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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者提出了三条理由。首先，“心脏病流行”的下降早于全国性的反胆固醇运动；第二，在同一时期，美国烟民的数量急剧下降，烟草对心脏的有害影响至少与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害处一样大；第三，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20世纪80年代“对心脏有益”的信息将被进一步的科学证据所推翻。

例如：人造黄油可能含有危险的反式脂肪酸，这种脂肪酸不是通过提高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而是通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来增加心脏风险；维生素E对心脏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的，也许根本不存在；435鸡蛋所含的胆固醇比预想的要少，而且风险也小得多；富含叶酸和B族维生素的饮食对心脏的好处如此之大，甚至超过了摄入适量红肉这样“罪恶”的食物。436

公众应该因为学界的混乱不清而受指责吗？

对饮食的关注可能被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公共健康的努力。也许更合适的是，它是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阻塞的、癌变的人体。此外，一个人的营养需求以及他或她如何理解这些需求，可能无法通过对社会的大规模呼吁得到很好的解决。考虑到美国人肥胖呈增长的趋势，饮食信息的解释和实施似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里根时代，医疗保险普及度下降，个人责任运动兴起，公共卫生项目由于负担增加（责任从联邦转移到州和地方）和预算减少而变得非常紧张。

新的公共卫生挑战迫在眉睫：中毒性休克综合征、食源性和耐抗生素疾病、艾滋病病毒和快克可卡因。

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揭示了一种新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显然与个人责任、保险或任何健康主题无关但在议程中，它与新产品设计、新出现的疾病和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失效有关。437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携带着一种异常强大的毒素的基因。这种细菌的剂量小到几乎无法测量，它能从根本上扰乱人体免疫系统，从而导致休克，死亡。这种新型葡萄球菌的出现与卫生棉条的新颖产品设计相吻合，这种卫生棉条可以在女性月经周期内在**内停留6小时或更长时间。与食品和药品相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产品（卫生棉条）几乎没有行使什么监管权，因此该局在批准这些产品时没有经过太多审查。

事实证明，这些高吸水性的卫生棉条提供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可以让新的剧毒葡萄球菌茁壮成长。从1975年的少数女性开始，到1980年的暴发，整个北美（以及其他任何有售美国生产的卫生棉条的地方）都有女性感染并死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美国疾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棉条行业以及各种私人研究人员，都陷入了与卫生棉条相关的葡萄球菌死亡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原因的争论之中。尤其是一种卫生棉条产品似乎与更多的病例有关，因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信赖为目标，将其推出市场。

事实证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并不是由任何卫生棉条引起的，而是由细菌引起的。这个难题最终不是由联邦公共卫生机构或监管机构解决的，而是由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科学家解决的。两位研究人员是关键—国家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博士和大学微生物学家帕特里克·施利弗。

这对搭档之所以能够破解毒休克病例，是因为明尼苏达州可以说拥有全美最好的卫生监测系统，为奥斯特霍尔姆提供了一个了解不断演变的传染病的理想窗口。明尼苏达人还有其他的优势：地方学者和公共卫生科学家之间的良好合作，一个优秀的州级卫生实验室网络，一个强有力的全州范围的基础设施，以及明尼苏达州女性人口中很少有可能使诊断复杂化的混杂的健康问题438。

在20世纪80年代，明尼苏达人是所有美国人中最健康的，也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人群之一。439当美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支出几乎都在下降时，明尼苏达却慷慨地支持这些项目，这为明尼苏达人非凡的集体健康状况提供了一种解释。从1980年到1993年，明尼苏达州的卫生支出增加了90%，公共卫生支出始终保持在卫生总预算的3%左右。卫生保健、医疗保健、疗养院和其他卫生机构的开支增加，足以确保每个明尼苏达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明尼苏达州为所有没有保险的儿童提供关照，并为所有贫困的成年人提供医疗援助。440

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明尼苏达州1985年的失业率为12.6%，而全国的失业率为14%。明尼苏达州的大多数成年人都完成了高中学业，并上过大学或职业学校课程，这使他们成为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大多数明尼苏达人有着相似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因为超过96%的人口是白人，超过90%的白人人口是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后裔。大多数明尼苏达人所共有的一项重要价值观是集体、解决问题和承诺。这为支持把全体人民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方案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环境。

1968年，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的预算严重依赖联邦资金。该部门从州和地方财政收入每得到1美元，就会相应从联邦政府得到1.3美元。441到1985年，当里根政府的削减和整笔拨款的影响愈加明显的时候，州和联邦政府对预算的贡献就更接近了。442到20世纪90年代末，州和地方的贡献已超过联邦，从联邦得到每1美元州和地方要贡献1.12美元。443

尽管预算紧张，在奥斯特霍尔姆手下工作的疾病调查员从1980年的28人增加到1990年的144人。这是因为别无选择—传染病突然在这个原本非常健康的州全面暴发。除了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流行外，奥斯特霍尔姆的工作人员在1981年至1987年期间忙于处理不寻常的疫情。

例如，1986年，蓝氏贾第鞭毛虫腹泻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乡村社区暴发。几个月的调查揭示了原生动物传播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模式，涉及一个儿童保健中心、一个疗养院和食物。444

1981年至1987年间，国家流行病学小组还调查了儿童保健中心发生的多起与呼吸、腹泻和水痘有关的疫情（到1985年，该州近一半的学龄前儿童都在这样的中心—这一稳步增长的趋势反映出明尼苏达州全职母亲队伍的不断壮大）。445并且这个团队证实了另一个新的、危险的微生物正在儿童保健中心传播—大肠杆菌0157∶H7。

大肠杆菌是人类最古老的微生物之一，也是引起腹泻的细菌之一。通常，大肠杆菌感染只对婴儿有危险，因为人们很快就对这种细菌产生了免疫力。每个成年人的肠道通常都有小群的细菌，由免疫系统控制。

但是在1982年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肠杆菌，命名为0157∶H7。它含有一种罕见的毒素，可导致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即血性腹泻。446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地暴发了大肠杆菌0157∶H7疫情。他们其中至少有19例是特别严重的疾病，导致24%的感染者住院，1%的人死亡。被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疾控中心每年收到2万份大肠杆菌0157∶H7病例报告，这种新的微生物将成为美国和加拿大血性腹泻的主要原因。447

奥斯特霍尔姆和疾控中心的一项回溯性研究发现，在1979年至1988年间，共有117例溶血性尿毒症患者。大多数病例都是散发的，或者看似彼此无关，但每一组或每一起病例都与一家儿童护理中心有关。奥斯特霍尔姆的团队发现，这些散发病例都有汉堡肉的食用史。448这种细菌不仅具有耐药性，而且使用药物会导致其释放出更多的致命毒素。药物治疗实际上会加速死亡。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向世界各国输出了大肠杆菌，无论是牛肉还是通过接触牛粪而被致命细菌污染的食物都是如此。输出细菌的媒介物包括意大利腊肠、牛肉干、鹿肉、巴氏杀菌奶、土豆、莴苣、苹果汁、苜蓿芽和萝卜苗。449

令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这位顽强的科学家感到烦恼的是，明尼苏达州与食品相关的疾病暴发数量正在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食品生产和营销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追踪这些疾病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大肠杆菌生长在牛的胃肠道中，但不可能追踪任何特定批次的肉类到特定的原始污染点，因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汉堡生产行业已经将数百头牛的肉合并成单一批次。

在奥斯特霍尔姆看来，联邦安全机构显然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奥斯特霍尔姆总结说：“我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他意识到，仅仅在明尼苏达州努力工作已经不够了，他必须寻求时间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动。

在洛杉矶郡，雪莉·法宁博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85年，她所在的郡卫生局传染病科因利斯特菌食物中毒事件而不堪重负。经过仔细的调查工作，她的工作人员将疫情的暴发追溯到销售给该郡不断增长的拉美裔人口的墨西哥奶酪。一些儿童最终向公众讲述了如何接触到被污染的奶酪产品，虽然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利斯特菌，但由于洛杉矶正在发生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谁会想到，”率真、直言不讳的法宁在1985年说，“我们将要应对一场由萨尔瓦多好战者们经常食用的墨西哥奶酪引发的传染病疫情。”

世界正在变小，公共卫生风险出现了新的模式。

里根总统上任后不久，下令采取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方式，支持整个中美洲的亲美力量：尼加拉瓜的反桑地诺反政府武装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政府。

随着残酷的战争和镇压的蔓延，成千上万的中美洲人逃往美国，大多数人非法定居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从1981年到1988年，洛杉矶郡接纳的非法移民数量最多，据各种估计，非法移民总数在35万到50万之间（到1991年，战争基本结束，这些难民很少返回中美洲）。

在那些年里，抵达洛杉矶的大多数萨尔瓦多人都受到了精神创伤，害怕被遣返回他们认为肯定会遭到死亡或酷刑的地方。与洛杉矶的墨西哥人和奇卡诺人不同，萨尔瓦多人低调行事，努力保持低调，远离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人，除了紧急情况外，他们甚至回避医疗保健系统。由于他们没有资格申请加州医保，该郡别无选择，只能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对州或联邦政府的报销不抱希望。

这大大加剧了洛杉矶的局势，郡卫生部门已经列出了一系列可怕的问题。到1984年，监事会已经开始抵押政府大楼以筹集工资。因为病人负担的增加，医疗保险和加州医保的收入也在减少。

在里根就职仅仅5个月后，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的医生们就发布了关于男同性恋者和静脉吸毒者离奇死亡的消息。寄生虫肺炎、曾经罕见的皮肤肿瘤、通常只在老年男性身上出现的淋巴瘤类型—突然之间，原本健康的年轻男性因为这些疾病出现在医院，并在那里死亡。

当然，这是20世纪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第二大传染病疫情的开始（仅次于1918年的流感）。到20世纪末，也就是第一例病例被报告的19年后，全世界有超过34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会发展为艾滋病的晚期综合征，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并且至少有1200万人会死于这种疾病。它会蔓延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与公共卫生努力和对有效治疗方法或疫苗的科学追求相抗衡。

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表明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公共卫生方法。但是，当第一批患有艾滋病的静脉注射吸毒者踉踉跄跄地走进纽约市公立医院，当最初几个生病的男同性恋者向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医生求助时，公共卫生部门的回应非常糟糕，甚至根本不回应。

尽管美国疾控中心、旧金山、纽约、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地方和欧洲的少数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和医生努力了解这种新的威胁，但他们的努力被政府忽视或断然拒绝。

在政府的最高层，里根政府似乎完全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首批艾滋病患者都是男同性恋者。这是第一个在白宫以克里斯汀宗教激进主义为竞选纲领的政府，里根的选民是狂热的反同性恋者。根据他的私人医生的说法，里根认为艾滋病就像麻疹一样：一种正在传播但很快就会消失的病毒，不需要人类做任何特别的努力。这是对麻疹—一种通过积极的公共卫生努力控制的病毒—的错误理解。更糟的是，这是对艾滋病病毒的一种危险的错误看法。450

从记录上看，里根似乎从未完全明白，在他的任期内，一场真正的不治之症正在蔓延。虽然他的许多助手确实意识到疫情的规模，但他们同意道德多数派牧师杰里·福尔韦尔的评估，认为这种疾病是上帝对不道德、罪恶的同性恋行为的惩罚。一些国会议员同意这一观点，并公开反对众议院或参议院通过的几乎每一项公共卫生援助立法。

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医学化的公共卫生观点在里根时代占主导地位。因此，为了应对艾滋病，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观念，即实验室科学将迅速解决问题—到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仍未实现。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埃弗雷特·库普是最直言不讳的，通常他也是唯一支持用公共卫生方法应对艾滋病危机的领导。他认识到，在缺乏科学的灵丹妙药解决方案下，迫切需要进行公共教育。有了关于病毒如何传播以及个人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准确信息，库普推断，美国人民将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信息必须相当明确才能有用，必须建议有性行为的成年人使用**。

推广安全套的想法在白宫和共和党内部都是一种诅咒。纵观美国历史，无论何时道德问题都在妨碍公众健康。在性传播疾病和药物滥用问题方面尤其如此。到艾滋病病毒在美国出现的时候，淋病、衣原体、梅毒、乙型肝炎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几十年都在上升。美国人反对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反对讨论**的使用，反对关于节育的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

1986年10月22日，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邮件中，库普向1.07亿美国家庭发表了关于艾滋病的卫生部部长报告。尽管报告中很少出现许多艾滋病活动人士倡导同性恋的详细讨论，但它仍然受到道德多数派、生命权利运动以及共和党右翼势力的严厉抨击—这一切解释了它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的罪行的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库普的邮件更值得注意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发生在传染病被发现的五年之后和在发现艾滋病病毒的两年多之后，这证明了这种疾病是可以传染的。显然，华盛顿在每一项与艾滋病病毒有关的公共卫生措施上都拖拖拉拉：基础研究的资助、公共教育、立反歧视法保护受感染者，以及医疗保险的覆盖。

因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年轻人或他们的孩子，所以在里根政府在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特殊公共卫生项目上的改革生效后，艾滋病病毒袭击了最可能不在医疗保险安全网范围内的人口群体。

艾滋病活动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白人男同性恋者，他们把寻求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和反歧视立法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随着艾滋病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上升，以及许多人在没有得到有质量护理的情况下死亡，美国疾控中心的詹姆斯·柯伦呼吁：“人力资源部门要关爱那些已经被感染的人。”451但是，全美国的医生和牙医都拒绝治疗艾滋病病人，理由是这些人对医生也造成了威胁。同样是这些医疗服务提供者，也愿意为那些带有传染性微生物（如乙型肝炎和耐药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的病人提供服务，但对艾滋病的恐惧促使他们打破了医生职业道德的所有基本原则。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第一，确定疾病的原因；第二，确定这种微生物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第三，停止传播；第四，积极开展研究，寻求治疗方法和疫苗。452

记录显示，第一项任务（确定病因）和第二项任务（传播方式）的完成非常迅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美国联邦机构的努力。疾控中心与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的流行病学专家密切合作，迅速查明了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并证明这种疾病是由某种形式的传染性微生物引起的。1981年5月，一种新的致命疾病在男同性恋者中出现，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疾病控制中心的柯伦团队就确定了它是通过肛门和****、被污染的静脉注射针和被污染的血液传播的。后来在该病的流行病学介绍中，他们特别提出母婴传播。疾控中心在1982年说，其底线是接触受污染的血液。

即使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基于这些观察的适当的公共卫生措施（第三点）也会涉及对每个美国人进行普及教育：如何避免血液接触和采取具体步骤来减少这种风险：筛查美国血液供应，为医院和诊所工作人员准备基本的防护装备，向有**的成年人推广使用**，确保所有注射品—医用药物或非法药物—都使用无菌针头和无菌注射器，避免或坚决警告人们抵制一种社会环境，即鼓励人们暴露在血液接触的风险下的行为。

虽然这张清单看起来很合理，但每一项措施的实施都遇到了政治、社会、经济和公民自由意志主义的阻碍。事实上，到20世纪末，血液与血液接触的事件在美国社会仍将司空见惯，一些可能减轻艾滋病接触的措施仍将受阻。在某些情况下，正确的法律也许确实已经通过，适当的公共卫生措施也已经采取，但那只是在拖延和争论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事。453

美国最负盛名的医学机构医学研究所发布了从备忘录到大部头的各种文件—语气哀怨，近乎恳求—以寻求对这一传染病可行的公共卫生对策。4541988年，该研究所敦促“联邦政府带头制定一项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资助”。研究所坚称“目前的资金不足以采取公共卫生措施遏制疫情”，谴责“联邦政府在减少静脉吸毒者间艾滋病病毒传播方面的努力严重不足……”

在这些声明发布的时候，大约有8万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4.5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关闭众所周知的“包门”已经太迟了：简单的公共卫生措施已不再足够。

出了什么问题？

对同性恋者和注射吸毒者的偏见蒙蔽了公众、政界人士和医学界，更可悲的是，许多公共卫生领导人在采取有效行动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情况下，忽视了应对艾滋病的紧迫性：从1981年5月到1984年年底。疾控中心以及纽约市、旧金山和其他遭受重创的城市的卫生领导人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试图采取适当措施，但遭到了复杂和势不可挡的社区抵抗的阻挠。从右翼来看，他们面临着明显的敌意。他们从大多数层级的政府那里得到的只是耸肩和怠慢。在血液制品和相关设备行业，人们听到了政府干预和经济困境的呼声。455

公共卫生领导人也没有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太多支持，美国主流社会仍然可悲地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并对其抱有可怕的偏见。1988年《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75%的受访者“不同情艾滋病患者中的同性恋者”。令人震惊的是，有19%的人说，不管艾滋病患者是如何感染的，他们都不同情他们，即使这些人是婴儿或输血受体。456

公共卫生领导人如何应对公众这样的敌意？总的来说，通过确认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最高的美国人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的做法只会分散国家对所涉及的主要健康问题的注意力。457对受感染个人的所有疾病监测和识别均保密或匿名，以保护个人不受社会歧视。艾滋病感染从未被报道过；只有全面暴发的艾滋病病例才会被追踪，因为保护表面上健康的艾滋病病毒阳性公民的自由显然是合理的。

因此，在任何特定时刻，没有人真正知道这场公共卫生灾难的规模有多大，它在哪些地方、哪些社区传播，是否有任何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真正延缓这场灾难的蔓延，或者这类项目是否会失败，花在这些项目上的数百万美元是否会浪费掉。从定义上讲，公共卫生领导人得到的关于疫情的印象已经过时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政治和技术的限制，流行病学家被迫使用低效率工具来解读传染病的细微差别；它非常原始。

它还为基于政治和情感问题以及科学的政策决策打开了大门。例如，直到1986年，纽约市的卫生政策部门仍不告诉献血的人他们的血液样本检测出艾滋病病毒阳性。

“我们不应该把检测结果告诉那些验血的人。”乔伊斯·盖诺在1985年告诉血库官员，“在我们知道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应该克制自己。”

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公然对献血者撒谎，告诉那些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他们的血液因为有肝炎病毒而不合格。有些人甚至到1986年还拒绝验血。458

直到1989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才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血液制品政策，但通用的检测参数（无论是个人还是捐献的血液和血浆）全国永远也不会统一。因此，每个州都自行制定政策，决定是自愿接受检测还是根据法律授权，测试呈阳性的个人是否会被告知，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可怕的信息会被传播出去；如何追踪或编纂艾滋病病毒阳性个体的身份，以及将会有什么系统来追踪那些发展到艾滋病或死亡的人的名字。它演变成一个充满流行病学缺陷和政策混乱的大杂烩体系。

在同性恋活动人士声音响亮、组织良好的州，限制公民自由主义的措施实施起来最艰难。但在同性恋活动人士很少的州，对公民自由主义的保护又通常要弱得多。例如，杰西·赫尔姆斯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记录了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性伴侣的姓名。这意味着在艾滋病病毒阳性人口最少的州最容易追踪正在蔓延的传染病疫情。

这意味着那时在艾滋病病毒滋生地—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纽瓦克、迈阿密、芝加哥—工作的公共卫生当局，主要在黑暗中摸索459。例如，在1984年，所有这些城市都激烈地争论是否要关闭同性恋性俱乐部和澡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当时，柯伦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得到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有6122例病例和2800例死亡。总的来看，柯伦在1984年总结道：“据估计，美国有20万到30万人接触过这种病毒。”460虽然当时发现了艾滋病病毒，但艾滋病病毒血液检测还没有被广泛采用，流行病学家必须凭直觉做估算，经常面对来自他们力图保护的同性恋社区的公开敌意。

当大家还在争论澡堂的问题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安德鲁·莫斯告诉该市卫生专员以及后来的最高法院：“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增长将继续下去，直到这种疾病感染者数量达到饱和—也就是说，直到大多数易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受到感染—到那时，我们将看到新病例的数量逐渐减少。”461

莫斯非常有先见之明，他说：“关于艾滋病的公共卫生政策应该强调至少两个其他因素：第一个是让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种疾病真正可怕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多么严肃和严重的疾病；第二个是尝试支持稳定的一夫一妻制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从有大量性伴侣转变为更接近稳定的一夫一妻制生活方式，来减少传播。”

公共卫生专员默文·西尔弗曼博士决定关闭该市的澡堂，高等法院的福吉·罗伊·旺德支持他的决定。在纽约市，卫生专员斯蒂芬·约瑟夫博士面临着类似的艰难决定，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结果两人都面临着被赶下台的命运。

西尔弗曼遭到了同性恋活动人士的攻击，他们认为他的行为具有歧视性和恐同性恋性，市长戴安·范斯坦也认为他行动太慢，没有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西尔弗曼被要求辞职。约瑟夫幸免于活动人士的攻击，但科赫市长几乎没有为他的卫生专员辩护。

在纽约，关于如何限制艾滋病病毒在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的辩论最终在州一级裁决。4621985年10月24日，经过数月的听证会和辩论，国家卫生专员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博士给州长马里奥·科莫发了一份备忘录：“我认为，建立允许、促进和（或）鼓励性接触的场所，会产生血与血或精液与血接触的场所，是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必须加以禁止……它适用于任何有危险的异性恋或同性性行为的场所。”463

自由民主党州长科莫遵照阿克塞尔罗德的建议，关闭了性游戏室和澡堂，并声明：“在科学家们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之前，健康教育是我们唯一的疫苗。”464

这最终把美国带到了公共卫生的第四步：建立充满活力的研究机构。人们有一种极大的迷信，认为科学确实会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它只是需要一些推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许多顶级科学家，尤其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都表示非常乐观。更实际的科学家，如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博士和他的团队，极力避免使用“治愈”这个词。他们认为给予公众“科学确实能够治愈藏在人类DNA内的病毒引起的疾病”的希望是非常不诚实的。怎样才能在不破坏个体基因的情况下去除这种微生物呢？

然而，艾滋病运动的重点是寻找治愈方法。在美国，估计有70万到100万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艾滋病活动人士的队伍不断壮大，武装力量也在增强。只要全力以赴，就一定能找到治疗方法。他们攻击制药公司、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白宫、人类健康研究所—被认为在治疗艾滋病方面最拖延的机构。465

这在传染病中是第一次：病人活得足够长，并且很有组织性的来制定相关的公共卫生议程。考虑到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议程的第一项就是医疗目标，传统的公共卫生目标远远落在第二位。

有一个可能的例外：针具交换项目。努力推动政府为注射吸毒者提供无菌注射器，或至少使其合法化，是行动主义和来自公共卫生界的压力的主要焦点，这种压力从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一直持续到布什总统和整个克林顿政府。例如，到1988年，纽约市大约38%的注射毒品使用者是艾滋病病毒阳性，很明显，注射毒品者的感染率很快就会超过男同性恋者。此外，由于许多使用注射毒品的妇女从事卖**工作，人们非常担心艾滋病病毒会通过她们进入更广泛的异性恋社会。466许多健康倡导者认为提供干净的针头是减缓这波传染病疫情的关键。可以通过简单的分配注射器或街道交换项目（注射器使用者以使用过的注射器交换无菌注射器），非处方销售注射器合法化、合法化的药物使用用具，或者以上所有方法来提供针头。467

在这些方法中，针具交换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也面临着重大的公共卫生障碍。首先，它不仅会在里根政府时期遭到国会的反对，也会遭到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反对。468许多州议会和州长同样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削弱他们对非法吸毒者活动的限制。

第二个障碍是，注射吸毒人群中已经出现很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469从1981年到1984年，当艾滋病病毒在该社区的发病率仍可控制时，针头交换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许多城市报告的注射毒品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35%到60%。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