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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还调查了当时全球关于口服避孕药导致死亡和心脏损伤的指控。在参与限制人口增长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压力下，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异议，但并没有对口服避孕药提出谴责。然而，1968年，英国邓禄普药物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报告显示，口服避孕药导致血液凝块形成，阻塞了循环系统，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了一系列损害。
纽约市自由撰稿人、调查记者芭芭拉·西曼对与口服避孕药有关的健康结果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显的迟滞表现很感兴趣。她在1969年出版的《医生对口服避孕药的指控》一书中，提出对该产品、药品生产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力控诉。20世纪70年代，它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战斗口号，她们认为，政府背叛了女性的信任：她们的性别健康需求没有得到与男性同等程度的审查和考虑。
当西曼的书出版时，美国大约有800万妇女正在服用避孕药。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302避孕药的主要激素黄体酮和雌激素，会引起一系列广泛的疾病，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药品生产商逐渐降低了激素的剂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唯一的行动是在1968年命令生产商在药品包装上注明明显的风险警示。生产商们主动调整药品剂量使避孕药更加安全，由这种避孕药引起的死亡变得极为罕见。303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对沙利度胺、二乙烯雌芪甾醇或己烯雌酚（DES）的替代药物的披露越来越多，女性找到更多质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理由。DES的作用也是为了防止高危妊娠的流产，该药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上市，到1958年，它在妇产科中广受欢迎。1958年至1965年，美国有一半的孕妇服用了DES。304
1962年沙利度胺事件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使用当时的新权力来重新审查已经获批的4000多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中包括DES。该报告于1967年发布，认为DES“可能有效”且“无害”。
然后在1971年，有证据表明那些在怀孕期间服用DES的年轻女性身上发现极其罕见的**癌。305“DES婴儿”的问题更是爆炸性的。1971年秋天，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DES举行了听证会，每天都有新的发现，DES被用于家畜；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可在动物和人体内存留多年，并引发疾病；高剂量的DES作为一种“事后”避孕药在密歇根州的科德进行了实验，以测试避孕效果。
整个过程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食药监局专员查尔斯·爱德华兹令人难以置信地告诉小组委员会，他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在国会的指责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1971年向所有医生发出了警告信。在里根政府时期，尽管当时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雌激素类药物会导致服用过DES母亲的后代患上乳腺癌和睾丸癌，但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下，DES仍然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DES采取了渐进的行动，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DES男婴和女婴患**癌、乳腺癌以及**发育异常的风险在增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此发出警告，要求其更改标签，并向医生发送最新的警报。但该机构并没有真正发出警报或直接说“不要使用这种药物”。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生们还会继续开“事后避孕药”。1988年，制造商礼来公司改变了推荐的用途，并承认了DES的危险性。306
据估计，到1990年，大约有200万婴儿潮一代在子宫内接触过DES。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DES都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不作为助长了这场灾难。政策分析师戴安娜·达顿总结道：“回顾DES的历史，我们不可能不被监管机构（尤其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贯的、常常是公然的失职所打击。”307
为了应对公众对癌症日益增长的焦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更倾向于采用治疗性而非调理性的解决方案。他深信，一场资金充足、全力以赴的“抗癌战争”将带来科学上的突破，从而降低甚至消除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在他执政期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预算大幅度增加。
尼克松对越南采取了非常激进的军事政策，扩大了战争的范围，并在和平谈判中拒绝向北越政府做出让步。他在国内政策上的立场体现了进步和传统相结合的政策举措，而且处理经济问题显然也不是他的强项。308
失业率从1968年尼克松当选时的3.6%攀升至1970年的4.9%。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华尔街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创造了一个术语：滞胀。1971年到1973年，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降。尼克松以价格控制作为回应。但这些都是无用的。1973年，由于生产力下降，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经济陷入困境。到1974年，失业率达到14年来的最高点，超过7%。1973年至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
在尼克松政府的剩余时间里，以及在福特和卡特执政期间，美国经济遭遇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生产力出现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
有非常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在如此大的经济和政府压力下，公共卫生正在背弃他的许多核心责任。
1970年全国麻疹发病率上升，这说明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当年，超过4.7万名儿童感染了麻疹，是1963年首次大规模投入使用麻疹疫苗时的2倍。1971年又发现了7.5万例麻疹病例。虽然这些数字远低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疫苗问世前每年50万例的发病率，但令人遗憾的是，有证据表明，许多美国人在获得常规儿科护理方面又遇到了障碍。
1971年冬天，理查德·尼克松竞选连任的活动已经开始，他在国会发表的演讲让每一位政治家、健康规划师和医疗机构都措手不及。人们最不希望听到像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这样的保守派人士呼吁建立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尼克松提出了一系列法案，旨在彻底改革所有美国公民获得医疗保健的途径。他告诉国会，由于医疗开支的惊人增长，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医疗费用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即使是那些能够支付得起大部分医疗费用的人，也可能会因为灾难性的医疗支出而一贫如洗。”309
几小时之内，国会山的每个人都在与各种与健康有关的阵营结盟或组建利益共同体，并制定替代的健康计划提案。距离第一次总统初选只有11个月了，尼克松的医疗保健计划仍是一个不稳定的提议，其细节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发生变化，并成了激烈辩论和权力斗争的催化剂。这是20世纪内美国政治领导人第五次试图全面解决美国的卫生政策问题。可悲的是，公共卫生将再次被证明在自杜鲁门执政以来首次认真重新审视国家卫生保健问题时仍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而且，和往常一样，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院协会将试图阻止国会和总统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健融资体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他们特别反对任何要求他们向美国穷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条款。但这一次，他们的声音将被其他持不同议题选民的声音所掩盖，这些选民包括有组织的劳工、企业雇主和保险公司。
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家拉什·费恩在1970年提出310，在停滞25年后，卫生医疗重新走上舞台的中心，其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医疗成本的增加。1965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总共花费了390亿美元，到1969年，这一支出已超过600亿美元。
第二个原因是医疗补助。政府资助穷人医疗保健的成本飞涨，其速度甚至超过了整个医药行业已经高得离谱的通货膨胀率。公共卫生总支出从1950年的31亿美元跃升至1969年的226亿美元，当时2/3的卫生支出来自非政府金库（私人保险，病人自己的钱包）。到1969年，大约60%的医疗支出是由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提供。费恩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最终将建立一个由政府出资的全国医疗保健体系，不管它是否打算让美国医学会称之为“社会化医疗”。
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州长和州立法机构感到财政拮据，已经在考虑用一度激进的办法解决卫生筹资危机。尼克松和国会只是在国家层面进行讨论，而这些讨论已经在地方层面进行了好几年。
自杜鲁门时代以来，竞技场和参赛选手都发生了变化，选手的相对实力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及其在地方层面的支持者发现，他们在唱着一首几乎无人聆听的悲歌。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医疗安全提案最能满足公众健康利益，该提案得到了美国劳联-产联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医疗保障通过工资扣除、通货膨胀上限、雇主供款和联邦分配给地方政府的筹资体系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保险。311
尼克松的计划还打算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推动美国实现全民医保。它是以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建立的系统为模型的，保罗·埃尔伍德博士称之为“健康维护组织”。美国康复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埃尔伍德是全国健康维护组织的头号支持者，作为一名顽固的共和党人，他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支持。埃尔伍德认为，传统的医疗服务费和标准医疗保险费“不正当地”奖励了医生和护士，因为他们忽视了所有的预防保健和过度使用医疗资源，这些资源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可能不会延长病人的生命。埃尔伍德说，健康维护组织的做法正好相反。
尽管这些组织不叫健康维护组织，但1906年左右，第一个这样的卫生组织出现在华盛顿州，服务于木材行业。两位医生想出了一个方案，让木材工人每个月预付50美分，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得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到1920年，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已经有几十个这样的预付医疗费用团体，它们通常是围绕特定的工作群体而组织起来的。在大萧条时期，绝望的医生和病人自然会被这个想法所吸引，于是出现了更多的预付费体系。
无论在哪里出现这样的预付计划，都会遭到美国医学会的坚决反对，该协会将参与其中的医生赶出协会，并向各州施加压力，要求吊销这些医生的行医执照。在美国医学会看来，任何对病人预置医疗费用的制度都将对私人医生构成不公平竞争，并将压低价格。312
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洛杉矶和北加州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健康维护组织，1971年已成为拥有460万名成员的美国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313在1970年，美国大约有30家健康维护组织在运作。没有人有数据能够证明，无论是在医疗费用还是医疗质量方面，此类系统都优于收费医疗。尽管如此，尼克松最初的复杂计划包括申请23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和另外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促进创建更多的健康维护组织，从而满足90%人口的健康需求。
尼克松的计划和肯尼迪的医疗保障提案最终都在国会遭遇失败。1971年和1972年，他们参加了总统竞选活动，与保险业314、美国医学会315、美国医院协会316和其他许多机构合作的立法者提出了不少于四个替代方案。
而最应该出席的患者缺席辩论。
竞选活动直到1973年才结束。1973年至1974年的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政府陷入瘫痪，以至于无法为总统的医疗改革方案辩护。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项包含了尼克松的部分设想的法案：给予健康维护组织适度的支持，刺激了该领域的一些发展。但到1985年，全国只有323个健康维护组织，这与尼克松预想的1600个相去甚远。327最后，1973年至1974年的经济大滑坡再次扼杀了国会试图制定一项为美国人提供全面医疗保健计划的所有希望，因为根本没有钱花。
为了减缓医疗费用的增长，联邦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费用都设置了通胀上限。政府开始逐步淘汰希尔-伯顿医院（该医院于1976年停止营业），并允许医院将强制性慈善工作从占病人总量的5%降低到仅占3%。尽管癌症和心脏病的研究预算有所增加，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关于全科医学和传染病的研究基金被削减了数百万美元。作为公共卫生的标志，为卫生服务不足的地区提供预防保健服务的社区卫生中心已经关闭。对科学、医学教育和高级培训的大部分补贴都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一些医疗费用从联邦政府资助资金中转移，病人们可能会拿到更多的账单。328
美国最终在医疗卫生方面走上了一条与尼克松在1971年发起的医疗改革几乎完全相反的轨道。现在的道路不是强调集体健康和疾病预防，而是进一步实现医疗化和个体化。可悲的是，后来的数据显示，美国正因此退出自比格斯时代以来健康状况改善最大的时期。从1968年LBJ的项目全面展开到1975年将这些项目预算削减到最低限度，美国的总体年死亡率下降了14%。319每一项健康指标都有显著改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23%，婴儿死亡率下降38%，孕产妇死亡率惊人地下降了71%。
这是一场积极的反贫困和扩大穷人医疗服务遗留问题的战争。当时，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院协会谴责其为“受管制的”时期，这是一个暗语，指的是崛起的政治巨星、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新右翼圈子里意味着“非常糟糕”，甚至是“社会主义”。
这个国家的新气氛的特点，是在卫生保健体系的结构和筹资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区域差异。针对全国许多地区的穷人、没有保险的农村居民和住在城市贫民区的人的医疗卫生服务将大大减少。
尼克松总统的总体卫生计划可能出了差错，但他对公共卫生一个关键领域“使用非法药物”方面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影响。1968年竞选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在迪斯尼乐园发表了一篇关于毒品滥用的重要演讲。320“当我审视这个国家的问题时，”他说，“我看到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毒品的问题。”他断言，毒品“就像前些年的瘟疫和传染病一样，是现代年轻人的祸根”。
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坚持认为，解决办法是增加警察、联邦调查局、特种部队和海关人员。尼克松所担心的毒品如大麻、迷幻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问题，在他的演讲中被描述为嬉皮士、激进分子和非裔之间的问题321。尼克松的助手霍尔德曼在1969年出版的日记中指出，总统“强调了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问题实际上都是黑人的问题”，关键是要设计出一种系统来识别出这一点，同时又不显得那么重要。322
一系列的执法法案构成了政府禁毒战争的基础。关键因素是执法援助局的预算增加了8倍，该局为地方警察部门提供培训和相关服务；新的权力机构被授权在必要时关闭美国边境，以切断毒品交易，它比联邦麻醉品和危险毒品管理局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的非法毒品交易总额估计有20亿美元，由于大约有4000万吸食大麻的人，因此，大麻构成了这个市场的大部分。相比之下，吸食海洛因的人数被认为是相当少的，不到3‰。323多年来，大多数毒品的相对使用率和与之相关的死亡率保持相当稳定。324
按人均计算，市中心地区的毒品使用量比白人聚居区高，不过，即使是修缮整齐的郊区，也有大量毒品和海洛因过量使用的情况。325这不是巧合。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把加工过的海洛因带入美国的黑手党贩毒集团，故意把目标对准非裔和拉美裔城市社区。此外，1969年，世界上最便宜的高纯度海洛因在西贡街头出售。在越战中，非裔和西班牙裔男性不成比例地在越南服兵役，据估计，多达20%的越战老兵回家后都染上了毒瘾。326
然而，尼克松政府的禁毒战争并不仅限于执法部门。指导管理的观点是对疾病传染模型的适应。尼克松的工作人员认为，吸食海洛因的人犯罪是为了获得毒品，而犯罪猖獗的社区变成了允许吸毒的环境。因此，海洛因使用者必须戒除毒瘾，以防止药物滥用的传染蔓延。327因此，在1971年，政府拨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美沙酮治疗和咨询治疗中心，由白宫内部的一个特别行动办公室领导。328然而，考虑到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政府从1973年开始逐步取消了联邦政府对美沙酮和治疗中心的支持，打算交由各州来承担。结果是，很少有州有能力或愿意承担这一责任，到1980年，治疗项目会严重恶化，甚至消失。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监禁吸毒者的人比支持治疗的人要多得多。
纽约市是世界上第一个向海洛因成瘾者提供免费美沙酮的城市。这个计划是在1963年由卫生部医生文森特·多尔首创。40年后，他的基本店面诊所模式仍然是海洛因成瘾化学治疗的基础。
非美沙酮治疗模式是建立在团体支持和大量咨询的基础上的，它起源于洛杉矶郡，来自圣莫尼卡的私人资助的锡南浓中心。尽管锡南浓方法在未来的几年里会经历许多改进，但它本质上仍然会是四十年后非化学处理模式的基础。
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后，治疗努力背后的大部分资金和精力都消失了。联邦政府再也不会在毒瘾公共卫生方面扮演如此积极的角色。329
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是密歇根州共和党人，他接管了白宫，并担任总统直到1977年1月。在他短暂的任期内，出现了一些新的令人吃惊的传染病问题。330
1975年大多数美国人都开始关注慢性疾病，这是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黄金时代。在世界各地，美国疾控中心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抗击疟疾、天花、黄热病和新近发现的出血热疾病的斗争中。疾控中心成功的关键是流行病情报局，它是该机构的亚历山大·兰缪尔博士的智慧结晶。它吸引了世界顶级传染病专家参与科学和先进的危机干预培训。美国疾控中心随后派遣这些年轻的新兵去处理从加州到加尔各答的微生物暴发。兰缪尔指导了整整一代环境信息系统官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在世界各地扑灭了多次传染病疫情。
1976年，美国庆祝疾控中心成立200周年，这一年被证明是疾控中心有史以来最繁忙、政治上最热的一年：一种神秘的致命病毒在扎伊尔北部和苏丹南部极其偏远的地区出现。扎伊尔政府—美国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盟友，要求美国疾控中心协助。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博士领导了一个国际团队，对首次有记录的埃博拉病毒流行进行了干预。331一群美国退伍军人在费城庆祝200周年纪念日时遭遇了一种此前不为人知的疾病，其中许多人因此死亡。1976年至197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资源都被这种疾病控制占用了。该机构开始担心1918年的致命流感—猪流感卷土重来，并可能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可悲的是，军团病和猪流感恐慌引发的惨败将在1976年和1977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至于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记得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取得了20世纪最伟大的公共卫生胜利：他们消灭了天花。332
这一胜利并没有让疾控中心在美国家喻户晓。更确切地说，这是丑闻，美国在1976年深陷丑闻，还因为刚刚经历了水门事件的惨败和越南战争的可悲结局。
就猪流感而言，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军队，似乎对1976年冬季袭击新泽西一个军事基地的一种新型流感造成的一人死亡和少数继发病例反应过度。而白宫，就其本身而言，跳过证据，把国家送进一场真正的公共卫生惨败，333猪流感事件三个最重要的结果证明了美国疫苗系统的不完善；公众对疾控中心失去信心，更普遍的是对公共卫生领导人失去信心，以及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阻碍疫苗研发的保险遗留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美国疾控中心告诉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秘书长福雷斯特·马修斯，如果猪流感的这种毒株和1918年至1919年在世界范围内导致2500多万人死亡的猪流感一样致命，今天的传染病疫情会不会更糟？毕竟，我们全球航空旅行的人和地球上生存的人都比那时候多多了。334
福特总统不得不根据“如果”做出一个命令性的决定。他选择了快速生产疫苗和大规模对美国人进行免疫接种。
就在那时，美国疫苗生产系统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曾经，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赫尔曼?比格斯和利昂娜?鲍姆加特纳可以命令纽约市的实验室大规模生产疫苗；曾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能够动员制造商为美国士兵大规模生产疫苗；曾经，乔纳斯·索尔克发现了疫苗，几个月后，数百万的孩子就开始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
但到了1976年，疫苗行业开始萎缩，因为制药公司发现，药丸和药物的利润要高得多。几起诉讼，特别是与卡特实验室脊髓灰质炎事件有关的诉讼，使制药业不寒而栗。那些仍然拥有疫苗生产设施的公司不愿在没有诉讼保护的情况下仓促行事。私人保险公司也不愿为他们提供保险。
福特总统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让联邦政府对疫苗负责。这实际上是把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放在了赔偿制药公司的位置上。
美国疾控中心的目标是10月份流感季节开始之前，在9月份赶紧为美国人接种1亿剂疫苗，但制药公司很难实现这一目标。一家公司还误解了指令，生产了错误的疫苗。
随着疫苗的出现，持怀疑态度的人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他们争论说，根本没有猪流感，疫苗是危险的，或者整个努力都是一种财政上的浪费。接着，一些接种者患上了格林-巴利综合征，这是一种可能与疫苗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335公众对免疫接种运动置之不理了。
等到尘埃落定，前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就任总统时，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被与疫苗有关的各种问题的指控淹没了，而且传染病疫情还没有出现。
三十年后，猪流感的惨败仍然在疫苗行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引起共鸣。这将使国会在未来不愿考虑为拯救生命的疫苗承担任何责任，并且通常对联邦政府参与疫苗生产感到不安。336
20世纪三次最具破坏性的流感大流行让公共卫生官员措手不及。1918年至1919年的传染病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最乐观的估计是至少60万人死亡，10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1957年的一场流感夺去了7万美国人的生命，造成40亿美元的损失。1968年在香港首先暴发的流行性感冒在美国出现后，造成近3.5万人死亡，损失30亿美元。337到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一个国际流感监测网络。它的目标是尽早发现新的流感毒株，让疫苗生产商有足够的时间生产新的安全产品。
猪流感的惨败加剧了业界对安全和诉讼的担忧338，并给世界卫生组织监测网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网络有许多局限性，在整个世纪中，它将持续易受意外事件的影响。在亚洲，监测方面存在重大差距。339而且，即使到20世纪末，有关流感的许多知识仍然缺乏，其中包括如何预测哪一种特定的病毒毒株可能具有流行的潜力340。
由于没有显著的方法使流感预测更确定，从而延长首次发现和全面流行之间的准备时间，公共卫生的焦点将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完全集中在疫苗开发方面。341然而，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具备大规模生产流感疫苗的能力：俄罗斯、法国和美国。（另外有几个国家也有少量的疫苗生产能力。）到1990年，俄罗斯的系统会恶化到几乎没有外人相信其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地步。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即使是疫苗生产能力私有化的法国和美国，也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免疫需求。
1976年猪流感的惨败确实唤醒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导人，让他们谦卑了一些，并让他们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弱点。尽管1976年后每年都进行监测和接种疫苗，流感仍是20世纪余下时间的主要杀手。每年大约有10万美国人死于流感或细菌性肺炎，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细菌性肺炎是流感的机会性伴侣。在美国，每年有1800万到4200万的人因流感接受门诊治疗，另外有2100万到5000万的人在家里受苦，也不去看医生。342但是如果没有每年的疫苗接种工作，这些数字会更糟。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表明，每年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使老年美国人的流感发病率降低了31%至45%，即使在最终袭击美国的流感毒株与疫苗所针对的毒株仅有微弱相似之处的年份也是如此。
1995年，经过多年的审查和规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彼得·帕特里亚卡下了个结论，对于一场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流感大流行，在加强公共卫生防范方面几乎无能为力。“我们不是在谈论来自外太空的仙女座菌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计划人员警告说，“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件。”343
沃尔特·道德尔博士是当时疾控中心的关键人物，也是建议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的人之一，回想猪流感的惨败，他说：“1976年是在大流行中寻找疫苗……这确实是下一次大流行的预演。对我来说，最大的教训是……是否有必要更清楚地把科学决策过程与政治决策过程分开……所有重大的纲领性决策都是政治性的。”344
在1976年7月美国内战期间，军团病暴发。345同年，在持续了4天的200周年纪念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们在费城的宾馆里嬉戏。几天之内，一些军团成员和他们的妻子就会生病：到夏末，他们中的182人出现了同样神秘疾病的症状，29人死于该病。
由于疾控中心无法立即解释这些死亡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有些是合理的，但也有许多令人发指。几个月过去了，退伍军人的疑惑依然没有答案，国会议员们变得焦躁不安，召开听证会谴责疾控中心。公众倾向于从阴谋论角度考虑问题。由于公共卫生机构在处理猪流感问题上已经受到攻击，退伍军人的神秘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怀疑。往好里说，疾病控制中心无能；往坏里说，有一些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
当然，这样的指控是非常不公平的。疾控中心面临着一种未知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属于一种以前被认为不是特别致病的细菌。它的传播方式很蹊跷，以前没有疾病以这种方式传播。这样的新奇事物很少能被迅速分析出来。1977年1月，疾控中心宣布罪魁祸首是一种他们称之为军团菌的细菌，通过空调系统传播。事实证明，军团菌是一种浮垢细菌，生长在空气和非盐水界面处形成的生物膜中。空调、淋浴器、喷雾器、加湿器以及类似的喷洒潮湿空气的设备都充斥着生物膜，如果设备没有定期清洗和过滤，这些污垢层就会生长，成为军团病菌的滋生地。
一发现这种病菌，美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就开始对既往神秘的肺炎暴发中保存下来的人体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证明，在1976年，美国有235人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患上了军团病。此后数年，新发现的病例数量一直在上升，1994年达到1615例。346
疾控中心宣布发现军团病后两天，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他接手的这个国家仍在遭受滞胀之苦，对其政治领导人感到失望。当时的国债为美国历史上最高—660亿美元。
在某些地方，特别是纽约市，经济形势远比尼克松时期的滞胀严重。1977年的纽约离宣布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纽约市的一切都恶化了。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未收的垃圾；雪灾过后，扫雪机迟迟不清理无法通行的街道；整个社区都被黑帮统治着。公共卫生实验室也同样分崩离析，老化的设备无法修理，如果真坏了，也无法更换。基本的生物和化学用品采购不足。由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被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弄得荒谬可笑，员工们纷纷离开了这个体系，而替换人员的水平非常低，以至于部门中许多敬业的高级专业人员厌恶地辞职了。公共卫生诊所变得破旧不堪，只有最穷困的纽约人才会跨过他们这个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