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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新上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邀请鲍林到白宫，并向其承诺支持禁止核试验210。美国和苏联于1963年8月5日正式签署地面核试验禁令。两个月后，莱纳斯·鲍林又接到了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这次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从现有的公共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11，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自始至终都清楚，任何方式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将造成公共卫生灾难212。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进行的所有辐射研究都对公众进行了保密和误导。1955年，第一座核电站的建立，将核研究这层面纱延伸到民用领域。
近四十年来，所有关于辐射对公众健康影响的信息都有严重的偏倚。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核管理委员会将隐藏如山的数据，进行混淆或歪曲后再进行发布。政府和民用核工业和核电站的雇员将被迫签署保密协议，违反这些协议将构成以叛国罪或间谍罪起诉的依据。独立研究低水平电离辐射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科学家会受到诋毁，他们的声誉也会受损。而且，说实话，他们的研究经常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几乎无法获取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关键数据。
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美国公众对一切放射性物质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但又欣然接受发射微波的烤箱和手机以及核威慑的概念。公共卫生科学在诸如安全暴露剂量、累积剂量效应、辐射剂量阈值理论、核电站的相对安全性、不同类型和波长的辐射所造成的不同损害或处理，和储存废核废料的适当方法等基本概念上，基本上找不到合理的定义，甚至无法达成共识。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最终解密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核管理委员会的许多旧文件，犹如打开了一扇可怕的人体试验的窗户，这些试验大多是由在美国主要的教学医院工作的善良的平民医生承担的，他们基本上不清楚自己行为的风险和道德问题。213针对一些公共卫生问题所开展的试验和对结果的掩盖无疑是不道德的。214这些恐怖的真相只有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解体后才能被揭露。到20世纪末，公共卫生辐射场仍将是高度极化和矛盾的话题。215
公共卫生领域的辐射研究以及政府的信誉和政策是冷战的主要受害者。216
虽然纽约市卫生专员约翰·马奥尼撰写社论谴责他认为纽约人表现出的对民防的冷漠态度，但到1952年，显然很少有人认为他的谴责是正确的，或者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住在地铁隧道里，在氢弹袭击中幸存下来217。马奥尼的员工们也在反思，他们不再相信那些见不得光的信息，同时也厌倦了为微薄的薪酬而承担巨大的责任。
纽约市卫生部门员工的工资十年来没有任何增长，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私营医疗机构同行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或美国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但纽约市的税收收缴基数仍在向郊区转移，人们期望纽约市的税务部门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1952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评估了纽约市政府部门的政绩：“纽约市卫生部曾是市政事务中的杰出代者。它是全国最好的卫生部门之一，但现在不是了。”218
这一批评在纽约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并在1953年的选举中把公共卫生的坚定支持者小罗伯特·瓦格纳推上了市长的位置。他任命利昂娜·鲍姆加特纳为卫生专员，这位能言善辩的医生直接向公众寻求支持。她打破常规，每周通过电台发表健康报告—自赫尔曼·比格斯以来，纽约人从没有听到过卫生领导人在公共媒体进行如此热情洋溢的报告。
鲍姆加特纳懂得“公共关系”这一新概念的含义。她意识到，公共卫生项目不能再简单一味地要求或期待民众的支持，尤其要考虑到面临来自医院和私人医疗机构的竞争。凭借其非凡的先见之明，1954年，鲍姆加特纳决定，未来接触美国人的最佳方式将是通过一种被称为“电视”的新技术。
一夜之间，美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大量电视机的国家219。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会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被贬低者称为“电子管笨蛋”的东西上，观众的集体消费行为反映出电视广告的猛烈冲击。同时，美国人的热量摄入总量增加，运动水平下降了。220
1955年，也就是鲍姆加特纳的电视节目播出一年后，她每周的节目在全国有500万观众。221事实证明，她是一位非常老练的公共卫生宣传人员。1954年，她所在部门的预算是1840万美元。6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070万美元。鲍姆加特纳把她的整个部门都变成了公共卫生理念的传播者。他们每年举办约2500次讲座和演讲，共拍了数十部电影，每周还在电台发表演讲。她组织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完整的健康教育部门来筹划这些庞大的公关活动。222
20世纪50年代，传染病对死亡率的影响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癌症、心脏病和意外事故，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1957年，鲍姆加特纳的部门认识到，“公共卫生领域和卫生部门的工作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健康问题的性质在持续变化。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会冒出来。”223
在鲍姆加特纳和她在美国各地城市的同行们面临的“新”问题中，最麻烦的是海洛因的问题。海洛因于1898年由德国拜耳制药公司发明，在美国合法和非法使用了几十年，但直到1948年毒贩将海洛因充斥纽约街头才成为主要问题。从1948年到1960年，这座城市和美国大多数其他中心城市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被公共卫生官员、警察和媒体称之为的“毒品流行病”的冲击。224使用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致使15岁到29岁的年轻人染上了肝炎，其中大多数是男性，这主要是通过共用针头和注射器吸毒引起的传播。
纽约市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些对海洛因上瘾的人。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将海洛因问题定为犯罪行为，但卫生部门还是尽力为海洛因吸食者提供一种不用被关在监狱里就能彻底戒掉毒瘾的替代疗法。但是，正如鲍姆加特纳在1960年向纽约市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所说，“人们逐步认识到，应该把吸毒者看作是病人，而不仅仅是罪犯。”但是，由于麻醉剂成瘾者的生理基础和治疗方法都尚不明确，因此，对成瘾者的治疗方案显然是治标不治本且相对无效的。225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海洛因成瘾者的人数在30万到150万之间。226一些执法人员和政治领导人描绘了一幅吸食海洛因时的可怕画面，他们关注的并不是“瘾君子”自己生活的噩梦，而是他们所谓的反社会甚至是恶魔的行为。227游**在城市街道上的精神错乱的海洛因瘾君子进一步把中产阶级推向了郊区。尽管在美国吸食海洛因的人群中，白人的数量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在中产阶级的想象中，黑人是更危险的吸毒者。
的确，吸食海洛因的人居住地确实相对集中，而且在美国日益破败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更为明显。
二战之后，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和西方迁移的步伐加快了，但当南部非裔美国人抵达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底特律和其他城市时，他们发现，住房成本超过了他们有限的收入，因房产导致的不同阶层人群的隔离是一个明显的城市现象。228虽然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一派欣欣向荣，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超过一半的非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工作歧视，同时学校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迫使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只能接受二流的教育。229
20世纪50年代，非裔美国人发起了一系列法律维权活动，并发起了一系列自发的、精心策划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后来被称为民权运动。1956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牧师马丁·路德·金成为该运动的领袖。那首古老的福音歌曲敦促人们“再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确定了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坚定力量的精神。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城市居民，变得更加目中无人和叛逆。一百年前，南方白人从美国分离出来组成一个致力于使奴隶制永久化的联邦政府；一百年后，北方的一些非裔美国领导人呼吁黑人应站起来进行一场革命。230
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1961年1月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要想有相对清醒的头脑，就得时刻处于愤怒之中。”231
深刻的种族分歧在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白人医院的急诊室拒绝为黑人提供治疗，数十名，也许是数百名黑人（尽管没有人统计具体数字）因此而死亡。232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布鲁斯歌手贝西·史密斯之死。为了让有资质的黑人护士和医生在纽瓦克市医院获得行医的权利，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律师瑟古德·马歇尔不得不起诉新泽西州。直到1940年，美国医学会在所有非裔美国人名字旁边都用缩写“Col.”标明，表示他们是“有色人种”的医生。
到20世纪50年代末，艾森豪威尔政府已向大多数州明确要求，任何由联邦政府出资的医院都不能因为病人的肤色而拒绝医疗服务。然而，一种新的隔离形式出现了，黑人病人被享有声望的医疗机构拒之门外，直接转到市、郡办的公立医院去，而这些医院除了最穷的白人外谁都不愿意去。233
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卫生部门通常都是白人，或者有部分黑人雇员，但他们也只是从事最低层的工作。如纽约的鲍姆加特纳这样最有善意的白人领导人，对他们在哈莱姆、纽约东部和南布朗克斯等黑人贫民区的努力所受到的敌意感到困惑，尽管十年来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一直在支持全黑人成立的国家医学会关于终止在健康和医疗实践中各种歧视的呼吁。
1961年，联邦政府资助的医院反复指控肯尼迪总统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存在种族歧视行为，234但是政府授权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通过切断带有歧视性的医疗机构资金资助的立法提案被参议院小组评议委员会搁置。因此，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只是对投诉进行了分类，并向违规医院发了函。民权领袖会议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不作为“不仅仅是沉默，更是对延续歧视性做法的助纣为虐”。235
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终于推出了他的《民权法案》第六章，其中规定，提供联邦资金将以非歧视的做法作为交换条件。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马丁·路德·金博士，同时全国人民对南部白人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的可耻行为非常愤怒，这使得政治舆论转向支持肯尼迪的民权立法。改变的时机似乎终于要成熟了。
但是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的竞选活动中遇刺身亡。
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5天后，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没有哪篇悼词或纪念演讲，能比尽早通过《民权法案》更能表达对肯尼迪总统的缅怀之情了，他为此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个国家，关于平等权利的讨论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谈了一百多年了。现在是书写下一章并把它写入法律文书的时候了。”236
约翰逊政府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秘书安东尼·切莱布里兹马上被隔离医院这个热门话题所困扰。然而，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希望最高法院能通过审理西姆金斯上诉科恩一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案件是一名黑人男子指控北卡罗来纳州科恩纪念医院存在种族歧视问题。237但是在1964年3月2日，高级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对医院有利的判决。
在约翰逊的敦促下，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自由派同僚中争取了他们对《民权法案》的支持，238声援西姆金斯上诉案，宣称：“医疗机构的种族歧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北卡罗来纳州，黑人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而其产妇死亡率是白人的5倍。”
1964年6月10日，在两党支持下，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民权法案》第六章消除了医学和公共卫生实践中所有法律形式下的种族歧视。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对该法案表示强烈反对，他表示这预示着战场将发生改变，239同时，该法案标志着民权运动的新方向，该法案被通过后将改变政治氛围，让公开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成为政治上的弃权派。当时，由戈德华特领导的共和党极端保守派新策略的主要方向是，抨击联邦当局强加的社会自由化法律。
1964年，约翰逊总统推动通过了另外两项对公共卫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反贫困战争”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林登·约翰逊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类似于罗斯福新政的联邦政府来推动创建他所谓的“伟大社会”。然而，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当年罗斯福是在美国经济极度匮乏的时期推行大规模的联邦开支项目，而林登·约翰逊却希望在大部分美国人享受富庶的时期来推行同样水平的社会项目。这就很难打动美国人。
当约翰逊宣布向贫困宣战时，美国有2100万人生活在政府划定的贫困线以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伟大社会”计划中所针对的三种社会群体：65岁以上的老人，由于经济大萧条而一贫如洗，他们几乎没有积蓄来安度晚年；非裔美国人；以及单亲妈妈。作为“伟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约翰逊推行的补救计划包括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有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的援助。
“伟大社会”计划的最终效果是建立了一个联邦体系，旨在为美国的穷人、老人、儿童和移民提供一个加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约翰逊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项目的阶梯作用，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但这最终的提升将取决于个人。约翰逊政府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免费的施舍制度，或者把联邦政府变成一个福利国家。如果不是约翰逊无可救药地卷入了越南战争，他的计划无疑会取得更大的成功。240
战争开支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耗尽了约翰逊原本希望用于国内项目的资金。军费开支从1965年496亿美元的曾经历史最高水平上升到1968年的80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这让美国陷入了债务的恶性循环。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约翰逊后来告诉作家多丽丝·克恩斯·古德温241，“不管我决定走哪条路，都注定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因卷入世界另一边的战争而被迫放弃我真正爱的‘伟大社会’计划，那么我将失去这里的一切，包括我所有的项目、我所有用来帮助那些饥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希冀、我所有的梦想。”
除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约翰逊的确把自己的大部分梦想都输给了那场战争。他所设想“伟大社会”的每一项计划最终都是由国会以一种设计者都无法识别的形式颁布的。因此最终制定的计划存在严重缺陷，这些错误将对美国的公共卫生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将彻底重塑美国的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体系。最终的结果也不可能像约翰逊当初预想的那样。
当国会和政府在争论这些社会项目的细节时，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暴动、示威、代沟、种族冲突和劳工斗争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爆发。
约翰逊是华盛顿和美国人民之间所谓的信誉鸿沟的主要受害者，但是每一位国会议员也都感受到来自公众多个方面的不信任和攻击的刺痛：越南战争需要上会，这助长了已经活跃的学生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变成了愤怒的抗议者。虽然《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但非裔美国人在城市贫民区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从而引发了爆炸性的骚乱。许多工薪阶层的美国白人与激进分子为了保护工作和生活方式免受嬉皮士和非裔美国人的威胁而进行了大量抗争。这个国家被撕裂，却并没有陷入深思；20世纪60年代被证明是一个过激的，而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时代。
因此，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解决美国重大危机，如医疗保健的缺乏和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的法案，但这项法案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通过的，反映了强大的游说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博弈，目标是消除贫困和增加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但很少有政治领导人会退一步反思怎么做、为什么做，缺乏一个前瞻性的全面规划。
从1900年到1940年，美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8.3岁上升到65.2岁，累计增长16.9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46.3岁提高到60.8岁，累计增长14.5岁。这些惊人的成就是在细菌理论革命之后、现代疫苗或抗生素发展之前取得的。这些成就的获得早于大多数心脏病和癌症的现代治疗方法，当时还没有外科肿瘤切除术。而且，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庞大的医院网络。
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成就是在一个三次拒绝建立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取得的，同时，他们经常拒绝为美国20世纪的第三代穷人和有色人种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早在1911年，当英国建立国家强制医疗保险制度时，美国选民就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某种由政府确保的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242在1919年，加州人甚至投票赞成这个理念。但是，美国医学会使用了当时带有贬损意味的“社会化医疗”243平息了这一说法，也磨灭了随后旨在创建全民医疗保险的所有努力。
因此，取得巨大成就的不是药物，而是大规模公共卫生行动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试图通过社区干预来预防传染病。早在1900年，赫尔曼?比格斯就已证明，此类干预措施节约了成本，因此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政策的问题，还具有合理的经济学意义。244其基本理念侧重于集体的作用，即个人的健康将通过提高整个社区的健康水平而得到保护。产生这些成就的另外的一些原因是经济状况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群营养状况的普遍提高。245
相比之下，从1940年到1965年（当时国会正在讨论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女性的预期寿命从65.2岁上升到73.7岁，只增加了8.5岁；男性预期寿命从60.8岁增加到66.8岁，净增长仅为6岁。246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人60岁后平均剩余预期寿命的趋势。1900年，美国60岁的女性剩余预期寿命为24.4岁，预期寿命为84岁；60岁男性的剩余预期寿命为23.1岁，预期寿命为83岁。
到1940年，60岁美国人的平均剩余预期寿命女性为33.3岁，男性为30岁。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老年女性的寿命增加了8.9岁，男性增加了6.9岁。到1965年，老年女性又延长了4.2岁，而男性只延长了1.7岁。247
随着传染病的威胁日益减弱，面对这种明显的转变，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以人群为基础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可以很好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医疗保险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还是为了提高那些剩余预期寿命的生活质量？让所有美国老年人都能享受现代医疗服务？增加付费医疗消费群体的规模？提高美国医院的地位和规模？很少有医生会免费为老年患者提供服务，是否要给医生提供补偿？
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被提出或回答过。相反，政治领导人只是考虑了当时的文化趋势，并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想要的和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医疗服务。
1965年，大部分美国人都清楚，他们会比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更健康。他们长得更高，更强壮，很少为会担心患上传染病；**时不用担心会死于梅毒；在公共泳池游泳时不用考虑会得小儿麻痹症；而且有丰富多样的食物可供选择；几乎每天都有新药或新疫苗被发现。在电视上，医生被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可以拯救和治愈世界的天才。总的来说，1965年，生活在美国的人们对新技术非常乐观，甚至持信奉和崇拜的态度。
对美国人来说，诸如贫困、种族主义、共产主义威胁、越南战争、学生骚乱之类的社会问题，似乎既复杂又有争议，在这些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社会共识。然而，科学和技术提供了解决方案、策略甚至是奇迹，特别是在医学方面。美国人几乎毫无疑问地相信，把钱花在大牌的药品上是值得的。打个比方说，人类的身体是一台偶尔会坏的机器，或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机能退化，而足够的药物可以治愈它。
因此，在大众看来，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政府支持的任何其他健康项目的目标应该是双重的：加快医学发展的步伐，并尽快让所有美国人都能看到这些研究的成果；扩展那些用于修复损坏的人类机器的工具箱，并建设更多更好的身体修理店。
这种观点很好地服务于医生和医院，这样能帮助他们在尽可能少的监管机构和政府“瞎管”的情况下工作。医生们希望制订护理标准，而医院则坚持应该控制成本。这实际上是医疗行业的自我监管政策。
“这种政策……对某些新药、设备、诊断或治疗手段有助于健康的可能性都非常敏感，”经济学家罗伯特·埃文斯和格雷戈里·斯托达特写道248，“缺乏医疗干预可能会危及人的健康，但这只是引起政策密切关注的表象，至少也是为了获得干预支持的充分理由。与此同时，极度糟糕的事实却是，人们正在受苦受难，甚至是濒临死亡，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由一些与医疗服务没有直接联系的进程造成的，这一惊人事实既没有引起反驳，也没有得到回应。”
公共卫生的声音（与有组织的医学相比）相对较弱，他们主张对国家健康采取一种不那么简单的、更全球化的方法。他们无法预见医疗模式最终是如何把医疗卫生服务成本推高到三十年后几乎没有美国人能负担得起的地步，但他们正在将美国人口健康问题的变化情况制成表格。正如纽约的鲍姆加特纳所说，他们认识到，技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威胁和问题。很明显，人类未来的大部分疾病都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人类健康的目标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技术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和人类愿望的不断延伸，卫生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比过去来得更快。”249
毫无疑问，健康转型正在进行，但从什么开始转型，又向什么转型，为什么转型？20世纪上半叶国民健康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和胜利在20世纪60年代仍是无法解释的。例如，为什么结核病发病率在1920年到1945年间持续下降？也就是说，抗生素发现之前，在社会改革使结核病初步减少的时期，影响就已经产生了。2501918年毁灭性的猪流感从何而来？未来出现类似毁灭性传染病大流行的可能性有多大？251贫困和疾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尽管传染病专家雷内·杜博斯受聘于哈佛医学院，这是美国医学卫生领域的堡垒，但他对建立大规模的医疗系统就可以解决人们的健康需求或人群健康根本问题的观点嗤之以鼻。他在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健康的海市蜃楼》252中写道：“现代美国人自诩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其实美国人收入的10%必须用于医疗，而且建造医院的速度不够快，以至于无法接纳所有的病人。他们被鼓励去相信金钱可以研发出治疗心脏病、癌症和精神疾病的药物，但是他没有努力去思考，更不用说去纠正因对日常生活方式的不善管理导致这些疾病高发的行为。”253
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仍然没有完善其医疗政策，尽管它确实有医疗保健。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净效应将是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医疗保健领域，但这总是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政策将这类医疗卫生服务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虑。这样导致的结果将是，公共卫生的能力和影响力将继续减弱，而针对个人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和影响力将增加。
几十年来—事实上，是自威廉·佩蒂·格兰特1662年为伦敦写下《死亡率清单》以来—公共卫生倡导者注意到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战后，美国公民健康状况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其人口学特征，因为癌症和心脏病最初似乎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发生，甚至可能略微向更富裕的美国人群倾斜。然而，到60年代中期，大多数慢性病也显示出社会梯度，给最贫穷的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把“向贫困开战”项目同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提高美国人健康和福祉的单一战略途径，也许是明智的。254
1965年的医疗保险法案由两部分组成，它将医疗保险计划的管理权置于社会保障局之下，而不是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之下。根据第一部分，医院被允许指定第三方机构或非政府组织来监督其预算，并与社会保障局协商。几乎全国所有的医院都将这个私营的非营利组织命名为“蓝方”—蓝十字和蓝盾保险公司。第二部分则阐明了医生有权决定适当的治疗，也通过“蓝方”，与社会保障局结算。
联邦政府放弃了大部分限价权，允许医院和“蓝方”制订自己的成本和价格表。它还允许医院将资产成本纳入患者医疗费用评估。这种资产成本可能包括医院建筑物的折旧，在许多情况下，联邦政府根据《希尔-伯顿法案》支付了折旧。这就像给美国的每一家医院提供一大笔抵押品，用来建造更多的病房、购买更多的设备、雇用更多的医生。一夜之间，这些大型医院将较小的社区和社区中心推入默默无闻或被遗忘的境地。
1966财年—联邦实行医疗保险计划的第一年，预计覆盖1900万65岁以上的美国人，而预算仅为65亿美元。这当然无法覆盖所有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事实上，医疗保险项下的扣除额非常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到1974年，医疗保险支付后，美国老年人的自付费用与1964年开始推行医疗保险之前一样多。255
医疗补助计划为贫困单亲家庭提供了类似的医疗保障，由各州管理，最初的目的是让联邦基金与地方基金配套使用，以保证广泛的覆盖面。而实际上，从一开始，较穷的和不太舍得花钱的州就很少或不提供相应的配套经费。而且，在医疗补助制度下，全国范围内各州提供的医疗质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许多州，医疗补助计划是由财政和福利办公室管理的，社会福利部门提供卫生服务。这预示着美国公共卫生计划的未来将面临严重的危险，美国公共卫生项目将作为被福利保障和“联邦救济”全面否决的一部分而受到打击。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最直接影响的是病人的就诊行为。1966年，在这些措施生效之前，穷人和非裔美国人很少去看病。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人看病频率比穷人高20%，白人看医生的频率比非裔美国人多2%。1966年以后，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穷人和非裔美国人看医生的频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富裕的白人。256
那么，如果衡量健康的真正标准取决于看病的机会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程度，那么约翰逊时代的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早在1967年，也就是项目开始一年后，在市中心地区工作的医生们就意识到，医疗补助不过是一个在破旧的公立医院里提供二流医疗的融资系统。由于州政府通常只提供很少的配套资金给医疗补助计划，所以不能给医务人员提供足够的报酬，病人更向往私立医院和优质医院。257
相比之下，医疗保险对医院和医生都极具吸引力，因为《医疗保险法案》把他们和“蓝方”一起置于成本控制的主导地位。1960年，美国医院的资产总额为108亿美元。医疗保险实施4年后，医院资产增加了1倍多，达到267亿美元。到1977年，这一数字已达到611亿美元。在短短17年的时间里，医院的资产增长了6倍，这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令人钦佩的。而且医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花美国政府的钱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钱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这对医院来说简直是太棒了。258毫不奇怪，医院和“蓝方”一贯认为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资金不足，1966年至1976年间，他们将患者的人均住院费用翻了一番。医院收入也翻了一番，而且耗费的时间很短：从1965年至1969年，仅4年时间里，所有基本医疗操作的费用也都增加了。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