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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甚至在马奥尼证明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之前，已经有超过3600种抗生素处于产品研发阶段。这个数字在下一个十年将增加10倍。公众对“灵丹妙药”的兴奋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在经过少量测试后就被引入临床使用，其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副作用往往很严重，使用剂量不确定。因此，抗生素的使用实际上增加了全国的住院率，因为医生通常提醒病人，这些富有奇效的药物只有在医生严密的监督下才能使用。战争期间，平民入院人数激增，从1941年的约1050万人增加到1946年的1400万人，而且大部分是病人主动申请入院治疗。因此，抗生素革命增强了医院的力量，也将整个公共卫生领域从家庭或社区层面转移到了完全由医生控制的医疗机构环境中。166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同年春天，太平洋战争升级。7月16日，也就是罗斯福去世4个月后，一个物理学家团队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政府内阁就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问题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讨论。然后，当年8月6日，“埃诺拉·盖伊”号载着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市。3天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战胜日本后的九个月内，美国历史上最大婴儿潮中的第一批孩子出生了，167到1964年婴儿潮结束时，美国妇女已经生下了7640万个婴儿，美国人口超过了1.05亿。
此时的美国经济也蓬勃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39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120亿美元。虽然美国人可能会对杜鲁门总统的表现吹毛求疵，但他们在战争结束时仍是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并为美国政府感到自豪。联邦制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服务，带领国家走出大萧条，并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取得胜利，同时通过战后显著的繁荣来回报美国公民。
杜鲁门总统早在两年前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全面的健康计划，现在似乎是重新考虑执行该计划的大好时机，但这个计划却在国会中遭到搁置。
不过，1946年，共和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国会的控制权，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接管了卫生委员会。塔夫特明确表示，公共卫生应该按照每个州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给穷人，无论附加条件是什么，穷人应该接受他们分到的一切。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共和党人更为极端，他们指责“社会化医疗”是莫斯科主导的共产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在冷战阶段，公共卫生也因此陷入夹缝之中。
国会没有通过杜鲁门的计划，而是于1946年通过了《希尔-伯顿法案》，该法案是由美国医学会主导的。在未来的30年里，联邦政府将花费40多亿美元用于支持医院的现代化建设。到1966年，大约有4700所医院利用希尔-伯顿基金建成或修缮。168并且与法案中美国医学会另一个方面的意图相一致，新型医院强调医学高科技方法的应用。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废止或取缔了大多数使用联邦资金却公然带有种族歧视的项目，而罗斯福也禁止了部队向带有种族偏见的制造商那里购买任何产品。尽管如此，希尔-伯顿基金会的资金还是被用来在南方修建了89家实行种族隔离的医院，这些医疗机构禁止非裔美国人进入。而且，一些由希尔-伯顿基金会资助的北方医院也制定了种族隔离的政策。因此，尽管那些北方医院所在的地区有大量非裔美国人，但医院的非裔病人占比不到1%。169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责任和医学治疗功能从小的城市诊所和私人医生那里转移到了新医院。毫不意外的是，医疗费用增加了。170
希尔-伯顿给美国医疗机构的权力分布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并为40年后的紧张局势埋下了伏笔。随着医院权力的增强和医疗技术的发展，除了乡村医生外，医院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变得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和谐关系越来越难。
到1960年，与公共卫生最密切相关的医疗领域，如家庭医生、儿科、传染病、内科、医疗社会工作等的地位大幅下降，获得的报酬和声望也降低了。相反，那些与以医院为基础、与临床治疗护理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地位上升到了顶端，如外科、肿瘤学、心脏病学等。在那些声望更高的学科里，医生和护士的职能在战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与医院实力的增长相匹配的是个人医疗保险的兴起，这种保险是美国人通过工会和大雇主之间的集体谈判而衍生出来的。1711945年，美国人口中只有不到20%的人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这其中大部分人因此而享受到的保障是有限的，他们无法支付住院期间的主要费用。然而，到1960年，大约25%的医院费用将由保险支付。172在《希尔-伯顿法案》通过后，医院费用推动整体医疗成本的加速上升。
商业健康保险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的保险公司。随着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向需要医疗保险的劳工做出让步，美国的参保人数有所上升。
但这种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对社会权力的偏见。那些依靠组织的劳动者，或在最关键的行业中工作的人，能够从他们的雇主那里得到更好的健康规划。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医疗保险将被推荐给那些经济状况最好的工人，以便他们在必要时购买自己的医疗保险。最贫穷的工人则没有医疗保险。173商业保险将对医院的财政和权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它随时可以偿还医院费用，但实际上对公共卫生发展和贫困病人的保健几乎不起任何作用。174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罗斯玛丽·史蒂文斯说：“第三方保险直接激励人们在医院内部而不是医院外部接受治疗。”175
当然，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使美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变得无关紧要。在疫情防控、性病监测、结核病相关工作、贫困妇女产前筛查等几乎没有利润的方面，相关的服务仍将继续保留在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卫生项目的管理者看到他们的声望持续下降、工资相对降低、医疗设施老化、公共卫生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不如当地的医院，他们的服务群体也从全人群转移到了社会人群中最贫困和与社会疏远的那部分。随着战后岁月的流逝，公共卫生领域与治疗医学领域相比，其报酬将变得非常微薄，以至于其专业人员很可能要么是高度积极的利他主义者，要么是平庸的科学家、医生和护士。
加剧这种公共和私人医疗服务之间紧张关系的，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其特征是一种新型社区的创建，它是基于文化背景和物理距离而建立起来的，在城市和乡村生活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郊区。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加上退伍军人的补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家庭开始寻找出路，以摆脱拥挤、污染严重的城市生活。
在战后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下，1948年至1958年间，郊区修建了1100万套住房。在那些年里，全美国83%的人口流动和增长都流向了那些在郊区新修建的社区，这些社区的人口一般不到5万人。176希尔-伯顿基金会的大部分建设资金用于建造郊区医院。
美国的郊区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它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郊区化带动了汽车文化，数百万辆通勤汽车造成的空气污染是郊区化的直接衍生物。汽车文化又带来了社区凝聚力的缺失。全国各地住在郊区的美国人开始经历洛杉矶人早就经历过的社交孤独和默默无闻。社区高度私密、缺失凝聚力，以及对城市的反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公共卫生部门很难接触到郊区居民。
其次，被白人中产阶级抛弃的城市状况迅速恶化。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和职员阶级的税收基础，像纽约、芝加哥、匹兹堡、底特律等大城市中心就无法维持它们的公共基础设施。这种现状又促使更多的人逃离城市。
早在1949年，这种影响就非常明显，许多美国城市的市中心突然出现了贫民窟。国会看到了这个现象，批准拨款在最近出现的城市贫民区建造81万套公共住房。但到了1955年，1/4的公共住房计划都没有完成，许多所谓的城市改造项目变成了妨碍市容区和犯罪中心。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些项目正如其名，与美国大多数城市的功能退化社区，无形中进行了种族分层，从而形成爆炸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结果几乎让公共卫生官员无法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公共卫生仍然面临着一些典型的挑战，尽管情况每况愈下。
纽约市一直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主要的微生物连接点。20世纪40年代，移民不再从欧洲大量拥入，而是从热带地区拥入，在那里有一群新的携带微生物的旅行者。1948年，纽约市成为加勒比人，尤其是波多黎各人的第一大移民目的地。177
1947年冬末，一名游客把天花从墨西哥城带到了纽约。178
尤金·勒巴到达纽约市时感到身体不适，但他还是住进了当地的一家旅馆，开始旅行。179不到一星期，勒巴就死于天花。
纽约市自1902年以来就没有再暴发过天花疫情，当年有310人死于天花。当时几乎没有医生或护士曾见过天花病例，卫生部的实验室不得不向军方求助，因为实验室已经没有可用来诊断天花的试剂了。
待勒巴的诊断得到证实后，卫生专员伊斯雷尔·温斯坦博士下令，卫生部下属的实验室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疫苗。他们的目标是生产出足够多的疫苗为整个纽约市的人进行免疫接种，这一决定是有理由的，因为不确定之前接种的疫苗能继续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他同时下令对其他天花病例进行严密监控。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勒巴之前在这个城市旅游了好几天，并且曾去两家医院就诊。
几乎每一个警察局、公立医院、儿童健康诊所、工会大厅、大公司和学校等都成了疫苗接种中心，公共卫生的护士志愿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社区里挨家挨户上门宣传，3000名来自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组织的志愿者被召集起来提供相应服务。
到4月20日，超过600万的纽约人已经接种了疫苗，卫生部门完全有理由夸耀自己执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快速免疫接种运动，并将一场可能致命的传染病控制在了11例新发病例、2例死亡的良好局面。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真正的公共卫生的胜利。180
但就在一种病毒被击溃的同时，另一种病毒又浮出水面—仅仅一年后，小儿麻痹症暴发了。1948年的这次暴发是自1916年美国第一次暴发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而且持续了多年。到1950年，大约有3.2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急性脊髓灰质炎是美国最可怕的传染病。181
罗斯福的朋友巴兹尔·奥康纳于1938年创立了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了一场“畸形儿基金”慈善运动，为小儿麻痹症的研究筹集资金。全国近2/3的人参与了捐款。
这个基金会成立的目标是研究公共卫生，而不是提供治疗性医疗服务。奥康纳和他的同事希望通过研发疫苗来消除脊髓灰质炎对整个社会的威胁，而不是资助治疗方法方面的研究。
但是对这种病毒的研究异常艰难，直到1949年，哈佛医学院的约翰·恩德斯博士和他以前的两个博士研究生托马斯·韦勒和弗雷德里克·罗宾斯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并发明了一种大规模生产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简单方法。因为他们的这一突破，这三人同时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182
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斯·索尔克博士利用这一发现，开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到1953年，索尔克的灭活病毒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但事实证明，其研发成功的关键在于添加了纽约公共卫生研究所朱尔斯·弗罗因德博士研发的一种佐剂（一种潜在的增效剂）。183
1953年，纽约市卫生专员利昂娜·鲍姆加特纳博士宣布发现了纽约人为之骄傲的佐剂，并宣布纽约将成为人类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索尔克疫苗的试验场。1953年秋天，超过8万名6岁至8岁的纽约小学生卷起袖子，他们要么注射了索尔克的疫苗，要么注射了安慰剂。1954年和1955年，全国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招募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先驱者，自愿充当疫苗试验的小白鼠。184尽管索尔克疫苗研究陷入了政治、伦理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种种混乱之中，但排队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学童从未少过。185父母们对小儿麻痹症的恐惧已远远超过了对试验危险性的恐惧。
1955年4月12日，这一天是特意选定的，因为这一天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去世10周年纪念日。乔纳斯·索尔克在这一天宣布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几乎和10年前宣布二战胜利一样欢呼雀跃。教堂的钟声从东海岸传到西海岸。当洛杉矶的通勤者们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按喇叭，将车停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欢呼。全国各地的学校都举行庆祝大会，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兴高采烈地传播这个消息。
在那一刻，几乎没有人怀疑索尔克的疫苗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伟大胜利之一。疫苗成功带来了希望，类似的技术可以用于开发针对其他致命疾病的疫苗。
1955年春天，索尔克疫苗开始被广泛应用，小儿麻痹症在北美消失了。但是，索尔克在科学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尔伯特·萨宾有预见性地警告说：“公共卫生领域的每个人都知道，当你开始给数百万儿童接种某种制剂时，你的问题才刚刚开始。”186
事实上真有不少问题。索尔克疫苗的制造商之一，加利福尼亚的卡特实验室，由于其未能充分灭活用于制造疫苗的病毒，从而导致220名接种的儿童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丑闻，几乎抹杀了全国公共卫生努力刚刚获得的政治支持。
最终将小儿麻痹症在美国的发病率降至零的是沙宾的口服疫苗，1961年开始被广泛使用。萨宾一直认为，注射疫苗可以保护个人，但不能降低社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整体水平。因此，他说，小儿麻痹症的风险将继续存在，一旦群体免疫减弱，它将重新构成公共卫生威胁。由于没有人知道索尔克的疫苗能让人对病毒保持多长时间的免疫力，所以萨宾的观点令人担忧。
同时，他有充足的科学理由坚持口服疫苗。在自然感染的过程中，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饮用水进入体内，从肠道被吸收进入血液，最终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索尔克注射的疫苗会消灭血液中的病毒，但只要病毒还残留在胃肠道中，它们就可以自由繁殖，并通过粪便回到自然界中。因此，某一特定社区内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数量可能不会因该人群使用索尔克疫苗而有所减少。
萨宾发明了使脊髓灰质炎病毒以缺损的、非致命的形式存活的方法。这些减毒病毒与弗氏佐剂和无害的**混合，可以被咽下去。而且，因为它们是活病毒，减毒后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肠道后会刺激局部，产生免疫反应。
从1961年开始，这种新型疫苗开始滴入全国各地的学童口中。尽管口服沙宾疫苗依然存在得脊髓灰质炎的微小风险187，但口服配方与索尔克的注射配方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点：它消除了生活环境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同时也消除了注射针头传播疾病的风险。
自世纪之交以来，针和注射器一直是医疗和公共卫生实践的主要工具，但众所周知，它们也能够携带和传播疾病。早在1933年，奥马哈的内科医生奥利弗·尼克姆就发现了内布拉斯加疟疾传播的本地病例，是因为这些人为了注射毒品而共用注射器。188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医学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医院里病人之间重复使用针头而导致肝炎、疟疾189和黄疸190的病例报告，其他疾病如细菌性脑膜炎和结核，也可通过使用医疗和公共卫生设备和重复使用注射器进行传播。191
医生们对重复使用注射器的各种消毒方法进行了广泛的争论，结果清楚地表明，只有高温高压灭菌法才能达到消毒目的。192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心的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官员优先考虑的是传染病防疫，经常一次给注射器内安放几倍剂量的疫苗，然后使用同一个注射器依次在几个人身上进行注射。在医院里，重复使用注射器，尤其是用于麻醉滴液和常规注射，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澳大利亚医生报告说，1949年在墨尔本附近的白喉免疫接种的活动中，53人重复使用注射器接种，其中8人因此患上了小儿麻痹症。193德国和荷兰的医生也公布了一些其他小范围暴发的疾病，这些疾病也是因为在疫苗接种中重复使用注射器引起的。194
尽管如此，在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所引发的强烈刺激下，1963年研发出了麻疹疫苗，1969年开发了风疹和腮腺炎疫苗。很少有公共卫生卫士、医生或公众对注射器问题进行过思考。多年后，这一疏漏再次困扰着美国和全球公共卫生领导人，人们再次指控在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中重复使用注射器的行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做法传播了小儿麻痹症195、埃博拉病毒196、丙型肝炎病毒197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所有疾病198。
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都热衷于疫苗学，它确实挽救了大量的生命。1985年，美国疾控中心估算，1968年推出的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麻风腮），保护了美国2.46万名儿童不得这几种病，同时每年为国家节省13.855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医疗费用和生产成本（成本数据值以198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99。到1990年，在北美、日本和西方国家，疫苗可预防的儿童感染（比格斯时代的那些感染）只导致不到0.1%的死亡。200
二战刚刚结束，美国的政治和公共卫生领导人就开始热情地展现他们的成就。在杜鲁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46年联合国成立，两年后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即世界卫生组织。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的就职演说中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着手实施一项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的科学和工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惠及不发达地区，以促进这些地区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增长。”到1953年，以传染病中心的科学家为主要代表的美国科学家团队参与了38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美国的健康卫士们一直在海外开展工作。但在20世纪50年代，有两种新的驱动力在强力推动此项工作。首先，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人对他们在疫苗开发、抗生素、水卫生、下水道设计、医院建设、蚊虫控制和消灭结核病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其次，专注于冷战的政治家们认为，拯救儿童的生命是在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赢得盟友的有力途径。1955年，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保守派乐于强调是资本主义的美国而不是苏联首先战胜了小儿麻痹症。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俄罗斯人民糟糕的健康状况，西方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认为，40年后如果苏联正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创造了一个公共健康和科学的天堂，那有可能让资本主义的美国在全球蒙羞。
跨过冷战的阻碍后，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大会宣布，该机构成立的意图就是平衡超级大国和最贫穷国家的卫生资源，在必要时将向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输送卫生资源。公共卫生官员长期以来一直申明：“经济发展与健康是密不可分和相辅相成的，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发展和公民的健康状况，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大多数在贫穷的国家做义工的美国科学家、医生和护士来说，激励他们的动力不是冷战的政治，而是一种不亚于当年赫尔曼·比格斯在世纪之交的纽约市的工作热情，同时，他们坚信公共卫生的使命和他们所掌握的科学工具的可靠性。
冷战在1949年升级，当时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1，该组织是西欧对抗苏联的安全结盟。当年，苏联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原子弹，使其成为美国的军事对手。美国和苏联都开始研制一种更致命的武器—氢弹。202
美国政府和许多公民变得极度偏执，正如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所不知道的苏联政府一样。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一场可怕的所谓“红色恐怖”影响了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由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及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和沃尔特·温切尔煽动起来的。1953年，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入主白宫时，全国各地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人都被从政府的各个部门除名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国政府运作的大多数海外项目都必然陷入冷战政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美国和苏联代表就谁的国民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展开了辩论。双方都指责对方在其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中有中情局或克格勃机构的情报人员。
即使是在国内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公共卫生评论也会使演讲者陷入困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莱纳斯·鲍林和爱德华·特勒就苏联、美国、法国等国的武器设计者进行的数百次地面核弹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展开辩论。
在广岛事件后的十年里，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印象各不相同，而且总体上是混乱不清的。坦白地说，他们既不懂这种武器的物理原理，也不懂其可怕的威力，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辐射的风险。203
三十年来，莱纳斯·鲍林一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蛋白质化学家之一，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研究蛋白质结构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鲍林决定攻克当时美国生物学家面临的最有趣的难题之一，即蛋白质和遗传之间的神秘关系。他们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缺失的环节，尽管苏联的李森科幻想其并非如此。
20世纪40年代，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家埃德温·沙戈夫发现，在人类细胞中，DNA本质上是一种以单糖和磷酸盐为骨架，由四种核苷酸组合后形成的化合物。1949年沙戈夫代码发布，这些化合物内部以及化合物与化合物之间存在精确不变的比率。204沙戈夫代码一经发布，立即在鲍林和他的许多竞争对手中引起轰动，他们都在追求遗传学的圣杯。
1951年，鲍林在他的实验室里模拟了人类蛋白质的一个关键结构模型，称之为阿尔法螺旋体。但是直到195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两位年轻科学家才真正搞明白这个问题。美国人詹姆斯·沃森和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破译了鲍林的阿尔法螺旋体和沙戈夫代码之间的关系，最终发现了DNA的结构。
1956年，克里克发表了他所谓的“中心法则”，这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阐述了DNA和蛋白质之间的精确关系。克里克的中心法则激发了全世界（除信息被禁止的苏联外）成千上万名科学家的灵感，引发了一系列的发明热潮，这触发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早期的生物学革命。
早在DNA结构被阐明之前，研究人员就已经证明，人类染色体暴露于各种辐射下都可能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一旦确定了DNA的结构，鲍林就很清楚这种损伤是如何发生的。205
1948年在其自由党妻子艾娃·海伦的敦促下，鲍林开始公开反对当时在洛杉矶的学校和学院进行的反共清洗和对美国科学家的所有镇压。206他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高昂代价，失去了所有联邦研究资助，受到《洛杉矶时报》和其他数十家新闻媒体的严厉抨击，1951年差点失去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
对于鲍林和其他反对原子弹的生物学家来说，原子弹爆炸后报告的相关疾病才是他们发声的动机。爆炸释放出的伽马射线破坏了细胞分裂，人体在暴露后相关的每一项功能都会在数月内恶化：头发脱落、血液变稀、免疫系统崩溃、皮肤剥落、表面的伤口溃烂成无法治愈的伤口。
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是匈牙利裔犹太移民，他曾在设计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胖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48年，苏联接管匈牙利，泰勒在感情上深受打击。和大多数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人一样，他最初赞成制造原子弹，以阻止希特勒并拯救欧洲的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勒所鄙视的正是斯大林，而匈牙利人认为打败苏联需要更强大的武器。泰勒完全相信，如果没有他所说的超级炸弹，美国将会被共产主义统治，而他，一个直言不讳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就会被扔进位于怀俄明州或蒙大拿州某个地方的苏联古拉格集中营。207因此，泰勒带领团队设计了热核氢弹。
1954年3月1日，泰勒的第一颗超级炸弹被扔在太平洋中部的珊瑚环礁比基尼岛上。它的威力是“胖子”的750倍，在方圆约18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散布着带有放射性的比基尼岛碎片。
6个月后，苏联试验了第一颗氢弹，令人难以置信地是，他们把氢弹投到了一个名叫托特斯科耶的西伯利亚俄罗斯人居住的村庄里，这个村庄离莫斯科仅仅1000千米。208
在苏联核爆之后，几届美国政府延续了一种幻想—公众能在核战争中幸存于难。这给陷入困境的卫生部门增加了额外负担。例如，他们不得不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生如何“躲起来”，老师发出信号说一颗苏联制造的氢弹“已经落下”，学生就立即躲到课桌下面，小心地遮住眼睛，以免弄瞎眼睛。一些卫生部门不得不承担起防辐射和民防职责。纽约成立了一个医疗应急部门来计划应对核袭击，同时指定数百个地铁站作为防空洞。就像在德国轰炸伦敦期间一样，当时许多家庭接到指示，要求建造独立的防空洞，所以英国家庭挖了地下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指示，在这些庇护所内，应备足够一家人生活一年的食品和日用品。
鲍林和其他数百名科学家对此深表怀疑。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故意制造可以在核战争中生存的假象，是在破坏公众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信任。他们认为，核辐射会使任何一个爆炸地点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都无法居住。
炸弹制造者当然知道这是事实，尽管他们如果要公开真相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1940年曼哈顿计划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科学家们告知罗斯福政府，“由于放射性物质随风扩散，炸弹可能无法避免不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可能使这个国家不适合采用该类武器……”209。
1954年年底，刚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鲍林开始了世界巡回演讲，提醒人们低水平辐射对人体细胞将产生的影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立场是，无论核弹爆炸到底产生多大的辐射，原子能机构一贯的原则是低估其辐射量，称其只会增加自然本底辐射，使大气承受的核辐射负担仅比自然本底辐射水平高1%。
熟悉核辐射沉降物的科学家几乎都不相信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数据。但鲍林并没有就此进行争论，他只是说，好吧，我们假设就只有1%。据估计，每年有150万婴儿出生时由于本底辐射而造成基因缺陷；辐射每增加1%，每年就会多产生1.5万名遭受这种突变的婴儿。
鲍林宣称，核辐射沉降物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而美国政府的说法恰恰相反，这是在背叛自己的公民。鲍林坚持认为，原子弹释放出的锶-90会聚集在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儿童的骨骼中，而碘-131会聚集在人的甲状腺中，导致甲状腺癌和甲状腺功能障碍。鲍林的这一观点让他的整个余生都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度过。1958年，鲍林仍旧坚持他的反核运动，在全国电视上与泰勒辩论核辐射问题，他还前往苏联，要求苏联也停止地面爆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