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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这样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89年，伊拉克空军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个3级火箭，这种火箭具有运载弹道导弹的能力。伊拉克每年花费50亿美元的军费用于购买高科技设备。1990年4月，萨达姆·侯赛因曾大张旗鼓地宣布，他的部队已经研制出了可装载在导弹上的化学武器，安装在改装过的远程飞毛腿导弹上。他宣称：“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以色列试图对伊拉克发动任何攻击，我们的炮火将吞噬半个以色列。”17
萨达姆·侯赛因很少会在没有付诸行动的情况下对伊朗实施政治或军事威胁：20世纪80年代，侯赛因摧毁了他威胁过的每一个伊朗城镇和村庄。18随后，持续了8年的两伊战争充满血腥，夺去了约24万伊朗平民和军人的生命。19
其中不少是伊拉克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这是在战争的头几天造成的。伊朗声称，1984年、1986年和1987年，联合国观察员至少在部分现场找到证据，证实伊拉克曾用飞机和火箭投放过芥子气和一种叫“塔崩”（二甲氨基氰膦酸乙酯）的神经毒气。20据估计，在战争期间接触过这些化学物质的所有伊朗人的5%已死亡，但具体死亡人数还不清楚。21
1988年伊拉克签署停火协议后不久，萨达姆·侯赛因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伊拉克的库尔德少数民族身上。1988年3月19日，伊拉克空军袭击了库尔德人聚居的哈拉比亚村，几乎杀死了村里所有的居民。尽管国际观察员在几天内没有获悉这次袭击，也没有到达事发地点，但西方情报专家得出结论，库尔德人是氰化物和芥子气的受害者。22
此后，伊拉克自己也承认，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化学武器建设。1996年，萨达姆·侯赛因政府承认当时已经开始了生物武器的生产。23
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日本、奥地利、英国、瑞士、荷兰和德国的私人供应商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下，萨达姆对如何获取和研发生化武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萨迈拉、法利耶、穆萨纳和巴格达郊外都建立了巨大的化工厂。此外，伊拉克还与阿根廷和埃及合作，开发了能够向远距离目标发射生化武器的“秃鹰”导弹。伊拉克还改装了几枚飞毛腿导弹，使其具有非常强大的远程能力，能够打击以色列境内的任意目标。
在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的几年里，伊拉克和联合国调查员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尽可能地隐藏化学和生物武器证据。
1994年，德国联邦情报局发现了伊拉克获取武器和生物武器材料的复杂线索，这些武器和材料主要来自西欧。在伊拉克不顾国际制裁而非法获得的大量供应中，有39吨细菌生长培养基，大部分是从英国联合利华公司旗下子公司Oxoid购买的。24
亨德森坚持说：“伊拉克会把这么多培养基用于合法的医疗用途，显然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这样的声明简直违反了信誉的底线。”
伊拉克所有的医学和科学实验室此前每年消耗的培养基不到200千克，占进口总量的0.5%。伊拉克从来没能说明白其中17吨培养基的使用情况或下落。25
伊拉克炭疽病毒的原种样本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购买的，当时该集存库位于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这次采购行动是在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经美国商务部批准的。
联合国观察员最终得出结论，伊拉克在沙漠风暴战争之前建造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生物武器装备库，26包括大约3.6吨炭疽、8千克浓缩肉毒杆菌毒素以及至少4种其他类型的细菌、5种病毒和3种其他生物毒素。就在战争爆发之前，联合国小组得出结论，伊拉克已经培养了340升肉毒杆菌用于生产肉毒杆菌毒素。在许多地点，特别是巴格达以南几千米的哈卡姆单细胞蛋白质厂，发现了能够容纳1450升生物制剂的不锈钢发酵罐。
尽管伊拉克政府最终承认了其中的一部分调查结果，但除了伊拉克军方领导层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材料中有多少实际上被用于制造武器了。培养细菌或病毒是一回事，而弄清楚如何让它们于存活状态下在燃烧的导弹或炸弹上被打到另一个国家去是另一回事。
美国人相对了解这方面的情报最多27。美国特工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实验室就在研制一种蓖麻毒素，这种毒素可以作为一对一的武器使用。在蓖麻子中发现的蓖麻毒素是一种剧毒的神经毒素，人只要摄入180微克这种化合物就会死亡。虽然肉毒杆菌毒素的效力是它的300倍，但蓖麻毒素的效力是奥姆真理教用的沙林毒气的30倍。就目前所知，这些早期研发的生物武器从未使用过。战争结束时，国际联盟得出结论，生物武器相对虚幻，因此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27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坚持认为生物制品仍然不切实际，因为它们永远不可能被制造成武器。但是法国、英国和日本并不认同此观点，这3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有大量的生物武器项目。1933年至1940年，日本在所谓的“满洲国”开发并使用了生物武器，成功地利用生物炸弹在中国引起斑疹伤寒、霍乱等瘟疫的暴发。28此外，战后盟军的调查发现，日本曾使用生物武器制造痢疾和副伤寒。
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1943年，但在战争结束前无法使任何生物制品武器化。
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越来越热衷于转化生物制品。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携带黄热病毒的特殊蚊子，并对其进行了测试，发明了用于释放病原体的独特炸弹，以及大型喷雾器和水底雷，在纽约、旧金山、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以及无意中在加拿大，都进行了释放细菌的实验。2920世纪50年代，陆军在一艘船上做了喷洒细菌试验，导致数名旧金山人患病，据说其中一人死亡。30
美国最具侵略性的生物武器战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期间进行的，涉及开发和使用多种细菌和携带疾病的蚊子。虽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军方的科学家们开了绿灯，同意他们开发和使用任何生化武器，但整个行动对美国人民，甚至国会都是保密的。军方高层非常清楚，如果他们故意在朝鲜制造流行病，会被美国公民视为道德上应备受谴责的行为。31
进攻性的生物战计划在美国持续了15年，一直是秘密进行的。
到1966年，美国每年花费3800万美元开发生物武器，将炭疽热、土拉巴斯德氏菌、球芽孢杆菌和小麦致命真菌茎锈病等农业微生物制成武器。这些武器被堆放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市外的一块60.7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在锈蚀的金属罐里藏着成千上万吨致命细菌。与安装在美国各地发射井内导弹顶部的核武器一样，生物武器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几乎没有科学家或军事领导人希望真正使用它们。但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去思考狂热军备竞赛的理性问题。按照当时的心态，如果有流言说共产主义的朝鲜在研发生化武器，那么资本主义的美国肯定会不遗余力地研发更有技术优势的军备，即使研发的武器会导致大量平民死亡，甚至可能造成种族灭绝。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生物武器竞赛的一个糟糕时期（如果真的有相对“好”时期存在过的话）：广泛的反战示威活动和公众对美国军方声明真实性的质疑，使德特里克堡、麦克莱伦堡和埃德伍德议会的活动遭到了严厉的政治审查。32
因此，1969年11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将放弃使用任何形式的使人死亡或丧失能力的致命生物武器，未来的细菌计划将仅用于研究生物防御以及如何控制和预防疾病的传播。33
美国的武器储备在接下来5年里被销毁，攻击性生化武器计划也戛然而止。然而，这次经历让美国人认识到，培养出数万亿的致命细菌或病毒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要想办法如何把这些病原体（能保持活性、致命性，且能有效使敌军致病）送出去。34
同样，英国和法国的军事研究人员也放弃了生物武器的研究，不仅出于道德，也因为事实证明了很难将活的微生物真正变成武器。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当联合国观察员努力辨别伊拉克究竟研发了什么武器的时候，他们最关注而且最想搞明白的是到底哪些可能被武器化。1994年，观察员得出结论，伊拉克的确已将肉毒杆菌毒素武器化。雷蒙德·奇林斯卡司博士说：“虽然拥有几百种生物武器，但是海湾战争期间，实际上伊拉克的生物战能力相当有限，如果伊拉克真的使用了生物武器，它们的影响也将仅限于污染撞击点周围相对较小的地面区域，并使附近的人暴露在雾化的病原体或毒素中。”35
伊拉克人似乎是技术白痴，他们拥有大量令人畏惧的细菌，但几乎没有能力将生物武器投放到预定目标。此外，观察员后来认定，伊拉克在以色列发动的飞毛腿攻击远远偏离了目标，原因是几乎完全缺乏惯性制导系统。从战术上来看，1992年，伊拉克要对特拉维夫进行生物轰炸不可能像在巴黎投下原子弹那样精准。
但随后几年的调查使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生化武器核查）确信，伊拉克政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在秘密地继续开发生物制剂并将其武器化。伊拉克也有合作研发者—利比亚。奇林斯卡司博士确信，伊拉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能力拥有“遥控无人驾驶车辆，以及配备着坦克和喷雾器的远程战斗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程序设计是为了通过根据地面等高线进行低空飞行以避免侦察），可以攻击伊拉克边境1000千米范围内的居民，并在有利于成功实施生物攻击的条件下释放毒物。”
1995年夏天，负责伊拉克生化武器行动的萨达姆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马吉德中将叛逃到约旦，遭到中央情报局、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欧洲情报专家的严密盘问。卡迈勒告诉审讯人员，伊拉克拥有大量的生物病原体制剂。面对真相，伊拉克被迫销毁了战后的大部分储备，萨达姆也承认生产了50万升的炭疽和肉毒杆菌毒素。此外，一箱箱可恶的文件被移交给特委会。根据这些文件，特委会得出结论，伊拉克进口的细菌生长培养基超过了最初估计的39吨，专家们不得不琢磨伊拉克使用这种培养基的无数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卡迈勒被诱回巴格达，不久就与萨达姆的另一名女婿一起被暗杀。
特委会主任理查德·巴特勒说，伊拉克承认在1992年拥有75枚装有生物或化学武器的飞毛腿导弹。巴特勒说，特委会设法销毁了其中30个，但他们不相信如伊拉克自称的那样销毁了另外45个。1997年，伊拉克越来越明显地阻挠特委会的活动。同年11月，美国克林顿总统公开宣称准备再次发动美伊战争，这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因为生物武器问题缺乏透明度而爆发的战争。36
1998年2月10日，美国众议院发布了反恐和非常规战争特别工作组报告。报告称，伊拉克当时仍拥有48套飞毛腿导弹发射装置和45枚导弹，“大部分”都装载了生化武器。此外，伊拉克境内至少有8400升炭疽和数吨化学武器。国会报告进一步指出伊拉克拥有能够向欧洲和中东地区投放生化武器的舰载无人机。生化武器和导弹被藏在苏丹和利比亚，但是没被特委会发现。在苏丹的瓦乌市，伊拉克科学家再次在德国造的亚尔穆克工厂里制造和生产化学武器。报告还称，在利比亚，伊拉克制造的生化武器被安装在中程弹道导弹上，能够击中距离黎波里市3000千米以外的目标。大约12名伊拉克科学家在黎波里的卫生总实验室里制造炭疽和肉毒杆菌。37
尽管许多专家认为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得不到证实，但已在华盛顿和美国的盟国中营造了一种紧张气氛。38
美国对伊拉克当局与联合国观察员之间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感到厌烦，终于在1998年发动了两次至关重要的军事打击。第一次打击的目标是苏丹的喀土穆州，美国声称喀土穆州是被伊拉克训练的苏丹人用来制造生物武器的巢穴。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个被指控的兵工厂同样被几星期前才轰炸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恐怖分子所利用。而苏丹政府坚称，被打击的工厂是一家合法的制药企业。
1998年12月16日，当美国众议院就弹劾克林顿总统展开辩论时，美国空军发动了第二次军事打击：对伊拉克境内据称是生化武器制造和储存的地点进行了一系列轰炸。
克林顿当天在电视讲话中说：“决不能允许萨达姆·侯赛因用核武器、毒气或生物武器来威胁他的邻国或世界。我很笃定，今天如果不加以制止，萨达姆·侯赛因将再次使用这些可怕的武器。”39
伊拉克、利比亚和苏丹的手上到底有什么生化武器？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真正知道。伊拉克已经否认了一切，喀土穆州和黎波里市也没有人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40直到2000年中期，新的指控浮出水面，声称伊拉克正在研制一种新的病毒武器，而且是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眼皮底下进行的。41
伊拉克局势使《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变得弱不禁风。这是一个既没有权威又懦弱的奇葩约定，完全缺乏有效武器条约的几个关键要素：透明度、检查权、核查权和执行力。几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陆续在日内瓦开会，目的就是寻求强化公约的方法。但正如乔舒亚·莱德伯格跟白宫说的那样，没人能否认，生化武器条约的执行比控制核武器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制造生物炸弹太容易，而要找到它们又太难了。
反对检查绝不仅限于所谓的如伊拉克一般的“流氓”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制药业一致抗议那些允许外人在未经知会的情况下进入制药工厂进行检查的条款。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检查权，就没有人能够执行公约，因为生物武器的生产场所和正规制药厂均使用同样的设备和人员。42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吉莉安·伍勒特说，这样的条款会对合法企业造成影响，但却找不到生物武器制造商的任何证据，因为“规则只适用于那些遵守规则的人”。
有证据表明，生物武器的生产量确实在激增，事态进一步恶化了。
分析人士布拉德·罗伯茨写道：“生物武器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十年国际安全的主要问题。报告显示，有11个国家正在推行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而20世纪60年代只有4个国家在这么做。”43
亨德森在亚特兰大向他的同行发表讲话时也谈到这些外交问题。不过，他也没有公开说出他曾告诉政府官员的机密：在十年内，一场人为蓄意的流行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奥斯特霍尔姆的坚持下，亨德森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披露生物恐怖主义的细节，希望这样做能激发公众健康团体采取行动。于是亨德森的讲话转向了伊拉克已经承认的炭疽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产生的细菌足以杀死中东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亨德森在讲话中说：“伊拉克承认制造了8000升炭疽杆菌。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释放一点点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再次将亚特兰大与会听众的注意力转向历史，讲述了一个恐怖的公共卫生故事：1979年4月2日，苏联国防部在叶卡捷琳堡城外的一个设施里进行的炭疽实验不幸失败。44兵工厂发生事故，释放出不知多少炭疽干孢子。事故发生地以南，大约77名当地居民出现了吸入型炭疽热的典型症状：包括肌肉疼痛、疲劳、不适、发烧和干咳。通常，暴露在炭疽热环境下1到6天就会发病。77人中的66人，或者说83%的人，病情非常非常严重，他们有的大脑或神经系统出现感染，导致脑膜炎和癫痫；有的肺部出现感染，大量细菌在肺部聚集，导致局部出血，慢慢窒息；他们通常死于休克。国防部意识到这些病菌已经超出了可控制范围，所以开始分发预防用药，如抗生素和疫苗。当地的消防部门奉命对整个城市进行冲刷。医院、学校和餐馆都用消毒剂清洁消毒。45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倒下了，风往南吹，沿途都是死亡的痕迹。在这个兵工厂东南方向50千米处也发现牲畜死亡。有些人暴露6周后才出现症状。
契卡洛夫斯基是离生物武器实验室最近的城镇，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约有1000人死亡—所有这些都被苏联政府掩盖了起来，直到19年后才在环保官员谢尔盖?沃尔科夫的授意下公开，46引起了国际关注。1997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对其中几名受害者的肺组织进行了活检分析，得出结论：实验室播散出去的致命雾霾中至少有4种不同菌株，这种混合菌株对现有的疫苗和抗生素都有耐药性。因此，国防部在事故发生后采取的行动都是徒劳的，而且几乎每一个接触过炭疽混合物的人都有可能死亡。47
事件发生后，苏联当局最初否认与人为炭疽有关，当地医学专家试图公布42名受害者的尸检报告，证明肺内大量出血和淋巴系统反应是由于吸入炭疽，并不是苏联当局解释的版本：意外吃了被细菌感染的羊肉。这份报告一直被压到了1993年48。
终于，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新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1992年承认，事故是苏联大规模生物武器计划的一部分。叶利钦在1992年对美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再也不会有谎言了”。叶利钦谴责了苏联的欺骗行为及其背后的统治理念，并发誓“这种事在我们的土地上不会再发生。”
哈佛大学的马修?梅塞尔森计算得出，导致本次俄罗斯致命事故的罪魁祸首是还不到一克的炭疽孢子，这么小的量完全可以轻松躲过监督员、机场保安或警察的检查。
亨德森回忆道：“叶卡捷琳堡事件发生后42天，病例还在接连不断被报告出来，所以我问炭疽专家，空气中还有悬浮细菌颗粒的概率是多少？他们坚信这是不可能的。从那时起，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49的弗里德兰德就开始做实验，让猴子暴露于低剂量炭疽。一只猴子在暴露59天后发病了。更可怕的问题是：这个暴露会不会是没有终点的。”50
亨德森据此推断，“假设有人往地铁里扔一点炭疽热细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确定重回地铁是安全的？”致命的孢子可能会在空气中飘浮多久，或者隐身于角落和缝隙中，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们可能会在若干年后复活，在空气中游**，杀死毫无防备的受害者？
亨德森相信，即使是极少量的几乎检测不到的炭疽孢子，也会对北美、日本或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孢子不能人传人，但这些微生物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几天也许几个月。
亨德森跟他公共卫生部门的同事们说：“空气暴露三四天后，急诊室将会开始接诊一些发高烧和呼吸困难的病人，当他们发病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抗生素治疗已经太迟了。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在24到48小时内死去。没有急诊室医生或传染病专家见过吸入性炭疽病例，检验科在实验室诊断方面几乎没有经验。因此，在最终确诊之前，可能至少要被延误3到5天。
“一旦确诊，就要考虑接下来的6周会面临什么情况。是否应该给那些可能暴露过的人接种疫苗？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可用的炭疽疫苗很少……应该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吗？如果要用，该用哪些抗生素？暴露的诊断标准应该是什么？在6个星期内治疗大约50万的暴露人群需要用多大的量？炭疽孢子一直悬浮于空气中，随后被其他人吸入而导致更多的感染，这是否值得关注？是否应要求在这座城市附近的所有人，在第一次出现无论多么轻微的发烧或咳嗽这些症状时，都要向当地医生报告并进行治疗？毫无疑问，会有很多人出现发烧、咳嗽这些普通感冒的症状，尤其是冬天流感高发季。如何将这些症状与炭疽的先兆症状区分开来，后者可能在24到48小时内死亡。你能想象普通民众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时的反应吗？”
一年后，来自五角大楼、其他几个联邦机构和纽约市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一场炭疽恐怖主义事件演习。他们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交通高峰期间，有人在中央车站内放置喷雾器，释放出炭疽孢子。两周后，纽约变成了一座鬼城，因为数百万人在恐慌中逃离，抗生素供应早已耗尽，超过100万人死亡或生病，纽约证券交易所崩溃，法律和秩序崩溃。正如一名参与者所言，这是“一个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果却如此可怕，且极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肉毒杆菌毒素的不确定性较小，人们很清楚它在小剂量下的致死能力，且易于制造。这种毒素来自一种常见的细菌—肉毒梭菌，它是一种厌氧微生物，很容易在储存于室温密封容器中的水果和蔬菜上滋生。这种毒素的确切致病性可能因不同的梭状芽孢杆菌菌株而异，但只要摄入10纳克这种肉毒杆菌毒素而未得到及时治疗，任何人都将必死无疑（这种物质是一种看不见的微小液滴微颗粒）。同样的剂量，吸入后会依个体体重成倍增加而致命，这是肯定的。
如果一个人暴露在纯毒素中，抗生素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药物都毫无作用。只有极少数可用的肉毒杆菌毒素血清才能预防肉毒杆菌中毒死亡。
肉毒杆菌毒素是一种蛋白质，直接附着在神经细胞表面的受体上，进入神经元。毒素一旦进入细胞，就会干扰神经细胞的生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神经细胞间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产生所必需的。由于无法传导，神经元系统就会崩溃。被肉毒杆菌毒素侵袭的结局是得病，最初看起来有点像流感，但在24到48小时内病情加重，包括头晕、说话含糊、行走困难、思维迟钝和不连贯、严重肌肉无力、无法控制地流口水和鼻涕、呼吸困难、无法吞咽和丧失食欲。最终，在2到4天内，大脑和神经系统缺乏信号，导致一个或多个关键的身体功能关闭，直至死亡。
因为肉毒杆菌毒素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种蛋白质，所以很容易储存和雾化。小剂量毒素的杀伤力就可以很大，大约7.71千克的浓缩**悬浮液中所含的毒素，就足以杀死方圆112.14平方千米内约一半的人口。如果目标是波斯湾的沙漠地区，那人数自然较少，但如果是香港、东京、洛杉矶、纽约或伦敦等大城市，则可能是数百万人丧生。
尽管炭疽热或肉毒杆菌的影响可能是可怕的，但面对明显情绪激动的亚特兰大听众，亨德森博士说他最担心的，是20年前被他打败的微生物—天花。亨德森认为，用军事术语来说，天花可以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令亨德森难以释怀的，是天花样本落入邪恶之手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在国际武器市场出现了。
苏联所有的天花样本是否都有登记，是否都安全地存放在西伯利亚的冷藏柜里？即使都是出于善意的猜想，亨德森说：“你真的无法确定，病毒学家就是这样东掖西藏的人。很多东西都被深埋冷藏了……但无论何时，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都不能说（天花）病毒是不存在的。”
亨德森断言，只要天花样本尚存于世，尚存于任何地方的冷藏柜里，那就存在邪恶使用病毒的可能性，那就是一个严重安全隐患。然而，许多科学家反对清除一个生物物种的所有残余，即使是致命的病原体。因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议，美国和俄罗斯的样本仍被冷藏起来，保存了下来。
“毫无疑问，我希望它明天就被销毁，”亨德森坚持道。51
尽管恐惧，1999年4月，克林顿总统还是宣布不支持美国销毁天花病毒储备。
天花病毒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既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也可以在封闭条件下通过空气传播。未接种疫苗的人被认为有1/3的概率死于这种疾病，大多数这种可怕病毒的幸存者的身体都留下了终生伤疤。
事实上，1999年，很少有人对人类的宿敌有特别的了解。就连亨德森也承认，这样的死亡人数估计只是他个人的猜测。亨德森想要确凿的数据，于是他给澳大利亚一位名叫弗兰克·芬纳的86岁大学教授打了电话，就此进行了交谈。
尽管年事已高，芬纳仍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并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委员会担任顾问。他在堪培拉大学简朴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成堆的未完成的手稿、影印的研究论文、实验室数据和他最近发表的演讲的文本，墙上排列着可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天花图书馆。当与来访者交谈时，精力充沛的芬纳经常会跳起来，飞快地跑过房间，拿起一本完美的参考书或文章来支持他的陈述。芬纳在翻看手稿时，无视掉在他脸上的白发带来的不适，时不时地大叫：“啊！在这里。过来看！这是血腥的事实。”
他若无其事地引导来访者了解可怕的天花病毒的有关事实—提供一些他曾在1998年支持消灭天花病毒时，向克林顿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提供过的细节。尽管芬纳年轻时是世界顶尖的病毒学家之一，并且已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天花，天花是他宠物级的研究对象，但他对天花的存在所带来的危险仍保持警惕。
“在伦敦，没有疫苗情况下，每年约有10%的死亡是由天花引起的，”芬纳提到了18世纪的资料文献，“被感染的成年人死亡率是25%，儿童死亡率是40%~50%。曾几何时，除非孩子们在天花中幸存下来，否则他们都不会给孩子起名字。”
疫苗接种在欧洲普及之后，1870年的普法战争回答了免疫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因为普鲁士军队给所有士兵重新接种了疫苗，但法国人没有。法国人死于天花的人数达12.5万，其中18.7%是致命的。相比之下，德国只有8463例，死亡率仅为5.4%。
芬纳瞪着他那清澈的蓝眼睛，耸了耸肩，然后说：“你知道，免疫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1980年所有疫苗接种都停止了，你不能指望今天世界上许多人仍然具有免疫力。”
当他在1998年年初与克林顿总统交谈时，芬纳告诉这位美国领导人，他应该支持消灭所有的天花病毒：“你为什么不公开说你害怕生物恐怖主义？”芬纳问道，他认为这是消灭微生物最诚实的理由。
“总统说，‘但你永远没法确定它已经被根除了。’”芬纳回忆道。克林顿接着说，除非每一种病毒都被彻底摧毁，否则应该留些作为研究工具保存起来，以防一场蓄意释放的灾难发生。
芬纳还是输了这场辩论。
1999年夏天，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伊拉克和朝鲜都拥有天花病毒的秘密储备。52国会的公开声明是根据一份一年前提交给克林顿总统的情报文件做出的。53
芬纳在与克林顿总统交谈时并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但这并不能动摇他的决心—澳大利亚人仍然坚信，地球上的每一种天花病毒都必须被消灭。芬纳目睹了病毒对人体的危害，也知道病毒传播的速度有多快。
疾病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噩梦的来源。当旧英格兰的敌人诅咒说：“愿你染上天花！”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20世纪早期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多，美国便实施了疫苗接种计划，并在20世纪90年代消除了天花导致的疾病和死亡，得益于此，据估计1995年美国每天可节省的经费达100万美元。54
天花病毒进入人体肺部的细胞，然后从那里到达全身的淋巴结，这通常需要1到3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感染者感觉良好，身体活动不受限制，还可能与数十人甚至数百人接触，进而可能将这种致命的病毒传给他人。
一旦数十亿的病毒被制造出来并通过血液传播到被感染的身体各处，就会出现发烧、肌肉疼痛、呕吐、头痛和背痛。两天后出现皮疹，从脸部和前臂一直蔓延到躯干再到**和腿部。42到72小时后，皮疹会爆发成明显的大疹，其中一些可能是出血性病毒。病人发病两周后，痘痂出现，在第三周脱落，在全身留下痤疮样疤痕，常常使病人严重毁容。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