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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上校阿瑟·弗里德兰德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认为俄罗斯人开发了“一种新的潜在生物战剂”。
“这种新的微生物以炭疽杆菌为基础，据报道对俄罗斯的疫苗有抗药性。”弗里德兰德继续说，“与自然产生的炭疽杆菌株相比，它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导致疾病。利用炭疽热和其他生物战剂开发基因工程新生物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必须仔细评估。”72
波梅兰采夫的研究小组仅利用基础生物学和公共卫生研究的坦诚气氛，就从西方资源中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用来修饰炭疽杆菌的技术是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细胞生物学家丹尼尔·波特诺伊发表的论文中借用的。波特诺伊研究的是另一种微生物—枯草芽孢杆菌。1990年，他成功地迫使枯草芽孢杆菌表达来自另一种细菌—单核细胞李斯特菌—的基因，从而使该生物体具备了新能力。特别是，波特诺伊精心设计了李斯特菌基因，将红细胞破坏成枯草芽孢杆菌，制造出一种新的细菌，可以在红细胞上穿孔，并在这种微生物通常被限制的土壤环境之外存活。这是一种单纯的的研究，是西方学术研究者最倾向于进行的研究类型。波特诺伊的研究成果可以称之为“原理证明”，它表明，如果获得正确的基因蓝图，更原始的细菌有机体就拥有进行复杂活动的必要机制。73
波梅兰采夫的研究小组对波特诺伊的成果表示敬意：“将单核细胞增生性溶血素的结构基因克隆到一个枯草芽孢杆菌的异形突变株中，导致了一种常见的土壤细菌转化为一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可以在哺乳动物细胞的细胞质中生长。根据这一模型，炭疽杆菌菌株获得的溶血特性可使其通过穿透宿主细胞逃避宿主免疫。这项研究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从细胞外存在到细胞内生活方式的进化飞跃，可能只需要有限数量的基因。”
换句话说，普通的细菌可以被转化成可在人体血液中繁殖的细菌。
波特诺伊惊呆了。他从未想过，他将枯草芽孢杆菌转化成一种可以在老鼠细胞内存活的细菌的工作，也适用于其他土壤生物—包括炭疽杆菌。当波特诺伊第一次听说俄罗斯的实验时，试图给它泼冷水，对波梅兰采夫发表文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当细看报道后，波特诺伊惊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工作被歪曲了。“现在我感到害怕了。”他说。
波特诺伊并不是奥博伦斯克小组唯一被借鉴成果的科学家。为了完成炭疽杆菌的转化，俄罗斯人需要特殊的蜡样芽孢杆菌基因—以便将其插入到炭疽杆菌的基因组中。他们再次利用了基础生物学研究独特的开放氛围，在积极开展生物医学研究的日子里，把目光投向了德国维尔茨堡的著名生物学家韦默·戈贝尔博士。当戈贝尔被告知他的基因研究成果是如何被使用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我和波梅兰采夫团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戈贝尔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甚至不认识他本人。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把我们多年前从蜡样芽孢杆菌中克隆出来的基因结果发给了他或者更大可能的一个与此相关的人，就像我在发表后对许多其他人的做法一样。可以确定的是，他（或另一个人）肯定也没提过想把研究成果用于炭疽杆菌。”
前生化武器计划领袖阿利贝克嘲笑西方科学的幼稚。
“我们从零开始，但我们运用了从西方获得的所有知识。”阿利贝克解释说，“而西方科学家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你只需要写一封信，便可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
几十年前，共享生物样本的需求催生了用于存储生物体、细胞和其他生物材料的特殊存储机构。由于在独立实验室里储存这些东西太昂贵，这些特殊存储机构便收到并保存了大量的生物研究数据和样本，并向全世界的研究人员输送他们所要求的样本。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会对此极为愤慨，尤其是他们得知弗吉尼亚州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中心于1995年将炭疽样本运送到伊拉克的一个实验室，并将瘟疫传送给俄亥俄州右翼狂热分子拉里·韦恩·哈里斯，这家伙在1998年年初于拉斯维加斯郊外因炭疽供应而被捕。
但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中心主任雷蒙德·塞普拉斯博士面对记者质询时坚称：“科学界有材料交换的传统，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文件记载。”
例如，1997年美国27个研究实验室发表了关于鼠疫耶尔森菌的研究成果，“但只有4个实验室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培养物。那么，剩下的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世界培养物和微生物收藏名录》记载的情况，全世界共有453家这样的储藏所，其中54家出售或运输炭疽，64家出售引起伤寒的微生物，34家出售产生肉毒杆菌毒素的细菌。在15个国家有18个鼠疫细菌储存库，不仅分布在美国和欧洲，还分布在保加利亚、伊朗、土耳其、阿根廷以及其他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些这样的微生物库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只需要一个信用卡号码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运送微生物—不需要任何科学证明。74正如开放的科学交流氛围使波梅兰采夫能够接触到波特诺伊和戈贝尔的工作一样，微生物交换一贯也只受到经销商收取的微生物价格的限制。这种开放性据说有助于公众健康，能使科学家快速获得用于研究的细菌和病毒株。
根据赛普拉斯公司的估计，99.9%此类生物的研究用途确实是为了公共卫生、基础科学或药物开发。这强调了生化武器核查和执行的关键问题：双重使用。虽然已发现的有毒气体供应或武器级浓缩钚颗粒可能没有合法的民用用途，但生产生化武器所需的设备和生物制剂本身，大体上可以用于正当的医疗和研究目的。
生化武器不同于核武器、常规武器或化学武器生产，不需要专门的设施。任何制药或医学实验室和生产现场都可能是生产源。而且生化武器可以使用标准的农业设备来分散：农药喷雾器或作物喷洒器。
因此，生产生化武器的每一步都涉及可合法使用的材料和设备，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可以实现物资双用性。物资双用性难题是武器核查的核心障碍。
情报界的一些成员认为，炭疽杆菌已经传播到了伊拉克—这一说法永远无法证实。即使发现的是炭疽杆菌的疫苗样本和抗药性菌株，伊拉克人总是可以断言，这种菌株是在伊拉克而不是俄罗斯的土地上自然产生的。而且，不管情报人员声称掌握了涉及一两个俄罗斯科学家的任何犯罪证据，这些证据都从未公开过—事实上，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这些证据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开。这些不确定因素使人们有可能将指控行为作为一种外交武器，在不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玷污一个国家的声誉。这似乎和冷战时期的外交状况一样糟糕。
关于一种被称为“海湾战争综合征”疾病的指控，进一步强调了在战争情况下，诊断一种疾病并确定其原因的巨大困难。海湾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患上了一种独特的疾病，这是否跟他们接触化学或生物物质有关？一些退伍军人团体和他们的医生给出了肯定回答，并指出许多退伍军人都有很多相同的症状。原因有很多：农药、美国军队的疫苗、燃烧的军车产生的雾霾、被炸的伊拉克化学武器库产生的烟、慢性疲劳综合征，群体性癔症。战争结束多年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仍在激烈辩论“海湾战争综合征”。无法解决公众的争论—甚至无法就是否存在海湾战争综合征达成共识—说明，在任何冲突中，如果一种不寻常的或微妙的有机体被强加给作战部队，则将虚实难分。
海湾战争，再加上波梅兰采夫发明超级炭疽细菌的消息，促使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于1998年5月拨款1.3亿美元，为240万现役军人接种炭疽疫苗。但疫苗接种者声称疫苗接种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立即就出现了耐药性，100多名男女军人面临军事法庭的即决审判，而不是接种疫苗。随着抗议在美国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中蔓延，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人再也不能指望自愿接受大规模免疫接种—即使是面对可能的生物恐怖威胁。
炭疽疫苗只是美国军事人员需要接受的众多免疫接种的一种。冗长的清单包括霍乱、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鼠疫、伤寒和黄热病疫苗。没有士兵会因为这些疫苗而冒险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尽管其中一些疫苗对健康的危害要大得多，或者效力要低得多。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或美国疾控中心不再推荐霍乱疫苗，因为它实际上可能导致一些人染上霍乱，并且只能提供有限的免疫保护。美国疾控中心放弃了鼠疫疫苗，发现廉价、低风险的预防性剂量的四环素为耶尔斯尼亚病毒感染地区的个人提供了良好的保护。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疫苗在相当比例的接种者中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然而，没有人对这些疫苗提出抗议。
从1998年5月到1999年3月，63万多名美国军人接种了炭疽疫苗：其中42人（占0.007%）出现了不良反应，7人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所幸所有人最后都完全恢复了。75
然而，反武装和平组织“公民士兵”对炭疽疫苗接种运动发起了强烈抗议。该组织的律师托德·恩赛恩表示对炭疽疫苗接种存在“善意担忧”，归结起来就是，“这有什么急的？还有其他安排吗？我认为，首先，这担忧有着火药味儿，以致引人关注。霍乱，白喉，它们都没那么戏剧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会接触到炭疽热？’”76
通过互联网，“公民士兵”传播炭疽疫苗抗议主张，该组织的观点显然是左派的。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政治右翼团体利用互联网来引起人们对疫苗的关注。反堕胎组织“人类生命国际”声称，这种疫苗含有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一种女性孕激素），所以这是一场大规模使美国士兵绝育的最高机密行动。该组织声称，这一努力的背后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在一个海湾战争老兵的网站上，士兵们被告知，人类的胎儿被杀死了，而他们的体液被用于炭疽疫苗中。不同的基督教激进主义者和极右组织用更阴暗的阴谋论调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计划给美军一种炭疽疫苗，这种疫苗会引发自身免疫反应，从而使疫苗的免疫系统对抗自己的身体，以此削弱美军以接管美国。相似的奇谈怪论，居然也得到了该国军事炭疽疫苗项目中加拿大籍反对派的支持。
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及其总会计办公室，倾向于接受炭疽疫苗中含有自体免疫诱导化合物的观点。尽管完全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总会计办公室坚持认为疫苗中添加了一种名为角鲨烯（三十碳六烯）的化学物质作为佐剂，还坚持认为角鲨烯引发自身免疫反应。77
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历史学家大卫·罗思曼从现役士兵和老兵的怀疑和抗议中得到了更大的教训—他怀疑这会使所有旨在消除生物恐怖主义的民用和军用疫苗运动都蒙上阴影。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对军事和医学的结合非常热心，这一结合产生了大量用于细菌性疾病的青霉素、精细的输血程序和疟疾的氯喹预防。
然而，随着1945年后冷战的到来，美国人开始对五角大楼的医疗努力感到不安，特别是还出现了掩盖辐射危险的传言。
“在美国文化中，对疯狂危险科学家心存恐惧由来已久。我们也一直对我们的政府以及政府的理念感到焦虑，而军方又引发了更大的焦虑，”罗斯曼解释道，“然而，时至今日，所有这些都是不相关的怀疑，现在都是新的东西了。”78
本质上，要接受炭疽疫苗比接受被普遍谴责的霍乱疫苗更危险。美国人必须拒绝白宫、各种联邦机构、国防部和国家医学机构反复提出的相反主张。79罗斯曼坚持认为，这是美国人以前从未怀疑过的。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亨德森的平民生物防御工作小组仔细分析了有关炭疽的所有信息，然后得出结论：任何保护美国公民的计划都必须包括接种疫苗，免受恐怖分子使用这种细菌的威胁。80该小组的结论是，如果既不进行免疫接种，或者在接触后又不立即预防性地使用抗生素吸入炭疽孢子，80%的接触者将会死亡。该小组强烈建议紧急反应人员应接种疫苗。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炭疽病毒和其他生化武器正逐渐落入更多流氓国家手中，但军方内部的反疫苗运动显示，要让普通美国人遵守疫苗接种规定却极为困难。
在21世纪来临之际，已有下列国家拥有生化武器，这些武器是为导弹或向敌方目标发射大规模气溶胶而研制的，这些国家包括：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中国、朝鲜、俄罗斯、以色列，可能还有苏丹、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81
这个名单涉及权力集团、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地理位置。82
除这些国家外，许多非政府国际政治组织据说也都在开发或寻求购买生物恐怖主义武器。包括已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内的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情报来源都坚称情况确实如此，但出于安全原因没提供细节。83
除了运载能力提高了，生化武器本身的先进程度预计也将有飞跃性的提高。直到1985年，世界上所有生化武器制造者都在同一份限量的特工名单上，这些特工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敌人并且可以用导弹或其他系统来执行任务。每个国家都知道这份清单，并储备了解毒剂和疫苗。这是一个解不开的僵局。
但正如波梅兰采夫案例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的生物学在知识层面上就像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物理学，是一个成果丰富的领域。1980年看似不可能的事，到1990年就完成了，在1995年的高中生物课里也成了平淡无奇的素材。1993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预测：
基因工程不太可能产生比现存的多种潜效生物制剂更致命的“超级细菌”，也不太可能消除与在战争中使用微生物病原体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不过，基因拼接技术可以使微生物在传播过程中更稳定（例如耐高温和紫外线辐射），从而促进其武器化。生物制剂也可能经过基因改造，使其更难用免疫学的方法检测出来，并且对标准疫苗或抗生素免疫。84
生物界的发展比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预测的要快得多。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国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的序列得以确定，人类的所有基因都可以被识别，这一成果的效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它激发了对微生物的DNA或RNA进行测序的探索。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独特目标和微生物武器的轻易识别。
在1996年的一篇社论中，英国医学周刊《柳叶刀》指出，“对带有选择性种族目标的生化武器的担忧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任何在分子生物学家或传染病专家的会议上表达这种担忧的人，都有可能遭到嘲笑。但真的是这样吗？”
确定埃博拉等病毒的基因序列不再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哈佛医学院的约翰·麦卡拉诺斯找到了在细菌中快速发现致病基因的方法。85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法尔科发明了一种方法，在病原体感染人类细胞后，观察引起伤寒的有机体中哪些基因首先被打开。86这种快速而又肮脏的技术分离出了毒性基因。流感研究人员希望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之前发现一种自然出现的超级流感病毒，并对该病毒进行了测序，确定了一些关键致病基因。871998年，位于贝塞斯达的弗雷德里克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从遗传学的角度，确定了炭疽热是如何杀死人体细胞的。88
到20世纪90年代末，相关技术和方法唾手可得，同时出现了一大批生物工程师。89他们有基因图谱指导，90有先例可循，还有样本数据库可用。西方军队加强了生物防御，为部队接种疫苗，储备抗毒素，储存适当的抗生素，购买生物防护服和口罩，进行生化武器的军事演习，并支持潜在生物探测设备的研究。
但保护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则是另一回事。
“根本就没有从平民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亨德森悲叹道。
那个春天的早晨，亨德森在亚特兰大发表的演讲中警告说，没人制订总体计划去处理这么两个问题：生化武器对战区周围平民的附带影响，或者生化武器会对毫无戒心的社区造成的蓄意恐怖破坏。
亨德森说：“到目前为止，在打击平民恐怖主义方面，人们关注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化学武器和爆炸武器上，而对这些武器的反应充其量只是对危险材料处理的现有协议的适度扩展。与天花或炭疽带来的生物挑战相比，化学物质的释放或大爆炸要容易应对得多。”91爆炸或化学武器攻击后，最坏的影响很快就过去了，灾难的规模、伤亡人数是可以确定的，稳定和恢复也是有努力的方向。但在使用天花或炭疽后就不一样了，日复一日，新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新的病例。
20世纪90年代，每次有关生物战的政策讨论，都将其与曾被认为是荒谬的核武器影响相提并论。两者的关键相似之处，是它们爆炸时或释放后的长期影响，以及几乎所有死难者都是平民。例如，国家安全分析师布拉德·罗伯茨认为，生化武器被算作是“穷人（国）对核弹的反应”，创造了非对称冲突战略的可能性。
罗伯茨写道：“在这种战略中，较弱的国家寻求将自己的优势与较强国家的劣势相较量，以阻止干预或防止较强国家发挥其全部军事潜力。”92
罗伯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生化武器相对于核武器的战略优势将通过创造所谓的“设计细菌”得到极大增强，这种细菌是为种族目标等战略优势而进行基因工程设计的。有了核武器，总是有风险，风会把放射性尘埃带到轰炸机自己的部队，没有生物能免受电离辐射的突变影响。但是，旨在利用特定基因脆弱性的生化武器可能对施暴者的部队无害，但摧毁的不仅是敌方军队，还有平民百姓。
正如作家罗伯特·赖特所言：“如果有人让你猜，哪种技术会首先在一场恐怖事件中杀死10万美国人，毋庸置疑就是生物技术。”93
当美国海军指挥官詹姆斯·坎贝尔苦思为生化武器袭击做未雨绸缪时，他提到了“后现代恐怖分子”，其目标直指平民。坎贝尔说：“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频发，但却没有任何恐怖组织主动宣称负责。”例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以及1998年美国驻达累斯萨拉姆和内罗毕大使馆的爆炸案。他认为，“这类事件表明，恐怖分子本应传递的信息发生了‘转变’。传统的恐怖分子利用这一事件获得了‘霸凌讲坛’来宣泄他们的不满，而这些沉默的恐怖分子发出了无声的信息，创造出一种压倒性的恐惧感和脆弱感。”
坎贝尔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恐怖行为，而这恰恰是新的“后现代恐怖分子”可能采取的行动。坎贝尔认为，这个新的恐怖分子不受政府约束—事实上，与任何政府都没有联系—很可能是受到宗教或政治问题的强烈驱使。他们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超过更传统的冲突。原因是，后现代恐怖分子往往愿意采取危险的措施，乃至于自杀，甚至杀人。
在美国，参议员萨姆·纳恩是20世纪90年代最了解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政治家。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发动袭击后，纳恩对后现代恐怖主义表示关切，他说：“美国目前乃至今后几年的首要安全挑战，是防止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论是化学、生物还是核武器，以及制造这些武器的科学知识，流出到世界各地的流氓集团、恐怖主义集团和流氓国家。”94
“进入21世纪，我们很可能面临的状况，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再是由士兵在战场上使用。”美国空军特瑞·梅耶中校说道，“而是由失去理智的非同族群体用来攻击人口密集的区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95
1993年5月，克林顿总统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呼应了这种观点，他说：“这些对手可能不会入侵我们的海滩或发射轰炸机，而是试图对我们关键的军事系统和经济基地发动网络攻击……或者，他们可能会部署小型和相对廉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准备应付这些团体或个人使用生化武器所带来的挑战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欧洲和美国在21世纪初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任务。
这个问问亚特兰大退休消防队长唐·海特就知道了。1996年，他负责奥运会的所有应急措施，在准备过程中，他看到联邦调查局关于恐怖活动未遂和成功的档案从未公开过。当谈到生化武器时，海特说：“我们离需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很远，我们在侦查方面也还差得很远。而且，作为第一应急反应团队，我们居然没有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
例如，当一枚炸弹在奥运会摇滚节期间爆炸时，海特就是现场的第一批急救人员之一。
“亲爱的，让我告诉你，”海特用乔治亚州口音慢吞吞地说，“根本没人会意识到生物或化学攻击，直到看到了明显的危险征兆……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和谋划，主要也是与预防生化攻击相关的事情。首先，大多数人甚至不会认为爆炸会在美国发生吧？那我告诉你，爆炸一天有20起！”海特继续说，恐怖主义威胁和行动越来越多地涉及生化武器，“毫无疑问，这是潜在的危机。”
尽管有27个美国城市参加了20世纪90年代末国防部举办的训练演习，但美国所有的市镇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仍然准备不足。亨德森坚持认为他们培训的重点是错误的：训练不是短期的培训，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对急诊和公共卫生人员、消防队员或警察进行系统培训。96
如果一个恐怖分子释放了亨德森所认为的终极武器—天花，那么，曾经普遍接种过疫苗的人群将会变得非常脆弱。20年前，美国政府储存了足够1540万人使用的疫苗，97而世界卫生组织在荷兰储存了50万剂疫苗。各种额外的国家储备总共增加了大约6000万剂，质量和效力各不相同。很明显，如果天花被释放，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而且，考虑到天花30%的死亡率，将近20亿人可能会死亡。
20亿人！
1999年，随着美国已有的天花疫苗质量已经严重恶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疫苗最初由惠氏制药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以冻干晶体的形式储存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按100剂的剂量分装在真空密封的玻璃管中。玻璃管管用金属夹紧的橡胶塞子进一步密封。令人沮丧的是，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许多玻璃管内部已经凝结，这表明橡胶塞已经腐烂，真空压力已经消失。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美国的天花疫苗供应“未能保证质量”。这只是政府和民间科学家在仔细研究美国天花疫苗储备时发现的众多问题中的第一个。之所以进行审查，是因为白宫担心，这种致命病毒的样本可能已经传播到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两个储存库之外的地方，因此要求为美国武装部队生产更多的疫苗供应的调查人员认为，首先检查原始库存的状态是明智的—6位总统显然错误地认为这些库存可以应对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保护国民。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最后没发生。
结果证明，冷凝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种**，或是稀释剂，在接种疫苗之前，它应该和冻干晶体混合在一起。稀释剂中有一种被称为“亮绿色”的指示剂，可以帮助接种者看到从针头中流出的液滴滴到接种者的手臂上。
但“亮绿色”已经变色，而且似乎正在迅速恶化。
还有另第三个问题：针头。天花疫苗不同于其他免疫接种，因为它不是简单的一针接种。相反，疫苗液滴必须用一种叫作分叉针的特殊工具在皮肤上划痕。美国当前这种针头的储备量还不到100万枚，而且这种针头在全世界已经停产。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所谓的VIG，也就是天花疫苗免疫球蛋白。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大量的人接种天花疫苗，其中有少数接种者—不到1%，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对他们来说，快速注射天花疫苗免疫球蛋白是救命稻草。然而，新的麻烦又出现了。1999年，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该救命稻草的储存量仅够应付675例不良反应者，也就是300万人接种疫苗时会发生的此类事件的数量。而且，仅有的那几剂免疫球蛋白，似乎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它们呈现出了粉红色，而不是新鲜制造时的无色状态。
所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国人将非常容易感染天花。尽管欧洲和南非的疫苗储备没有进行类似的审查，但情况却极不乐观。美国上一次大规模紧急接种天花疫苗是在1947年，当时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旅行者在纽约市传播了天花。当时疫苗唾手可得，635万纽约人在不到4周的时间内接种了疫苗—万一必要的话，半个世纪后的美国当局将无法重复这一壮举。1961年，在英国出现天花病例后，开展了类似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550万人在一个月内接种了疫苗。10年后，南斯拉夫出现确诊病例，该国也迅速为2000万人接种了疫苗。如果天花危机在2000年出现，这两个有效应对的壮举都将无法再上演。
在白宫的敦促下，国防部于1997年授予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登坡特公司一份价值3000万美元的合同—为军队生产30万剂天花疫苗。由于接到登坡特公司的询问，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了旧疫苗库存的状态。在得知供应的糟糕状况后，白宫要求登坡特研究另外4000万剂量以备民用。
登坡特公司研究了这个问题后，提供了4000万剂价值10亿美元的疫苗。
“太离谱了，”亨德森大叫道。“看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1974年向世界卫生组织支付的疫苗费用，每剂药的价格才0.5美分到1.7美分。现在，考虑到通货膨胀，可以是10美分，或者活见鬼，就算是1美元一剂。国防部的合同最多也只值30万，而民用疫苗最多也只用花4000万美元。”
当登坡特公司和联邦官员争论不休的时候，惠氏公司悄悄地开始生产新的疫苗稀释剂。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生产4000万到5000万支分叉针，而巴克斯特制药公司想弄清楚20年前生产的天花疫苗免疫球蛋白供应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98
在美国和西欧的关键平民区大规模储存天花疫苗的价值毕竟有限，原因有两个：第一，接触后几天，才会出现天花的症状，到那时，疑似病例或已接触了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第二，接种疫苗几天或几周后，个体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以避免感染。99
对于其他疫苗可预防的微生物，如炭疽热，从接种到产生强大抗体之间的间隔，即使有助推器，时间可能也长得多—可长达一年。当然，如果不法分子造出了对疫苗有抗性的致命细菌，那疫苗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此外，心狠手辣的敌人可简单地尝试一系列改进的生化武器，或一开始就用混合剂，如此一来，即使是最有组织的疫苗防御也顶不住。
在美国，保护平民的联邦模式基本上是仿效军方模式。根据白宫科学专家小组1998年春季提出的建议，克林顿总统订购了价值数亿美元的疫苗储备，为国民警卫队提供了先进的生物防御训练，并根据军事反应模式加快了城市准备工作。100
这一策略几乎立即遭到了公共卫生倡导者的抨击。
“我是这么看的，”在参加完1998年美国参议院关于生物恐怖主义的听证会后，亨德森说，“我们的主要防御队伍是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地方医生。现在，我们投了3亿美元给50多个国民警卫小分队，每个小分队22人，他们与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投10亿美元来加强我们的一线防御机构？见鬼，我们连个战略价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