医生发现令人困惑的传染病病例时，他通常是被咨询的对象。

“我在9月20日确诊了第1个病例，”帕玛尔医生回忆说，“这名病人因疟疾突然发作而入院。我给病人做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是双侧肺炎。我们将该病例视为肺鼠疫进行了治疗，因为在比德地区报告了一些腺鼠疫病例。病人的症状在6小时内进展迅速，他痰中有血，很快出现呼吸衰竭，并发双侧肺炎，所以我们怀疑是肺鼠疫。”

帕玛尔医生的首例患者是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名35岁移民工人。

“他在一家私立医院做了X光检查，”古普塔谈到这位患者时说，“那是晚上8点，一切看起来完全正常。他在半夜突发高烧，一小时后照了X光片，我们看到了肺鼠疫的明显迹象，病情发展迅猛，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表明病菌具有强毒性。”

“你害怕吗？”一位访客问道。

“当然！”古普塔大声说，他的声音被戴了3层的口罩掩盖了，其中1层是用来保护工人免受化学品伤害的那种口罩。

“当然！”他重复道，浑身发抖。

9月20日，帕玛尔和古普塔把他们的新上司，最近被任命为市立医院医疗主管的迪沙·沙阿逼到了墙角。这个常年浸**在权力旋涡的中年人不敢怠慢，想亲眼看看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在显微镜下检查了病人的涂片样本后，他说：“是的，看起来像肺鼠疫。”

沙阿下令将涂片送到新德里的国家传染病中心，并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但私下里，令他感到困扰的是，苏拉特的暴发似乎有些奇怪。第一，城里没有死于瘟疫的老鼠；第二，第一批病例都是成年男性；第三，早期没有儿科病例，这些都与以往的经验有所不同。

“太令人惊讶了，”沙阿告诉他的员工，“没有通过老鼠，而是直接以肺炎的形式在这个城市里传播的。有从比德来的人吗？有可能。”

“天哪，也许，”他打了个冷战，继续说，“耶尔森菌已经变异了。”

帕玛尔教授还对苏拉特此次疫情中出现的反常现象表示担忧。他告诉沙阿，如果没有该市137名私人医生的帮助，“这场疫情将像野火一样蔓延。这是黑死病。”

这些公立医院的医生得到了古吉拉特邦卫生厅厅长苏巴什?谢拉德的全力支持，他们尽最大努力镇定地传播疫情暴发的消息，希望从古吉拉特邦的私人医生那里寻求帮助。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们措手不及。

私人医生们惊慌失措。80%的人逃离城市，关闭诊所和医院，抛弃病人。那些医生眼里的恐惧被民众看到了，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低层老百姓中迅速流传出即将有一场灭顶之灾的流言。苏拉特的中产阶级则小心翼翼地收拾行囊，溜出了城。

随后，9月22日，苏拉蒂和孟买的报纸打出了醒目的头条标题：“苏拉特热！”

“昨晚这里发生了一场神秘的热病，恐怕已有80多人死亡，”当天早上孟买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该市一位私人医生马亨德拉·甘地已经证实45人死亡，并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0人。”19

这只是个开始，一系列被严重夸大的报道紧随其后冲击了世界媒体，其中大多数依赖于恐慌的私人医生提供的信息。9月22日，在印度广受欢迎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应了这些报道，称苏拉特暴发了一场神秘且致命的传染病。

全民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这则消息后的半天时间里，预计有10万印度人登上火车，前往印度内陆的任何其他地方。苏拉特就业率高，吸引了远至孟加拉国、泰米尔纳德邦、德里、北方邦、旁遮普甚至尼泊尔的工人。现在他们匆忙逃回家园，可能还携带着可传染的病菌。

9月23日，星期五，又有大约30万用手帕包着脸的苏拉特人在排队等火车。彼时，市立医院已经有31人死于肺鼠疫，病房里挤满了鼠疫患者。政府官员宣布苏拉特为“鬼城”，包括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内的5个邦进入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状态。

印度各地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从《印度时报》当天平静的头条新闻（“疾病是有传染性的，但可以治愈”），到《印度日报》声称超过250名苏拉特人死亡，1万人感染了鼠疫。一则报道称，古吉拉特邦卡塔尔村已经有一半人死了，全都是鼠疫病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所有的苏拉特人都被感染了”。

孟买陷入了疯狂。大部分苏拉特人都逃到了这座印度南部的阿拉伯海大都市，当地的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充斥着死老鼠和城里居民的传言：前一天晚上，在孟买郊区的博里维利和达达尔，有8人死于鼠疫。

彼时，这场疫情唯一明显的受害者就是真相本身。错误的信息、政府的搪塞和媒体的狂热传播比比皆是，以至于从喜马拉雅山到果阿岛的印度人几乎都相信瘟疫就在他们中间。与狂热的传言相比，后来的现实令人失望地平淡无奇，大多数病人都躺在苏拉特的市立医院里，至少一开始还是这样。

但是印度联邦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缓苏拉特的人口撤离，也没有向陷入困境的市立医院医务人员提供任何具体的援助。在孟买那头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同样缺乏明确的战略对策。成群结队的苏拉特人从孟买的几个火车站拥出，很快就消失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的郊区和贫民窟里。

印度独特的医学人文背景进一步助长了民众歇斯底里的恐慌情绪。在20世纪末，世界上很少有社会像印度那样具有如此复杂的文化。外界看到的印度，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剥开的过程中会让你哀叹哭泣，但在剥到核心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洋葱。印度的各个宗教都要求其信徒做出无私的奉献，这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印度的民主进程不得不避免让任何特定的宗教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若未能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衡，通常会导致大量暴力事件的发生。

医学和健康，在西方传统中，主要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这不仅需要理论从逻辑上证明，还需要实践的验证。人体是一套具体的由分子和组织构成的体系，疾病可以通过对宿主实施干预被逆转，这些干预设法修复失灵的系统或消灭入侵的微生物。

西医在印度被广泛应用，印度医学协会遵循着西医的科学理论，这也大致反映了英国的专业标准。

但在印度法律下，在官方的、平等的基础上，有阿育吠陀印度草药、顺势疗法、瑜伽及许多其他的传统医学，它们的本质通常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及其疾病。1994年，在西医的对抗疗法下，四环素可以很容易治疗鼠疫，但这类抗生素在阿育吠陀或其他古老的印度疗法中几乎或根本用不到。

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悬壶济世”，宣称自己是医生，因而这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只是一群令人难以信服的怪人和利用他人的江湖骗子的混合体。在印度，超过75%的医疗服务是由“私人医生”提供的，其中大多数人缺乏诊治的严格培训，他们很可能会为患者提供在西医盛行国家被视为非法的治疗。1994年，新的自由市场氛围主导着医疗领域，这只会加剧矛盾，使没有任何正规医学培训的江湖郎中与花了10多年时间积极研究西医的合法医生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残酷的竞争发生在印度一些大城市。各路从事传统医疗保健的医生们追逐着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内心、思想和金钱。到1994年，当一名整日谴责政府愚昧和腐败的反政府医生，看起来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当时很流行把大多数政府的公共卫生声明当作谎言。医生之间的竞争也常常与这种反体制的主题相呼应，使得这些最不靠谱的“医生”反倒成为中上层社会的时髦。

事实上，当时的印度卫生部部长尚卡拉纳德自己也并非医生，而是一位商人，他在担任石油部部长期间曾因处理公共资金不当而被指控。转到卫生部继任后，他和卫生部的前任部长都支持一种新的医学模式：每天用自己的尿液来治疗癌症或艾滋病。20

因此，从苏拉特疫情暴发的第一刻起，印度公众就被至少与事实一样多的错误信息所淹没。尽管人们很容易将报道缺乏准确性和充斥着无关的黄色新闻归咎于媒体，但印度的医疗卫生机构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证明，真实与虚幻、准确与夸大之间的信息分裂，在随后几天里给印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