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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推动了医疗费用的增长，因为“蓝方”和社会保障局不但接受了不断膨胀的账单，并且照单支付了。由于老年人是社会上最需要医疗服务的群体，而且需要最耗钱的治疗，因此医疗保险的客户立即占到了所有住院病人的75%以上。医院相应提高了目标，允许医院以同样的价格向非医疗保险客户开出同样的账单。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医院经常会声称，医疗保险和私人保险支付了更多的账单并掩盖了医疗补助病人的费用。
1970年，城市公立医院已经成为破旧的救济所，病人都挤在走廊的轮**。这些医院显然一直都是美国穷人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并不意外的是，也为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20年前的种族隔离导致了现在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意外结局：卫生和医疗服务出现了明显的种族差异。260卫生系统中存在的种族差异反映了整个社会种族隔离的状况还在普遍恶化。
举一个例子：1960年洛杉矶郡人口普查时261发现，全郡大约有20万套不合格或不适合居住的住房，其中大部分位于洛杉矶中南部的非裔聚集区和洛杉矶东部的拉美裔聚集区。262在全国范围内，尽管当地经济增长显著，但估计仍有23万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洛杉矶中南部和东部的贫民窟，每一项公共卫生指标都远远低于该郡其他地区。郡婴儿死亡率为19.6/1000活产婴儿，在瓦茨地区为33.3/1000活产婴儿。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4.5/1万人，洛杉矶东部地区为7.3/1万人。263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杉矶的拉美裔患肺结核的比率是白人的5倍，非裔则是白人的7倍；35岁前人群的早死风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项评估发现，约50%的贫困儿童没有完全接种天花和麻疹疫苗，64%的人从未看过牙医。2641964年，洛杉矶每4个婴儿中就有1个是在这种贫困家庭出生的，其中26%的母亲没有接受过产前护理，80%的母亲是在该郡两家公立医院里分娩的。
尽管洛杉矶没有黑人歧视法，但该郡仍是全国种族隔离第二严重的大都市，仅次于芝加哥。265
1965年8月11日，这是一个非常炎热、雾霾笼罩的日子，一群白人警察和一名被指控酒后驾车的黑人发生了口角。当警察挥舞警棍时，司机的支持者拥上街头。不到几分钟，一场混战就开始了，一小时后整个街区发生了骚乱。266瓦茨地区的暴力和纵火袭击持续了5天。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骚乱，267也是一个可怕的预兆。
洛杉矶的政治领导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我反省和对政府部门的内部审查。1966年至1972年，包括洛杉矶郡卫生局在内的大多数大型郡级机构都接受了外部审查。洛杉矶郡的治理已经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风格和模式，至少在法律上是允许这样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郡监事会的5名成员手中。该委员会监督的年度预算超过了包括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42个州的预算，268主要来自财产税和各种联邦补贴。监察员们公开开会，但很少有民众或记者参加他们的听证会或跟踪他们的活动。269他们的活动所受到的监督是如此琐碎，以至于监察员们很少因为健康或死亡以外的其他理由而被迫辞职。270
洛杉矶是全美国第二大接受福利资助的地方政府，仅次于纽约市。该郡有加州医保，也就是州版的医疗补助计划，拥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公共财政医疗保险，当然，除纽约市外。根据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数据271，该郡的卫生系统“缺乏弹性……烦琐，墨守成规，无法满足民众当前或未来的卫生需求”。这个部门充斥着“难以接近”以及“复杂的结构布局和政治管辖权”。员工严重短缺，“有些要求……完全无法满足”。该部门甚至“不提供个性化服务”，并且“远离公众服务”。
但公共卫生协会的监督人员也表示理解。他们发现，该郡2000名雇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空气污染，上班路途较远，交通不便，大多数的医疗卫生任务都集中在郡办的两家医院，员工士气低落，工作人员流动较大，缺乏西班牙语交流技能，治理结构烦琐，成本上升。
与全国的情况一样，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颁布以后，洛杉矶医院的使用率和医疗成本大幅上升。1961年到1965年，洛杉矶医院的费用每年上涨约6%。1966年开始实施联邦医疗保险制度以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医院的医疗费用每年上涨16%。1966年至1968年间，医生的诊疗费用翻了一番。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价格上涨，而不是由于提供了更好的服务。272
全郡有大量的医生以及745家医院和诊所，但几乎都集中在洛杉矶较为富裕、白人较多的地区。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几家基督教慈善医院和两家庞大的郡办医疗机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和哈伯总医院）来满足瓦茨地区的非裔、洛杉矶东部巴里奥斯的西班牙裔和市中心贫民区的贫困白人的所有需求。
洛杉矶出现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很快也会出现在每个有大量穷人的美国社区：大多数贫穷患者来到急诊室寻求非紧急医疗服务，急诊室里大部分儿科患者都是私人医生都很容易处理的小问题。就像为两家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建立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后一样，急诊室的访问量也急剧上升，在第一年就增加了16%。超过一半的增长都是因为非紧急医疗。同样，儿童诊所也挤满了“加州医保”的患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患有常见的非急性的儿童感染。这一趋势反映出贫困社区缺乏私人医生或较小的医疗诊所。273
1967年，尽管该郡的预算超过了10亿美元，但卫生部公共卫生项目仅占预算的1.6%，为1639万美元。274卫生部门1/4的资金来自该郡以外，因此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很容易受到遥远的华盛顿或萨克拉门托的任何公共卫生和医疗政策变化的影响。
除了其他公共卫生支出的沉重负担，1969年，洛杉矶还在努力应对寻求郡政府帮助的精神病患者数量突然激增的情况。那一年，卫生部发布指导方针要求关闭精神病院，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门诊中心对病人进行药物治疗，批准其出院后并随访，只有在极端情况下，病人才应该住在医疗机构里。大多数州效仿联邦政府的做法，迅速关闭了这一类机构。1969年7月，《加州精神卫生法》生效，将照顾精神病患者的所有财政资助和社会责任从州转移到郡。
洛杉矶郡不堪重负。该郡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支出增加了2倍，1970年约为4800万美元。275尽管政府在1970年提供了财政支持以缓和过渡，但很快就发现与精神病人有关的暴力事件和住院治疗费用都有所增加。
在未来的几年里，洛杉矶郡的城市和美国其他的城市一样，街道上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他们被家庭遗弃，无法获得政府的支持，也无法应对亲属的虐待或暴力。
在努力应对这些新挑战的同时，洛杉矶也正处于大规模的淋病流行之中，淋病在当地的发病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276
当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提供了人们渴望已久的灵丹妙药时，控制心血管疾病的任务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得多。到1975年，淋病已成为国家最常见的和花费最多的传染病；到1980年，美国每年报告的淋病活跃期病例将有250万。277几个重合的因素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公共卫生当局一直低估了美国人的性行为数量，因此在制定计划时，其目标就是十分错误的，忽视了大多数白人、中产阶级的成年人和青少年的性需求。278青春期后性活动增加的两个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广泛使用的避孕药大大减少了对**会导致意外怀孕的担忧；抗生素革命让年轻的美国人认识到，性病不再是潜在的致命疾病。
此外，一场始于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的权利革命，引发了激进的文化变革。在20世纪6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大量支持个人和团体权利的法律案件，给予《权利法案》和《宪法》关键权利条款比任何其他法院都更大的权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包含种族、性、劳动和学生小群体的更大的社会体系中扩展了权利的概念。279
事实上，性权利是公开的，也是所谓的反主流文化。20世纪60年代末的嬉皮士，以及70年代末摒弃了耻辱感的男同性恋都在倡导性权利。从1960年到1971年，旧金山的性病发病率总报告病例数从3869例上升到17928例，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发生在男同性恋者身上。280即使在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相对保守的州，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所上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还在继续上升。281
尽管美国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性行为很活跃，但这个国家显然还没有做好公开讨论性的准备，公共卫生官员通常只能把自己的职能局限在制作性病纪录片供学校统一观看以及统计这些可怕的数字，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国家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282
1968年夏天，年轻人的抗议活动震撼了整个国家，问题主要集中在反对越南战争上。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快乐勇士”—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与加州共和党人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竞选。几乎没有什么国内问题，当然也没有健康问题在竞选活动中占有突出位置。11月，尼克松仅以50万张选票击败汉弗莱，占所有选票的0.7%。
1969年1月尼克松宣誓就任总统时，美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比20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他呼吁“绝大多数沉默的”美国人支持他的政策。越南战争仍在继续，全国紧张局势加剧。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开始成为美国争论的焦点。随着微生物瘴气的问题似乎已得到解决，美国人开始关注他们周围的化学性瘴气。在20世纪70年代，当安全的水、健康的空气和天然食品这些术语被使用时，它们并不是指没有细菌，而是指没有被污染。
1962年，一位来自纽约长岛的沉默寡言、谦逊的海洋生物学家出版了她的标志性著作《寂静的春天》，首次将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环境上。283她的证据表明，杀虫剂作为潜在的致癌物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鸟类蛋壳变薄，导致一些鸟类种群显著减少，这些都令公众尤为震惊。事实证明，雷切尔·卡森的担忧被迅速扩散出去，成为整整一代美国人极大的焦虑之源。卡森写道：“目前杀虫剂的流行完全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中最基本的因素。化学武器像穴居人的棍棒一样粗糙，向生命的组织投掷化学弹药，这种组织一方面脆弱易碎，另一方面却具有不可思议的坚韧和弹性，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反击。”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健康和环境问题融入美国的公众舆论，并因此催生了相应的政府监管、学术探讨、商业和政治活动的新领域。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政府结束时，美国的环保运动已是声势浩大，至少有6个联邦机构已经感受到它对政府的影响。284它影响了公共卫生领域的许多方面，并在较小程度上影响了医学领域，包括毒理学、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肿瘤学和职业卫生等。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想法会对公共健康产生两极分化和激进的影响，最终促使该领域的许多领导人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虽然公共卫生一直以来都是穷人的声音，但现在主要代表中产阶级选民的污染企业也加入了美国的抗议大军。
20世纪70年代的每一天，都有一种化学物质被发现，另一种污染物被命名。公众的恐慌日益加剧，最终导致公共卫生的公信力受到大规模的有力的攻击。
早在公众开始关注癌症之前，美国癌症的死亡率就一直在稳步攀升。1900年，每10万美国人中就有64人死于癌症；到1940年，这一比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20.3/10万人；1950年，达到140/10万人；1969年，美国每年的癌症死亡率是160/10万人。285虽然死于心脏病的人还要多得多（1969年，每10万人中有500人死于心脏病），但癌症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1900年，每25个美国人中只有1个死于癌症。到1969年每7个人就有1个，自二战以来，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攀升。
然而，导致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环境污染。早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就认识并命名了“吸烟”。1956年，国家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卢瑟·特里博士对当时大量的证据表明吸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呼吁全国“戒烟”。
特里于1961年出任卫生局局长，他发起了一项积极的行动来对抗香烟在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任命了一个蓝丝带烟草研究小组，并于1964年1月，在一个电视直播的只有站位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该小组的结论：“吸烟与男性肺癌存在因果关系。吸烟对健康的影响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危险因素。吸烟对女性影响的数据虽然没有那么广泛，但也指向了同样的方向。”286
这份报告立即在医学界和国会引起了轰动。287在特里的敦促下，约翰逊政府下令在每包香烟上都印上健康警示。
烟草制造业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卫生运动”，声援身体健康的从事烟草种植业的国会议员，烟草制造业者称，这些人的健康受到反烟草法的威胁。
烟草业秘密资助成立了烟草研究所，这是一个半独立的研究机构，数十年来发表的研究报告，都声称吸烟很少或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其实，该研究所不仅发现了吸烟的不良影响，还有人体对烟草兴奋剂尼古丁的强烈成瘾反应，这些都没有被披露。大约过了三十年后，该研究所的隐匿文件才问世。288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公共健康倡导者和他们的律师倾向于淡化烟草对癌症和心脏病的影响。289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烟草致癌的证据，而是因为化学工业界的反应。化学工业界一贯地在提及因接触他们的产品而导致癌症的病患时，也说成是因吸烟导致的。烟草业和化学工业界都不够坦诚。
尽管吸烟及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日益成为政治党派争论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解释。从左翼自由主义到极端保守主义的外科医生们一直遵循卢瑟·特里的先例来攻击烟草业。事实上，最响亮的声音来自被罗纳德·里根任命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的埃弗雷特·库普博士，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社会保守派，曾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极右势力的宠儿。但他有很强的公共卫生的良知，是烟草业的死敌。他问道：“虽然吸烟和十几种或更多严重的、使人衰弱的、筋疲力尽的、花费昂贵又难以启齿的疾病的关联还没有证据支撑，但烟草业怎么敢对他们之间已存在的明确联系置之不理？产生这一联系的机制是什么？答案是事实就是如此。烟草业声称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他们的游说团体极其强大。”290
国会山的烟草的保护者大部分是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他们以两个理由反对与吸烟有关的公共卫生措施：一是为烟农和烟草业雇员提供工作保护；二是冷静地反对任何束缚自由企业发展的条例，包括旨在每年挽救数万人生命的卫生法。政客们对他们坚定支持烟草的第三个原因就没那么公开了：钱。1969年至1999年，烟草业每年在广告上的花费在5亿到10亿美元之间，并为竞选提供了慷慨的捐款。相比之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卫生领域的广告资源少之又少，而且很少有像纽约的鲍姆加特纳那样的领导人欣赏麦迪逊大道的力量。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在反吸烟广告上的花费每年也不过7000万美元，而相比之下每年的烟草广告费用就超过了9亿美元。291
1964年，军医处处长特里引用了7000多项研究来证明烟草与人类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到1988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库普通过堆积成山的6万多份研究报告，证明了烟草与吸烟者和所谓的被动吸烟者身上的几十种疾病之间的联系。被动吸烟者指的是那些与吸烟者共同乘坐飞机、共用办公室和在家里，一起吸入了他们之前的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化学物质的人。这些研究清楚地解释了烟草为什么以及如何发挥其致命作用。
尽管烟草燃烧的生化效应很差，但若没有尼古丁，它们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没有尼古丁的成瘾性，很少有初学吸烟的人会上瘾。吸烟者感受到的即时愉悦刺激是尼古丁附着在大脑神经细胞突触上的受体而产生的结果。通常情况下，这些突触受体被最关键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用来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是大脑思考的本质。尼古丁与乙酰胆碱竞争使这些受体饱和，从而让吸烟者有愉悦的感觉。尼古丁还会与控制肾上腺素释放的激素受体结合，肾上腺素是人体中最强大的化学物质之一。当肾上腺素涌进血液时，这种刺激对吸烟者已经不堪重负的心脏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但矛盾的是，吸烟者却能因此感受到更多的快乐。人体对神经刺激的感觉是容易成瘾的。大脑需要的尼古丁越来越多，吸烟者吸烟的时间就会越长，大脑在生理上的变化就越大，对尼古丁刺激的适应就会非常彻底，以至于没有它大脑就不能正常工作。292
“这就是我们真正在谈论的，不是吸烟，不是烟草，而是尼古丁上瘾。”大多数吸烟者都是瘾君子，库普补充说，“烟草公司是推动者。”293
据估计，在20世纪的后半叶，吸烟在美国每年造成40万人死亡，共导致500万年潜在寿命年的丧失。2941964年军医处处长的报告发表后，研究人员确定了一长串癌症清单，以及其他与吸烟或常年与吸烟者同住的相关其他疾病。295据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估计，吸烟导致了美国近1/3的癌症患者死亡（近90%的肺癌死亡），以及每5个人就有1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296
尽管用于提高公众意识的预算相对较少，公共卫生领导人还是试图通过健康教育来抵制麦迪逊大道的香烟宣传活动。健康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学校。但早期的活动严重低估了尼古丁上瘾的威力。最有健康意识的烟民听从教育警示戒烟了。几项法律措施最终在减少美国烟民数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烟草产品的广播广告；大多数地方和州政府最终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政府对香烟征收重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死于癌症的终身烟民的家人提起的诉讼，惊人地赢得了针对烟草巨头的数百万美元的官司，并且通过法律，打开了烟草研究所长期收集的秘密数据的大门。
1964年至1989年，美国烟民的数量从40%下降到29%。大多数戒烟者都是白人中产阶级成年人。超过1/3仍在吸烟的人是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297
20世纪70年代，烟草对公共卫生和医药行业都发起了独特的挑战。公共卫生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改变人类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导致的可怕结果发生在未来，而且是不确定的。动员500万人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时采取具体行动是一回事，比如接种天花疫苗。让同样的500万人改变他们大多数人觉得相当愉悦的行为，尤其是当一个人面临不良后果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然而，新的公共卫生时代需要的正是这种干预。注射海洛因、滥用处方药、传播性病的行为、日常饮用蒸馏酒和吸烟，这些都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出于健康考虑，这些特征都需要改变。很少有公共卫生领导人清楚为什么这些行为在社会上如此普遍，也不知道如何改变它们。
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和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在这种文化和政治的乌烟瘴气中应运而生。1970年，国会通过了设立这些机构的法律。美国环保署的重要指导性法律《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案》赋予了该机构全国性的化学制剂的监管权力。随着1970年《清洁空气法》的通过，环境保护局也被授权制订国家环境污染标准。
美国环保署是由国会组织的，既是一个公共卫生机构，也是一个环境保护机构。有时候其职责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一项标准的制订，可能适合这项职能却不适合另一项。它被设计成既是研究机构又是监管机构，这将使环境保护局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它用自己的研究来决定并执行可能使行业损失数百万美元的法规。
相比之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只负责制订和执行工作场所的安全法规。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它旨在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政策决策的制订提供数据支撑。
与历史更悠久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样，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和环境保护局都是监管机构，基本上可以对提交其审查的任何药物、化学品或危险品做出以下四种批复：下令其进行更多研究，禁止使用该化合物或危险品，限制在特定的情况或剂量下使用该化合物或危险品/机器/工具，或者根本不批复。
公共卫生倡导者有理由把重点放在所有这些机构上，因为使用杀虫剂、空气和水污染物、药品、石油化学品以及这些机构管辖范围内的大多数其他项目，都涉及明显的健康问题。但是，许多其他利益集团也有理由密切关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环境保护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包括有组织的劳工，受影响的行业，农民，环保人士，有组织的医药、研究型科学家和疾病相关组织，如美国癌症协会。他们的需求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难以实现联盟和妥协，但最终这三家机构都会被利益集团的律师压垮。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州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制订各自的监管和执行标准。虽然这些标准在法律上不可能比联邦政府制定的标准更弱，但它们可以更严格。
尽管杀虫剂、污染物和药物在很多方面让公众担忧，但当时最大的恐惧是癌症。而且，要无可辩驳地证明任何指定的药物或化学物质在以指定的方式或剂量下使用时是否会致癌，是极其困难的。
在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机构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指导原则是最严格也是最不可行的：1958年制订的《德莱尼修正案》就是最好的例子。纽约民主党人詹姆斯·德莱尼领导了调查食品和化妆品中化学物质使用问题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曾举行过听证会，听证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威廉·休珀博士证词的严重影响。
休珀率先使用实验室小鼠和大鼠来测试各种化合物的致癌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他证实了与β-萘胺类似的各种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啮齿动物发生肿瘤。298然而，他在超出了他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断，其结论是美国人被化学和辐射致癌物所包围，这些致癌物将导致大规模的癌症流行。他错误地认为90%的人类癌症是由环境和职业性致癌物引起的。当休珀在德莱尼的委员会面前陈述时，他坚持说，致癌物暴露没有安全值。
因此，在1958年德莱尼委员会通过的立法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要求下令禁止在人类或实验动物的食品中添加任何可能导致癌症的食品添加剂或化合物。《德莱尼修正案》的相关条款明确指出，食品中的致癌物没有安全限度。
1970年，随着《德莱尼修正案》的出台，299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三个问题。首先，许多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食物被发现含有强致癌物，例如烧烤肉类产生的焦油和花生酱中的黄曲霉毒素。第二，许多工业界人士攻击实验室啮齿动物研究与人类接触潜在致癌物的相关性。第三，法律上最困难的一点，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根据新技术来解释《德莱尼修正案》。1958年该法案颁布时，科学家们测量出潜在致癌物的含量是百万分之几，但到1970年，新技术可以检测出十亿分之几的化学物质，在某些情况下，是万亿分之几。这种含量的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还有危害吗？
环保署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认为，对于大多数化合物来说，确实存在可以容忍的或是安全的暴露水平。他们设定了法律上的限制（在美国环境保护局称为“安全值”），这些成了可执行的显性标准。例如，消费者可以购买表面上残留X量马拉硫磷的水果。公共供水可能含有Y水平的甲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联邦和州两级就这些容忍度和标准展开了斗争。由于需要取悦的选民太多，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时而像围城中的城堡，时而像愤怒的警察。很少有哪个利益集团会对决策所依据的科学质量标准或所有争论的结果感到满意。300也没有人能说公众的健康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三合会的监管。
批评人士一致认为，最大的赢家是律师，因为大多数环境保护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问题最终都是通过诉讼解决的。
1990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回顾了20年来的环境卫生工作，得出结论：“我们刚刚开始了解暴露于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各种健康影响……在数千种常用化学物质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充分检测出致癌物或致癌的能力。很少有人评估过对关键器官的影响，如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目前，人们对化学混合物知之甚少，而这些致癌物大多数正是以化学物质的形式呈现给人类的。”301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做评估的时候，民族情绪以及美国公共卫生的推力有了一百八十度大改变。到1990年，美国将以更加个性化的方式看待世界，公共卫生领域会将其优先事项从事物外部问题转向个人生活方式和选择的问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喜忧参半。第一次挑战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1962年取得了积极成果。一种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普遍使用的药物正在等待美国的销售许可证。据说这种药物非常有效，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部的一些研究人员对未经进一步临床审查就批准孕妇使用这种药物持保留态度。参议员埃斯特·凯弗弗在国会就药品欺诈问题举行听证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层意识到，自该机构成立以来，立法者首次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严格审查。因此，审批程度更加谨慎似乎是明智的。
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正在接受调查的英国药物是沙利度胺，其目的是防止流产，并建议所有35岁以上或曾有过自然流产经历的孕妇服用。在国会听证会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人宣布，他们经过调查后否决了制药公司沙利度胺在美国的销售许可，因为它会导致严重的先天缺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的谨慎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婴儿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凯弗弗委员会于1962年开始动议修订在1938年颁布的《食品和药物法案》，以提高公众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信任。该机构被赋予权力规定实验性药物的临床试验条款，并以此作为药品许可的一个条件，确定该产品是否真如制造商所宣传的那样。
就在新法律生效之前，一种由西尔列制药公司生产的口服避孕药Enovid勉强通过了药物审批。1962年年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收到了超过132例服用该避孕药的妇女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报告。1963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这种避孕药对35岁以上的女性显然是危险的。在严重的行业压力下，委员会在6周后撤回了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