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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1976年，在吉米·卡特入主白宫后，埃德·科赫当选纽约市市长。
卡特政府除了鄙视科赫和他处理纽约市事务的方式外别无其他。白宫直接与纽约州州长休·凯里和纽约市政援助公司负责人费利克斯·罗哈廷展开合作，提供任何它认为可能帮助纽约市摆脱近乎正式破产状态的援助。但由于科赫和卡特之间的不和，纽约郡疲软的公共卫生系统几乎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或支持。347最后在科赫和罗哈廷应对金融灾难的同时，全国性的滞胀也有所缓解，到1980年，纽约市开始在漫长黑暗的财政阴霾隧道的尽头看到曙光。
1979年3月28日，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距纽约市仅160多千米）外的一座核电站差点熔毁。反应堆的一次事故导致核电站关闭。其核心过热，348放射性尘埃被释放。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
整个东北地区的卫生部门接到了大量问询，焦虑的居民相信自己遭受了危险的辐射。在三里岛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国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公共卫生专家的说法，从确定该事件将导致美国未来癌症和出生缺陷率大幅上升，到“没有真正的事故”。因为这场由鲍林和特勒在几十年前开始的辩论在科学上或政治上都没有得到解决，美国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恐慌或打哈欠。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局、白宫、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部门都试图让公众平静下来。但不信任度很高，可信度很低。许多美国人不相信核管理委员会最基本的信息，比如事故中释放的辐射量和辐射类型的细节。如果这些数据是不可信的，那么随后所有有关人类接触辐射和健康影响的假设都是可疑的。349
多年以后，关于三里岛的大多数健康相关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理查德·索恩伯勒从一开始就抱怨说，他无法从运行该反应堆的美特公司得到任何直接的答案。同年晚些时候，在国会作证时，美特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发现在关键细节上撒了谎：在独立调查人员到达现场时，本该安装在核电站内外的关键辐射探测器要么从未安装，要么已经丢失。在核管理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核电站的一些工程师承认在事故前（核电站）就发生了一系列故障，并承认在三里岛核电站发生过辐射泄漏。
当事故首次发生时，美特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媒体，一团放射性尘埃已经释放了出来，以每小时40拉德（辐射吸收剂量的专用单位）的速度向当地城镇扩散。我们永远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准确，也几乎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即使是一个物理学家也很难计算出40拉德的辐射能与人体所受辐射的雷姆数（辐射剂量）、每个人所受辐射的剂量以及相关风险之间是如何转化的。我们只能说—也是索恩伯勒州长说的—辐射很大，很危险。索恩伯勒命令居住在工厂附近的3500名儿童和孕妇撤离；随之而来的是20万宾夕法尼亚市民的恐慌。
多年以后，当大多数美国人早已忘记三里岛的灾难时，科学家们仍在争论到底有多少人因此而患上癌症。事故发生10年后，清理费用已超过12亿美元，而且还没有结束。受污染的工厂及其核废料要到2020年才进行最后的埋葬和清理。350在1999年4月10日，三里岛被以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英国的阿摩根公司。
就像1976年猪流感的惨败一样，美国人收到的关于三里岛对健康影响的混杂信息，严重破坏了他们对政府卫生官员的信任。尽管他们肯定不是这次事故的责任人，而且，鉴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在冷战期间的掩盖，很难将他们对辐射风险的不确定归咎于他们，但公共卫生仍然被波及从而遭受了损失。
与此同时，能源危机从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禁运开始，一直延续到卡特的总统任期，加剧了经济困境，推动了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不断加剧的中东紧张局势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注定吉米·卡特只能担任一届总统351。
从历史上看，这种经济紧张时期是发起有争议的政策操作的危险时期。然而，卡特总统就像他的前任总统尼克松一样，确信美国的医疗体系已经失控。像他遭遇同一问题的前任一样，卡特从未质疑过“健康就是好的医疗”这一基本前提。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与医学的基本原则之间没有争议。与杜鲁门、约翰逊和尼克松一样，卡特着手扩大所有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同时控制医疗费用：352
虽然美国的医疗技术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令人憎恶的医疗服务的制度，对穷人特别是工作的穷人严重不平等，许多医院和一些医生以病人的脆弱性为食来牟取暴利。为了巨大的利润，人们建造了不必要的医院设施；空床和未充分利用的设备的成本，由公众通过提高税收来支付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再加上更高额的医院账单和私人护理的保险费。对过高成本的正常竞争几乎都不限制。
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我们每年为这种低效率付出了多少。1978年进行的主要研究显示，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几乎有1000美元，而这些费用每6年就翻一番！
卡特政府的计划是要求建立联邦医疗标准，这将构成雇主可以向雇员提供的最低法律福利。联邦补贴将帮助小企业支付员工的这些费用。雇主们会去找保险公司，如果保险公司必须提供至少符合联邦最低标准的医疗服务的话。卡特认为，竞争将迫使供应商在他们的套餐中，以同样的最低价格加入额外的优惠。
就在1979年卡特的法案提出前不久，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谴责了白宫的计划。肯尼迪仍然坚持他的加拿大式健康安全的梦想。反对肯尼迪的是卡特的左翼和代表了穷人选区和工会的人。但几天后，卡特的计划还是在国会夭折，不是因为肯尼迪的反对，而是因为卡特的右翼精心策划的攻击。卡特坚持认为，他的计划“在头五年内将为美国人民节省500多亿美元—这是在让医院可以自由地以比当前通货膨胀率快50%的速度提高价格之后”。353
卡特的计划—以及肯尼迪的计划—正迎头撞上美国医疗保健的一个新趋势：关于健康的辩论的道德中心已经转移。这十年初始的时候，很少有政治或医学领袖敢公开挑战自罗斯福时代以来指导医疗改革辩论的基本原则—获得医疗服务和医生独立。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前提是，除非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繁荣成果，否则美国无法从大萧条中复苏。然而，在卡特政府末期，“关于扩大医疗保健的普遍假设被推翻了：现在的需要是抑制它对资源明显贪得无厌的胃口。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医学似乎从顽固的短缺变成了无法抑制的过剩，”医学史学家保罗·斯塔尔写道，354“从来没有刚好充足，很短的时间内不断上涨的成本使医疗保健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联邦政府作为医疗服务的主要买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干预。”
医疗步入了商业化时代。
医疗问题始终在国会辩论的边缘地带游走。这使得卡特和肯尼迪的计划变得无关紧要。当保守资本主义的主要平台《财富》杂志在1970年开始对医药进行猛烈抨击时，任何预测过企业未来的人都应该已预料到它的到来。《财富》杂志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一团糟，“杂乱无章”，“质量低劣，浪费药品，资金分配不均”。355
多年来，医生不仅可以支配他们的收费，还可以支配消费者的需求。不是病人或保险公司，而是医生才能说“让我们给胆囊再做一次检查”。医生可以以他（她）花了多少时间研究检查结果和治疗病人来决定收多少钱。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疯狂的。这意味着消费者不能像消费者一样行事：不能四处购物，不能选择不购买，也不能选择在其他地方购买。医生引发了需求。换句话说，供应商操纵了需求。356在医疗保险法案的第二部分实施之后，这一事态就完全失控。357这构成了市场失灵，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消费者不能“用脚和薪水投票”，选择不接受治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放宽外国医生的移民程序来创造更多的医生间竞争机会。医生与病人的比例也从1960年的每10万美国人中有136名医生，上升到1980年的每10万人中有197名医生，再到1990年每10万人中有245名医生。医生数量的增加确实提高了医疗质量，尤其是对公立医院的患者而言，缩短了急诊室和门诊的等待时间，但这完全没能降低成本。这些移民医生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医生的工作方式，并据此制定了价格。
1970年，纽约州的卫生部门试图控制由医生引起的通货膨胀，他们说：“好吧，我们将为每次医疗补助计划报销8美元。就是这样。问题解决。”人们非常有信心，这将把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6个月后，医生的费用暴涨，国家多花了20%。为什么？医生们被迫将每次就诊的费用控制在8美元，他们将每位患者的平均时间缩短至5分钟，在每个工作日里塞入更多病例，并收取更高的费用。
当然，在经济学家看来，医生只是一个非理性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197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358，美国1972年的医生总成本为169亿美元，医院总收入为342亿美元，制药公司的收入增加了56亿美元，总金额约为133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6%。在国会讨论卡特和肯尼迪的计划期间，成本进一步飙升，到1980年，这一数字为249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5%。到1981年，医疗支出为286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8%。359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每年为医疗支出358美元（其中公共卫生支出仅为几美元），福特总统时期为604美元，卡特将白宫交给里根时，人均医疗支出为每年1225美元。360
华盛顿特区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多萝西·赖斯说，她发现了美国医疗支出的其他主要趋势。例如，她注意到，在1950年，几乎2/3的医疗费用是由病人自掏腰包支付的—只有9%由保险支付，22%由联邦和地方政府补贴。到卡特政府末期，将近1/3的医疗费用是自掏腰包的，私人保险公司支付了26.2%的费用，而且，最关键的是，政府出了最大的份额，达40.4%361。
赖斯的数据证实，卫生保健支出的增加几乎完全是物价上涨的结果，而物价上涨又是医生收费、医院人员工资上涨和高科技检测费用上涨的结果。赖斯认为，后者受到了太多的指责和关注。医生和医院是定价的关键。362
到1980年，很明显，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将美国的医疗资源转向了最不可能影响公众健康的方向：增加生命最后几天的支出。在美国，预期寿命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1800年至1930年间，那一时期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稳步下降—例如，在此之前纽约市每年的死亡人数中有一半是15岁以下的儿童，到1980年，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儿童死亡率下降到每年总死亡率的5%以下。
但是到1980年，医疗保险支付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使通常不可避免的死亡延长了几天，也许几个月。例如，赖斯发现，女性（年龄在6个月到64岁之间）平均每年在医疗保健上花费431美元，其中大约一半用于肠道、消化系统和妇产科问题。相比之下，平均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女性每年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为1707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心血管治疗、中风、心脏病发作、高血压等。这种模式与男性非常相似。
当医院里挤满了垂危的老人时，死亡本身就变得不那么庄严和私密了。363因此，“老年医保计划”总体上推高了美国医疗保健的成本364，对垂死的老年病人的不体面治疗推动了“老年医保计划”的螺旋式上升。
这一观察结果所蕴含的伦理意义，是国会、卡特或整个国家都无法否认的：谁又能阻止自己的母亲或祖父拥有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机会，来尽可能地让他们过上更长寿、无痛苦的生活呢？即使现代医学能够实现这一希望的概率不到10%，个人对治疗的需求似乎是不可否认的，这甚至是道德上的强制要求。因此，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不过是对资源的非理性浪费，但没有哪个政客敢悄声说“拔掉插头”。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企业看到了这种不合理体制的盈利潜力，开始收购和整合连锁医院。到1990年，美国最负盛名的医院中，超过40%将由投资者拥有。与此同时，大雇主对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感到恐慌。《财富》500强企业倾向于提供与企业界的成本控制管理风格类似的医疗保健计划，目标是有效的卫生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成本失控的同时不妨碍老人们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事实将证明，这既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一项对公共卫生几乎没有影响的任务。事实上，时间会证明，这种医疗管理方法往往与公共卫生的基本迫切需要背道而驰。
正是在这种医疗费用不断变化和对此担忧的氛围中，卡特的计划在国会失败了，这让卡特痛苦和沮丧。失败加剧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的不尊重。“在最后的决战中，”卡特控诉，365“国会满脑子都是钱，从接受活动捐款到医疗行业资助……仅美国医学会就给每位投票反对提案的众议院平均捐了8000美元以上。一共有202名议员投票反对！而那50名投票赞同的议员接受的捐款额超过这个平均数的2倍，其中48人投票支持医疗行业。他们赢了，美国人民输了。争取医疗公平是我的主要努力目标之一，也是我最大的失望之一。”366
但是卡特政府的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确实为公共卫生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个目标的受众是难民，第二个目标的受众是所有美国人。
从1975年到1980年，美国接收了来自东南亚的90万难民。所谓的船民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涌出，逃离共产主义、战败或是对他们过去与美国军队的合作的报复。许多人在抵达美国之前，被关在泰国和亚洲邻国肮脏、疾病肆虐的营地里数月。此外，作为卡特对全球人权呼吁的一部分，大约12.5万古巴人和1.5万海地人在他任职期间获得了美国的合法居留权。
卡特政府在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内设立了难民健康办公室，它的目的是对入境移民进行一系列传染病的筛查，并作为他们进入主流医疗体系的文化桥梁。许多东南亚移民此前从未去过医院或接受过对抗疗法医学检查。难民工作的主要公共卫生目的，是防止将结核病引入移民定居的社区。被发现患有结核病的难民被注射抗生素以清理肺部，使其不再具有传染性。
第二项倡议—《健康美国人》于1979年和1980年出版。这份两卷本的报告是首席医官朱利叶斯·里士满的创意，他认为现在是开启“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时候了（第一次是20世纪初的细菌学革命）。在里士满看来，新的公共卫生目标与个人行为有关：饮食、吸烟、滥用药物、锻炼、事故和安全。在约瑟夫·卡利法诺的领导下，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健康美国人》为美国制定了精确的1990年目标，367其中包括婴儿死亡率降低35%，总死亡率降低25%，65岁以上的人因疾病卧床的天数减少20%。如果来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战略规划在报告中显得软弱无力或含糊不清，就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持续多年后，美国公共卫生终于有了一些实际的目标。
五
钱少得不值一提。
我得不到贷款延期。
钱少得不值一提。
哦，钱，钱，钱！
我们在讨论经济政策，
哦，上帝，给项目拨点儿吧。
他们正在国会山
通过各种经费提案。
经费实在太紧了，
削减！
—纯红乐队，1988年368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在一个保守的政府时期，这些公共卫生报告都强调了个人的责任，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这些都是“责怪受害者”的方法。这显然比资助公共卫生要便宜得多。
—威廉·麦克比斯，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主任369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在那天的演讲中，里根宣称：“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者，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他为自己的领导定下了基调，也为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美国定下了基调，他继续说道：“我的意图是限制联邦机构的规模和影响，并要求承认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与保留给各州或人民的权力之间的区别。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被提醒，联邦政府并没有创建各州；各州创建了联邦政府。”370
这位前加州州长反映了在他的家乡—新右派的诞生地—相当受欢迎的观点。里根以惊人的压倒性优势横扫全国大选，是新右派的偶像和梦想家。在行动和言辞上，里根反映了1964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在和约翰逊的失败竞选中最初提出的议程。但是，里根补充了对保守派和宗教激进主义的基督教价值观额外的重视，对堕胎持坚决反对态度。对戈德华特来说，时机还不成熟，但对里根来说，时机绝对成熟了。
1978年，加州选民以2∶1的优势通过了第13号提案。它将税率下调至1%，并冻结了1978年的税率水平，只有当房产出售并因此重新估价时，税收才会增加。然而，拥有房产的业主或投资者再也不必支付比1978年更高的税了。洛杉矶郡的五名监督员，以及该州其他所有地方的管理机构，失去了他们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啪！—就像这样。而且，多亏了通货膨胀和第13号提案，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一个郡似乎都再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学校、医院、公共医疗、治安官、监狱以及建筑和道路维护的费用了。
当里根大力支持这项法案时，许多加州人对此并不在意。在他1980年的竞选活动，他在全州巡回演讲。相反，当政府官员在财政痛苦中尖叫时，大多数选民，只是把它当作多年来的由政府资助的用以博取选票的地方工程的小料。
1980年，洛杉矶郡的官方人口是7477657。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未登记移民的账外数字表明人口普查数据为780万到800万之间。洛杉矶郡里已没有多少空地了。
洛杉矶居民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是他们对汽车的绝对依赖，这里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高达惊人的1043.2/10万人，全州的这一数字为949.6/10万人，而1980年全美国机动车死亡率仅为24/10万人。371
此外，由于该地区汽车供过于求，1980年，洛杉矶郡遭受了181天的雾霾天，超过了联邦空气安全标准，洛杉矶郡或一年中的一半时间都超过了联邦空气安全标准。
郡卫生部门膨胀成了一个官僚机构，雇用了近2.5万人。然而，从它自己的数据来看，这个庞大的部门并没有做得很好，要实现1990年联邦健康人民的目标还要面临很大的压力。
从1971年到1981年，洛杉矶人口至少增加了50万。然而，白人人口却在减少，372从1960年到1980年，由于出生率下降和从东部和中西部到洛杉矶的移民数量显著减少，白人人口减少了10%。相比之下，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的数量则有所上升，这些人加起来占洛杉矶总人口的40%以上，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1990年，白人将占少数373。
但卫生部显然还没有想出办法，让大多数非白人也能达到白人的健康标准。
例如，洛杉矶郡的总体婴儿死亡率在198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有11.9名死亡，而全国平均为12.5名）。但是，婴儿平均死亡率低掩盖了显著的种族差异和明显的公共卫生失败。白人和亚裔洛杉矶人的婴儿平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10.8‰和6.2‰。相比之下，拉美裔美国人的婴儿平均死亡率为15.4‰，真正可怕的是洛杉矶非裔人口中的婴儿平均死亡率，为21.4‰，是白人的2倍，是亚裔的3倍多。
婴儿死亡率巨大差异的关键是，洛杉矶的非裔美国妇女生下低体重儿或体重不足2500克的严重早产儿的可能性是其他种族的2倍多。374出生时体重过轻的婴儿死亡、智力发育迟缓、重要器官功能障碍，以及几乎所有已知的危及新生儿生命的疾病的风险都很高。导致新生儿体重偏低的因素是众所周知的，包括母亲年龄（小于18岁）、母亲饮食不良、缺乏产前保健和母亲酗酒。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公共卫生行动的目标。
从数字上看：1980年洛杉矶非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与1994年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的婴儿死亡率相当，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17人的平均死亡率。375尽管洛杉矶79%的完成率在儿童免疫接种中376约等于198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它依然不仅远远低于西欧当年平均90%的免疫接种率，而且也低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疫苗接种率。377
1980年，洛杉矶郡也是美国淋病率最高发的郡之一，达683.7/10万人，而美国平均淋病率为443.3/10万人。洛杉矶的梅毒率从1970年的16.6/10万人上升到1980年的27.8/10万人，几乎是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乙型肝炎的流行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洛杉矶，每10万人中有12.2人患乙型肝炎，而在整个美国，每10万人中有8.4人患乙型肝炎。洛杉矶的非裔患淋病和梅毒的比率更惊人，远远超过该郡本已糟糕透顶的总体率：淋病率为2068.6/10万人；梅毒率为160.1/10万人。378
洛杉矶的种族差异继续对该郡人口的健康产生显著影响。1980年，白人更可能有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有机会进入该郡192家私立医院和数百家诊所中的一家。相比之下，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更易失业或从事收入最低的工作，并且依靠郡卫生部门运营的七家医院之一，来获得医疗保障。
在第13号提案通过后，当这个郡的5名主管人员在考虑如何支付账单时，卫生部门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医疗保险、加州医保（加州医疗补助计划）和许多州医疗项目的外部收入来承担成本。379即使有了这些收入，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洛杉矶郡卫生部的巨额预算。1981年，管理人员决定削减开支，解雇了1200名卫生部门员工，关闭了8个社区卫生中心。预算削减还迫使7家大型郡医院和诊所削减服务。
然而，这还远远不足以平衡预算，尤其是考虑到洛杉矶郡在犯罪控制方面支出的增加。因此，郡医院悄悄提高了加州医保和老年医保的收费标准。当时，洛杉矶郡的公共卫生系统非常脆弱，如果华盛顿或萨克拉门托的拨款下降，这个郡的医疗系统就会崩溃。
当时，美国刚刚选出了一位总统，他公开宣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削减政府开支。
1981年2月5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会议的主题是美国经济滞胀的糟糕状况。在他的竞选活动中，里根曾谈及供应经济学，这一观点是他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中借鉴的。这个概念可以归结为减少政府开支，消除国家的预算赤字，对工业减税以刺激疲软的国家生产力，对公民减税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在他的两届任期内，里根实际上主要通过增加军费开支使联邦政府开支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380里根总统任期结束时的预算赤字为2000亿美元，人均债务接近1.3万美元（相比之下，当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就职时，预算赤字为250亿美元）。381
然而，1981年2月的那个晚上，罗纳德·里根告诉美国人，他们正处于“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混乱中……是时候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里根接着说，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预算削减计划，该计划将“几乎影响到政府的每一个部门”。382里根计划废除民主党人肯尼迪、约翰逊，特别是卡特创立的所有国内项目。
对于那些关心健康的人来说，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他们都屏住了呼吸，等着听哪个联邦计划会面临着重大的财政削减。
1981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卫生政策学者伊莱·金兹伯格所说的“二战以来美国卫生系统可能出现的最大动**”开始了。3838月13日，里根签署了综合和解法案，该法案要求在3年多的时间里将联邦预算削减1305亿美元，同期税收收入减少7870亿美元。5周后，他要求从1982年的预算中再削减130亿美元。到10月，56%的美国选民表示反对里根政府的预算计划。
为时已晚。球已经滚下了国会山，此事已尘埃落定，无法阻止。
里根政府1981年、1982年和1983年的削减预算和减税政策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公共卫生的每一个方面都感到了压力。
首先，税法的改变，加上各种社会福利的减少，使美国的财富从社会上最贫穷的人急剧转移到最富有的人。加州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萨维奇将这一影响总结如下：“这项1982财政年度削减预算的法案，使该财政年度内的总贫困率增加了2%，儿童贫困率增加了2.9%。儿童贫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削减，它导致49.3万个家庭从儿童部执行的有抚养儿童家庭援助计划中被剔除出去。”384
当贫富差距扩大时，公众的健康状况往往会恶化，尤其1981年至1985年间这种情况相当严重。例如，到1985年4月15日，美国最贫困的家庭，即每年生活费不足1万美元的家庭，收入比1982年减少了2490美元。与此同时，年收入4万至8万美元的中产阶级收入增加了8620美元，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富裕家庭收入增加24270美元。换句话说，最穷的美国人在3年内损失了9%的财富，而最富有的人则增加了9%。
到1982年中期，美国失业率为10.8%，达到大萧条后的最高水平。
在削减预算时，许多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项目被大幅削减或取消。公共卫生服务医院、公共卫生服务队（部署在农村和内城地区的医生）以及联邦政府为文职海员提供的医疗补贴全部撤销。
总的来说，从1981年到1983年通过的法案，削减了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5%的预算（尽管有些削减直到1985年才逐步实施）。服务对象中选民少的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和难民健康办公室受到的影响最大。
自1492年哥伦布登陆多米尼加以来，美洲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一直是北美地区最差的。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瘟疫消灭了90%以上的原始人口，导致许多部落灭绝。在印第安之战中战败后遭受的贫困、被迫迁移和人道主义危机，使大多数印第安人极易患肺结核、性病、糖尿病、心脏病和酗酒。
1955年，国会创建了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将其置于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之下。仅在5年内，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就使印第安人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了25%，结核病死亡率降低了50%。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第安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至少有1/3的印第安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居住在保留地或保留地附近的110万部落居民中，有整整2/3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是他们唯一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里根政府对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的削减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385由于在这些保留区工作的大多数医生都是公共卫生服务队的成员，取消该组织意味着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的诊所和医院立即人手不足。一些行政上的削减是由当地部落政府承担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削减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和医疗补助金，对那些没有资格接受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服务的美国原住民来说，打击很大。
在1988年里根政府下台的时候，美国原住民中1/3的死亡都发生在45岁以下的人身上，他们死于酒精中毒相关疾病的可能性比其他美国人高出438%，死于肺结核的可能性增加了400%，死于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155%，死于各种事故的可能性增加了131%。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