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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结论都是事后得出的。在1994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进入不同程度的鼠疫警戒状态，印度成为众矢之的。
10月，整个印度突然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卫生应急状态。抓老鼠、清洗街道、集中焚烧垃圾，到处散发出呛人口鼻的腐臭味，弥漫着雾霾。单是苏拉特，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就烧掉了3000吨垃圾，并撒播了数百磅可能根本不需使用的滴滴涕杀虫剂（因为苏拉特没有鼠患和携带细菌的跳蚤）。在新德里，有人在圣雄甘地的巨型雕像的嘴巴上戴了一个巨大的外科口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塔那镇，一名惊恐万状的男子指责那些从古吉拉特邦来到他所在村庄的人是瘟疫的携带者，10月2日晚上他甚至谋杀了这3个来访者，其中最年轻的是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
自一个月前苏拉特暴发这场瘟疫以来，孟买股市持续暴跌，累计下跌了213点，跌幅达总市值的5%。股市动**反映出商界对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治理能力感到日益不安。
“不论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处在恐慌崩溃的边缘，”《印度时报》甚至抱怨道，“反而我们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似乎都很淡定。难道不应该反过来吗？坦率地说：印度的未来岌岌可危。”31
10月2日，新德里联邦官员公布了令人震惊的最新鼠疫病例数据：据称，全国共有4059例，其中古吉拉特邦1297例，马哈拉施特拉邦2105例。公布这些数据的同时，联邦官员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冷静。
但阿曼以撤侨做出了回应，当时在孟买的所有阿曼公民都被紧急撤离。截至10月4日，周二，官方公布的鼠疫疑似病例为4780例，死亡人数为48人。在旧德里，一名5岁的儿童被证实死于鼠疫。
随后，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诛笔伐暴发了，印度一些顶尖的生物学家和医生相互对立，加剧了积怨已深的相互怀疑和仇恨。
首先，印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位于新德里的大型联邦研究中心—储存着来自该国鼠疫疑似病人的生物样本。但是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也有部分生物样本。两所研究机构在一场看似奇怪的地盘争夺战中陷入了尴尬。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拿到的是在德里发现的疑似病例生物样本，并拒绝与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共享这些血液及唾液样本，理由是这些珍贵的样本应该被保管在该所的实验室里，如果需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应该前往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作研究，而非要求把样本运去他们那儿。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坚持认为自己才应该是所有耶尔森菌样品的存储中心。同时这种不合时宜的自大还导致该所拒绝了美国疾控中心、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以及乌克兰敖德萨的鼠疫实验室提供的技术援助。32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临时设立了一个鼠疫实验室，建在一座旧煤渣砌块建筑的顶楼上。10月，新德里酷热难耐，人畜共患病部的实验人员在简陋的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那些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家，其中一些人曾在西方最好的大学里学习过，使用的设备可能只在美国高中的教学实验室里才能找到。他们穿戴着塑料防护装备、手套和护目镜，汗流浃背地工作，没有空调可以减轻他们的不适。痰和血的样本在热带高温下的实验室里被炙烤着。
在鼠疫控制室，杰恩博士和一组流行病学家努力从全国各个角落蜂拥而至的鼠疫病例报告中追踪线索。杰恩已经严重睡眠不足，他对接二连三的电话、工作人员的询问和官方的干扰都很紧张。这位精疲力竭的流行病学家刚说完一句话，另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对每一个人，他似乎都做出了身体上本能的反应，向后退缩，眯起眼睛，从头到脚紧张不安。卫生部官员每小时都会向杰恩抛出一个关键问题：“这是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疫情吗？所有这些全国范围内的疾病都是由鼠疫引起的吗？”
“我们还没有做过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杰恩气急败坏地说。他告诉人们，在苏拉特暴发的疫情中，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还没有启动。“不能因为实验室发现这种细菌的形态与鼠疫杆菌相似就说这是鼠疫。他们没说这是瘟疫，只说是类似。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个关头，我不可能说这是或者不是鼠疫，这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但是在新德里的传染病医院里，泰瓦里医生已疲于应对鼠疫疑似病例。在他接诊的749人中，大多数只是单纯的忧虑者或患有其他较轻传染病的人。泰瓦里把这些病人安置在医院的普通病房里。
但泰瓦里确信有几例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实验室诊断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
泰瓦里坚称：“我们有3个确诊病例，都没有在那个（瘟疫）时期离开德里的历史。他们都来自德里的贫民窟，没有鼠疫患者接触史。这是肺鼠疫。我们还有13个疑似患者需要做进一步调查。”
其中1个确诊病例是4岁的维贾伊·库马尔，他高烧持续4天不退，呼吸困难，颈部剧痛。口罩上边，露出消瘦的库马尔闪烁着的那双过分惊恐的大眼睛。
瘟疫隔离病房里，库马尔的旁边躺着22岁的哈里什。5天来，他一直发烧，咳嗽不止。哈里什戴着口罩，保护着来病房的访客，还不时咳嗽几声。
“我突然就发烧了，”他用印地语说，“我也不记得周围有谁生病了。”
大厅对面，和空无一人的瘟疫病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个拥挤的病房，泰瓦里医生称之为“恐瘟病房”，“病人们”拒绝离开，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确实患有这种可怕的疾病。
一群年轻的同事也加入了泰瓦里的阵营，他们坚持认为对鼠疫的恐惧是“愚蠢的”，而且严重扭曲了事实。
对于这些瘟疫，全球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策。迪内什·古普塔医生大声疾呼，他的声音盖过了其他医师的声音：“不要下禁令！不要关闭国界！”
当德里传染病医院和苏拉特市立医院的工作人员十分肯定他们手上有实验室确诊的耶尔森菌感染病例时，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却犹豫不决，他们无法提供确切的流行病学或实验室证据。在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他们仍然抓着样本不放，也无法解决这一争议。他们的精力被拴在研究所内部蔓延的戊型肝炎暴发上，当时已有60名员工死亡。
在苏拉特，4名私人医生于10月1日宣布，他们有证据证明该市没有耶尔森菌感染。他们说，这种流行病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有时也被称为“汉塔病毒”，是一种通常在啮齿类动物间传播的病原体。这份声明引起了市立医院勤勤恳恳的医生们的愤怒，他们在10月3日提供了一笔可观的奖金给任何能够证明他们误诊了耶尔森菌感染的人。
这4位关键人物（比平·德赛、苏迪尔·玛法迪亚、纳内什·帕里赫和巴望·米斯崔）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汉坦病毒”理论，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些病人在接受抗生素治疗后恢复了健康，而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10月6日，这伙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不是鼠疫，是类鼻疽。他们承认：“我们没有任何病人或他的痰液用于提取标本作为证据，但我们要求有关医生研究这一理论，并为苏拉特、古吉拉特邦和全国提供正确的疾病诊疗方案。”
另一群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的医学院医生说，他们所称的淋巴腺鼠疫病例实际上是由伯克霍尔德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很少会让本来健康的人生病。33
来自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最终也趟了这浑水。他们在10月下旬宣布：“从病人身上培养鼠疫耶尔森菌的尝试失败了，尽管它不是一种很难生长的微生物。”
他们接着指出，汉坦病毒、类鼻疽病或另一种细菌—钩端螺旋体病—都有可能是这起瘟疫的病因。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他们并没有从手里的样本中分离出任何一种上述微生物。
在更深入地研究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最初提出伯克霍尔德菌是罪魁祸首的普纳地区的医生们改变了他们的猜想，这些医生支持假单胞菌才是这场疫情的病原体的观点。他们声称已经从30%被诊断为腺鼠疫的病人的淋巴结中培养出了导致类鼻疽的细菌。
这场斗争在医学上和政治上都利害攸关。如果这些批评和猜忌是正确的，那么苏拉特的医生—政府雇员—就犯了可耻的错误，给国家带来了耻辱和经济损失。如果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那么联邦政府就可以宣称自己在提醒全世界注意这种流行病方面做得很好，并摆脱政府在应对疫情时由于公共卫生失败所遭受的指责。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市立医院的医生们都在忙着与疫情做斗争，无暇反驳，加之在政府等级体系中地位太低—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介入这场争论。德里的科学家们似乎无法变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就无法迅速将这场争论扼杀在萌芽状态。
类鼻疽是一种在印度内陆罕见的疾病，更常见于东南亚地区。细菌通常通过接触受污染的水经由皮肤伤口传播。即使在东南亚，也没有关于类鼻疽流行的报道。这种微生物从未被发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大多数假单胞菌携带者从未发病，而是成了这种通常无害细菌的终生携带者。因此，在遭受地震破坏的农村地区，30%的居民的淋巴结里都有这种微生物，这似乎并不奇怪。但从已知的人类类鼻疽病例来看，如果超过10%的农村人口因暴露于这种病原体而出现类似腺鼠疫的急性症状，那将是医学奇闻了。
兔热病是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它是一种更严重的细菌性疾病，其症状更类似于肺鼠疫，包括发烧和淋巴结肿大。但大多数兔热病患者也出现了严重的皮肤溃疡，这在比德或苏拉特患者中没有出现。此外，这种细菌并不是印度内陆所特有的，通常由蜱类携带，而这些蜱类只在更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才会被发现，比如北美平原和俄罗斯大草原。
“我希望这些所谓的资深科学家能有时间和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实验室谈谈，”卫生部秘书达亚尔恼怒地说。“在比德，这无疑是一场鼠疫。我们在患者血清中发现了抗体。毫无疑问，这是腺鼠疫—症状很明显。我们已经培养了血液样本！我们已经分离出了细菌！的确，分子流行病学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结合所有现有证据—痰液、血液、高滴度、抗体反应—我们强烈认为这就是鼠疫杆菌。”
但是，除了政府的声明，印度老百姓几乎什么都愿意相信。在孟买，街头巷尾开始流传巴基斯坦的阴谋论。
“看看谁是第一个呼吁抵制印度的人，”他们会意地告诉来访者，“巴基斯坦！没有瘟疫。这都是巴基斯坦用来搞垮我们经济的弥天大谎！”
相反，在加尔各答，老百姓谈论更多的是政府的掩盖行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鼠疫，但他们却瞒报！现在他们说这是别的东西引起的，一派胡言。”
随着这种不信任和猜忌与日俱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信誉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印度采取惩罚性行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降落时，机舱里洒得到处都是杀虫剂；朝鲜拒绝给予曾停靠印度水域的任何国籍船只停泊权；苏丹将所有来自印度的旅客隔离监禁6天；中国大陆这段时间禁止所有印度人入境；中国香港通知所有印度人，他们将面临2天的强制隔离或立即驱逐出境；乌克兰派武警将100名来自印度的乘客拦住，不让他们下飞机。
世界对这种完全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细菌性疾病表现得那么不理智，最大的威胁反而来自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印度国内的反应自然是混乱、矛盾和不充分的。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直到10月7日才代表印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当天上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与印度政府随行人员飞往苏拉特，在市立医院视察病例，然后返回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引用《国际卫生条例》第11条第3款，中岛说他是应海湾国家的要求来评估印度疫情的。
中岛说着印度记者很难听懂的带有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批评苏拉特“所谓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并补充，确实有大量的肺鼠疫病例。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我想说，今天苏拉特确实发生了瘟疫。但如果你比较一下确诊病例的数量—192例—在一个有180万人口的城市里，我们不能说这是流行。因此我更愿意说苏拉特发生了鼠疫，而非鼠疫流行。”
中岛一讲话，紧张的气氛就在记者中传开了，他们开始窃窃私语。由于不知道印度媒体**不安的原因，中岛还在紧张地继续讲着，他的口音越来越重，媒体也越来越感到费解。
“至于实验室部分，”中岛一开始讲话就显得很慌张，“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技术很强，但是工作条件很差，所以我建议卫生部部长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实验室工作量已经开始饱和了，我有点担心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不能继续胜任此次疫情的检测工作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严厉谴责苏拉特实验室设施的质量，建议开展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和啮齿类动物监测，并呼吁印度政府积极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关于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抵制，中岛闪烁其词。他说，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政策不建议采取这样的行动，但《国际卫生条例》第7条规定，只有当疫情稳定时间达到病原体的平均潜伏期的2倍时，才能宣布疫情结束，鼠疫的潜伏期为12天。因此，印度的鼠疫流行疫情—尽管连他自己都拒绝承认这是流行—将正式持续到11月。
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沸腾了。
“你像恺撒一样到这里来宣判吗！”一位记者喊道。
“你的结论太草率了！”另一个喊道。
“关于这次对印度的抵制，你会对海湾国家说些什么？”另一个问道，“印度没有鼠疫？”
“你是个骗子！”记者们齐声喊道。现场一度失控，紧张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及其随从只能在一片混乱中匆忙离去。
又过了2周，印度的国际困境才算结束。但那时，疫情暴发的代价可谓是灾难性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安·玛丽·金博尔博士估计，仅旅游业和贸易损失就高达13亿美元。34这个数字与其他渠道发布的旅游和贸易损失预估数字相近。35但是，已发布的对印度疫情造成损失的估计数据中，没有一项考虑到苏拉特长达2周的纺织和钻石企业停工的损失、马哈拉施特拉邦农业生产的损失、抗生素的恐慌性购买支出，以及直接产生的医疗费用。
当然，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粗略估计接近20亿美元才似乎合理。但是对于最终造成56人死亡，不到6500人感染，可被抗生素治愈的传染病而言，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36
在所有的鼠疫病区关闭、最后一只携带耶尔森菌的老鼠被消灭之后，印度仍在为其疫情付出着政治代价。这是政府对公共卫生不够重视酿成的后果。
由于缺乏快速、明确的证据证实鼠疫杆菌对有基础疾病患者和临终病人的感染力有多强，而且对两起独立的淋巴腺疾病和肺疾病暴发疫情也缺乏明确的流行病学解释，这就给了阴谋论、被害妄想症和反政府情绪等可乘之机。虽然美国疾控中心最终被邀请对现存的苏拉特生物样本进行检测，并确认了耶尔森菌的存在，但大部分从9月份最初的病例中提取的痰和血液样本都被销毁了，原因是苏拉特或德里缺乏处理和冷藏设备。因此，无法将每个病例的症状与耶尔森菌感染的实验室证据相匹配。这就为那些带有阴谋论色彩、别有用心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美国疾控中心对苏拉特的菌株进行了全基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耶尔森菌菌株。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鼠疫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该机构只是简单地表示，新发现的菌株与他们档案中的任何菌株记录都不匹配，但这一发现又引发了新一轮阴谋论。特别是《印度斯坦时报》称：这是在哈萨克斯坦实验室制造的新型生物武器，卖给了一个名为“阿查斯”的克什米尔反叛组织云云。37这足以促使国防部声称要封存所有剩余鼠疫样本，并永远不得用于公共卫生的科学研究。
在1995年中出现“阿查斯”阴谋论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和印度政府曾请求美国疾控中心提供流行病学援助。1994年11月的最后2周，美国官方唯一的鼠疫专家大卫·丹尼斯博士带领一个流调小组，对苏拉特、德里和比德地区的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他们的结论是，这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但无法从大多数样本中分离出耶尔森菌，部分原因是给病人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很普遍，所以可能已经销毁了细菌学证据。然而，1995年3月，在美国疾控中心的协助下，印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公布了在比德和苏拉特的样本中发现鼠疫耶尔森菌的确凿证据。几个月后，伦敦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发表了证据，证明导致类鼻疽病的微生物绝对不存在于此次疫情患者体内，彻底驳斥了1994年10月普纳地区那帮医生们的说法。
就在此次印度疫情准备盖棺定论之时，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研究机构的聚合酶链反应（PCR）基因测序报告公布的结果又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美国。PCR测序结果显示，该菌株的毒力相对较低，并且含有一组独特的基因，这在鼠疫中是从未见过的。虽然这些基因的作用尚不清楚，但也不足以构成让人担忧的理由。俄罗斯方面的测序结果显示，该菌株对现有的各种抗生素高度敏感。在上述报告发布的几天内，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被包围了，因为当地科学家和记者声称，苏拉特耶尔森菌神秘的基因片段可能是被人工植入的。他们说，这是基因工程的产物。这些工程师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换一种说法，是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工作的哈萨克斯坦科学家。美国驻印度大使弗兰克·威斯纳甚至受到了人身攻击，被指责策划了整个计划。
这种逻辑带有很浓重的阴谋论色彩，并最终偏执地把矛头指向了美国。38
这个逻辑忽略了微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显然是漏洞百出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阴谋论者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政府拥有足够的技术来制造这种超级细菌。1995年的夏天，一些印度媒体声称，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生物武器战计划。为了证明这项指控，他们指出当年美国国会拨出3亿美元用于生产防御性生物武器，如研发相关疫苗。
这场愈演愈烈的外交危机提醒人们关注一个对公共卫生来说至关重要且前所未见的问题：生物武器技术。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飞跃，使得恐怖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之前无法想象的新形式出现成为可能。各国政府必须将自然发生的微生物事件与人为事件区分开来。这让美国陷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两难境地，因为美国专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既能制造如此可怕的生化武器，又能证明疫情是否是人为造成的科学家。在苏拉特菌株的案例中，印度方面指控这种基因改造细菌要么是在美国军方的旧杜格威试验场制造的，要么是俄罗斯生物学家马丁内夫斯基博士在哈萨克斯坦的实验室里制造的。印度媒体称，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曾访问过他的实验室，现如今马丁内夫斯基就职于美国国防部，专门研究如何制造进攻性生化武器。
那么，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所谓的生化武器是如何到达苏拉特的？有人说，美国在苏拉特饲养豚鼠，在该市测试新的生物感应装置。但在苏拉特，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装置，它们尺寸巨大，不可能不被注意到，但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被提及。还有人说，披露这些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疾控中心的大卫·丹尼斯，就是他，在疫情开始两个月后，应印度政府的要求，带领一个小组前往苏拉特开展调查。
美国驻印度的威斯纳大使在这场阴谋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证明”，因为他在与中国和印度的条约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试图说服这两个大国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2年）。用阴谋论的逻辑，表面上他试图促成和平，背地里一定是一个可怕阴谋的主谋，要给印度带来灾难。
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令美国非常难堪，而且很容易将人们对印度政府失败政策和疏忽大意的愤怒转嫁到美国身上。当鼠疫首次在苏拉特暴发时，印度媒体曾大声疾呼政府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服务、卫生环境极差、缺乏对鼠疫的监测，以及政府反应迟缓。现在，随着全国大选的临近，拉奥在他自己的国会党内部也非常不受欢迎，很容易顺水推舟把矛头转向另一个国家。
但印度公共卫生当局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让我们的国家吸取些教训吧！第一个教训：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证对人民健康有足够的投入。”雅各布·约翰博士说39，“第二个教训：传染病是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消息灵通的游客来印度前都会接种日本脑炎、甲型肝炎、伤寒和疟疾的疫苗；他们随身携带了治疗贾第虫病和霍乱的药物。有些人甚至会带几剂狂犬疫苗。难道我们希望这些富有的游客冒着健康风险来印度旅游吗？第三个教训：传染病必须通过实验室方法诊断，而不是通过政府法令。第四个教训：所有地区都应该有微生物实验室和微生物学家。第五个教训：应该持续监测疾病的发生和死亡，以便了解疾病的流行趋势。”
一位名叫维克·昌德的印度裔学者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是，瘟疫期间有大批医生离开了苏拉特。40
引发民众对印度应对本次鼠疫疫情不力最广泛批评的是贫富悬殊问题，印度穷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与国内一小撮富裕的高种姓精英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5岁以下儿童中有53%是低体重和生长迟缓，其中21%是严重的营养不良41，显然老百姓基本的卫生需求没有得到保障。也许最能清晰说明这个国家公共卫生薄弱的地方在于艾滋病疫情的暴发。世界银行认识到，印度具备迅速传播这种几乎100%致命的病毒所必需的一切社会条件，因此在1992年向印度提供了8400万美元，用于预防艾滋病。6年后，印度当局仍在盘算着该如何使用这笔钱，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信，当时印度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超过了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1998年世界银行悲观估计，由于印度控制不力，未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妓女和静脉吸毒者传播时作出迅速反应，导致到2000年，因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造成了高达110亿美元的直接医疗费用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2到1999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信有150多万印度人感染了艾滋病。与鼠疫一样，在印度，艾滋病病毒主要在最贫困的民众中传播。批评人士指责说，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印度的公共卫生应对能力明显不足，无论是艾滋病还是鼠疫。
《柳叶刀》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在印度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成为富人并染上瘟疫的机会，就像鼠蚤从贫民窟的栖息地跳到富人有远程电子保护的环境一样渺茫。”“贫民窟的环境和五星级的舒适家居之间相差了一个光年。”43
英国的医学杂志将鼠疫列为一种贫困病，并得出结论：这种自然界的报复发生在印度—实际上是在整个地球—正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报应？鼠疫的暴发意味着，穷人的存在非但没有被社会边缘化，反而突然冲击了富人的意识和生活。
印度国内的批评人士不太可能痛批国际社会，而是更倾向于将愤怒直接对准本国的经济精英和无能的领导人。
例如，埃斯瓦尔·克里希南说：“如果印度能买得起航空母舰的话，那它完全可以养得起更多流行病学家和他们所需的资源。这只是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44
1994年11月，孟买的报界用大量篇幅剖析马哈拉施特拉邦对比德和苏拉特疫情的反应，绘制出来的景象并不美丽。公共卫生官员被点名批评玩忽职守、愚蠢和懒惰。但印度媒体自身也很难脱罪，因为一些名声不太好的媒体肆意夸大了最初的鼠疫威胁，激起了全国的恐慌，几个月后，又大肆渲染了阴谋论。
与此同时，苏拉特可怜的妇女们，一只手抓着她们的纱丽，另一只手徒手在路边撒上白色的滴滴涕粉。在一片空地上，卡姆利什·帕特尔监管着另一组妇女，她们奉命将**的双手伸进一堆堆腐烂的垃圾中，将动物尸体和残骸翻出来扔进火堆。
在印度，穷人一如既往地自己照顾自己。在11月1日的前4天，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建议解除针对印度采取的所有贸易抵制和旅行限制。已经有12天没有死亡病例，疫情已经正式结束了。
两个多月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默许印度被当作国际社会的弃儿。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前不久，在疫情明显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一位疲惫不堪的记者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从孟买飞往伦敦的飞机。机舱里到处散发着杀虫剂的气味，更多的消毒剂被喷到已经就座的乘客身上和他们的随身行李上。
长达数小时的浓重化学气味提醒着乘客，英国很担心他们把携带了耶尔森菌的跳蚤带入境，这会让人觉得非常不快。
飞机在伦敦郊外降落后，停在跑道外，没有停在机舱口。乘客被要求不能离开座位。两个穿着制服的公共卫生人员登上了飞机，旁边是一位60多岁健壮丰满的金发女医生。
“有人觉得不舒服吗？”她一边缓慢地在过道穿行一边喊道，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位乘客。“有人发烧吗？嗯？头痛吗？说胡话吗？请说出来呀！发烧？”
孟买一个衣着讲究的商人被医生叫醒后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回答。”于是旅客们都哄堂大笑起来。很明显，飞机上的人都不相信这些措施能阻止瘟疫的发生。
1994年印度暴发鼠疫期间，政府当局、学术界、医学界和全球民众对公共卫生的基本信任已被各种可能的方式所破坏。印度公民愿意相信他们的政府—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会对疾病危机做出迅速反应，得出合理的科学结论，并迅速采取行动，既阻止了疾病的暴发，又平息了恐慌。但，印度当局未能及时做出令人信服的诊断，未能帮助苏拉特受困的鼠疫救援人员，未能安抚公众，未能在疫情暴发时提供准确的信息。在猎人和驯兽师准备去寻找瘟疫这只老虎之前，这只老虎早已逃出了笼子，对全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全球权威机构也未能及时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科学理性的发声者，其唯一真正作用在于其发声能够超越国际政治，及时为全球社会提供足以信任的指导。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稿和声明软弱无力、姗姗来迟，而且受到政治因素的掣肘。世界卫生组织在有政治动机的印度敌对国的挟制下，只会谴责所有形式的国际恐慌和对印度进行惩罚。世界卫生组织拖拖拉拉，似乎在为一些愚蠢的行为保驾护航，比如海湾国家联合抵制“携带”瘟疫的物品入境，而这些物品清单里竟然有印度邮票、印度橙子、马德拉斯丝绸和班加罗尔电脑芯片等，简直荒谬至极。
在鼠疫的预防和治疗技术已经很成熟并在全球推广了数十年之后，“鼠疫”这个词仍然让人心生恐惧。人类不需要什么新技术来征服鼠疫耶尔森菌，只需实施非常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即可。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并没有意识到，“鼠疫”这个词所引起的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历史性影响。也许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他们通过电话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聊天，否认了有关耶尔森菌的流言，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可控的、无害的病原体。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能轻易用现代医疗技术和药物控制的病原体所引发的恐慌，可不是能用技术或轻蔑的方式来解决的。
最终，正是这种恐慌在鼠疫暴发期间造成了巨大损失。在随后几个月里，恐慌让位给它的近亲—阴谋论。由于缺乏明确、及时、经过科学验证的公共卫生声明，对疾病流行的隐晦解释总是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放大解读。阴谋论轻松攻破了卫生当局理应在民众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
这种公信力将很快在地球上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再次受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