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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对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1933年至1938年间，美国成立了十几个机构，每个机构都跟美国人的健康息息相关。而且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以某种形式成为美国政府的永久组成部分。127
没有一个州拒绝执行新政（甚至明尼苏达州也不例外），但是没有哪个州的领导比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更善于利用新政。128
早在拉瓜迪亚当上纽约市市长之前，他就告诉罗斯福，他很乐意让总统把纽约市作为每一个新政项目实施的试验田。129尽管1933年罗斯福的总统选举结果并不确定，他依旧做出了这个承诺。
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坦慕尼派对卫生部门有绝对控制权，最终导致了赫尔曼·比格斯于1923年筋疲力，尽灰心丧气地辞职。随后，弗兰克·莫纳汉在卫生部门的领导腐败透顶，全方位地破坏了那些能使纽约市成为国家公共卫生典范的项目。
但坦慕尼派的贪婪实在太过分了，即便是在极能容忍腐败的纽约市也显得太过明目张胆。1925年，地下平民组织挖出了各种丑闻迫使莫纳汉下台。他的继任者路易斯·哈里斯随后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莫纳汉欺诈、要求赞助和勒索的证据。例如，一伙餐馆督察员一年就从餐馆老板那里敲诈了300万美元，这些老板被迫每周支付5美元的“保护费”；还有一笔100万美元的传染病防控基金也凭空消失了。
众所周知，哈里斯是个诚实的人，他随后就下令解雇和起诉了一大批人。该部门在公众中的信誉严重受损。1928年，民营的纽约福利委员会发布了《纽约市民健康状况报告》，由此对卫生部门提出了严厉批评。130报告中指出，几乎每个健康指标都是一团糟，哈里斯的前任造成的损害完全无法弥补。131
被称为“小花”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陷入了大萧条的泥潭。坦慕尼派执政146年，对纽约市和民主党77年的罪恶操纵，最终被拉瓜迪亚击败了。
拉瓜迪亚上任不到一年，与罗斯福智囊团的积极配合就有了回报，而他任期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政绩就是他有能力让纽约的发展与罗斯福的新政相匹配。新政的资金主要用于消灭蚊虫和湿地排水，研究纽约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全面阻击性病”。
1935年至1937年，纽约市卫生部门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建了新实验室、诊所和办公室。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联邦资助的公共工程管理项目。拉瓜迪亚自豪地说：“我们把政治因素从卫生部门清理出去，就像我们把微生物、细菌和臭虫从我们的城市里赶出去一样。”132
1937年，一项由新政资助的研究显示，在纽约和洛杉矶（尽管属于不同的体制），大萧条对非白人居民造成的损失要比白人居民大得多。纽约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死亡率比白人男性死亡率高473%。非白人婴儿的死亡率是白人婴儿的2倍。133
在大萧条结束后拉瓜迪亚的最后一个任期内，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使纽约人民经历了15年的经济困难期，这里的医院和医生却更繁忙，以至于城市的普通工薪阶层再也负担不起医疗费。134因此，拉瓜迪亚在1944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市政医疗保险计划，该市为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工薪阶层支付一半的医疗费，为低收入者支付全部医疗费。
但早在拉瓜迪亚带领美国走上医疗保险的道路之前，美国医学会就已经在抗议中声嘶力竭了。约翰·赖斯用新政的拨款改变了纽约市的公共卫生活动。在1938年的部门年度报告中，赖斯明确指出公共卫生的使命已经改变。虽然梅毒、肺结核、细菌性肺炎、脑膜炎和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一直在困扰和威胁着人民的健康，但是“影响死亡率的疾病”不能再占用该部门的大部分精力。相当有先见之明的赖斯说，未来的公共卫生将需要“考虑到影响公众健康和福祉的身体和精神疾患”135。
那时纽约市卫生局每5美元的开销中就有1美元来自联邦政府。而对比4年前，纽约市还没有从华盛顿得到过一分钱的公共卫生资助，这已是一个明显的改变。1940年，该部门第一次面临经济困境时，凸显出一个不好的征兆：白宫的政策变化已经通过华盛顿一系列新政官僚机构，沿着资金阶梯缓缓而下，拨到纽约的公共工程管理项目的资金被削减了21%，许多机构的医护人员一夜之间收入减半至兼职收入的水平。这也将被证明是美国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在未来面临的挑战。
依赖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当救济金的条款完全由捐赠者决定的时候。在未来几十年里，公共卫生项目将越来越依赖华盛顿的慷慨程度，因此更容易受到远方政客一时冲动和优先事项的影响，而项目本身对这些政客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影响力。如果没有赫尔曼?比格斯那样的政治觉悟，或者菲奥雷洛?拉瓜迪亚那样的政治支持，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免受华盛顿方面的周期性变化的影响。
然而，新政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往往其收益都来自意想不到的原因。美国印第安人的健康状况因1934年《印第安人重组法案》赋予的地权变化而有所改善。136新政农业计划的实施降低了农民和俄克拉荷马州农场工人的死亡率。随着田纳西谷管理局为数万户家庭供电，并允许安装冰箱，农村地区的食物中毒率有所下降。800万工人突然有了钱来养活他们的孩子，这多亏了公共工程管理项目提供的就业机会。钩虫感染率下降，因为南方家庭的收入足够给他们的孩子买鞋。
1934年的国会选举中，罗斯福的支持者在参众两院占据了很多席位，使得共和党人成了少数派。尽管罗斯福的智囊团广受欢迎，但当政府着手开展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计划时，还是遭遇到了阻力。罗斯福的社会保障计划将覆盖每个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健康、医疗和养老金需求，并通过工资缴纳制度来提供资金。罗斯福设想通过建立一种体制，为失业工人提供保障，为怀孕的妇女提供产前护理，为退休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按照他的设想，每个美国人，无论种族或阶级，都将享受到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庇护。
这种设想走得太远。
南方的政治领袖们说，他们绝不会投票支持这项法案，该法案可能是从辛苦工作的白人的工资中多榨取些钱，比如拿失业救济金来支付给“在画廊前闲坐着无所事事的黑人”137。共和党人说，罗斯福计划公然带着社会主义色彩，必须加以阻止。
当然，美国医学会也插了一脚，其领导人反对罗斯福社会保障计划中涉及的所有医疗保险条款。138
面对强势反对，《社会保障法案》于1935年最终通过，但还是违背了罗斯福最初的所有设想，是一项存在严重缺陷的立法。正如美国医学会所希望的那样，它没有医疗保险条款。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提出基于强制保险的全民医保提案，最终宣告失败。这两次提案都是被美国医学会否决的。
保罗·德·克鲁伊夫对《社会保障法案》中达成的妥协持强烈批评态度，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拯救美国公共卫生的唯一希望在于进一步实行联邦化，并组建一支庞大的美国公共卫生队伍。他主张创建一个与未来的美国传染病中心并无太大不同的机构。
在《生命之战》中，德·克鲁伊夫写道：
美国公共卫生署为什么不能被委以重任处理现在可以预防的瘟疫？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打响为生命而战的人民战争？你们会听到这样的呼声：这将催生一个新的官僚机构。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拥有由政府和全民支持的陆军和海军，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抵御武装入侵的威胁。其实，这些也都是官方资助的官僚机构。
但是，难道就因为陆军和海军是官僚机构，我们就可以把陆军和海军移交给私人，把保卫我们国家的任务交给这些拿着镰刀和猎枪的平民吗？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反对组建一个机构，去对付那些长期潜伏在所有人身边，比刺客还要危险得多的健康威胁呢？
如果允许我们健康卫士存在—那我们也可以保证—他们是有能力用这笔钱来扫除那些花费我们数十亿美元都依然存在的死亡威胁，在一代人之内，我们国家的财富将不再有这种流失。139
四
当然，没有理由怀疑科学方法拥有通过发现病因和治疗手段来解决疾病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无论是涉及需要克服的特定危险还是需要满足的特定要求，人类健康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并最终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解决疾病问题与创造健康和幸福不是一回事。
—伦·杜博斯，1959年140
1941年12月7日上午7点55分，日本空袭了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海军舰队，使得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国防经济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结束了大萧条，但也使政府开支向战争前线倾斜。对美国的许多地方来说，联邦资金突然转向其他支出其结果是痛苦的，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新政”的拨款。
例如，明尼苏达州卫生部在1942年的预算为764134美元，这笔预算的60%（453496美元）来自联邦基金拨款。可是，当年大部分的联邦捐款突然被华盛顿转移到战争中去了。此外，数以万计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医生和护士都被征召参加战争，从而消耗了为国民健康服务的非常重要的专业人员。
另一方面，战争推动了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研究，为控制虫媒传染病（特别是斑疹伤寒、黄热病和疟疾）、细菌感染和性病制定了大胆的新计划。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人的关注点从微生物转向两大慢性杀手：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与这种转变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对生理致病环境的看法也发生了逐步转变，曾被认为不断威胁健康的细菌瘴气环境，似乎开始变得可控，甚至恭顺于人类。
到1941年，罗斯福新政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况。在大萧条中期，人均医疗支出迅速下降了120%，1941年已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跌至近4000美元。白人的预期寿命从1934年极低的61.1岁，到1941年达到64.8岁，净增长了3.7岁。在此期间，非白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岁，从1934年的51.8岁上升到1941年的53.8岁。141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食物保障，1941年，美国人终于能够像1929年股市崩盘前一样衣食无忧了。肺结核、猩红热、伤寒和疟疾的死亡率都有显著改善，后两种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142
珍珠港事件后，地方当局面临的挑战是，在战时居民减少以及在新的与战争有关的健康危机的情况下，如何维持1941年时的健康美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巨大的社会运动和动**时期。
美国女性填补了男性应征入伍后空缺的就业岗位，南方移民到西部和中西部的军事生产中心工作，成了工业劳动主力军，其社会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经济财富是紧随军工发展之后的，二战期间政府支出和金融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是洛杉矶郡143，加州19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军火合同都流向了洛杉矶。在战争结束时，洛杉矶已经是美国第二大工业中心，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设施。144
从1940年到194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增长了135%，从6982000人增加到9491000人，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洛杉矶郡。145
1943年7月26日，蓬勃发展、勤劳、动**不安的大都市洛杉矶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这是该地区空气严重污染的第4天，也是洛杉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洛杉矶时报》所描述的：“整个闹市区被低空的刺鼻雾霾所笼罩，昨天早上，卫生局和警方开始调查，以确定导致数千洛杉矶人眼睛和鼻子过敏以及喉咙发炎的‘毒气’的来源。在商业区的一些地段，能见度降低到不到三个街区。”
人们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那片阴霾：雾霾。尽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从里约到纽约的沿线城市都被雾霾笼罩，但洛杉矶是第一个持续遭受袭击的城市。在“好天气”时，这些令人作呕的物质会被来自太平洋的风吹去东边，但在“黑色星期一”，连续几天没有刮风，雾霾因此在城市上空形成了褐色的一氧化碳层、臭氧层和工业废水层。
3年后，当雾霾几乎成为洛杉矶永久的特征时，艾德·安斯沃斯在《洛杉矶时报》上写道：“最近的大雨洗刷了洛杉矶曾经闻名的空气，让南加州人看到了一个被称为‘太阳’的稀罕物……1943年，笼罩在洛杉矶上空的‘雾霾’一直顽固地存在，令人恼火，从那以后，通过肉眼几乎就再也看不到太阳了。”146
在长滩油田附近，这种特殊的雾霾经常散发出硫黄和甲烷的气味，当地居民开始谈论“臭鸡蛋日”。往东到丰塔纳附近，钢铁厂周围的居民喉咙里隐约有金属的味道。在美丽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谷的帕萨迪纳市和圣马力诺市，这里的人们通过眼睛感觉到了雾霾的到来，眼睛经常无法控制地流泪。在户外跑步和嬉闹的孩子们很快就感觉到肺部疼痛和剧烈的头痛。
自19世纪90年代盎格鲁房地产开发商向中西部潜在的买家大肆宣传以来，洛杉矶一直以疯狂的快速发展的形象展现。该郡几乎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现实：它坐落在一个盆地里，长期受到周期性的空气倒流的影响。
1941年，洛杉矶不再拥有“大红铁路网络”147，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林荫大道和州际公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汽车穿梭其间。早在汽车真正在美国其他地方扎根之前，洛杉矶就已经有了汽车通勤文化。
“黑色星期一”和随后的“战时雾霾”是工业化和汽车尾气排放的综合结果。而且，对于一直人手不足、饱受争议的郡卫生局来说，雾霾是一场噩梦，把卫生局逼到了极限。
到战争结束时，洛杉矶郡已有超过400万居民，占地4000平方英里。在它下属的45个城市中，有40个不仅与郡卫生局签订了公共卫生合同，而且还签订了医疗服务合同。
1945年接任洛杉矶郡的卫生官员罗伊·吉尔伯特明确表示，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控制传染病。由于无法获得用于解决雾霾问题的专项资金，又缺乏确凿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些明显的刺激性气体将导致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吉尔伯特干脆将“空气污染”添加到卫生局下属的公共卫生部门的一长串职责清单中。
1947年，也就是出现“黑色星期一”的4年后，加州颁布了第一部旨在通过降低空气污染来减少健康风险的立法。该法律赋予卫生部门发布雾霾预警日的权利。在污染严重的日子里，洛杉矶郡卫生局会发布警告，要求居民避免开车，尽量待在室内，并禁止儿童在户外奔跑和玩耍；在洛杉矶的一些学校，雾霾警报导致校长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学生运动；在休息期间，孩子们被告知待在室内。148由于无力控制雾霾的来源，又缺乏空气污染测量研究的资金，卫生部门也别无他法。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将对雾霾进行分析，并得出一致结论：雾霾中含有一系列被认为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化学物质，如环烃、碳氧化物、一氧化二氮、二氧化硫、苯并芘、臭氧和铅等。如果雾霾的某些成分被证明会在实验动物身上引发癌症，公众对雾霾的焦虑程度就会加剧。但是，想要有效地减少雾霾来源，那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部门的领导们对此却束手无策。他们深信，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罗森在1958年所写的那样，“现代工业社会的空气已是致癌物的海洋，被各种各样的废物所污染，变得浑浊不清。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避免与致癌物的日常接触。然而，一直存在的困难至今都在阻碍我们针对新问题开展全面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149
直到1956年加州才制定空气污染标准，到1959年汽车尾气才被南加州空气污染控制委员会正式指定为雾霾的主要来源。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污染控制官员、汽油经销商和汽车制造商将围绕汽车引擎设计、燃料和排放标准展开争论。15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抗击雾霾的斗争中，公共卫生领导人最终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主要是通过联邦一级的政策和监管行动来展开博弈的。
就像化学污染和雾霾等问题要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引发了公众健康和对癌症越来越多的关注，战后对心脏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的关注和担忧也有一段时间的滞后。
在战争年代，明尼苏达州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干净的州，虽然非常寒冷，但几乎所有传染病的发病率都在继续下降。战时明尼苏达州的心脏病死亡率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当日本袭击珍珠港时，明尼苏达州人心脏病的死亡率约为每270/10万人，到1947年战争结束，军队返回家园时，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飙升，达到309.7/10万人。这是明尼苏达州有史以来心脏病发病率增幅最大的一次。151
该州卫生部长期以来一直承认心脏病是该州人群的头号杀手，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它。这种不作为的部分原因是，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卫生部一样，明尼苏达州卫生部是建立在传染病防控模型的基础上的，对如何解决慢性病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此外，当时大多数医生认为心脏病和脑卒中是老年人不可避免的慢性病，其实他们错了，45到54岁的中年男性因这两类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急剧上升就表明了这一点。152
当时，该州的公共卫生领导人对吸烟、不良饮食和缺乏锻炼在心脏病发病中的相关作用知之甚少。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生活方式彻底改变的先锋，在这种改变中，许多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农业机械化使这里的农民久坐不动；汽车的普及也使大多数人久坐不动了；饮食结构也在发生改变，超市为了提高销售额，开始提供高脂肪、高糖和高盐的加工食品。以前需要在家里辛辛苦苦准备的款待，一下子变得轻松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男人养成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习惯。20世纪年代，香烟销量飙升，吸烟突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事实，从办公室到教堂，从学校到电影院，从医院候诊室到医生办公室，到处都可以吸烟。所有的媒体，甚至是《美国医学会杂志》和许多其他主要的医学出版物，都刊登了香烟广告。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的公共卫生领导人认为没有理由攻击美国人对香烟的迷恋。
在战争年代，在所有为官兵提供补给和集结场所的城市，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恐慌是不断上升的性病发病率。以纽约为例，抗击淋病和梅毒的行动消耗了该市绝大部分的传染病防控的资源，只留下很少的资金或医务人员来对付结核病和儿童疾病这两大顽疾。
在全国范围内，梅毒和淋病的发病率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直在稳步上升，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机构能制定出控制性病的有效策略。15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美国梅毒发病率平均为113/10万人，到二战结束时，梅毒的平均发病率已达到450/10万人，其中军人的发病率最高。
自1900年以来，尽管全国范围内淋病的发病率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在大萧条中期，每10万美国人平均有121例淋病患者，1941年，这一比率上升到146.7/10万人，1944年达到236.5/10万人。154
从最早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机构开始，美国人就一直没有能力同时应对三个可怕的因素：性、疾病和死亡。在殖民时期和后期的美国，即使不是性传播疾病也被传统地加上道德的枷锁。155整个社会对性病患者的歧视在美国远比在欧洲更为极端，这反映了美国人对基督教道德主义的普遍偏爱。这种歧视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梅毒和淋病患者更有可能隐瞒他们的疾病，直到疾病达到生理上非常明显的、完全无法治愈的第三阶段。而且，因为要隐瞒性病的事实，就要求一个人的行为不能有任何改变，以免配偶质疑其为什么不再同意**。因此，羞耻感助长了淋病和梅毒的传播。156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各地的医院都有拒绝治疗性病的规定，其理由是性病患者是不道德的。同时，好像所谓的道德缺失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157即使是一向坚决反对由政府出面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美国医学会，也没有对建立公共卫生性病门诊部表示反对，这些门诊部与医院分开，由政府的医生和护士负责。
美国国会于1935年通过了《性病法案》，授权美国公共卫生署对梅毒和淋病开展研究。此前一年，纽约州卫生专员托马斯·帕兰博士因在广播中说了“梅毒”这个词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禁言，此后不久，罗斯福任命帕兰为首席医官，《纽约客》认为他上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能治理性病。
多年来，梅毒和淋病在非裔美国男性中发病率最高，这一事实强化了白人的种族主义者对黑人中一些性行为的歧视。由于围绕性病有种族成见和道德歧视，非裔美国人憎恨任何人在他们的社区讨论梅毒和淋病。
全世界梅毒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是亚拉巴马州的梅肯郡，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塔利亚费罗·克拉克博士发现，在这个地区，35%的黑人有梅毒，但其中90%的病人没有接受治疗。
美国公共卫生署资助了在亚拉巴马州的梅肯郡进行的一项梅毒研究，这项研究由克拉克主持，在塔斯基吉大学开展。158根据最初的研究设计，塔斯基吉大学招募了400名黑人进行测试和医学观察，其中已经患有和没有患梅毒的黑人各200名。整个研究过程不提供任何治疗，否则将会干扰两个研究目标：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确定该疾病的长期病程，并注意该疾病在黑人中的特点（医生们普遍错误地认为黑人对疾病的反应与白人不同）。尽管这项研究是由白人医生发起的，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非裔护士和医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为了让病人参与这项研究，研究人员没有告诉病人他患有梅毒，相反，塔斯基吉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得的是“坏血病”。多年来，免费交通、餐食、非梅毒外的小病医疗和丧葬保险等优惠措施保障了他们的持续参与。最初只想设计一项6个月的研究，但塔斯基吉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将持续到1972年。在那段时间里，梅肯郡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一直没有被告知得了梅毒，1943年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研究人员发现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时，也没有向他们提供青霉素。几十年来，美国公共卫生署一直在继续这项研究，外审专家也一直在批准这项研究的执行，直到1972年美联社的一名记者偶然发现了还有这样一项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媒体关注。因此，参与研究的病人查理·波拉德得知自己被骗了，即将死于梅毒。他聘请了著名的民权律师弗雷德·格雷，该律师于1974年代表所有梅肯郡病人对美国公共卫生署提起了集体诉讼。经过庭外和解，每个幸存者仅得到了微不足道的3.7万美元赔偿。
当时，所有参与研究的志愿者中，72人已死亡，剩下的大多数人正处于严重的三期梅毒：大脑和心脏的感染和衰竭，以及皮肤、口腔和**的损伤。这其中30人直接死于梅毒，至少70多人死于与性病感染相关的并发症。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携带了一种传染病，到1974年，病人已经把梅毒传染给了22位妻子，而这些妻子们又把梅毒传染给了17个孩子，孩子又继续往下传染给了2个孙辈。
在公共卫生领域和非裔美国人社区，人们一直在批判塔斯基吉大学研究的做法，本已不堪重负的信任危机继续加大。最终，这种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所有的公共卫生声明和项目都被所有社会阶层的非裔美国人敌视，甚至是公然蔑视。159
塔斯基吉大学研究被证明是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研究失败的一个极端案例。在整个20世纪，美国白人和非白人在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婴儿死亡率和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公共卫生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极大的无能、狡辩、公然的种族主义，甚至是无知。到20世纪60年代，公共卫生（政府和学术界）和少数族裔社区之间的鸿沟剧增。
由于塔斯基吉大学项目的研究对象是文盲，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从1936年开始遭受的症状跟当时美国军医署在全国范围内散发的传单和告示上出现的症状相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了解到可以治愈他们“坏血病”的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学发现。
1937年，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约翰·马奥尼在斯坦顿岛的实验室工作时，发现磺胺类药物可以杀死淋病细菌。早在5年前，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一种名为青霉素的磺胺化合物。在实验室测试中，它被证明对多种细菌都非常有效。
1943年，马奥尼证实了青霉素和其他磺胺类抗生素也能杀死像梅毒这样难对付的螺旋体细菌。这一发现为公共卫生领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民用和军用医生立即意识到，如果可以对患者承诺这些抗生素将会治疗令人难以启齿的淋病和梅毒，并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性伴侣，那么就有可能治愈所有的病例，从而有效阻止性病的传播。
所有人都说，青霉素似乎是埃尔利希早在六十年前就许诺过的人们期待已久的灵丹妙药。即使是梅毒和淋病的晚期患者，小剂量的青霉素也能将其奇迹般地治愈。当药品供应短缺时，军医们发现，即使是用药患者尿液中排出的无法测量到的药物剂量，也可以用来治愈另一个病人。160
在马奥尼发现青霉素在梅毒治疗中的显著作用后的几个月内，纽约市卫生局在贝尔维尤医院开设了一个专门的性病病房，向全市的医生和医院免费发放青霉素。该市还制定了性接触者追溯政策，要求所有梅毒和淋病患者说出最近性接触者的姓名，随后对这些人进行追踪、询问和治疗。如果是因为不知道联系人的全名，或是因为此人拒绝接受治疗，必要的时候，纽约警察局会派警察协助相关工作。比格斯五十年前的老一套伤寒防治策略在性病防治工作中又重新流行起来。
1943年以后，美国各地都采用了类似的措施，梅毒发病率从1943年的447/10万人下降到1950年的154/10万人。到1970年，美国的梅毒发病率为43/10万人。161
然而，淋病的发病率变化无常。与梅毒不同的是，只需注射一次剂量的青霉素就能治愈淋病，而那些想要保护隐私又能负担得起看私人医生费用的患者，则可以不受到公共卫生部门的监管。随着私人医生对这种新抗生素的广泛滥用，耐青霉素的淋病菌株很快就出现了，这进一步限制了该疾病防治工作的成功。162在20世纪50年代，淋病发病率下降到129/10万人，但到了1970年，这一比率将超过1947年284/10万人16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抗生素的问世使防治结核病的公共卫生手段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1944年，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成功地使用链霉素治愈了一组罹患结核病的病人，公共卫生领导人立即认识到接触者追踪策略也可以应用于结核病的防控。164到1970年，美国的结核病发病率将比1944年的水平下降91%。165
抗生素革命对链球菌肺炎和伤寒等细菌性疾病的主要影响是立即降低其死亡率，有时候死亡率已接近零。从1936年到1945年，全国的肺炎死亡率下降至不到1%，下降了40%。虽然卫生部门在持续跟踪细菌性疾病，并分发可用的疫苗，抗生素达到了药物控制作用。医生手里掌握着抗生素，从公共卫生部门手中夺取了细菌领域的权威，即使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他们再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将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老杀手的耐抗生素菌株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