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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的时候，美国公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照搬加拿大的国家卫生系统模式，566但是他们显然已经厌倦了现有不成体系的医疗卫生服务，并准备考虑改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医疗改革话题中占上风的，已从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的自由放任主义，转变成只要政府能覆盖所有医疗支出，他们也愿意每年交不超过1000美元的额外联邦税。567公众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医改的时机终于成熟了。75%的美国选民认为健康是决定他们在1992年投票选择时“非常重要”的因素。568
另一个明显的转变是公众对贫困和健康之间联系的看法。1982年，当被问及是否赞同“穷人能够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这一说法时，有48%的人表示赞同；但在1992年年底，只有26%的人赞同。大多数人认为，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完全在于联邦政府，然而，到1991年年底，对美国医疗体系的满意度已经下降到糟糕的6%。整整42%的人准备放弃现行糟糕的医疗服务体系，从头再来，搞一个类似联邦政府资助的全民医保之类的东西。569
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即使比尔·克林顿本人没有授权实施，但医疗改革还是获得了全美国人民的绝对支持。570
六
很难相信，如果美国的医疗支出不是这样明显受制于市场正在进行的变化，根本不要指望有任何改进。美国人民和国会将继续坚守他们的反政府偏见，并为缺乏全民医保和过高的医疗支出付出双重代价。我们可以决定继续像这样置之不理，但不能在全国医疗改革问题上不采取新的措施，而这种措施可能导致又出现新的问题。571
—伊莱·金兹伯格，哥伦比亚大学，1996年
影响人类能力的一些最重要因素可能很难做到一次次有选择性地卖给某人。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所谓的公共产品时，我们面对的是整体消费而不是个体消费。
这尤其适用于环境保护、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保健等领域。我可能愿意为消除疟疾的社会项目纳税，但我不愿意以购买“个人商品”（例如一个苹果或一件衬衫）的形式用我的那部分税来获得这种保护。社会项目是一个“公共产品”—没有疟疾的环境—我们必须一起消费。572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93年，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几天后，就任命律师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领导医疗改革工作。希拉里是克林顿的妻子，第一夫人。她的丈夫给了她100天的期限，让她制订出一项全面改革美国医疗体系的战略，其中有两个关键目标：控制成本和全民覆盖。
希拉里组织了一个由500名顾问组成的委员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保险行业和健康管理公司人员都不在其列。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学术界，也有一些重要的基金会和智库成员。委员会可能会采用行动的谣言传播起来，给健康产业的公司总部敲响了警钟。
随后，激进的游说活动在全美铺开，上到国会下到家庭，为白宫计划的失败奠定了基础。1993年，各个利益集团的说客以空前的数量拥入国会大厅，甚至那些受了他们资助的可怜的公共卫生倡导者也被拉了进去。573
他们认为，如果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那么明智的做法是首先审视公共卫生行动与医疗诊疗活动谁更重要。但提高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并不是这些利益集团的目标。在白宫，共和党和民主党掌权的国会，甚至游说者和利益集团的政客，其目标是如何支付医疗费用，换句话说，是如何控制医疗成本。
公共卫生领域代表人物菲利斯·弗里曼和安东尼·罗宾斯问道：“为什么有关医改的大讨论忽视了公共卫生？每个美国公民都要购买医疗保险，相当于从保险中购买医疗服务，避免因病致贫。正如美国目前所争论的，医疗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避免疾病而购买保险。这种对疾病保障的狭隘关注错过了改善健康的机会，但它完美地迎合了公众的关注点。”574
谁能指责公民首先顾虑而且最担心的是要支付医疗账单？但是，政府的责任—它与公民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是超越个人需要而考虑整体需要。弗里曼和罗宾斯认为，1993年至1994年华盛顿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都不会被公众所接受。
20世纪9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疾病治疗在地位和资金上优先于疾病预防，任何财政或监管计划都无法控制成本。因此，本想着控制成本，但忽视了公共卫生，华盛顿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其成本控制的期望。575专家强调，在以临床诊疗为驱动的医疗体系里想要控制成本，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能均衡掉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的悬殊，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公平地享受卫生服务，比如，还没来得及匹配的乳腺癌骨髓移植，或第三次肝脏移植。576但事实上，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只要公平分配卫生资源的苗头一出现—并非镜中花，更像是艰难的现实—就足以引起政客们的本能抵触，他们经常把联邦资金预算从公共卫生转到医疗上。这完全是胡闹。
“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对当前国家医改的辩论应该保持适度的怀疑，同时通过国家和地方卫生机构组成的多样化和复杂的卫生系统，加强合理设计，优先考虑提供公共卫生与环境卫生的保护服务。”拉里·高登曾发出警告，577“我们应该以公众与环境健康与保护的名义来规范理解、解释、促进、推销、交易、售卖、建议、倡导和传播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的真实需求。”
1994年，当国会就医疗改革展开辩论时，美国几乎每一个公共卫生部门都备受煎熬。调查显示，多年来不断减少的资金和不断增加的卫生保健负担，严重削弱了大部分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和表现。更糟糕的是，公共卫生部门已经将卫生服务的范围扩展到无所不管，从安全带的使用到未成年怀孕咨询、艾滋病病毒预防、家庭暴力干预、难民筛查、酗酒干预等一系列问题，要做的事太多，导致稀释和淡化了公共卫生的主要使命。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没有一家公共卫生部门敢说他们成功地满足了社区的需求，因为他们确实也没有做到。578
1992年，明尼苏达州的奥斯特霍尔姆成为国家和地区流行病学委员会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全美50个州和美国属地的卫生部门进行了调查，以了解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状况。
他的发现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州和地区在疾病监测上的花费加起来只有74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用于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监测。全国用于监测耐药细菌和病毒的开支仅为55455美元。各州和地区为监测所有疾病（结核、性病和艾滋病病毒除外），花费了11559055美元。
各郡和市的大部分非艾滋病监测资金完全来自地方税收。这意味着，用于保护消费者不受污染食品、儿童不受学校传染病影响、家庭不受细菌污染水影响的大部分美国资源，都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突发奇想和税率。
全国只有1608人在州和地方从事疾病监测工作，其中一半是由联邦的“软钱”（捐款或临时项目基金）资助的。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12个州的地方工作人员中，没有人负责监测食品或饮用水中的致病微生物。奥斯特霍尔姆说，有34个州雇用了食品或饮用水监测的专业人员，每100万居民雇用0.01到0.9名监测人员。只有5个州每100万居民拥有1名及以上的食品或饮用水监测人员。579
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的状况也同样糟糕，大多数实验室人员的配备和供应都很差，在发生哪怕是很小的细菌流行时，他们都无法处理样本。580
奥斯特霍尔姆说，更糟糕的是，被他称为“几乎不存在”的国家疾病监测系统正面临着汉伯格、莱德伯格和莫尔斯警告过的新型微生物的出现。仅1990年至1993年间，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手下就处理了多起单纯疱疹病毒581、沙门氏菌食物中毒582、志贺氏菌腹泻583、乙型和丙型肝炎584、麻疹585暴发病例。
就在1992年大选的前三周，医学研究所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发传染病》报告。586受莱德伯格和莫尔斯1988年举办的病毒会议的启发，该研究所研究了从病毒到寄生虫的所有传染病，得出的结论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微生物病原体的种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该研究所认为，美国对新的微生物威胁毫无防备，因为美国“没有全面的国家系统来检测传染病的暴发”。
许多关键因素（大多数是全球性的）共同造成了对公共卫生的新威胁：人类和动物旅行、食品和植物的国际运输、城市化的加剧、安全饮用水的缺乏、糟糕的卫生基础设施等。这一责任本应由美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来承担，而这些基础设施甚至已不再能够满足其传统的工作负担。
医学研究所的报告向公共卫生领域泼了一桶冷水，唤醒了他们，却让其在贫穷、冰冷的大环境中瑟瑟发抖，无法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94年，在印度发生肺鼠疫和1995年在扎伊尔基奎特暴发埃博拉病毒之后，新发疾病才撼动了政府和公众。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一系列可怕和致命的新发疾病相关的电影、书籍和电视新闻专题中，特别是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著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和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极度恐慌》。
为了回应科学家的关注，以及出于博人眼球的动机，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发布了一项行动计划，以应对新发和再次出现的疾病威胁。587该计划的要点是呼吁整个美国以及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力监测疾病流行趋势。当然，考虑到奥斯特霍尔姆对美国各州和地方监测能力令人遗憾的调查结果、多年来公共卫生预算的削减以及国会对外国援助的持续紧张（旨在预防全球传染病的援助），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基奎特暴发埃博拉疫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努力为传染病疫情创造快速反应能力，并对自身进行了重组，以更好地体现其在再次出现的微生物疾病控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在华盛顿，白宫向每个联邦机构发布了行政命令，审查医学研究所和疾控中心对新发疾病的关注，同时考虑一个关键问题：这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1994年7月，副国务卿蒂莫西·沃斯宣布了政府范围内的调查结果：新发传染病代表着“国家安全威胁……不论是全世界还是美国本土，我们再次输掉了与传染病的战斗。这些疾病没有国界。”
一旦任何受关注的问题被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官方清单，整个政府的各部门就有义务设立专门处理这一问题的办公室。突然之间，一个被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在克林顿政府内部被提升到与全球变暖、国际武器销售、全球毒品贸易、人权和军事（政治）不稳定同等的地位。新发疾病瞬间成了国家战略问题，之前从未引起任何关注的诸如西伯利亚的耐多药结核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艾滋病传播、南美登革热病毒的扩散等事件，引起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商务部、联邦应急管理局等的高度关注。其中一些机构是有直接关联的：如果美国军队正在某个地方参战时，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某种疾病—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流感那样—国家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因为士兵们无法在前线战斗。安全专家注意到，实际上没有办法区分究竟是自然形成的新发疾病威胁，还是作为生物战媒介故意释放出来的病原体威胁。588
和托马斯·荷马-迪克森、保罗?肯尼迪和塞缪尔·亨廷顿等专家一致，分析人士习惯于从这些陷入新发疾病问题的地缘政治角度思考问题，以此界定国家安全威胁，诸如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宗教冲突等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国际局势、国内和地方局势的不稳定。589
新发疾病及其安全争论的要点在于，全球化和人类对未开发生态环境的入侵，为病原微生物的出现和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微生物可能对人类、农作物或家畜产生破坏性影响。590这类事件在形式上是不可预测的，必须提高全球警惕，以便在紧急情况导致疾病流行之前尽早发现。这需要全球合作和共识，微生物在21世纪远不像在20世纪中叶那样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区域，它们可以自由地跨越国际边界。
正如艾滋病病毒对非洲大部分地区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所证明的那样，传染病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破坏。全球疾病预防既是必要的，也是成本效益最高的举措。591
1995年，副国务卿沃斯向克林顿总统做了被称为“CISET报告”的汇报，592从上述角度阐述了：“努力构建一个全球监测和反应系统是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举措。”
该报告指出，为避免任何新的微生物威胁，每年用于传染病预防的费用已经直接和间接地花了美国1200多亿美元，其中至少10%的财政负担是1980年以来新发微生物问题出现后造成的。报告指出，1977年至1994年间出现了大约29种以前不为人知的人类疾病病原体，而且疾病出现的速度正在加快。
“既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补救措施。”莱德伯格在1995年7月25日的信息系统技术研究小组会议上说，“这是一个如何亡羊补牢，巩固强化现有公共卫生体系结构的问题，它已经千疮百孔。坏消息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大笔钱。”593
根据CISET报告，准确地说，大约每年需要花费5亿美元，用于挽救美国薄弱的公共卫生监测和实验室系统，并在非洲、亚洲、苏联地区和拉丁美洲等关键地区也加强这样的能力。
不论是在白宫、在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办公室还是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约旦、巴西、埃及和以色列）的政府最高层，尽管CISET报告提升他们对新发疾病的关注，但一提到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这些计划就不得不胎死腹中。
正如莱德伯格所预测的那样，“如果国会大厅里没有一个拥护者，我认为这份报告不太可能得到适当的关注。”594
问题到底在哪里？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已经被国会否决了，总统自己因为性、管理和房产丑遭受围攻并被削权。当时，政府正试图消除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累积的巨额国家赤字，反联邦制的狂热正席卷全国。595
1993年10月，当罗德姆·克林顿的医疗改革方案最终到达国会时，掷地有声—整整1300页。它既沉重又难以理解，即使是专门从事医疗问题研究的国会工作人员也搞不懂其中的奥妙。以这种形式向怀有敌意的国会提交任何提案，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而且由于几个月来在拟定方案过程中，排除了那些可能从医疗改革中获得或失去最多资金的行业代表，情况严重恶化。
更糟糕的是，当医疗保险行业打电视广告，警告观众，克林顿政府“将把政府的药灌入你们的喉咙”时，白宫对此几乎完全沉默，这进一步反映了政府应对的无能。该广告称，这种限量供应的医疗体系会使医疗质量变得糟糕，病人没有选择权，大多数指定的治疗都无效，所有这些都是由成本控制的需求驱动的。事实证明，这正是美国所求，但是以私有化的形式。结果不难预测，克林顿夫妇将会失败，而健康产业将会获胜—广告中所设想的恐怖将会被私营企业在美国重演。
白宫那份搞砸了的提案招致了国会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许多政客在它被公布之前就宣布了它的夭折。然而，国会预算办公室审查了这项被称为“健康安全法案”的提案，并得出结论，克林顿的计划非常复杂，但可以奏效。如果这项计划成功的话，由于医疗费用的控制，将在未来几年为美国节省数十亿美元。596
但共和党人宣称，该计划不过是民主党人对“大政府项目”597的懦弱嗜好的又一个例子。他们的失败将会影响国会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与健康有关提案的态度。在21世纪，美国将面临一个没有任何连贯性的医疗保健系统、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因缺乏资金而举步维艰的局面。就连人们寄予厚望的5亿美元新发疾病项目也未能实现。598
在给国家医疗系统做大手术的努力失败后，克林顿政府用了接下来的6年时间为这个病态的体系亡羊补牢。599
1993年11月和1994年11月，共和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控制了30个州的参众两院和州长席位。纽特·金里奇是乔治亚州的保守派，也是新右翼纲领《与美国的契约》一书的主要作者，他成为第104届国会的众议院议长。大萧条以来美国人所熟知的联邦制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整笔拨款，就像里根一样，公共卫生和福利项目的支出由各州自行决定，新一届国会将里根奉为偶像，而金里奇则是他的代言人。
“国会正在做的是把以前集中的东西归还给我们，”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事务专家玛莎·德西克指出，“在全国上下都在努力应对紧缩政策的时候，国会却在行使其历史性的选择权，将事务留给各州，从而减轻自己做出艰难财政和政策选择的负担。”600
例如，1995年，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国会向亚利桑那州州长费伏·森明顿提供了一揽子拨款。这位保守派共和党人说：“非常感谢，我打算怎么用这笔钱是我的事情了，不要妨碍我。”他将亚利桑那州的警察、监狱和高速公路开支分别提高了18%、15%和8%。削减了5%的教育经费，减少了17%对穷人的援助，大幅削减了43%公共卫生开支，这一举措令人瞠目结舌。他的立法机关，也是共和党控制的，否决了为15万亚利桑那州穷人提供医疗保健的资助，取消了“妇女、婴儿和儿童营养计划”，并削减了数百名儿童的福利。601
在大多数州，削减的幅度更大，在几年的时间里还在逐步加剧，相当于对公共卫生的严重破坏。
“公众健康的科学依据越来越充分，但政治和公众的支持却没有跟上。”黑斯廷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丹尼尔·卡拉汉说，“美国的公共卫生项目—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类似—要么没有得到改善，要么在很多情况下被默认萎缩……从1981年到1993年，公共卫生项目的资金占美国卫生保健预算的比例下降了25%。1992年，22个州的医疗机构削减了资金，另外33个州的卫生机构削减了服务。从那时起，一切都没有改善……如此公然抵制公共卫生保健确实不多见。公共卫生受到了千刀万斧的削减，有些人注意到了，有些人却没有。”602
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渐进式的削减，在1994年改革失败后，公共卫生方面传来的消息似乎越来越常严峻。1992年到1994年，美国人民已经做好了彻底改变的准备，他们已经听命于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健康的命运。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除非没有保险的美国人超过6500万，否则就会出现“灾难性的社会事件，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或另一次世界大战”。一场艾滋病的流行无法比拟的疾病大流行也可能加速公众情绪的变化。为了实现长期寻求的卫生保健目标，肯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603
布卢门特尔认为，除非发生这样的惨剧或医疗保健市场彻底失败，否则美国人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不太可能再次接受全民医疗保健的概念。604
事实上，《全民医保法案》早在1948年就被国会通过，民主党在1996年首次放弃了在党内政纲上对全民医保的呼吁。即使是长期支持全民医保的国会议员，如加州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和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保持沉默。605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努力确定自己的角色，于是，精简和“再造”成了该部门的工作重点。606
1994年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继续增加，达到4430万，即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没有医疗保险。到1998年，甚至有1220万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家庭都没有医疗保险。607
第二个主要变化涉及雇主，他们的雇员保险费用在1980年至1992年间膨胀了218%。雇主们倒是继续给雇员买保险，但是条件越来越严格。608
考虑到工会的相对弱势，以及许多经济部门根本就没有工会，研究者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太可能发生罢工，更有可能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更多没有保险的美国人陷入债务中，试图支付自己的保费和免赔额度，可能在患病后过早返回工作岗位，结果是变得更加不健康。
华盛顿的内部人士几乎没有出流露任何悲悯之情。共和党领导层不再插手医疗保健拨款，而是将资金转移到各州。因此，如果罗德岛州的民众想要全民医疗保健，好吧，他们可以去找州政府。
但他们能吗？1997年兰德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在50个州中，只有少数州能够维持税收增长，而增税是提供全民医保的必须条件。没有实质的联邦援助，扩大获得医疗服务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事实上，更有可能的后果是美国各州无保险人数继续增加。609
公共卫生应该做些什么？如果在灾难或财政崩溃发生之前，美国不太可能对其卫生目标进行另一次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它如何能够生存？许多人认为，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在三百年的战斗之后，最好加入他们—现在是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合作的时候了。其目的是使健康管理倾向于强调预防医学，促进免疫等服务，并允许医生在私营企业开展公共卫生服务活动。610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医疗卫生私有化不能保证饮用水安全，不能阻止空气污染，不能鼓励使用**，不能确保药物和替代疗法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有效……简而言之，凡是在公共卫生那些涉及集体而非个人福祉的基本方面，根本不适合与私营企业协作，想都不用想了。
这让人想起了女神许葵厄亚和帕纳刻亚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有两个女儿。帕纳刻亚是一位医生，她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治疗方法。另一个女儿许葵厄亚教会了希腊人用明智的方式生活，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健康，而不需要帕纳刻亚的治疗。这两个女儿的名字流传至今。许葵厄亚在英语中就是“卫生”的意思，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的小学生也知道，注意卫生就会促进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纳刻亚慢慢变成了一个令人渴望却徒劳无功的梦想—一种万灵药，或者一种普遍的治疗方法。
许葵厄亚的现代追随者是公共卫生的实践者。帕纳刻亚的追随者是医学临床专家。正如姐妹会的神话争斗一样，两千多年以后，她们的信徒也可能还是看彼此不顺眼。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应该不会清楚帕纳刻亚和许葵厄亚在美国是否都能过得很好。
在洛杉矶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当发展停滞和衰退使美国其他地区的生活变糟时，由于有数十亿美元稳定的国防合同收入，洛杉矶却是一派繁荣。但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五角大楼的“甜心老爹”却对加州不理不睬。20世纪90年代初，当东部和“铁锈地带”慢慢开始财政复苏时，洛杉矶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到1993年2月，加州的失业率超过了10%，预算赤字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50亿美元。611
从1992年开始，洛杉矶郡遭受了一系列的“连环暴击”：在一桩非裔美国人罗德尼?金被残忍殴打的案件中，一个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四名白人警察无罪，当时这名黑人摩托车骑手被怀疑酒驾，被警察拖下车殴打，暴行被录像了。在判决宣布后的几秒钟内，洛杉矶中南部爆发了骚乱，并蔓延到全市。3天后骚乱结束时，约有53人死亡，2000人住院治疗，1500栋建筑被夷为灰烬，财产损失估计达10亿美元。612
然后，在1992年4月，暴乱6个月后，旱季结束时，洛杉矶再次被大火吞没—大火从10月中旬持续燃烧到了11月初，炎热的圣塔安娜风席卷了全郡的灌木丛，摧毁了价值约14亿美元的房屋和财产。
大火过后，这个郡好不容易清理干净。但在1994年1月17日，一场里氏6.8级的地震又袭击了它。据统计，地震造成61人丧生，超过9300人住院，4.5万套公寓和房屋变成了危房，以及立交桥倒塌导致3条主要的高速公路都不可用。最后，州长皮特·威尔逊宣布灾难造成价值150亿~3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洛杉矶被震得支离破碎，当地民众对这场悲剧中看似神秘的部分感到疑惑，在洛杉矶历史上，移民的流动方向第一次发生了逆转。
1995年夏，洛杉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最动**的市政破产的边缘。到11月1日，该郡政府才不得不削减超过20亿美元的预算，否则将被迫拖欠所有贷款，面临财政崩溃。第13号提案明确指出，该郡无法通过提高财产税来弥补巨额赤字。尽管郡政府的预算除了医疗保健之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模块，但医疗保健这块蛋糕是最大的，而且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一块都更脆弱。
1995年9月，洛杉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郡医学会宣布“这个郡的天要塌下来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洛杉矶郡的面貌和未来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613
新千年，促使洛杉矶的地位大大下降的核心危机问题，也可能在美国其他主要州、郡出现，包括纽约的萨福克、纳索和韦斯切斯特，佛罗里达州的戴德，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斯堡，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还有哥伦比亚特区。助长这些危机的是囊中羞涩的地方医疗系统—不但无法为穷人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提供服务，反而还得出钱修复这个系统。应对危机的重担压在了地方财政的肩上。
1995年6月20日，洛杉矶的5名主管人员被该郡行政长官萨莉·里德的一份预算备忘录“震惊了”。里德说，该郡1995年至1996年的预算收入为131亿美元，但实际收入可能不超过111亿美元。全郡20%的劳动力将被解雇，6家郡医院中的几家将会永久关闭。“会有痛苦的结果，”里德宣称，“结构性预算赤字增长得如此之快，任何试图通过非永久性调整来解决赤字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债券评级机构和投资界已经表达了他们对郡级预算的担忧，因为他们也没有有效的对策来解决收入和支出之间的不平衡。”614
什么是里德所谓的“有效”解决方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被要求立即关闭。这家医学中心业务量达到每年37.23万住院天数和87.13万门诊人次，都将转移到其他医疗机构，其中主要是私营机构。它的第一个诊所可以追溯到1879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机构，培养的医生和护士比任何其他医疗机构都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在1995年曾是洛杉矶975万居民的主要健康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这些居民中约有75万人没有登记在册，410万人处于医疗赤贫状态（没有医保）。615到1995年为止，洛杉矶的未参保率和本州保率都是全国最高的。616
里德要求关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呼吁立即引发了该郡2.2万名持照医生、洛杉矶医疗协会和私立医院系统的抗议。不管是公立还是私人医生都哭诉着说，不能将如此多病人的负担转嫁给他们。
“我们说过，突然关闭急症是个坏主意，”健康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前加州议员伯特·马戈林匆忙地向一名记者解释说617，“因为这是不可逆转的。你永远不可能重新开放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院或任何其他郡医院，因为一旦申请重新开放，将不得不满足新的防震法规，而新医院不可能承受这不菲的造价。因此，一旦封闭就是永久的，不可逆转的。”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