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2020年3月26日，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位老师跟我联系，问我是否有意翻译一本书，书名是《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以下简称《失信》），作者是普利策奖获奖者、公共卫生专家劳丽·加勒特。

2007年，劳丽·加勒特曾做过一场TED演讲，当时就职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加勒特发表了《关于1918年大流感启示》的报告。很神奇的是，她在13年前的演讲中就“神预言”了近几年很多由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很多情景竟然与当下社会的疫情如出一辙。看完这场演讲后，她严谨的尊重事实的态度让我们对这位公共卫生专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失信》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契合我们的专业“公共卫生”，所以在接到翻译邀约时，我们欣然应允，几天之内团队就集结完毕。拿到书稿后我们才发现，翻译任务很重。因为这既不是一本专业书籍，也不是一部小说，作者用非常严谨的态度，通过五个典型案例生动地讲述了全球公共卫生的历史。5个丰满的真实案例，揭开了过去一个世纪人类选择性忽略的社会发展的一面：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非国家形式的组织，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危机不论医学发展到什么阶段都将伴随我们存在，而应对的关键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特效药，引用她演讲中的一句话：“我让你们紧张了吗？现在你可以假设，政府要做点什么了吧。”

翻译此书遇到的最大困难来自写作的历史背景。比如里面有一些史实的内容，都要查清楚。要知道美国、苏联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印度疫情是恐慌，苏联又是真实的生化危机？这是否阴谋论？这些令我们抓耳挠腮，得深切查证一番，以防止在历史事件上出现硬伤。查阅资料需要花很多时间，可能翻译了一个晚上就只是为了两句话，或者只是在译注里加上一些内容。

由于作者是美国人，她浓墨重彩地对美国的公共卫生发展史做了非常详尽且客观的报道和剖析，著作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场访谈、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标注了文献出处供读者查阅。我们翻译团队被作者的这种严谨深深打动，不敢怠慢，也会为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术语的译法反复推敲。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伏案工作到凌晨欲罢不能，因为作为从事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行业多年的专业人员，我们一旦在这个领域挖掘出一块精神宝藏，就很想赶快把它原原本本地翻译打磨出来，让它早日在国内读者面前呈放异彩。

整部作品通读下来酣畅淋漓。作者在20年前完成的这部著作，放在当下也丝毫不显过时，因为公共卫生的历史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书中展现的一幕幕公共卫生事件和场景总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重复上演。历史上，公共卫生的每一次“起”都源于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亡羊补牢，而每一次“落”都是世界太平鸟尽弓藏之时，执政当局的失信和普罗大众的无知，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作为“公卫人”，我们在研读原著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局的失信和大众的无知？通过不断地阅读和反思，我们几位公共卫生专业的译者才恍然大悟，这背后是一环扣一环的利益，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的交织，是当局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博弈，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同为医学，临床医学研究的是“治病”，预防医学研究的是“防病”，而公共卫生已脱离了纯医学的研究范畴，它还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内涵，我们对其依然知之甚少。

“天下无病”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在为这个理想孜孜以求的征程上，就像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世界各地，在社会的不同时期，总有那么一群不计名利、不计生死的人在为之默默奉献。他们是与肺鼠疫和埃博拉病毒顽强抗争的临床医护，是在西伯利亚凛冽漫长的隆冬中坚定守护天花病毒库的士兵，是在美国国会上舌战群雄据理力争的疾控中心主任，是东欧剧变后为艾滋病孤儿四处奔波的孤儿院院长，是满世界斡旋调解纷争的联合国官员，是在战火中奔走以笔为枪的媒体记者……而我们，“公卫人”，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不但要学会用好专业，成为老百姓健康的守护者，还要学会讲好故事，成为当局者执政的智囊团。

翻译此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学习、自我反思、自我升华的过程，获益颇多，希望读完此书的您也有与我们一样的感受！

张帆 赵观音 赵婵娟 颜时姣 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