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生物战
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与公共卫生
难道不能设法把天花传染给那些心怀不满的印第安部落吗？
—1763年7月，英国驻美洲殖民地总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爵士提及庞蒂亚克起义时这样写道。1两周前，天花病毒已经蔓延到了印第安部落的肖尼族和德拉瓦族。
700多名黑人感染了天花，我要把他们派到叛军的种植园去。
—1781年7月13日，英国将军亚历山大·莱斯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写下了用天花对付乔治·华盛顿将军支持者的计划。
明艳的阳光、晶莹的雪花，掩盖了危机四伏的日子。
1999年1月，清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寒风刺骨，气温只有-10℃，这足以让任何准备不足的傻瓜在远离庇护所的情况下暴毙街头。
透过鸽子笼似的政府办公室玻璃隔板，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打量着刚进门的员工们。他们正大步走向各自的隔间，边走边脱去身上层层厚重的毛料衣物。有个人透过热气腾腾的玻璃也看到了奥斯特霍尔姆，向他挥手道早安。奥斯特霍尔姆是个典型的明尼苏达人，他高兴地挥手回应道：“天气够冷吧？”
“是的，这个周末冰钓会很不错。”这位年轻的州卫生工作人员开玩笑说。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在明尼苏达州数百个冰湖边的帐篷里待一天，就像他喜欢在市区歌舞厅与“火箭女郎”共舞一样。
两道45厘米宽的玻璃缝隙给奥斯特霍尔姆带来了几缕冬日阳光，透过缝隙还能瞥见雪花飘洒，落在光秃秃的树上。在白色的薄板石墙上，挂着州卫生部一些让人记忆犹新的旧标识，上面写着“此处有天花”。奥斯特霍尔姆的精神异常好，因为他刚刚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研究西伯利亚问题的流行病学家，即将受邀参与某个中东国家的政治事件，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目前他对相关情况还几乎一无所知。他刚刚被约旦国王召见，要去向国王汇报一个困扰他多日的问题：生物恐怖主义。
1999年1月5日，当奥斯特霍尔姆的手下—一群异常敏锐的疾病侦探们—忙着追踪新一轮李斯特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时，他在办公室给华盛顿打了个电话，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得到了这次与去约旦会面的详细计划。
约旦哈希姆王国是一个地处沙漠的小国家，但其领导人侯赛因国王拥有超凡的全球战略眼光，使这个小国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他17岁即位，是20世纪后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约旦国家元首。但现在，他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5天前，侯赛因国王还没有完成最后一轮骨髓移植手术，就匆匆离开了那个他在那儿接受了6个月癌症治疗的梅奥诊所。他在出生于美国的努尔王后和18岁的哈姆扎王子的陪同下，突然出人意料地离开了梅奥。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并引发了政治阴谋的传言。现在，随着癌细胞遍布全身，这位63岁的君主突然对生物恐怖主义产生了兴趣。圣诞节前不久，奥斯特霍尔姆在梅奥诊所见到了刚刚成年的哈姆扎王子，并与他开始了一场关于致命微生物而非肿瘤细胞的谈话。这位年轻的王子已被英国著名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录取，他对这位精力充沛的瑞典裔美国人印象深刻。
在那次匆忙的会面后不久，国王和他的家人便很快离开了美国，他们先到了伦敦。约旦皇室家族在离白金汉宫不远的地方有一套布置得很雅致的房子。就连奥斯特霍尔姆也不知道国王在伦敦，为了准备与国王会面，他正在搜集有关约旦安曼的信息，从他在美国明尼苏达所处的位置来看，他几乎无法想象这是一座沙漠城市。尽管那个地方似乎遥不可及，但那里的人却并不陌生，毕竟生物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已困扰奥斯特霍尔姆近6年。
当奥斯特霍尔姆准备拜见侯赛因时，他向一位来访者解释说，自己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兴趣始于1993年5月11日，具体时间是下午1点整，地点在疾控中心A礼堂。他之所以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对这位地方流行病学家而言，这一刻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茅塞顿开时刻。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在全球消灭了天花之后，该如何销毁实验室中库存的天花病毒。在会议讨论中，根据叛逃到美国和英国的苏联科学家提供的信息，有关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机密信息得以披露—苏联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由天花病毒制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心想，天哪！仅在这个世纪，就有5亿人死于天花，而人类所有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加起来，也只有3.2亿人。”奥斯特霍尔姆回忆道。
像大多数美国生物学家和医生一样，奥斯特霍尔姆一直认为生物武器是科幻小说里的胡说八道或偏执的阴谋幻想。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真的把细菌当作武器来使用。那次会议彻底让他震惊了，不因为别的，只因他一生都认为是荒谬之谈的生物武器，居然是真实存在的。
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疾控中心会议之后，奥斯特霍尔姆与菲利普·拉塞尔将军喝了几杯。拉塞尔将军是军队里级别最高的生物学家，他透露了更多令人担忧的细节：不仅仅是天花，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不仅仅是那些拥有生化武器的好战国家。拉塞尔还告诉奥斯特霍尔姆，这些恐怖事件已经蔓延到政治狂热分子、武装恐怖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和美国极端右翼民兵之中。
“这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奥斯特霍尔姆说。在接下来的3年里，奥斯特霍尔姆担任了军事和外交事务秘密委员会的文职顾问，委员会设在华盛顿，其工作重点是研究生物战和恐怖主义问题。他攒了大量经常往返于首都和明尼阿波利斯之间的飞行里程，每当有新的机密曝光，他的焦虑就会增加不少。他没法告诉明尼阿波利斯办公室里同事们任何事情—甚至他在华盛顿委员会的名字都是保密的。
奥斯特霍尔姆说：“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就越意识到我们真的一无所知。”2这件事快把他逼疯了。
1996年，奥斯特霍尔姆认识到，对付生物恐怖主义事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共卫生，“但与此同时，我却看到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状况正在恶化。”
他从不拐弯抹角，在这些会议上很快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在华盛顿，勇敢的奥斯特霍尔姆遭到了攻击。他越是在保密会议上大声疾呼，让大家措手不及，就越是被指责哗众取宠，企图在首都炫耀自己的自负。一位纽约市官员私下指责奥斯特霍尔姆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不是为了保护公众。
奥斯特霍尔姆进行了反击，他说：“我看到了‘两个敌人’，一个是行凶者，而另一个本该对此做出反应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现在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缺少足够的主导权，无法阻止生物恐怖主义‘核爆’。”
1996年年底，奥斯特霍尔姆向副总统戈尔做了工作汇报。多年的联邦调查局的委员会工作和无数的保密会议，使奥斯特霍尔姆确信是时候采取措施了。他找到亨德森博士—一位公共卫生领域最受尊敬的发言人之一，敦促身边这位最可靠的专家大胆发声。这位资深科学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持了一个名为“平民生物防御研究中心”的项目。因此，亨德森参加的保密会议比奥斯特霍尔姆还多。
回想起这些，1月的一个早晨，奥斯特霍尔姆给亨德森打了个电话。亨德森在生物恐怖主义问题上充当了某种导师的角色，奥斯特霍尔姆向他请教该如何向约旦国王汇报。
一个星期后，这位明尼苏达人坐在了约旦王室的豪宅里。侯赛因国王、努尔王后和他们的儿子哈姆扎以及国王的安全主管聆听并积极参与了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奥斯特霍尔姆对侯赛因国王的活力和敏锐的才智印象深刻，他认为有关侯赛因国王垂死的谣言被严重夸大了。在离开王室的时候，奥斯特霍尔姆非常确信地意识到，出于某些原因，侯赛因国王非常担忧很有可能有人在他的王国或动**的中东地区使用生物武器。
国王告诉奥斯特霍尔姆，他想主持一次世界领导人会议，讨论生物恐怖主义，奥斯特霍尔姆由此对这位约旦领导人感到敬畏。
约旦只有82250人的武装部队和35000人的预备役部队，却要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与它邻国的军队相比，这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在北部，叙利亚每年花费30多亿美元建立超过30.6万人的武装力量，拥有39.2万预备役人员，部署战略导弹、坦克和飞机等装备，所有这些都在叙以战争和漫长的黎巴嫩内战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南边是哈希姆人古老的部落宿敌—沙特王室，由一支训练有素达5万之众的沙特军队保护着，其中包括20个空军基地，装备着全球市场上最昂贵的高科技飞机、导弹和侦察设备。约旦以西是以色列，是该地区唯一一个近几十年来与哈希姆王国交战的国家。以色列的军费每年超过80亿美元，拥有14万人的常备军，有着经验丰富的战斗人员和高度复杂的空中和陆地战略能力，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力量。
然而，最令侯赛因国王忧心的，还是东部侧翼集结的强军和国内叛乱分子。东部是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拥有约45万常规军、久经沙场的战斗机飞行员、雄心勃勃的飞毛腿导弹计划以及每年超过5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
在国内，侯赛因国王一直受到刺客、恐怖分子、未遂政变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困扰，这些人很容易从约旦好战地区的敌人那里获得政治和财政支持。甚至在他自己的军队中也有1200人的巴勒斯坦分支，他们宣誓效忠的不是国王，而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约旦的大多数人口是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来自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难民。在侯赛因国王执政期间，巴解组织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曾无数次利用约旦作为对以色列进行突然袭击的场所，在王国内进行暴力示威，甚至企图推翻国王的统治。据说侯赛因国王躲过了50多次暗杀，其中30次是哈希姆政府公开承认的。
国王和奥斯特霍尔姆在伦敦会面时，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无疑是他对生物恐怖主义拥有狂热兴趣的背景。会议结束时，国王、王后和王子亲切对奥斯特霍尔姆表示了感谢，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侯赛因国王便驾驶自己的喷气式飞机返回安曼。
7天后，也就是1月26日，国王宣布他不会传位于弟弟哈桑王储，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因为34年前国王就承诺会让哈桑王储继位。相反，以前默默无闻的国王之子—阿卜杜拉王子将接管国家，他是约旦的军事领袖，时年37岁。就像莎士比亚在宫斗剧中描写的一样，国王给哈桑王储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这一变局。在这封长达14页的信中详细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细菌战。国王警告哈桑和约旦人民，故意煽动流行病传播具有严重危害。侯赛因将生物武器描述为无国籍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可怕的新资源，呼应了他在与奥斯特霍尔姆会谈时了解到的教训。侯赛因国王意识到他的信将在约旦报纸上发表，并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共鸣，他严厉地警告说，在这个人造流行病的世界里，不可能有赢家。
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小时后，奄奄一息的国王登上了他的飞机，在美国的保护下，由空军护送回梅奥诊所。第二天，阿卜杜拉王子宣誓就职。
然后，国王驾崩了。
奥斯特霍尔姆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场他与皇室的讨论，对国王做出令人震惊的决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场讨论的12小时后，国王就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在国王的信中，奥斯特霍尔姆看到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也是他上次在伦敦对王室提出的问题的回应：新的科学技术使操纵基因和制造超级细菌变得相当简单，而民用生物武器防御系统根本不存在。这个明尼苏达人在国际政局风云突变的时刻，证实了自己的信念，即他在一年前坚持将生物恐怖主义问题列入公众关注的议程是正确的。
几个月来，他一直缠着亨德森，促使这位年长的科学家向媒体透露在华盛顿的保密会议上都听到了什么。第一次试水是在1997年9月美国传染病学会的会议上3，亨德森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言论限制在已公开发表的信息之内，不过，他提到了华盛顿保密会议，这引发了更大的担忧。亨德森坚信历史轮回，他简要回顾了20世纪下半叶天花和炭疽暴发所造成的破坏和带来的恐怖。考虑到他所描述事态实在太可怕，他故意保持了学术长文的冗长乏味，漠然的语气与他先前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生物武器的幽灵就像核冬天的幽灵一样可怕。”这指的是使用核武器会让世界进入冰川时代，几乎会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然而，奥斯特霍尔姆并不满足，他还想从导师亨德森那里获取更多信息。6个月后，在亚特兰大的一次大型公开会议上，他的想法得到了满足。
亨德森认为现在是以奥斯特霍尔姆希望的方式说出他的想法的时候了。坦率地说，很难想象那个身形高大、虎背熊腰、有着男中音声色的人会这样做。他一出现就主导了话题，气压全场。
消灭天花可能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公共卫生的胜利，亨德森在其中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每当他走进办公室，同事们便纷纷让道。亨德森自己也承认，在1977年人类战胜天花病毒之前，时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他就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官方手册中的所有规定，但是他坚信自己必须这样做。毕竟，他们是在为战胜一种病毒而战，这种病毒在20世纪杀死的人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要多。
消灭天花的全球运动，最初于1958年在莫斯科宣布启动，这毕竟是苏联的倡议。20世纪70年代冷战时期，亨德森跨越各国之间的隔阂，使得军方和公共卫生人员之间的公开合作成为可能。尽管会令人不安，但苏联人对引起天花的两种病毒亚型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莫斯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几乎所有联系渠道都关闭的时候，亨德森越过柏林墙，努力促进建立公共卫生联盟。
当所有自然界中能引起人类天花的踪迹都被彻底消灭后，亨德森不得不同意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将剩余的实验室病毒样本上交。其中一个样本保存在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冷藏库里。另一个样本被隔离冷冻在莫斯科的一个实验室里，亨德森知道，这个实验室不太安全。他不太喜欢莫斯科的环境，但仍做出了妥协：毕竟，所有其他已知的实验室天花样本都按计划立即销毁了，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将全球安全关注限定在这两个地点，这在1977年似乎是合理的。
当然，亨德森当时并不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此类病毒还有其他的计划—事实上，是针对数百种不同的致命病原体。20年后，西方的军事和情报专家也承认，当时他们对勃列日涅夫所谓的生物制备计划一无所知，直到天花双边协议达成至少10年后才有所了解。他们不知道勃列日涅夫钳制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伟大计划，也不知道他会断然违背1973年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他们甚至不知道，到1977年，苏联已经很顺利地建成了47个生物武器实验室和试验场，在跨越至少10个时区的实验基地中雇用了超过5万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些西伯利亚的秘密实验室一无所知。
直到1998年，苏联解体7年后，亨德森才知道了一些有关生物制剂的事实。他承认，要从科幻小说中甄别事实，要确定哪位前生物制剂科学家可信，都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可能都把情况夸大了，或者，他们可能隐藏了大量至关重要的信息—亨德森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信息关系到人类的存亡。
当亨德森在电视上看到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政府和一个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松散联盟对峙的报道时，他意识到，当一个政治狂人或团体有可能染指莫斯科病毒时，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从相对温和的国家下议院杜马成员到愤怒的去过阿富汗的退伍军人，都有可能为共产党重新掌权而触发这一危机。和大多数非俄罗斯人一样，亨德森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9月21日，美国电视网打趣地说，鲍里斯·叶利钦颁布了一项改革法令，大多数俄罗斯国家下议院杜马成员对此表示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峙不断升级，亨德森对莫斯科储存的天花病毒安全越来越担心。4
亨德森后来回忆，“我了解到，他们派了士兵去保卫病毒研究所，在那个时候，把天花从那里清除出去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当俄罗斯天花储存库的守护者们受到严密盘问时，他们似乎“在那之前就已”秘密地将其转移到了距离西伯利亚中部新西伯利亚大约一小时车程之外的前生物制备中心。亨德森惊呆了，因为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报备世界卫生组织致命微生物样品已经被重新安置，没有任何国际代表见过新的储存库，也无法保证天花储存库的安全性。
亨德森回忆说，“当美国情报官员问我为什么俄罗斯人未经世界卫生组织许可就把天花病毒样本转移了，我回答，我们也从未收到过他们要求转移的请求啊，他们就这么搬走了。”
在叶利钦与白宫对峙4年后，亨德森仍然不确定俄罗斯所有致命的天花病毒样品都放在了哪里。
他们都进了新西伯利亚的生物制剂冷冻室了吗？还是多年来被秘密地分散在其他生物实验室里，一次转移一个？假定俄罗斯人从样品中提取了这种可怕的病毒，或者苏联人已克隆并大量生产这种病毒，这种猜想合理吗？种种不确定性，加上听到的机密情报，让亨德森非常非常紧张。
“直到最近，关于生物恐怖主义的话题在医学文献或相关的公共媒体中依然很少被讨论或报道。”亨德森紧张的情绪开始稍微舒缓。他于1998年3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6000名专业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首届关于新发疾病和传染病的国际会议。5他着装严肃，黑白格子夹克、笔挺的白衬衣、黑色背带裤和领带。当他走上讲台时，观众席上静悄悄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场合：军人、学者、研究人员、美国政府科学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以及媒体聚集一堂。亨德森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梳理了一下白发，调整了一下他的钢圈眼镜。
“直到最近，我个人还对公开这一事件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担心这会诱使一些极端分子进行危险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实验。”6亨德森接着说，“然而，过去一年半内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能够制造生物武器的人已经设想到了每一步。”
近期发生的事件令美国、欧洲国家和联合国对生物武器的担忧升级，包括联合国观察员在伊拉克的调查结果。最近的生物技术革新简化了对微生物的基因编辑操作，俄罗斯的生物制剂计划目标越来越明晰，一系列证据表明之前一些科学家可能已经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科研产出投入到了国际军火市场。尽管之前专家们已经知道了这些令人担忧的事情，但那都是碎片化的，直到1997年，整个事件浮出水面之后，西方军事、情报和一些科学界人士才对这种威胁有了全面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末，所有领域的专家都相信生物武器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了。与亨德森一样，莱德伯格也是该问题科学顾问专家中的一员。他说，之前有几个错误的假设使世界各国领导人不再关注可用于制造武器的病毒、细菌和生物毒素。莱德伯格认为，最重要的是，所幸至今还没有人研制出广岛原子弹那样杀伤级别的生物武器。
莱德伯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以其他理由忽视对生物武器的警惕：只要你愿意，生物炸弹更有可能杀死他们自己的同事或盟友，而不是敌人；绝不可能将生物制品武器化，让其通过导弹或局部发射装置打入敌军；假如说已发明和提供了足够的疫苗和药物来对抗这类武器的影响，或者这些武器都部署好了，那么任何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或组织都会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厌恶和道义上的谴责，因此，即使对亡命之徒来说，使用生物武器也是一种糟糕的选择。7
“以上每一个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亨德森坚持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国家和持不同政见的团体有动机、有能力，也有选择地培养了一些最危险的病原体，并将它们作为恐怖主义或战争的黑手。”
在引起注意的公共卫生专家面前，亨德森提出了细菌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并示意他们应参与到以前主要由军方和警方主导的秘密任务中来。他知道他这么说是有风险的，因为军队和警察很少与做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有交集，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的斯科特·利利布里奇博士没有这么保守，他明确表示生物武器就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他说：“我非常担心……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利用我们公共卫生系统中的漏洞。”地方实验室能力的匮乏可能导致微生物分离培养无法及时确认，战备工作必须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全方位加盟。8
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公共卫生、军事和情报领域的首次恐慌。
那是个交通高峰时段，成千上万的日本上班族登上了东京庞大的地铁系统。其中3条极其拥挤的地铁线路穿过东京西部和北部的居民区，尤其是浅草和青山，它们汇聚在该市霞关政府中心。上午8点上班高峰期，这些列车被大量赶着上班的公务员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30分。9
上午8点09分，在霞关地铁站（丸之内线、千代田线和日比谷线的换乘站），一枚小型炸弹爆炸了，释放出一种名为沙林的致命神经毒气。10
4分钟后，另一枚炸弹又在繁忙的霞关地铁站爆炸。至少有3名乘客在地铁上额外携带了装有神经毒气的塑料袋，他们同时将塑料袋戳开。这些简单的炸弹释放出一种看不见的化学物质—甲氟膦酸异丙酯，数百名乘客跪倒在地，伴随着恶心、口鼻出血、头痛、严重的化学性焦虑、咳嗽等症状，还有3例肺水肿。东京消防部门迅速赶到现场，作出紧急反应；他们当中许多人自己也中了这种气体的毒。
数百名通勤者蹒跚着走出霞关地铁站，前往当地医院。
最终，有5510人在沙林毒气袭击中受伤，其中约100人需要住院治疗，13人死亡。
日本警方很快发现罪魁祸首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奥姆真理教，“奥姆真理”类似于佛教梵语“Om”符号和至高无上的真理。11这个宗教的领袖是麻原彰晃，一位40岁、开着劳斯莱斯、留着长发、蓄着胡子的大师。奥姆真理教的使命是为了实现世界末日，他们把自己置于对幸存者的统治之上。虽然许多文化中的宗教信仰长期以来都热衷于预测世界末日，但奥姆真理教却意欲加快末日的到来。
随后数年的警方调查和法庭记录显示，奥姆真理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日本、俄罗斯、欧洲和美国至少有4万信徒。日本警方很快发现霞关地铁站袭击事件只是一次试投：该组织储存了非常多的沙林，足以在未来的袭击中杀死420万人。此外，1995年3月沙林毒气袭击之前，至少发生过两次毒气袭击、几次肉毒杆菌毒素袭击，还有人试图用炭疽杆菌杀死日本领导人，试图获取和培养Q热病贝氏柯克斯体和可怕的埃博拉病毒。12
拜其经营的一家电脑软件公司所赐，这个邪教组织获得了2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并从中获得了最好的专业智囊，其中包括前克格勃特工和俄罗斯军事顾问。1991年，邪教组织成员甚至向俄罗斯国防部部长格拉霍乔夫和叶利钦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奥列格·罗博夫征求意见。该组织利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黑帮分子作为中间人，与苏联军事人员就购买核武器材料进行谈判。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强烈反日的朝鲜政府也曾向这个邪教提供武器和建议。
奥姆真理教的活动向一度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安全部门证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生化武器，能够而且正在由不受政府控制的团体研发。13
东京袭击事件发生几天后，一个秘密的国家安全论坛在白宫召开，出席的有比尔·克林顿总统、副总统阿尔·戈尔、几位内阁成员，以及一批经过挑选的科学家、国防官员和紧急事务机构官员。华盛顿当代研究所副所长肯尼斯·阿德尔曼在会上问乔舒亚·莱德伯格，有没有技术上的“补救措施”可以防止美国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攻击，比如金属探测器在消除机场和商用飞机上的恐怖袭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莱德伯格在比较了核、化学和生物攻击的预防方法之后，做出谨慎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核领域的安全基石不是探测和预防，而是所谓的威慑。就像玩游戏时有一个神风特攻队，就会逼得其他玩家走投无路、狗急跳墙，这时整个游戏也就没得玩了。”
莱德伯格讨论了侦测落入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之手的核装置的方法，他指出：“在核领域尚有一些可侦测的空间。”
但是，他又不免担忧地补充：“但在化学和生物领域就要困难得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奥姆真理教式的袭击在美国发生，一个关键的反应机构将是联邦应急准备办公室和国家灾难医疗系统办公室，其执行长弗兰克·扬博士听取了莱德伯格的推测，莱德伯格认为如果纽约市地铁系统遭受一次有效的生物攻击，“有可能造成6000人死亡，10万人处于危险，而地方当局根本无法应对这类事件。”
“完全正确！”弗兰克·扬博士冷静地回答。
1993年，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曾在一个现在已经普遍应用的场景中虚拟过这种噩梦般的景象：一架装有100千克炭疽孢子的喷粉机，在被发现并迫降之前以交叉状的方式飞过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和华盛顿大部分地区，14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内，将会有300万人死亡。
奥姆真理教袭击事件敲响了警钟，让官员们意识到，曾经不可想象的事情不仅有可能发生，甚至有很大可能发生。这已不再是科幻小说。
克林顿总统向与会者保证他将设法让本已羸弱的《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1972）变得强硬起来，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结果，因为没人知道如何让违反该公约的行为变得有迹可循。15
第一次尝试真正强硬地执行条约是针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次行动清楚地表明，以现有的技术和外交手段很难控制一个政府使用或威胁使用生物武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0年8月2日，估计有54.5万伊拉克军队和坦克向邻国科威特进军，夺取了科威特的石油储备，并实行了戒严。167个月后，由美国总统布什领导的约69万参战人员组成的联军，对当时拥有100万军队的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海陆空战争，俘虏了17.5万名伊拉克士兵，造成约8.5万人伤亡。战败国伊拉克的领导人被迫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包括保证立即销毁伊拉克所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库存。这至少在技术上使联合国观察员能够最大限度地调查伊拉克的武器，这是《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所允许的。
但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7月5日，伊拉克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一个疑似生化武器储存地点。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对伊拉克实施贸易制裁。3周后，巴格达屈服，允许联合国检查有争议的地点，但未发现可疑的生化武器。某些观察员声称伊拉克在玩躲猫猫游戏，已把武器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隐藏了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