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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想要得到这些信息的人很容易就能如愿，许多美国人显然就是这样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在其1998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有474个所谓的仇恨团体，比前一年增加了20%。最大规模时，在1998年有5万成员。117据一些观察员估计，1999年美国共有800个右翼民兵组织，其中一些组织主张推翻美国政府，并对携带尖端武器的成员进行严格的绿色贝雷帽（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式训练。118
华盛顿特区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说，每年打电话到首都宣称恐怖主义威胁的数量稳步上升，到1998年已超过每天5起。
1995年，白宫在一份未公布的关于恐怖主义的报告中预测，在无风的日子，恐怖分子只要从华盛顿特区上空从飞机上扔下100千克生物制剂，就能杀死首都数百万居民。这份报告的作者预测，一个虚拟的业余爱好者可以开发出生物武器，如果这些武器分散在纽约的地铁系统中，将会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不过，美国的激进分子和狂热分子会轻易尝试生物恐怖主义吗？执法部门的领导人认为激进的宗教崇拜和政治团体确实最有可能尝试使用生化武器，并举例加以说明：1984年，拉杰尼什组织的成员在国内制造了首例大规模生物中毒事件；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一栋被完全占领的政府办公大楼发生的一次爆炸，是由美国政治极端分子实施的。
或许，正是他们的措辞引发了最大的担忧。例如，在《投毒者手册》中，作者麦克斯韦·哈奇金森告诉读者，他们可以通过填写虚假的1040号退税申报表，往表上掺入蓖麻毒素和二甲基亚砜的混合物的方式，就可以毒害或杀害国税局的工作人员—作者声称这种混合物的致命率是100%。119
哈奇金森写道：“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扰乱美国国税局的运作。如果规模足够大，它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它将使国税局更难以有效运作，从而帮助骗税者和税收抗议者；二是这也可能会促使政客们感受到纳税人的怨恨之深。”
幸运的是，哈奇金森是个糟糕的化学家：二甲基亚砜仅是一种溶剂，如果涉及一种简单的化学物质，则会通过皮肤将物质传递到血液中，像蓖麻毒素这样的蛋白质不能溶解于二甲基亚砜。
但是，哈金森的怨恨之深是不容置疑的。他建议读者将念珠浸泡在植物毒素红豆因中杀死天主教徒。这种毒素来自香豆，他在书中写道：“肉毒杆菌很有趣，很容易制造。”他敦促世界各地的生存主义者磨炼自己的技能，为世界末日的生物防御做好准备。
鉴于这一切，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旨在使任何公民或海外特工更难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美国。1991年，美国通过了一项出口管制法，很快对伊拉克生效了，禁止美国公司与据说正在开发生物武器的国家进行贸易。1989年，美国通过了《生物武器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美国人拥有、交易、出售或制造“用作武器”的生物材料都是非法的。
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之后，1996年国会通过了《反恐法案》，该法案允许联邦当局逮捕全部有开发或使用生物武器威胁的人。第二年，根据国会的命令，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定24种传染性微生物和12种毒素为“限制药剂”，使用或持有这些药剂需要联邦政府的许可。
国会也在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拨款给国防部研究可以嗅出臭虫和清洁污染区域的设备。首先上线的是海军的“塔格曼”，这是一台约136千克重的精密基因扫描仪，可以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识别出**样本中是否含有几种已知的试剂。但是这个系统有很大的局限性：自重约136千克，很难携带。而且它也不能用于严重的生物危害3级或4级病原体，而这恰恰是最令人担忧的微生物；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分析空气样本。
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计划用20亿美元来资助那些疯狂的科学想法，这些想法如此遥远，以至于标准的民间资金来源都不会考虑它们。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众多项目中还包括价值6160万美元的生物武器防御计划，他们希望有人能开发出一种快速、廉价、安全、便携的方法，用于对空气进行采样，以检测是否存在有害的生物制剂。目前大多数正在进行的研究，都集中在细菌和病毒的独特遗传属性上。
其中一个项目是在微型芯片上培育人类神经细胞，如果神经检测到某种神经毒性物质，芯片就会变色或发光。这样的设备—如果能成功开发出来的话—可能是一种早期预警系统，能够感知诸如肉毒杆菌等神经损伤剂的存在。
有几家实验室—尤其是位于芝加哥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正试图开发一种芯片，这种芯片排列着成千上万个来自细菌的DNA片段，用作探针。阿贡实验室的目标，是设计出一种足够小的空气探测装置，以便可以手持使用，类似于警察的雷达枪。但是实验室研究主任伊莱·胡伯曼说，这种东西“距离大规模生产或广泛使用还需要几年时间”。
此外，无论是阿贡装置还是其他正在研发的装置，都没有设想过要对空气进行病毒采样；甚至连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狂热的思考者都没有想到怎么做到这一点。
即使最简单的应对生物武器的技术要求，也让国防部的合作商感到难以企及。2000年春天，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军队在波斯湾所依赖的防护航天服存在缺陷，而这是士兵抵御致命微生物的基础。国防部在20世纪90年代购买的90万套航天服中至少有5%是无用的，整个库存的可靠性如何仍然存疑。120
如此一来，找到一种技术上的快速解决方案似乎是不可能的121。
因此，西方对生物恐怖主义的三种直接反应似乎存在严重缺陷：军事防御、危险物质反应和高科技传感器。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红军”在6月8日上午8点成功地在巴黎地铁的证券交易所释放了抗药炭疽孢子，那么法国军方、巴黎警方或任何数量的高科技传感器装置将扮演什么角色？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应对者，不是法国政府的军事或执法部门人员，而将是医生、流行病学家、救护车司机、护士和巴黎公共卫生系统的官员。正是这些人在事发几天后注意到，大量的巴黎人似乎都生病了，出现了相似的症状，通过询问和调查，他们才可能会意识到，所有生病的人通常都乘坐同一辆地铁，或者经过同一车站。
不管是否有人注意到致命的生物雾霾是在交易所地铁站开始传播—可能抓到了恐怖分子—接下来的一系列工作都是由公共卫生系统来完成的：追踪和治疗病人，决定谁应该接受预防性抗生素和分发药物，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新的炭疽爆发是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以及分析该生物体，看看它有什么特别的特征，等等。
然而，类似军事行动的反应主导着政府的思维。从法律上讲，美国国防部部在国内发生生物恐怖事件时掌控指挥权，这在宪法是站不住脚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于1999年2月1日宣布在国防部内部成立一个特别指挥部，以协调应对国内生物攻击。1221995年，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极度恐慌》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军方宣布实行戒严，并完全控制了一座美国城市，以限制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公民自由主义者大声疾呼，如此明显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在好莱坞大片里是可以的，但对现实世界来说则不然。
1998年1月22日，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演讲中说：“我们积极进取。与此同时，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维护隐私权和其他宪法保护的权利，以及美国企业的所有权。我们绝不能以自由的名义来破坏自由，这是至关重要的。”123
当天，克林顿要求国会批准一项100亿美元的反恐计划，其中8600万美元用于改善公共卫生监督体系，4300万美元用于炭疽、天花和其他潜在BW制剂的疫苗研究，3亿美元用于储备基本药物和疫苗。这项支出预算是上一年反恐预算的2倍。124
在前一天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克林顿承认，“花了好几晚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阅读了很多相关资料……例如，假设明天我们跟1万人在商场集会，届时有人用低空飞扬的农作物喷粉机从61米的高空向我们所有人喷洒生物制剂，那么，不管它有多毒，我们中的一半人会因为对这个生物制剂不甚了解而离开。要么不呼吸，要么我们得有奇迹般的抵抗力。而我们中的另一半人，得有人赶紧进行诊断，然后控制和治疗”。125
建立国家药品和疫苗储备的任务落到了汉伯格身上。作为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卫生部助理部长，她正在尽力赶上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步伐。她说，公共卫生是生物恐怖主义领域的后进者，发展中的反恐基础设施也潜伏着重大危险，除了已经爆出的公民自由问题外，汉伯格还很担忧—“我们不希望公共卫生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活动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在全球传染病监测方面，我们公共卫生部门需要公众的信任和信心。”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已经很难在应对虚假的生物恐怖主义事件上取得平衡，似乎声称放置或运输了含炭疽病毒的装置突然变得时髦起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杰西卡·斯特恩统计了1992年以来美国发生的47起此类骗局。126在所有47起案件中，当地消防和警察当局都做出了认真的反应，穿着全身防护服出现在现场，及时帮这些事件中的2000个受害者去污—况且斯特恩的统计其实不全面。127
海军部长理查德·丹泽警告说，恐慌本身正在成为新的恐怖主义工具，他补充道：“只有建立公共卫生、警察和军事资源的新联盟，我们才有希望对付这一危险的威胁。”128
但是汉伯格担心这些恶作剧的发生正是源于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似乎生物恐怖恶作剧吸引了一些疯子—喜欢看消防部门扑灭他们点燃的建筑物的疯子。汉伯格坚称：“收到一个信封时说‘这是炭疽毒素’，其实不需要消防部门在现场全副武装戒备，只需要谨慎地把信封送到公共卫生实验室进行适当的分析。大规模的去污和隔离只会给恶作剧者火上浇油，这在公共卫生方面完全没有必要。”
很明显，公共卫生部门、执法部门和国防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优先事项。对于公共卫生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限制疾病的传播，确定病原体，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民众进行治疗和接种。然而，执法部门的工作是制止和解决犯罪，任何生物恐怖主义事件的现场首先是证据的来源。129对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来说，应对疫情的管理将构成利益冲突，他们有权拘留证人和获取证据，实际上，他们的努力与公众健康背道而驰。130
国防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美国免受军事敌人的攻击，其次是保卫军队人员的健康。这个保护与对国内生化恐怖事件的干预—抑或是接受命令下采取的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完全不清楚。
当公共卫生需要侵入个人生活以保护更大的社区时，它会以有限的方式，并在通常非常严格的保密承诺下进行。例如，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个人可能会被要求进行血液检测和医学检查，他们的病历可能会被仔细查看。
在更长期的基础上，公共卫生通过监测疾病趋势、记录谁正在遭受或死于什么疾病来保护社区，同样，信息通常以保密或匿名的形式存储。
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其他组织对各国的疾病进行了类似的统计，监测新流行病的出现。1995年基奎特埃博拉疫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建立更严格的监测系统，并推动各国让本国的疫情更加开放透明。
从村庄到全球各级公共卫生的所有职能，都需维持一项重要的社会契约：个人或国家必须同意为了更大的社区的健康，公开疫情信息。反之，公共卫生当局承诺绝不滥用他们的信任，谨慎保护病人的隐私。
但是，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恐惧，有可能摧毁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契约，因为执法部门和防务部门都不认同这一契约。公共卫生越接近这两个部门，就越会在公众眼中失去信任和信誉。131
一些公共卫生倡导人士认为，公共卫生职业和执法部门之间的联姻是行不通的，并谴责那些加剧生物恐怖主义担忧的行为。某个著名组织认为，“生物恐怖主义倡议项目与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推行的民防项目非常相似……助长了核战争可存在的幻想”。132
对许多年长的公共卫生领导人来说，世纪之交的生物恐怖主义问题，勾起了他们对冷战时期掩盖真相和镇压科学的不悦回忆。他们警告说，正式实施这一（联姻）措施后，公共卫生就被一种偏执思维套住了。事实上，1999年，生物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被指从事中国间谍活动后，他们首次发现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联邦实验室的审查。负责管理国家实验室的能源部在1999年采取了严厉措施，以至于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发出警告称，美国科学事业的未来可能会受到威胁。尽管能源部最关心的是计算机和核机密，但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促使该机构扩大其新的安全限制，这其中就包括基础生物学研究。
位于帕洛阿托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主任、诺贝尔奖得主伯顿·里希特在回应美国国家科学院时说：“这个名单真的有害无利。”133
总的来说，许多支持者认为，公共卫生在生物恐怖主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应该与军方和执法部门平等，这样才能令人放心。或者，比后者作用更大，这样更好。
1998年冬天，在亚特兰大的一次历史性演讲中，亨德森呼吁公共卫生部门搭乘一辆已经开动的，由国防、情报和执法部门指挥的列车。不到一年之后，虽然公共卫生部门上了车，但显然不是在列车长的位置上。一些公共卫生倡导人士高兴地透露，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忧可能是一个政治诱因，促使他们重新为正在崩溃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他们当中比较明智的人认识到，专门用于生物恐怖主义问题的资金永远不会用于梅毒监测、婴儿健康项目、艾滋病病毒咨询、移民结核病筛查或心血管疾病监测等基本项目。
奥斯特霍尔姆知道他激起了公众对先前高度机密的生化武器的恐惧感，不过，只要公共卫生的基本作用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就不会满意。
奥斯特霍尔尔姆解释道：“我打个比方，这就像在毛伊岛驾驭巨浪。我无法跑在‘数据’之前，但也等不及要采取行动了。三年来，我几乎是唯一一个反对生物恐怖主义的人。”
奥斯特霍尔姆说，他乘着毛伊岛的巨浪，梦想着严寒的风吹破他办公室的墙壁时冲浪。现在的问题，是要想法子怎样防止公共卫生被取缔。这位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弓着背在电话前，身后墙上的牌匾在注视着他。
上面写着：病菌止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