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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小组提出来一个马戈林认为稍微不那么令人不悦的方案：关闭该郡45家公共卫生诊所中的11家。
8月下旬，该郡监事会任命马戈林为“卫生特使”，使卫生危机特别工作组成为政府的永久构成部分，并要求私营企业在9月1日前提交将该郡部分公共卫生系统私有化的提案。步伐疯狂—因为宣布破产的最后期限是10月1日，正是该郡新财政年度的开始。
“我们对这个郡的长期愿景是建立在医院资金充足的假设之上的，”疲惫的马戈林解释道，“我们希望最终将资金从医院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保健。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削减公共卫生系统的开支。这意味着更少的肺结核筛查，更少的传染病控制—尽管传播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向穷人和没有保险的人提供的初级保健将显著减少，因此，他们患病和传播疾病的风险更大，当人们想到这一点时肯定会感到害怕。但是有保险的人不会担忧，他们会说：‘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当然，他们错了。因为当我们失去公共卫生安全网的时候，当你谈论医疗保健系统、创伤治疗、911急救系统的崩溃时，根本没有假象和自满的空间！”
卫生服务部主任罗伯特·盖茨说得更直白：“我不敢保证在目前的趋势中，不会有人因为这些削减而失去生命。”
在洛杉矶哈德逊综合健康诊所的候诊室里，没有医保的寡妇玛丽·科尔曼说，这里即将关闭的提议对她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我想我只会更虚弱吧？”而正在接受治疗的埃德娜·汉弗莱说，她负担不起私人护理中心扣除保险后的自费部分，所以十年来，她一直是坐两小时的公交车到这里接受治疗。这位非裔美国老奶奶“完全不知道”，如果诊所关闭了，她该去哪里。前农场工人路易斯·费拉尔用西班牙语结束了这场令人沮丧的讨论，他说：“如果诊所关闭，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我的看病问题。我要去哪里看病？如果我们继续纳税，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提供服务呢？政府想和人民撇清关系。”
哈德逊诊所的行政主管南希·德尔加多在描述最近公布裁员名单以及该诊所停止服务后病人的悲惨前景时，悲伤地摇了摇头，说：“我一直在肯尼亚的医疗服务行业工作，我真想知道美国什么时候也和肯尼亚或扎伊尔一样。”619
造成洛杉矶灾难的复杂决策过程，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只是形式没那么戏剧化。专家表示，洛杉矶只是第一个到达灾难边缘的城市，因为它面临着最极端的情况。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洛杉矶在1995年经历的危机还没有反映出削减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服务的严重影响，当时华盛顿对此还正在辩论。这些削减加在一起预计至少会使洛杉矶额外获得15亿美元，相当于该郡未来5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这个郡正迫切需要这笔钱来填补财政赤字。620
盖茨说：“几年前，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时，加州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但那时我们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新的资金来源。而现在，这只金鹅已经停止下蛋了。1994的选举后，州议会和国会都摆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就在不久前，克林顿还在谈论全民医疗保健，而现在我们竟落得如此境地。”
盖茨垂头丧气，精疲力竭，已经失去了与既定局势抗争的勇气：他已于1995年11月1日递交辞呈并已生效。他叹息着说：“归根结底，人们似乎不太关心穷人的医疗保健。他们所说的在联邦层面上做的每一件事，比如削减贫民医保，只会加剧现有的问题。人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泽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是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代表了盖茨口中“不关心穷人”的大多数富裕居民。作为一名新当选的自由民主党人，他把大部分责任都推到了自己的同事身上。
雅罗斯拉夫斯基坚持说：“我认为洛杉矶郡能够而且应该预见到这一切的到来。他们应该知道的。但郡里的官员们却否认这一点。现在有人到处发表高论，说联邦政府害了我们。没人要搞砸什么，我们是自作自受。”621
7月，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同事格洛丽亚·莫利纳前往华盛顿，恳求国会和白宫拯救洛杉矶。尽管他们在白宫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国会似乎对美国最大城市的困境毫无兴趣。
“令我们惊讶的是，立法者对他们的行为在当地造成的后果知之甚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正处在连环效应的第一波影响中。”雅罗斯拉夫斯基叹息道，“国会还会带来三到四波更厉害的招，例如切断拨款、削减贫民医保，等等。这真的很可怕。想想看，这仅仅是最容易的部分！”
最直接的影响，便是预计有1.5万名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或洛杉矶贫民区单身公寓里的底层贫民，将会失去唯一能去看病的政府指定的诊所。这个贫民区在市中心的东部，自1920年以来就有了，只是一个面积不大的街区，散布着草屋、帐篷、纸箱屋子以及被占用的废旧汽车。其中部是怀恩加特中心，一家私人资助的单身公寓和无家可归者服务中心。在这个中心里，有一个由郡政府资助的医疗诊所，计划在9月15日左右关闭。据怀恩加特中心的主任保罗·泰佩尔称，随着这家诊所关闭的还有怀恩加特中心里面配套开展的一些有关结核病和艾滋病的业务。这些病人大多有毒品、酒精和（或）精神疾病问题，在其他诊所或医院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32岁的马修（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在搬到怀恩加特中心之前，已经在洛杉矶的街道上流浪了很多年，他自己也承认有“严重的态度问题，曾非常刻薄”。诊所的工作人员发现马修患有肺结核，当时他正在接受脚部感染的治疗。医生立即给他开了抗生素，告诉他必须连续18个月每天服药。
有一天下午，马修沿着贫民窟散步。“我没少给他们添麻烦。”他回忆说，“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我，我开始服用那些药物。现在我要感谢他们救了我的命。”
当被问到9月15日之后他会去哪里买结核病药物时，这个被吓到的年轻人停下了脚步，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个好问题。”
就在马修说话的当儿，另一个流浪汉慢吞吞地走过来，从纸袋里掏出一个瓶子，喝了一大口，问我们在讨论什么。当被告知该郡正面临破产，并可能很快关闭其公共卫生设施时，他喊道：“郡里没有钱了？不可能！有人把钱放进了他们的口袋。他们要关闭这个地方吗？不！肯定有人从中捞了一笔。”
和许多怀恩加特的居民一样，这位匿名的街头流浪客也是艾滋病病毒阳性。他的医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联邦瑞恩·怀特法案基金的资助，该基金旨在减轻纽约和洛杉矶等艾滋病重灾区的医疗负担。但国会拒绝从瑞安·怀特基金里拨3100万美元给洛杉矶，除非该郡在10月1日前配套5700万美元的等额拨款，否则国会拒绝给这笔钱。郡里似乎谁也不知道这些钱该从哪里去找。
自1989年以来，洛杉矶的肺结核和艾滋病发病率持续上升，622当地经历了几次涉及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等大规模的食品污染事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麻疹流行。当1995年的预算之战打响时，鼠疫病例才刚刚在这个郡东北部的山区出现。623
二十年来，控制全郡传染病的责任落在了雪莉·法宁博士的肩上。多年来，她一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预算和权力被纳入政治上更强大国土安全部的医院服务部门之下。她现在必须弄清楚如何在一个不再为最贫穷居民提供初级卫生保健的地方预防疾病的流行。
“我认为有些东西完全失去了控制，”稳健的法宁惊呼道。她说：“我们正面临公共卫生支出削减20%以上，但是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资产。所以真正的削减是50%到70%。1973年，我们有100名地方卫生官员—都是医生，今天只剩下14人了。而这些人必须要服务一个面积超过10.36万平方千米的郡。即使在关闭45家诊所中的34家之前，我们也没法为社区提供足够的服务。如果再削减开支，我们就得卷起铺盖走人，把公众的健康抛之脑后。”
这时洛杉矶5岁以下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仅为58%，但法宁预测在未来3年内，即使是这一惊人的比例，也会有令人沮丧的下降。因此，她认为，儿童麻疹、百日咳和白喉等传染病可能会暴发。例如，1990年，洛杉矶5岁以下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42%，直接后果是，洛杉矶暴发了麻疹疫情，导致1700名儿童住院，40人死亡。结核病也会激增，耐药结核病菌株的出现也会激增—尤其是当更多的洛杉矶穷人自己在黑市买抗生素自己治病的时候。
法宁还预见到艾滋病教育工作的失败，不安全性行为增加了，其结果是各种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增加。最后，由移民或流动人口带来的微生物会被忽视，因为法宁预测，疾病监测能力将几乎完全崩溃。因此，该郡可能会暴发霍乱、汉坦病毒、黄热病，甚至出血热。
“我认为我们将要面对的结局是不可想象和不可避免的。”法宁总结道。怀特纪念医院也很担心，但不是担心那些负担不起的病人。怀特镇距离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只有不到一千米，位于洛杉矶的拉美裔贫民聚居区，它是由基督教会组织的一家非营利慈善机构，有377张床位，每月接待3000名急诊室病人，其中很多是当地帮派暴力的受害者。它的重症监护室和新生儿病房已经满负荷运转，这座82年的大楼里65%的床位住满患者—在一个大多数私立医院只有45%床位使用率的城市里，这样的使用率是异乎寻常地高。624
怀特医院的首席执行官贝丝·扎卡里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找到解决办法，以防止附近的诊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部门关闭后，大量患者可能会淹没她所在的医院。
“想不出如何量化医院接待病人的潜力。”稍显疲惫的扎卡里说。
所有这一切对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来说都是艰难的，这两所大学加起来培养了比密西西比河以西任何一所医学院都多的西部医生。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接受培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在长滩医院实习。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两所医学院就一直难以收回成本，因为多年来，它们的研究和培训费用一直被保险公司高额账单所抵消。然而，到1995年，全郡一半的参保人员都参加了卫生保健组织，其中大部分人在恺撒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卫生保健组织拒绝支付医学院的账单，如果郡里再不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管管医院的事，那么学校自己肯定无法补上这个缺口。事实上，作为加州大学体系的一部分，萨克拉门托正要削减洛杉矶分校的经费，立法者正在酝酿削减高等教育预算。
使加州危机更加复杂的是第187号提案，该提案于1994年被投票通过正式立法。其目标是不为所有非法移民提供社会服务，以此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实际上，它只适用于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西班牙语移民。其主要策略是拒绝为拉美裔人提供所有急诊服务，除非是生死攸关的，以此来降低公共卫生成本。当第187号提案在全民投票中获得通过时，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大声疾呼：拒绝必要的治疗将违反希波克拉底誓言。他们质问，如何知道说西班牙语的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需要证据吗？如果病人昏迷不醒，我们会在他找到证明文件之前不给他治疗吗？
到1995年夏天，第187号提案导致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不但省不了钱，反而为洛杉矶带来了新的更大的开支。原因有二：首先，私人医院以提案为借口，拒绝为没有保险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把大多数说西班牙语的人扔进了郡政府运营的医院。其次，由于担心法案通过后的法律后果，这些移民自己也远离了医院和诊所，直到他们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灾难性疾病的发生率上升。
1995年，第187号提案面临的挑战，是继续按州法院的决议来执行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洛杉矶3351242名拉美裔洛杉矶人的健康状况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中54%的人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合法移民。从1994年到20世纪末，洛杉矶的拉美裔美国人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甚至连为孩子提供的“加州医保”等合法服务都不愿享受。625
尽管上述挑战于1998年催生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支持为所有移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但这并没有解决第187号提案里强调的所有问题。1996年，国会下令将所有非美国籍公民排除在医疗补助计划之外，即使他们是合法居民和给美国纳税的人。尽管这一限制会因1999年的法院介入而有所松口，但向美国的拉美裔传达的信息是，他们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不受欢迎。到1997年，拉美裔比美国其他任何群体更有可能缺乏医疗保险，他们没有固定的医生，只能跑到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去看病，并可能延迟治疗，直到病入膏肓。62620世纪末，私人的“联合基金”认为加州40%的拉美裔人口缺乏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全国未投保的人口中有25%是拉美裔。总的来说，到2000年，无论西班牙裔生活在哪里或工作在哪里，他们缺少健康保险的可能性要比别的美国人高出2倍。627
10月1日是破产最后期限，在这之前两周，卫生特使马戈林于下令向卫生局的5200名雇员发出裁员通知。同时，民主党人莫利纳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加大了对白宫的施压力度。当时的国际服务雇员工会主席约翰·斯威尼也一起助力，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向克林顿保证，无论民主党是否使公共卫生在洛杉矶消失，工会都不会忘记。628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整个郡政府的紧张局势都在加剧。萨克拉门托的共和党领导人不再回复惊慌失措的电话。地区银行对洛杉矶债券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评估。监事会和马戈林连夜加班，拼命寻找拯救公共卫生和公立医院的方法。
9月22日，在只剩8天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终于伸出了援手。他宣布该郡是医疗补助示范区，联邦将下拨3.64亿美元的基金资助。用克林顿的话来说，要将其打造成“全国的典范”。这笔钱将在5年内（截至2000年9月30日）用于重建整个洛杉矶郡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系统，并根据联邦、州和郡卫生当局联合制定的战略方案进行调整。629
但这笔援助并没有结束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在联邦资金到位1年后，又有3900名郡卫生工作人员被降职或解雇，这无疑是美国历史上对公立医院和卫生保健最彻底的重组。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个郡不得不完成卫生服务结构转型，并且希望在不危及160万医疗补助受助人、70万医疗保险投保人和310万无保险人的健康的前提下能做到这一点。
到1996年，该郡未参保居民的比例全国最高，其中31%是65岁以下。此外，估计至少有70万黑户居民在郡公立医院和诊所看病。尽管第187号提案开始执行了，但1995年到1996年，拥入公立医院的非法西班牙移民还是暴增，630关键原因是洛杉矶和墨西哥边境缓冲地带的两个郡发生了骚乱。圣迭戈郡干脆放弃提供医疗保健的业务，转而选择将郡基金转移到私立医院，希望它们能够承担给穷人看病的负担。1994年，奥兰治郡正式破产，两年后，该郡关闭了大部分公共卫生和医院设施，以维持偿债能力。因此，穷人—不管他们是否是合法的美国居民—纷纷北上洛杉矶郡寻求医疗救助。在医学中心，常常要排10到15个小时的队等待治疗，不管是喉咙痛还是严重的创伤。
与此同时，郡政府官员回望1995年9月那段疯狂的日子，将其视为一场噩梦。他们称之为“核熔毁”“神经崩溃”或“濒死体验”。监督员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助手乔尔·贝尔曼把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夏天的这段时间总结为“一场被华盛顿的神助攻所避免的真正的灾难”。631
1996年8月，刚掌舵4个月的洛杉矶郡卫生服务主任马克·斐努凯恩博士对洛杉矶的任务和未来充满热情。“毫无疑问，洛杉矶不仅是克林顿政府的实验室，也是其他各种实体的实验室—如教学医院、公共卫生学院、保险公司、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等。”斐努凯恩在一个凉爽的夏末对一位访客说，“15年后，人们会问：‘那些年你在哪里？’洛杉矶会成功的，它是公共卫生实验室。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医院管理环境。是时候开创新时期了。当你把洛杉矶和纽约的情况相对比时，就十分鲜明了。美国有公共卫生的双子塔，一个是纽约市，正在被拆解；632另一个就是洛杉矶。然而，我们已决定重建。我在纽约看到了资产被整体抛售，与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公共卫生领域的许多人都在左顾右盼，观望着这两个城市目前的情况。”斐努凯恩总结道。显然，他对洛杉矶更优越的解决方案感到满意。
克林顿政府给洛杉矶发了一大笔钱，但没有拯救她。相反，华盛顿的解决方案给洛杉矶带来了很高的风险，如果不迅速实施彻底的重组和成本节约措施，洛杉矶肯定会在2001年破产。看似神奇的3.64亿美元联邦基金是通过提前加载联邦医疗补助的预期收入而加持的。政府是根据1994年当地的病人负载量，来估计在接下来的5年里给洛杉矶拨多少医疗补助基金，并在1995年10月以巨额支出的形式把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拨出去了。当然，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里，洛杉矶每年得到的钱会大幅减少。1995年10月，通过裁员和削减开支，加上白宫的拨款，使该郡的医疗服务债务从6.55亿美元顿时减少到710万美元，这个数字起码还可以承受。
至少，缓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如果洛杉矶希望继续避免破产，更大幅的削减开支—削骨疗伤直到削到卫生局的骨髓里—还是必要的。633
“这个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管雅罗斯拉夫斯基承认，“我们与克林顿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打个比方，洛杉矶郡课像正在贝蒂·福特中心接受戒断治疗一样，上了长期过度消费的瘾，克林顿政府就像是这个诊所的工作人员。从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目的来说，我们都应该靠自己不断去克服这种过度消费的瘾，重振士气，让支持者确信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雅罗斯拉夫斯基很清楚，通过这次破产危机，他和他的民主党同伴已经把洛杉矶置于显微镜之下来观察。“看，这些大香蕉是洛杉矶和纽约，”他解释说，“当洛杉矶打个喷嚏，美国其他郡都会感冒。我们所做的，将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不幸的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重组的例子并不多，所以，我们在书写历史。”
雅罗斯拉夫斯基坚持认为：“对于纽约或洛杉矶这样的郡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认为它该对公民负有怎样的责任。我们欠人民什么？从全国范围看，我们只不过是在重新布置泰坦尼克号上的椅子。而联邦层面（在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医院改善基金方面）产生了政策变化，他们要求各郡所做的，是用更少的钱向更多人提供更多的医疗保健。”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洛杉矶将其卫生工作重点从个人住院和临床治疗转移到疾病控制预防。这意味着进一步减少该郡管理的医院床位数量，并将数千名医生和护士从治疗机构转到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诊所。假定由于适当的初级和预防性干预措施，3级疾病预防的负担将大大减轻。当需要进行手术或重症监护时，他们希望病人能被私立医院接收。急救和创伤护理属于例外，这仍旧是郡政府的责任。
从短期来看，洛杉矶将会损失一大笔钱，因为放弃了为联邦和地方医保的病人提供昂贵的3级护理的责任，确实存在风险。开胸手术、骨科治疗和重症监护等费用是困境中洛杉矶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占了州和联邦政府数亿美元的收入。但是，维持日渐老化臃肿的医院帝国以提供这样的医疗服务，显然是在榨干整个郡的血。
斐努凯恩希望阳光普照的洛杉矶人民不要再沉浸在联邦和地方医保的虚假光环中，而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通过预防来控制医疗成本的问题—这才是公共健康的本质。他认为，如果洛杉矶需要昂贵的3级医疗的患者变少，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省钱。
斐努凯恩坚持说：“我们必须反思，住院治疗不是收入来源，而是未能阻止住院治疗的失败。”他还说：“我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我不会减少公共卫生费用。政府职能里有什么事是别人做不到的？答案是公共卫生……我向公共卫生官员们提出了挑战：在三年内，希望能够让我们拥有美国最好的公共卫生系统。”
但经过多年被强大的公立医院系统当作可怜的继子对待后，洛杉矶郡的公共卫生部门处境堪忧。20年来，医院管理人员设法在公共卫生预算上进行了“偷偷摸摸的削减”，部门主管乔纳森·弗里德曼如是说。634
但在公共卫生挑战方面可没有这样的“削减”：1996年，50多年来第一次，洛杉矶出现了1例本土的霍乱病例。这个病人是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他已经在该郡居住了10年，没有离开过该地区。他的病被检测出与当地供水系统存在危险的微生物污染有关。此外，据弗里德曼说，洛杉矶至少有5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接种疫苗，这是一个危险的“传染病蓄水池”。
自1995年10月以来，所有公共卫生和医院设施的等待时间都有所增加。根据洛杉矶警察局时任局长约翰逊的说法，非紧急情况下的等待时间通常超过6个月。约翰逊说：“在马丁·路德·金纪念医院的神经科，挂号已经排到了16个月以后。羚羊谷诊所的儿科预约要等上110周。难怪人们不给孩子打疫苗。”
再举个例子，玛丽·阿伯特博士是洛杉矶市中心哈德逊综合健康诊所的新任医务部主任。1995年10月，尽管诊所没有按原定计划完全停摆，但有10%的医生被遣散。而且，剩下的员工中，约有一半辞职或调任。顶岗的新人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部分被勒令关闭的诊所，患者也被转移到了这里。
他说：“1995年5月，我们每月接待1200到1400名病人。现在每月2600人。”1996年末，哈德逊综合健康诊所的走廊和大厅里挤满了焦虑的病人和家属，大多数人都说西班牙语。这些急症患者平均要等两个半小时，而之前的等待时间是30分钟。
对哈德逊综合健康诊所的主管卡罗琳?克拉克来说，这一变化令人心碎。克拉克在离诊所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长大，十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诊所的日常运营。“人们错误地认为选民不会支持关闭这个中心。我以为会有来自社区的抗议。”她说。
但是，当克拉克在1995年9月指示她的工作人员和病人说诊所可能会被关闭时，大家的反应是沉默的。尽管由于白宫的医疗补助豁免政策，这个诊所的存在时间被暂时延长了，但克拉克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指望洛杉矶人民会为穷人的健康挺身而出。
约翰斯顿呼应克拉克的观点说：“我很担心公众的情绪。公众不想照顾穷人……难以想象一个医生会板着脸说：‘不管你等了多长时间，都没关系。’但这似乎就是现实，因为诊所里可能有全郡一半的人口。”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的迈克尔·库西诺正在收拾行囊。他多年来从事洛杉矶医疗卫生服务研究，现在加入了斐努凯恩的员工队伍，希望能带领该郡渡过难关。他最担心的，是新建立的公共医疗管理体系可能会破坏穷人目前运行良好的医疗服务系统。
“我们必须确保管理式医疗不会扼杀整个体系，”库西诺说。他列举了几个例子：是否会因为等待时间过长无法进行心脏手术而导致不必要的心脏病发作？在分发药物的诊所减少的情况下，基本的结核病控制服务能否继续运行？如果基础设施崩溃，该郡如何跟踪疾病流行趋势，阻止潜在的传染病，并让所有儿童接种疫苗？
1996年年底洛杉矶郡公共卫生试点被许多医生公开反对，认为会破坏现有的穷人创伤救助体系，635个人的健康状况被作为成本控制的牺牲品，或者在2000年联邦救助结束后，缺乏足够的资金维护整个系统的运营。636
为了实现1995年与白宫达成的协议，洛杉矶郡必须在5年的医疗补助示范项目结束前，将住院病人的总负担减少30%，并将预防性门诊服务增加50%。1999年年初，进度令人焦灼，但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同事们相信，当联邦政府的慷慨在2000年9月30日之后消失的时候，会有一个幸存的系统。当倒计时在2000年继续的时候，他们仍然如此心存侥幸，这个郡的未来似乎相当有保障。总体经济已从衰退中反弹，进入全面繁荣，萨克拉门托的新领导层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个郡的财政和公共卫生困境。大幅削减和重组使卫生预算十多年来首次走出赤字。
当联邦支票停止支付时，郡官员说，很欣慰的是，至少在大灾难来临之前，郡政府的生计仍然可以维持。637
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州，洛杉矶危机令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忧心忡忡。他有理由相信，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任何环节存在薄弱之处都会危及整个系统。奥斯特霍尔姆坚持认为，公共卫生监测的效果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他于1995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信息系统研究和技术信息网会议上强调了这些薄弱环节。美国有1600多名全职或兼职监测人员，以保护全国2.5亿人口免受微生物污染，这意味着每16.25万美国居民只有一名监测人员。
奥斯特霍尔姆坚持认为，在明尼苏达州，最大的问题是食物和“候鸟”—当地对明尼苏达州人的俚语称呼—通常这些人在墨西哥边境以南等温暖的地方度假，从而逃离北极圈的严寒。因此，一些微生物经常会搭载明尼苏达人回程的“便车”，一路北上。明尼苏达州的食品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遥远的地方，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全标准。
奥斯特霍尔姆告诉CISET报告的听众说：“我们州长向州议员们提供了从哥斯达黎加运来的菠萝，结果我们这里暴发了大肠杆菌感染疫情。”从1994年7月到9月，超过27万美国人因为食用了明尼苏达州生产的被污染的冰激凌而腹泻，这表明食品污染不仅仅是一种进口现象。但令奥斯特霍尔姆担心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消费的农产品中有70%是进口的，主要来自墨西哥、中美洲、智利、阿根廷和巴西。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吗？也许吧，奥斯特霍尔姆总结道。此外，他还担忧地指出，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团队查阅了3000名年龄在1到40岁之间当地居民的就诊记录，1994年因非意外原因过早死亡的病例中，“有10%无法确定其死因。我们最好的猜测是，即使不是全部，它大部分也是由传染病造成的。”638
但令人惊奇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尼苏达人仍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群之一。洛杉矶和纽约在灾难和健康危机中苦苦挣扎，20%的人口没有医保，而1995年，明尼苏达只有9%的人没有保险医保，2/3的人有商业医保或是卫生维护组织登记在册（明尼苏达州是全国卫生维护组织登记人数最多的州，覆盖了近一半的人口）。政府的总负担（包括贫民医保和无保险的人）仅占该州总人口的34%—这比其他人口密集、高度城市化的州所面临的政府负担相比好了太多。639
到20世纪90年代末，明尼苏达州的人口只有472.55万，全州的健康安全网络只需要覆盖洛杉矶郡或纽约市一半的人口。当洛杉矶艰难地走出衰退，摆脱由暴乱和自然灾害引发的财政灾难时，明尼苏达州却经历了完全相反的遭遇：好事太多了。明尼苏达州的失业率是全国最低的（1996年为4%，1999年为2.2%），经济蓬勃发展，该州的公司甚至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超过40%的公司在招聘方面遇到了麻烦，其中短缺最严重的是卫生部门，私立医院和医学研究所给高级护士、医生和科学家提供了很高的薪水，甚至给股票期权，但仍然无法填补空缺。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