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污秽和衰变
肺鼠疫在印度暴发及全球应对不力
这个小镇就像一座鬼城，没有就业机会；
人们变得暴躁，生活无法继续。
这个小镇就像一座鬼城，一座鬼城；
这个小镇就像一座鬼城，一座鬼城；
这个小镇就像一座鬼城，一座鬼城。
—特种乐队，《鬼城》，1981年
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地挤上火车。只有上的，没有下的。
在一列缓慢驶入苏拉特的老式印度火车上，乘客们等不及列车入站，就开始从行囊中翻找出破布或围巾来掩住口鼻。操着印地语、泰米尔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和英语的母亲们无视孩子们抗议的恸哭，厉声斥责道：“听话，必须戴着，它会保护你！”
这些顶着临时口罩的孩子们，睁大了原本黯淡的小眼睛，随着列车缓慢地进了站，车厢里乱糟糟的乘客也安静了下来。
车上唯一的一位西方女乘客收好行李，顶着其他乘客讶异的目光，离开了车厢，步入9月火热的苏拉特。到处是戴口罩的苏拉特人，有的怀抱婴儿，有的拎着大包小包，用手肘挤开一条上车的路，吆喝着，你争我抢地纷纷落座。只要能离开这座被雨季浸透了的城市，就算没有坐票，他们也愿意如释重负地站上几个小时。
只为逃离这场鼠疫。
印度的铁路系统日渐庞大，从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斯里兰卡，得益于此，将近50万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从苏拉特逃离，造成了当时罕见的人口大迁徙景象。苏拉特的珠宝和纺织行业往常至少有60万的从业者和商人，如今人去楼空。苏拉特220万总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滞留下来。别说500美元的机票，这些古吉拉特邦低种姓穷人连70卢比（约2.5美元）的最便宜的火车票也买不起。
随着火车离站，轰鸣声渐渐消散，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冰冷的沉默，只能偶尔听到沿途的三轮车鸣。4节带有红十字和“事故医疗救助”标志的车厢留了下来。车厢周围的地面上用滴滴涕（DDT）杀虫剂粉画出了厚厚的白色边界线。
被广大印度教徒视为神物的牛群在到处觅食，翻捡着散落在街道上的垃圾。马路上，以往会充斥着钻石抛光机和近30万个动力织布机喧嚣刺耳的轰鸣声，现在却变得静悄悄。药店、私人诊所和私立医院的门口松松垮垮地钉着密封木板。滞留在城中的居民用破布或口罩紧紧掩着口鼻，行色匆匆。
只有在威德路上的妓女们不惧**她们的面容和身体，在妓院的阳台上招揽着过往的客人。尽管鼠疫横行，这个地方也可能有顾客光顾。
“来得太突然了，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古吉拉特邦卫生部门负责人说道，“真希望没有如此严重的恐慌。”
不幸的是，苏拉特已经被恐慌控制，成了一座鬼城。旅游业萧条，一座崭新的假日酒店空空****，旅客可以任意挑选房间，只是农民们担心到疫区送货有风险，酒店的食物稍显短缺。如果旅客想请包着头巾的锡克教门童帮忙叫三轮车前往市区，即使开出当地人一个月收入的天价，也要花点时间。
在这个城市，到处是脏兮兮**着的下水道、密密麻麻摇摇欲坠的老屋和四处游**的牲畜，一群衣衫褴褛的苏拉特贫民晃着木棍边跑边大声叫喊：“鼠疫！鼠疫！鼠疫！”生怕全世界听不到一样。这些贫民跑得尘土飞扬，然后紧紧围成一圈，紧盯着地面。原来在人们脚下惊慌乱窜的是一只棕色的老鼠，咕噜噜的眼睛在耀眼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有个贫民不依不饶地挥舞着木棍驱赶着老鼠，嘴里呢喃着：“鼠疫，鼠疫！”这群威德路贫民如此恐惧，以至于没有人敢出手攻击那只老鼠，生怕“鼠急跳墙”，给攻击者一口致命的回击。过了一会儿，那只啮齿动物顺着一个垃圾遍地的山坡逃走了，消失在一个洒满滴滴涕的洞里。
那些人看起来很不好意思。当被告知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跳蚤通常栖息在黑老鼠身上时，这群人感觉他们的男子气概复燃，每个人都挺起胸膛，坚定地发誓要杀死他见到的第一只黑老鼠。1
1994年9月，瘟疫的恐慌席卷了整个印度，人们都在埋怨肮脏的苏拉特。
《电讯报》曾这样写道：“苏拉特可能是印度同规模城市中最古老、最不宜居、最难以管理的一个了。”2老牌印度主流媒体《加尔各答报》也评价苏拉特“管理失控，社会堕落和市政基础设施崩溃”。
没有什么比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的老鼠和他们繁华都市里的垃圾更让这个国家的文人墨客们感到羞耻的了。当政客们对苏拉特的地方政府指指点点时，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们抓住了时机，以此抨击印度经济和政治的基本制度。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尼克希尔?查克拉瓦蒂，他指出，在殖民主义的几十年里，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一直被强大的联邦政府统治。3但是自从独立以来，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已经削弱，地方政府接管了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继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简而言之，一个可怕的社**暗面出现在所有的大都市了。鼠疫风险通过成堆的垃圾传播，老鼠在这些垃圾堆上茁壮成长。”查克拉瓦蒂写道，“来到我们最好的市中心，你会发现垃圾成堆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加尔各答，垃圾堆积如山，市政局都来不及清理。在孟买，超级富豪的社区里可能好一些，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情况也是一团糟。
“如何实现全球化、如何融入世界潮流是当下最时髦的谈资。但是，如果我们的市政当局和地区委员会处于不作为状态，并不可避免地把城市变为流行病的滋生地，我们还能创造什么样的经济奇迹呢？”
1994年，印度的知识分子像19世纪晚期的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一样，迫切需要卫生设施和健康保障，他们将瘟疫和社会中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失败都归咎于卫生设施的缺乏。
迪克西特在一篇文章中绝望地写道：“这场危机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说到危机，有时人们会陷入迷信的恐惧，甚至是对印度命运的灵学妄想症！”4
但瘟疫妄想症关注的焦点并不像灵学那样玄幻，而是充斥着印度大街小巷的世俗，还有实实在在的让人五官不愉悦的污物，这些污物早已成为印度城市景观中独一无二的、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今日印度》曾这样写道：“这就像中世纪的诅咒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诅咒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是自己命运的终结者，因为我们是污秽的创造者。5正如所有取得进步的社会一样，反对肮脏和疾病的公众舆论浪潮一直是基础改革的支柱，因为它是反地方腐败和反宿命论的同步剧变。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也是它的财富。这个国家在企业家精神、经济现代化、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除非这种集体的进步伴随着一种更清洁、更卫生的生活愿景，否则印度在国际社会的眼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没有人愿意在黑暗时代投资。”
因此，在疫情暴发的第4周，全国各城市都燃起了大火，空气中弥漫着燃烧的垃圾散发出的腐烂气味。白天，成群的工人把肮脏的垃圾堆积如山，把汽油浇在垃圾山上，希望用这些火堆把印度从瘟疫带到进步的道路上。孟买的市政官员雇用了来自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的伊鲁拉部落的人，在这座约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捕鼠，真是别开生面的景象。这座城市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千米居住着5万人。伊鲁拉部落的人以捕捉啮齿动物的技能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吃老鼠，这是他们日常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孟买市政局告诉伊鲁拉，他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因此还能得到一笔钱。
虽然苏拉特的四害让人嗤之以鼻，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这个城市的恶臭、垃圾和啮齿动物泛滥对印度瘟疫的开始和传播几乎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尽管苏拉特的瘟疫的确引发了一场迟到已久的城市美化运动，但这里可怕的居住环境、人们的恐慌和失能的医疗卫生服务才是瘟疫的始作俑者，而不是这些可怜的小黑鼠。
这场瘟疫并非起源于苏拉特，而古吉拉特邦长满跳蚤的老鼠也不是瘟疫传播的主要原因。
确切地说，这场疫情开始于印度东南部地区距离苏拉特千里之外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农村地区，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是孟买。
1993年9月30日，马哈拉施特拉邦东部城市拉图尔曾发生了6.4级的地震，这个震级虽然不足以掀翻洛杉矶那些建得很好的高速公路立交桥，但足以夷平比德和奥斯马纳巴德地区的泥砖房屋，况且地震发生时，村民们正在睡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拉图尔周围有大约1万个村庄被毁，100万所房屋倒塌，1万多人就此丧命。
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达5级的余震撼动了奥斯马纳巴德和比德地区，导致大批幸存者选择逃离。比德的农民很务实，他们匆匆忙忙地收割庄稼，等到把食物锁在任何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里，才安心离开这个地区。
1994年，世界银行援助了大约3000万美元，帮助印度政府在拉图尔地震原址建造了一批安置房屋，村民们在这一年的夏天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6
20世纪80年代，在确信鼠疫耶尔森菌已经从印度消失后的30多年来，印度没有再出现过鼠疫病例。印度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他们的鼠疫监测站，停止寻找病例，最终甚至停止了对老鼠和跳蚤的抽检。
1994年8月26日，来自比德附近马马拉村的矢下朗格回到了他在地震中被毁的家。他打开密封了几个月的大门，这个地方是他在11个月前，逃离地震之前匆忙放置收获谷物的储藏室。他一进门便被一团黑跳蚤压垮了，它们似乎迫不及待地从破旧的储藏室里跳出来，咬着他的每一寸肌肤，以至于当他往下看时，脚下的地面似乎都在动。
在他的脚下，这个马马拉男人的周围，到处都是黑色的老鼠，密密麻麻的硕鼠靠储存的粮食维生。一周内，这个马马拉人的经历在一个又一个村庄重复上演，在拉图尔外的比德，地震难民回到他们的村庄，要求政府建造新的房屋，并取回他们储存的粮食。
鼠疫耶尔森菌是一种细菌，它可以在休眠状态下在土壤中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随着监测项目的取消，印度官方监测鼠疫的能力逐渐丧失。1966年卡纳塔克邦官方报道了最后一例人感染耶尔森菌病例，随后，1987年马哈拉施特拉邦取消了鼠疫公共卫生项目。
这种细菌还可以隐藏在跳蚤的肠道内，它们对跳蚤无害，悄悄繁殖，并将其后代传给跳蚤的下一代。
但当条件变化时，尽管这种变化直到20世纪末都没人能解释清楚，触发了细菌DNA里的一种信号基因，这种名为hms（关于血红素存储）的基因开启，导致蛋白质分泌，基本上把鼠疫杆菌群从跳蚤肠道的有益共生菌变成了入侵昆虫前肠的超级危险菌群。因此，菌群阻碍了食物的移动，跳蚤们就会开始变得饥饿。7
饥饿下的跳蚤只能改变它们的饮食习惯，变得很疯狂、更有攻击性，可能会进攻任何温血动物，靠吸取血液为生。老鼠，尤其是黑鼠，是主要的攻击目标。而老鼠身上的跳蚤被皮毛保护，活动能力很强，寄生在这种四处乱窜的啮齿动物身上，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
当人类接近老鼠时，携带瘟疫的跳蚤能够跳跃的距离比它们自身的长度要远几个数量级，它们可以落在人的皮肤上直接享用37℃的鲜血。8
鼠疫耶尔森菌在它的基因库里还有其他诡计。这种细菌有大量的特殊基因—至少有20个—它们赋予了这种生物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细胞的独特能力。一旦耶尔森菌接触到人类细胞，这些基因就会启动，产生一系列致命的化学物质。
第一组被释放的化学物质在人体细胞的保护膜上钻一个微小的孔9，然后另一组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变成一个运输管，把耶尔森菌产生的化学物质送入受害细胞。这些化学物质迅速使受害细胞丧失正常的生理能力。
与此同时，耶尔森菌还会向周围环境分泌一组蛋白质，阻止人体免疫系统进行防御。强大的巨噬细胞，即可吞噬入侵微生物的巨型免疫细胞，在耶尔森菌毒性化学物质的作用下变得无能为力。这种惊人而复杂的攻击系统得益于这些基因和它们所编码的蛋白质，并非起源于细菌本身，这些基因是动物基因，几千年前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被窃取，然后被细菌有效地用于伤害动物。因此，这种原本是动物细胞内良性的蛋白质系统，被演变成了微生物世界中最复杂、最有效的进攻性武器之一。
如果耶尔森菌侵入人类的皮肤细胞和淋巴系统，就会导致淋巴腺鼠疫。随着耶尔森菌菌落的生长，淋巴结会肿大，通常会肿得特别大，皮肤上会长出畸形的脓包，渗出黄色黏稠的**。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地区周围的村庄，有人在1994年8月下旬开始出现这些症状。9月14日，印度联邦卫生部秘书达亚尔证实，该区马马拉村确诊4例淋巴腺鼠疫。
两天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局宣布，马马拉村10%的人患上了淋巴腺鼠疫，印度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实验室报告，证实比德地区的这种病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
如果在60年前，即使是少数的腺鼠疫病例也会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引发大规模恐慌，但1994年不至于如此。毕竟，用最便宜、最简单的抗生素：四环素和强力霉素（多西环素）就能击败耶尔森菌。如果在疾病的最初阶段使用，或仅仅在怀疑接触了受感染的跳蚤之后使用，这些药物通常是100%有效的。
然而，一旦病情进展，治疗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耶尔森菌会进入血液，引起败血症，破坏心脏和肝脏。它也可以在肺里繁殖，导致肺鼠疫。这是耶尔森菌病最具传染性和危险性的一种形式，因为一旦耶尔森菌寄生在人的肺部，就不再需要啮齿动物或跳蚤来传播，随着宿主一次次的呼吸和咳嗽，飞沫微粒足以使细菌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由于未经治疗或处理不当，这次的耶尔森菌病轻而易举地夺走了50%感染者的生命。因此，在20世纪末，这场不那么容易控制的肺鼠疫后来蔓延成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阻止的一场淋巴腺鼠疫的暴发。
1994年9月16日，比德地区的卫生局局长蒂瓦里告诉当地记者，没有必要恐慌。他坚持说，“救兵，已经在路上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卫生厅厅长苏巴什·萨伦克则进一步坚称，所有比德地区的鼠疫报告都存在“严重夸大”事实的情况。但他承认，耶尔森菌可能是在长时间沉寂之后才出现的，因为他说，这些细菌“可以在土壤中存活10到15年”。
孟买哈弗肯研究所的耶姆尔博士认为，该地区的地震破坏了长期隐藏着耶尔森菌的生态平衡，把深层的土壤翻了出来。他还表示，地震过后老鼠没有了天敌，靠着村民争先恐后、慌乱收割留下的粮食储备，种群数量不断增长。它们的新鲜血液吸引了跳蚤，进而使得这种虫子的数量激增。因此，他认为，在马马拉这种仅有375口人的小村庄里发生的疫情，也完全有可能会发生在整个地震灾区。
地震破坏了灾区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诊所被夷为平地，医生和护士被迫离开家园。所以地方当局没有能力诊断和治疗所有的淋巴腺鼠疫患者。
与此同时，1994年也发生了人们记忆中最猛烈的强降雨，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道路被冲毁，即使是很短的距离也变成了艰难的漫途。有记者曾试图从孟买出发去拉图尔，仅400千米的路程，但在经历了长达14小时的躲避大象、柴油卡车、圣牛挡路和逼仄的小路的痛苦煎熬之后，还是放弃了。
但事实上，无论耶尔森菌出现在哪里，印度都会遇到类似危机，因为该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已经超出了负荷。在经济增长破纪录的时期，印度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支出，将责任从联邦政府转移到邦一级，似乎对人民健康的所有需求都置之不理。到1992年，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国家公共卫生支出仅占国家预算的0.04%，还不到十年前的1/10。
面对如此糟糕的情况，1992年至1993年的印度国家预算中，公共支出仍然减少了20%。几乎没有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地方公共卫生支出来补偿国家公共卫生预算的短板，没有一个邦的支出增长超过5%。
1992年，只有3个国家，即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联邦，背负的外债超过了印度令人震惊的770亿美元。10外国投资者对印度的投资信心稳中有进，但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投资额连年增加的情况下，1994年的外商投资总额仍然低于15亿美元。1120世纪90年代早期，印度经济以每年4%的速度稳步增长，这对印度而言已经是神速了。但相比亚洲的其他国家，这个速度还是有些慢，巴基斯坦年增长9%，韩国年增长10%。12
尽管有着巨额的外债和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率，印度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金融国家，它走向市场自由化，并迅速取消了以前严格控制工业和限制外来投资的法律。据估计，1994年印度人口为9亿至9.5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每年310美元，印度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非洲、东欧或美洲大多数国家。1991年的制造业增长值达到了惊人的400亿美元，是第三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因此，这个国家很容易就能偿还国债，同时还能满足年度支出的需求。
这种繁荣景象在印度西南部地区尤为明显，在那里，贸易管制的松绑激发了创业者的热情。例如，在班加罗尔，勤劳的卡纳塔克邦人创建了一个巨大的计算机软件制造帝国。孟买迅速成为印度资本主义的核心。在它的北部，苏拉特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从1971年到1991年，苏拉特的人口惊人地增长了151.61%，其中大部分是贫困的移民工人，他们在产值6亿美元的纺织业或产值10亿美元的钻石行业辛勤劳作。随着人口的增长，可怕的贫民窟数量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90个增加到1994年的300个，居住着大约45万人。这些贫民窟没有正规的排污或供水系统；房屋是简陋的单间，甚至是帐篷；疟疾和肝炎盛行；而且，即使印度有一些基本的劳动和安全法规，也没有人在威德路沿线的这些企业中强制执行。
然而，吸引苏拉特实业家的恰恰是其政府的软弱，缺乏健康和卫生执法意识、没有竞争意识和热情、没有技能的劳动力，以及几乎免税的营商环境。到1994年，世界上每开采出3颗钻石，就有1颗是在苏拉特抛光的。13
“也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孟买保守的《商业标准》写道，“这种流行病袭击了这个国家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这个邦被认为是对商业最友好的……更重要的是，古吉拉特邦政府已经走出了一条更适应企业的道路，反过来也能够从快速工业化中获益，而这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同。但不知何故，人们忽略了对良好市政服务的需要。那些忙于赚钱的商人很少关心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或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没有垃圾、蚊子、苍蝇、跳蚤和老鼠的生活。当流行病来袭时，他们就最先开着自己的豪华轿车跑掉了。今天的印度显然把自己的发展重点搞错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