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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101，奥斯特霍尔姆在被问及美国城市应如何应对生物恐怖主义时，愤怒说道：“没什么比这个问题更让我害怕的了……今天，不法分子用带有天花的喷雾装置袭击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建筑，它可能很快就会遍布全国。华盛顿特区的态度是防范生化袭击，但给国民警卫队拨款3亿美元对生化恐怖主义毫无帮助。关键是当地的公共卫生。”
美国疾控中心的经济学家马丁·梅尔泽解释说：“我想确定的是，要做好计划、准备和预防这三项工作，到底需要投入多少钱？”
为了厘清这个问题，出生于津巴布韦的梅尔泽设想了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市：在一个宁静温暖的夜晚，一架作物喷粉机，装载着3种致命细菌—炭疽杆菌、布鲁氏菌和土热菌—中的1种，然后一团微生物笼罩了整个城市，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空气中，会发生什么？
梅尔泽发现，这种可治疗细菌性疾病带来的攻击，无论是从生命的损失还是社区的损失来看，其严重程度都取决于当局如何迅速地做出反应，以及如何迅速地向民众分发预防性抗生素以防范个体感染生病。
“延迟治疗的代价，对于炭疽病来说，也就是没做预防准备的代价，”梅尔泽解释说。“如果你等到第6天（发病后）才开始预防计划，相对从第1天开始，二者的死亡人数的数目差别是，如果第1天是5000，那第6天就是3.5万。”
梅尔泽的假设过于乐观了—医生确诊了外来疾病，采取理想的治疗方案，而医院的费用又很低。如果地方当局决定对人口使用预防性抗生素，他们可以明智地选择最理想的药物，也有现成的供应。梅尔泽也承认，这个假设“有点乐观”，尽管如此，他们却清楚地说明了拖延的代价，以及通过快速反应挽救的生命数量是巨大的。
例如，如果在梅尔泽这座有着10万人口的神秘城市，当地官员在袭击发生后的24小时内选择了正确的抗生素，并按正确剂量使用，大约有5000人会死亡，社区的医疗费用总额将是1.28亿美元。相比之下，如果当局花了6天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将微生物元凶确诊为炭疽热，并开始使用适当的药物进行大规模抗生素预防，如此一来将会有近3.5万人死亡，死亡和患病的治疗费用总计将达到262亿美元。
就财政成本而言，这一差异是指数级的。若在24小时内发现炭疽热发作，并对所有暴露人群实施广泛的强力霉素（多西环素）预防，治疗、住院和因疾病或死亡而丧失的生产力损失将达37亿美元。而如果直到第6天才开始预防，那么这次袭击将会花费社区将近250亿美元，仅仅比完全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少10亿美元。
当被问及这样的袭击会给纽约等大都市及其周边郊区带来怎样的损失时，梅尔泽大声说：“用气雾剂使一种病原体在1400万人口中传播有多困难？这是不可能的吗？不，只是有些难度。时间就是一个因素。让我们看看，如果只是10万人暴露在辐射中，你需要预防1400万人吗？”
梅尔泽停止了他心里的计算，得出结论：一个聪明的恐怖分子甚至不会试图感染每一个人。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他们到底要分散多少才能造成全面恐慌？”
那么，在更大的中心城市，跟因恐慌造成的损失如纽约股市或芝加哥大宗商品市场的崩溃相比，生物恐怖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还只是次要的。
因此，在梅尔泽看来，大小城市都应该严阵以待，储备相关抗生素、疫苗和一般医疗用品。102在这3种药物中，梅尔泽总结出抗生素是最关键的。稍微不那么重要的是让当地警察和军队的反应人员做好准备，遏制秩序，防止大规模歇斯底里的爆发。
“你想被吓瘫痪吗？”梅尔泽反问道，“还是想有警觉，被告知你得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准备好为大量人群提供接触后的预防。这就是生物恐怖主义所代表的挑战。”
梅尔泽首先承认他的设想没有考虑到耐药细菌或病毒。他断言，这种药剂太可怕了，以至于他都不敢想，因为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几乎没法用现有的疫苗治疗或预防。
梅尔泽的研究，是克林顿政府决定开发用于保护平民的抗生素储备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前纽约市卫生专员玛格丽特·汉伯格博士被任命为负责人，她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工作，她的任务是确定当各种细菌制剂在美国城市被释放时，哪些抗生素能够真正挽救生命、这些药物的保质期是多长、应该如何储存，以及在危机中如何公平、快速地分配。汉伯格说，这是“一个近乎压倒性的挑战”。
亨德森断言，如果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被释放出来，首要的防护措施将是空气过滤隔离装置。但很少有医院有这样的设施，就像21世纪初纽约市发生的事件一样，当时超级耐药的W系结核细菌出现在几家医院的艾滋病病房里。
无论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关键是要认识到生物恐怖事件。如果海军司令坎贝尔是对的，现代生物恐怖分子就不大可能发出警告，宣称对此事负责，或以任何方式承认这一事件。103
这将是一个惊喜。
地方当局“可能不会意识到病毒的存在……直到潜伏期结束”，芝加哥应急响应和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克拉克·斯塔顿坚持说104，“到那时，你也已经任由病毒扩散到了更广的范围，且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识别出其中的规律。”
专家们说，它将从一家医院的几例“流感”，到另一家医院的3例开始，愈演愈烈。几小时或几天之后，医护人员才开始怀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流感”，而这大多数疾病都是从流感症状拥入医院开始的。最终会有人打电话给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警告官员某种传染病正在发生，或者当局希望人们这样做。当然，1999年夏天，纽约市爆发了一场罕见的脑炎疫情，当时只有一名医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向卫生部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回顾性调查显示，在纽约人意识到这一切之前的几星期，他们就一直在生病，甚至死于脑炎。一旦这种疾病的暴发被联邦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错误地诊断为圣路易斯型脑炎，几周过去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术研究员伊恩·利普金博士直接断定，死者是西尼罗病毒的受害者，而西尼罗病毒是一种北非微生物，此前在美洲从未见过。
随着疫情暴发，流行病学家将被派去确定病例的原因。如果生物制剂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细菌，比如肉毒杆菌，那当地医院的实验室应该能够识别疫情的源头。
但是，如果是当地医生不常见到的微生物，如炭疽热、Q热、埃博拉、天花或鼠疫出现了，当地医疗机构可能就无法诊断。这样便失去宝贵救治时间，人们就会死亡，疾病可能蔓延，当地官员只能傻傻等待亚特兰大疾控中心诊断实验室的消息。如果有任何真正危险的生物被怀疑是罪魁祸首，如天花，那所有疾控中心的分析都将在特殊病原体BL-4实验室进行。
1994年夏天，马塞尔·莱顿博士开始了她作为纽约市传染病控制主管的工作，她在1998年对同事的一次讲话中说道：“顺便说一句，你们的部分工作应是准备好迎接生物战的到来。”105
莱顿接着说：“国防部称，即使有能力使60多名特工武器化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治疗物资非常有限，以及还得进行样本分析和尸检。所以恐慌和恐怖是意料中的，即使是卫生服务工作者本人，也是如此。”
按照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的命令，像莱顿这样的市政雇员是禁止公开讨论该市应对计划细节的。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杰瑞·豪尔谈到这个话题时，语气总是干巴巴又死气沉沉的。令人担忧的是，不怀好意者总会在恐怖袭击中加以利用人们的恐惧和弱点。而莱顿在总结该市情况时说：“我们大多数人很关注目前的公共卫生系统是否有应对能力。事实是，没有。”
纽约市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国防部的训练，在1997年和2000年进行了全市范围的生物恐怖主义演习，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96年，鲁道夫·朱利安尼市长创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并任命豪尔为其负责人。豪尔是一名专业的应急管理人员和消防员，有十年企业和政府应急准备工作方面的经验。豪尔前往以色列，去了解如果特拉维夫的恐怖分子释放微生物，以色列计划如何应对。他研究了五角大楼的计划。他进行了涉及41家纽约市医院的演习。对于大多数公众提问，他要么拒绝置评，要么告诉公众，纽约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06但是在公开会议上，豪尔承认，人际传播的生物攻击会迅速淹没城市医院的急诊室，需要快速建造替代的护理设施，如果不小心处理，会引发纽约警方无法控制的普遍恐慌。1071999年，在角色扮演炭疽预测中，豪尔的工作人员和纽约市警察局很快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纽约市迅速陷入了一个歇斯底里、噩梦般的场景，这是北美地区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的恐怖场景。
奥斯特霍尔姆对豪尔的自信嗤之以鼻，二人彼此没什么好感。奥斯特霍尔姆坚持认为，纽约或任何其他城市都不能自以为已为生物攻击做好了“准备”，除非它拥有数百万剂量的疫苗和抗生素储备—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储备。他也不确定汉伯格储备的抗生素能否被及时送达纽约或其他任何城市，并迅速分发到民众手中以避免灾难。
“假设总统要来纽约到联合国演讲，”奥斯特霍尔姆说，“他下了车，这时一架飞机沿着东河飞行。总统和街上的流浪汉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结果飞机喷出了炭疽毒素。谁敢说纽约已经做好了准备？”
有哪个城市能准备好接受这种恶行呢？奥斯特霍尔姆自己也承认，没有的。但如果有哪个市政当局可以为这令人憎恶的事件做好准备，那绝不是取决于警察等紧急救援人员，而是该市基本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实力。
奥斯特霍尔姆坚持认为，豪尔和其他所有城市应急计划制定者都严重低估了这类事件会引发的恐慌程度：“我可以告诉你，当地一所高中的一个脑膜炎病例就足以引起整个社区的恐惧和恐慌……试想一下你这样告诉人们：‘这件事要展开调查8周，但我还不能告诉你，你是否会死。’那公众对每一个症状的感觉，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他们都会想，我有症状！我要死了！”
“你不认为这是恐慌吗？那再想想吧，”奥斯特霍尔姆继续说道，“我的部分信息之所以变得尖锐，是因为这些人缺乏回应，他们想说，‘我们准备好了’。见鬼，这就像要从婴儿那里偷糖果一样。只需要问，‘那你们的疫苗在哪里？’”
如果连纽约市都没做好准备，那么纽瓦克到东汉普顿的邻近城镇和村庄，又怎么知道要如何应对这样的袭击呢？
美国陆军医疗物资司令部副司令大卫·弗兰兹上校，毕生致力于为军队准备生化武器。他坚称，美国的这种巨大脆弱性，“凸显了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技术基础，而我们在这个国家离不开这个基础。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即使是一场骗局，时间线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大众，防止恐慌。”
尽管国会指示军方开发该技术基地，但国防部人手不足。例如，直到1997年，弗兰兹管理着位于德瑞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这个医学研究院是美国军方唯一一个能对埃博拉和天花等超致命微生物进行安全研究的顶级机构，为生物安全4级的水平。该研究院负责开发和测试潜在生化武器的治疗方法和疫苗。
在1991年到1998年之间，由于预算削减，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流失了30%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不能再提拔年轻的科学家了。
“我们正在吃老本。”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彼得·贾林说。预算状况冻结了该机构的所有科学家和医生，他们在这些级别工作多年。没人升职，也没有年轻的。新来的科学家从开始接受培训，并从底层做起，以便有朝一日接管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实验室。该研究院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挤满了年老、意志消沉，却掌握着西方大部分生物防御知识的男男女女。
弗兰兹说，如果由于生化武器使用而出现紧急情况，“我们会……从其他部门调人。”
如果在美国发生生化武器事件，那么许多联邦、州和地方机构都会做出反应，以至于很难明确谁该先被通知、谁去负责。
“我们需要一份联邦资产申请的‘接线图’，”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消防队长路德·芬奇说。108“联邦911号码是多少？如何激活？谁决定哪些资产花销？每个被派遣的联邦机构的职责是什么？他们是否理解他们将向当地的事故指挥官汇报任务？事故发生后，对这一切应对都不能有任何犹豫或困惑。”109
有趣的是，有一个联邦机构却是不该负责的，那就是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执法部门在发号施令，尽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联邦和地方警察部队对病毒、生物毒素或细菌几乎一无所知。执法部门往往对这种威胁反应迟缓，然后又以传统的警察方式做出反应，动用一切可用的武器或战术，却忽视了武器的科学使用。
例如，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1997年4月24日在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事件，完全是按照书中情节进行的。但是公共卫生恐怖主义专家说，逾越节那天，在圣约之子会总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可怕的证据，表明美国对生化攻击的应对准备存在缺陷和弱点。
那是逾越节的第3天，除了保安人员，犹太人权组织被关闭了。在4月23日的邮件中，有一个20.32厘米×25.4厘米的衬垫信封，24小时都放在圣约之子会总部的收发室里。
周五早上，收发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注意到，从美国邮递过来的包裹上有一种红色黏稠物质—可能是血。包裹上还写着“Yersinia”和“anthrachs”两个词。第一个词是鼠疫耶尔森菌，一种引起鼠疫的细菌；第二个词是炭疽（anthrax）的错误拼写。
在接下来的9小时里，政府高官、消防局、警察、联邦调查局和哥伦比亚特区应急管理人员等包围了圣约之子会总部大楼。空调系统被关闭，收发室被指定为“热区”，华盛顿消防局局长阿尔文·卡特回忆道。
“这个地方已被封锁。有一个热区，一个暖区，一个冷区。每个区域都需要不同的保护设备。”卡特解释说，“所有平民都在冷区。”
卡特说，收发室里的所有人都被要求留在“热区”，直到“该处被净化”。可疑的生物恐怖分子包裹被放置在一个密封的危险品集装箱里，然后用汽车运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学研究所。
样品被送到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说，“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能确定鼠疫和炭疽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当海军科学家努力确定包裹的实际内容时，华盛顿特区当局和联邦调查局采取了以下措施：对整个圣约之子会大楼和邻近建筑进行隔离；消防人员身着A级防护服，用氯气冲洗“热区”；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挂着一套被单，有可能暴露在危险中的人被要求脱掉衣服，然后接受高压消防水龙带向他们喷洒氯化水。
卡特解释说：“这就是净化的方法。”
紧急响应“进展缓慢，但每个人都想小心应对……联邦政府有一个灾难应对计划正在启动，其中有大家必须遵守行动指引方案。”一名要求匿名的联邦调查局监管特工表示，“执行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当地的危险品紧急处理小组，这些消防部门组建的危险品紧急处理小组，在任何生化恐怖事件中都会发挥主导作用。”
“几乎所有优秀的地铁消防部门都有应对化学危险品的装备—这和应对生化恐怖事件的要求是一样的。”
结果是，谢天谢地，包裹里还有一个附有一张攻击者写的便条的破了的培养皿，里面除了草莓果冻外没有其他物品，便条显示“攻击者”来自“反大屠杀游说者希莱尔”。希莱尔是一个正统的犹太团体，该团体强烈反对自由犹太教。110
与联邦调查局的观点相反，公共卫生专家认为，面对来自化学和生物的攻击，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111他们指出，联邦调查局在圣约之子会总部事件的执行过程中有些处理不当，倘若包装中含有炭疽或鼠疫细菌的话，这些错误可能会导致疾病传播。
首先，是处理事件延误问题。根据当地接受过处理化学品或爆炸物培训的危险品紧急处理小组的命令，圣约之子会总部大楼关闭了空调系统，但那是在紧急服务人员收到可疑包裹24小时后接到了通知才这样做的。这意味着潜在的微生物可能已经在整个建筑中循环，使整个建筑而不仅仅是收发室成为“热区”。
第二个问题是实施净化程序执行问题。事件发生后，工作人员用消防水管对一名收发室工作人员、一名保安和两名应急人员进行了喷洒净化消毒。联邦调查局坚称“水中的氯能杀死一切。就算是生物性的，也会杀死，必须这样干。”
但生物学家说，一些生物如炭疽孢子，可以很好地抵抗氯滴，而强力的软管喷洒实际上可以将这些生物扩散成一团雾气，飘散到整个区域。
此外，华盛顿特区的危险品紧急处理小组和联邦调查局可以非常便利地接近海军的顶级且唯一的生物恐怖主义实验室—贝塞斯达。当被问及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其他地方后果将如何时，一位海军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会发生什么。不过如果有人肯出钱，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但我不愿意在全国各地进行测试。”
换言之，美国其他地区将只能靠自己，他们无法迅速确定可疑恐怖包裹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1997年至1999年，联邦调查局负责危险品紧急处理小组的培训工作，参加培训的是当地消防队员，培训内容为生物武器袭击发生时的即时应对措施。近7万名消防员接受了如何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业务培训，其操作策略和措施与应对化学和生物攻击一样。112奥斯特霍尔姆却坚持认为，美国保护公民免受生化武器攻击的计划，存在根本缺陷。奥斯特霍尔姆说：“生物武器会导致自然界中存在的疾病，也在人类群体中自发发生……检测和识别病原体的研究步骤与自然发生的病原体相同。因此，对付生物恐怖主义的首要和最根本的战略，是应该发展对付所有传染病的有效手段，包括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生物医学研究能力。”
早在“美国公民可能会遭受生物攻击”的说法在美国传开之前，一个邪教组织确实发动了生物恐怖袭击。而且，就如奥斯特霍尔姆说的，是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并做出了反应。它1984年9月17日发生在俄勒冈州北部一个偏远的地方。4天后，病人出现急性胃痛、发热、寒战、头痛、血便和呕吐；截至9月24日，俄勒冈州沃斯科农村地区有超过150人严重患病。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只有2.1万人口的地区，胃肠道病例的急剧增加引起了俄勒冈州当局的注意。
截至9月底，全郡共发生急性胃肠炎751例，占总人口的9%。实验室检测显示所有的受害者都感染了伤寒沙门氏菌。
俄勒冈州卫生部门的首席流行病学家迈克尔·斯凯尔斯说：“通常情况下，该郡每年发生的沙门氏菌病病例不超5例。”113该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调查，他补充说，因为“这是1984年美国最大的与食品有关的疫情”。
斯凯尔斯的团队与美国疾控中心、联邦调查局专家合作，花了1年时间进行深入研究，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着，俄勒冈人又花了12年时间才获得州和联邦调查人员的许可，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细节。联邦政府当局担心对这一事件的详细描述极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类似的犯罪。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位于沃斯科羚羊谷附近的大泥牧场，那里的一个邪教组织计划接管着该郡的政府机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一位名叫巴格旺·什雷·拉杰尼什的印度古鲁，他在美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大多穿红色、橙色或紫红色的衣服，因为大师说他喜欢日出的颜色。该邪教组织买下了大泥牧场，其组织成员很快就超过了当地居民的数量。1984年，由于对郡政府官员有很多不满，古鲁的组织推动了一次特殊的选举，该选举可能会让他们控制郡政府的事务。
随着选举的临近，一位取了个印第安名字普伽的美国护士，带领古鲁的组织在大泥牧场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并从当时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菌类组织培养库订购了包括沙门氏菌在内的几种微生物样本。这个被称为毕达哥拉斯诊所的实验室，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俄勒冈州卫生部门的许可。
“我是被许可的，”斯凯尔斯耸耸肩说，“其中的讽刺意味令人印象深刻。”
通过图书馆和书店里随处可见的相关书籍和医学文章，普伽的实验室培育了大量的沙门氏菌。
在郡选举的前夕，拉杰尼什的追随者们把这种细菌投放在郡内最受欢迎的10家餐馆的沙拉酱里，意图让怀有不同政见的选民病得无法去投票站投票。
幸运的是，这个组织缺乏足够的生物专业性和技术来培育耐药菌株，抗生素治疗对这次攻击产生的所有疾病产生了快速反应。
斯凯尔斯说，一年后，当他和联邦调查局突袭调查大泥牧场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用于大规模生产微生物的细菌学冷冻干燥机”，还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诸如《无政府主义的烹饪手册》、关于制造和使用炸药的资料以及军事生物武器研究文献。
“我们对此其实也早有怀疑，毕竟这些病原体很容易就能购买到。”斯凯尔斯说，“这些案件最初是由沃斯科郡卫生部门发现的。”
“对美国社区的第一次重大生物攻击不是由走私到纽约的外国恐怖分子实施的，而是由美国社区的合法居民实施的。”斯凯尔斯总结道，“下一次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有更致命的药物……而我们的公共卫生部门却远还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沃斯科郡没有一个疾病预警监测系统，沙门氏菌病例的突然增加就不会引起注意，拉杰尼什组织就**谋得逞并逃脱惩罚，这种成功脱逃可能会让多年后奥姆真理教的攻击更加来势凶猛。如果他们下一次使用的药剂毒性更大，那时即便是斯凯尔斯的警戒小组也将不知所措，无法阻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发生。
奥斯特霍尔姆坚持说：“我关心的是，我们如何进行确诊？除非这是一场恶作剧，否则消防部门不会参与其中。因为大多数这类被收治的病例都是未被诊断的，却突然让医生的办公室、急诊室和救护车应接不暇。”
在两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实景演习中，公共卫生和执法官员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反应和表现，暴露了国家安全网络的关键性缺陷。1998年12月，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次生物和化学武器会议上，公共卫生官员未能在实景演习中对故意释放超级流感病毒的行为做出有效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场景是真实的，那么几个月之内，就会有100万美国人死亡。
1999年2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民间生物防御研究中心在弗吉尼亚州的水晶城制订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方案。美国副总统4月1日访问了这所位于东北神话小镇的著名大学，在一间气氛紧张的房间里，挤满了公共卫生人员、军队人员和执法人员，8小时的时间里，所有细节上演了。11天后，一名参加了副总统演讲活动的20岁学生出现在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出现了流感样的症状：高烧、肌肉疼痛、疲劳、头痛。接着，她被送回了家，带着阿司匹林和那句古训：多休息，多喝水。
两天后，这个女孩回到了医院，病情堪忧。而学校打扫卫生的看门人在副总统演讲后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4月13日晚上6点，医院的传染病专家非常谨慎地准备宣布一个骇人的结论：两个病人都得了天花。
自从1977年天花病患在全球范围内被正式根除，剩下的病毒样本应该只有在亚特兰大和西伯利亚被封存着。所以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有人偷走了病毒的实验室样本，并由一个生物恐怖分子故意向美国副总统释放出来。
如果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去，那么不到两个月，全世界就会有超过1.5万人死于天花，14个国家的疫情也将失去控制。全球疫苗供应已经枯竭，生产出足够的疫苗来拯救人类需要数年时间。各国关闭边境，禁止所有美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陷入民族主义孤立，全球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美国东北部城市的情况一片混乱，国民警卫队对200多万居民实施了戒严。
其他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境地，天花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并引发了群体恐慌和争斗，政府权威在世界各地的城市要么是崩溃了，要么恢复了军事式的控制。
一位顶尖的天花专家在信封背面潦草地写下预测，不动声色地将其传到州长面前：在12个月内，全世界将有8000万人死亡。
加州公共卫生实验室的首席专家迈克尔·阿舍尔博士称：“我们搞砸了，事情显然失控了。我们的计划都失败了。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尽管北美和欧洲的大多数公众仍然对这些场景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一无所知，但一小撮沉迷于互联网的极端分子、右翼民兵、心里不平衡的愤青以及后现代法西斯主义者，却认识到了生物恐怖主义的精妙之处。在互联网上，生产肉毒杆菌和炭疽的配方、教授生物毒素暗杀技术的书籍随处可见，一些私人民兵组织则接受了使用生化武器的训练。
例如，菲斯特叔叔，他自称是威斯康星州格林贝市的一个孩子的父亲。他也是《暗杀》一书的作者。114这本书的封面用骷髅头和交叉的骨头作设计，内容是教导读者使用化学和生物毒药杀人的数百种方法。在他最小的儿子寻求关注的大声哭喊声中，40岁的“菲斯特”（他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在电话里向一位记者吹嘘，115这本书“每年能卖出2000册”给他想象中的那些“躲在掩体里等待世界末日到来”的人。然后“他们会走出掩体，运用这些技能”。
菲斯特的书告诉读者如何成为一个“狡猾的刽子手”，用肉毒杆菌毒素杀人，并指出“一旦这些肉毒杆菌中毒的症状出现，医学界的抗毒素就完全没用了。”
他告诉读者如何制造和使用世界上几种最致命的微生物，并暗示这些微生物是通过美国邮政运输的。人们“不该接触任何快递服务”，菲斯特说。他罗列了几十种方法，教人如何避免在受害者身上留下任何证据。
菲斯特叔叔的语气里充满挑衅：“我这本书中的很多技能，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广泛地使用。在美国？当然不会，毕竟我们还有言论自由，但世界上其他地方，满地都是鼠洞。”
而当被问及是否测试过他的“配方”，这位威斯康星暗杀活动导师便开始闪烁其词。毕竟，根据最近颁布的国会法律，这种活动是非法的。
“这么说吧，我知道这些技能是有用的，”菲斯特叔叔咯咯地笑着说，然后便推荐了他的网站，说在那里可以获得更多的“烹饪”细节。
摩托车手、前三K党成员、66岁的库尔特·萨克森也有一个网站，网站里充斥着的都是与他的书《可怜的詹姆斯·邦德》(1—4卷)。116书中满是残戕、杀害和折磨受害者的方法，包括使用生物武器。在第1卷的导言中，萨克森告诉他的读者，“这本书就是力量”，并赞扬右翼激进分子，称他们将被他的书改变。然而，他也坚称，大多数潜在的美国恐怖分子是“一群充满仇恨的失败者”。
当被问及两次因鼠疫和炭疽而被捕的拉里·韦恩·哈里斯时，萨克森大笑说：“那个在维加斯被抓的人？好吧，跟他身份相符。他确实是临床诊断的精神错乱者。”但在1997年，哈里斯头脑清醒，并出版了一本书《细菌战：北美的主要威胁》。在这本书中，哈里斯巧妙地规避了联邦法律，通过描述他声称的外人计划对美国采取的行动，告诉读者如何制造生物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