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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的紧张程度在各国都有所不同，因为美国公共卫生的发展方式与欧洲国家完全不同。在欧洲，是由联邦、中央政府或皇家自上而下逐级发布各项公共卫生政策。而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源于地方，以热衷民主为特征，所以州与州之间，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各项政策完全不同。在一些地区，医疗系统伴随着公共卫生体系一起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遵循各自的、通常是对立的发展路线。19世纪的美国，不仅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没有真正的联邦领导，而且几乎没有哪个州的法律和政策适用于所有的乡镇和城市。例如，纽约州的纽约市和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卫生体系都各不相同。
在东海岸，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拥挤，他们的公共卫生服务围绕着基本的城市服务需求来开展，如下水道和道路的铺设。在大草原上，像休伊特这样的人正在专注于检疫和传染病的控制，而在遥远的西部，公共卫生问题甚至不在其政治议程中。气候温和的北方，盎格鲁人（欧裔白人）当然比东部城市的人健康得多。在西部，他们的议程中几乎只有疯狂争夺土地，以及如何把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后裔踢出去而让盎格鲁人或新英格兰人取而代之。1865年，当漫长的内战结束时，穷困的加利福尼亚人挤在加州的第一批贫民窟里，这些贫民窟位于切瓦士山谷。45
虽然这些贫民窟的情况很糟糕，但与东部城市的新贫民窟相比，他们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本没人重视。一拨又一拨的贫困移民拥入纽约后都被安置在肮脏不堪的地方，这在一个世纪后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到1866年，纽约工人的饮用水质量、下水道状况、当地农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住房状况都比1776年更为糟糕。任何通过人类排泄物和被污染的水传播的疾病都会出现，在1866年的纽约市尤为严重。也正是在那一年，受够了的市民们绕开了坦慕尼，成立了一个新的都市卫生委员会—巴黎暴发的一场巨大的、可怕的霍乱疫情促使了这个机构的诞生。
在纽约港口的一艘船上发现了来自欧洲的霍乱后，热心的新委员会成员们立刻下令，对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每条街道和下水道进行清理，他们还制定了其他相关措施。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成员以利沙·哈里斯博士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传染病推论，他断言霍乱是通过接触被霍乱病人粪便污染的水而传播的。当然，他也知道约翰·斯诺在伦敦宽街做的去除水井泵手柄实验，但哈里斯走了更重要的一步，他把斯诺的研究结果同塞氏洗手观点相结合。
哈里斯告诉纽约市民，要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到夏末，虽然霍乱已经肆虐巴黎和伦敦，并在全美大流行，但纽约却几乎没有人死亡。46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但数十年来，受坦慕尼派控制的法官和律师照样通过各种诉讼和禁令，阻碍卫生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尽其所能地阻止隔离和其他措施的施行，其目的是阻止委员会对与坦慕尼派结盟的企业或爱尔兰移民业主开展执法。为了获得公众对他们显而易见的利己主义行动的支持，坦慕尼派将目标锁定为那些最近从爱尔兰岛过来的人，组织召集爱尔兰业主，告诉他们，这些在坊间实施的规章制度，只是有偏见地针对他们执行，隔离措施并不在黑人社区（爱尔兰移民的主要敌人）执行（当然这些都是虚假的）。
随着欧洲移民的西进，美国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移民与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为了突出另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共卫生主题，这个主题直到21世纪还在困扰着美国，那就是美国本土人对健康的担忧与对新移民的恐惧和怀疑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19世纪中期，美国本土人往往把移民看作是疾病和污秽的来源，毫不怀疑地把所有传染病都归咎于移民。因此，他们支持针对新抵达的穷人进行的卫生干预。即使卫生部门不带任何偏见地开展各项活动，政治领袖也会轻车熟路地利用对新移民的担忧，诱导其相信有其实并不存在的歧视。在整个19世纪，为了与新移民抗衡，公共卫生领导人往往站在支持本地人诉求的那边。到了20世纪，这种不平衡依然存在，例如鼓动联邦官员将海地移民划为“艾滋病高危群体”。同时，公共卫生机构也会低调处理那些影响移民健康的相关问题，如农药对墨西哥裔农场工人健康的影响、洛杉矶的拉美裔人中极高的婴儿死亡率，以及旧金山华裔中暴发的瘟疫。在整个20世纪，公共卫生领导人要在移民和美国本土人的迫切需要和相互怀疑之间小心行事，相当困难。
二
城市在健康中成长，纪念碑在阳光中建造。
他们在疾病中被摧毁；
在瘟疫中，停止努力，希望破灭。
—密尔沃基卫生专员年度报告，1911年
现在回想起来，世纪之交似乎是公共卫生事业的黄金时代，当时公共卫生接二连三地取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未来可期。
—保罗·斯塔尔47
革命即将开始。明尼苏达的休伊特和纽约的赫尔曼?比格斯等人，正在孕育着真正的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是比格斯的深刻见解，将在一个世纪后被证实如此深刻有力，将帮助纽约市的领导人克服对耐药性结核病的恐惧。
这些想法起源于遥远的欧洲，但真正的群体保护措施，却是在美国中产阶级民主的氛围中产生的。
19世纪晚期的欧洲，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使得疾病被重新定义为人类可能解决的问题。
随着科学步入正轨，以往的百家争鸣（自发产生机制、瘴气理论、卫生主义和传染病理论的博弈）将会得到答案，或者会有新的基调。如果公共卫生还因无知而对疾病毫无头绪，那就是傲慢和自大。
到19世纪80年代，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前夕，许多本质上非学术的手段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公众健康。铺下水道、建厕所、改善饮用水质量、实施检疫政策、清洁街道、保障食品安全、建立肉类和牛奶生产标准、铺路……每项措施都产生了效果。此外，美国内战后发展起来的铁路和卡车运输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因为新鲜的农产品大量被运往城市中心，以大多数工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销售。虽然许多儿童仍然缺乏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饮食结构也缺乏多样化，但毫无疑问，与20年前相比，1875年营养缺乏和营养不良的儿童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许多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建立了牛奶配送站，向贫困儿童分发新鲜牛奶，仅这一点，就对城市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对许多美国城区的穷人来说，住房条件依然恶劣，但卫生工作人员正在尽最大努力改善廉租房和贫民窟周边的脏乱状况。
黄热病、天花和霍乱这三种主要是成人罹患的疾病，其死亡率因为改善洼地排水、安装窗户玻璃、修下水道、改进疫苗接种，甚至还因为营养改善而下降了。48然而，这些措施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疫苗出现之前，大规模的瘟疫还是会出现，例如1878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黄热病造成至少2万人死亡。49
儿童时期发生高发的重大疾病，如麻疹、百日咳、白喉、伤寒和猩红热等，依然会起起伏伏地来临。直到40年后，这当中的每一种疾病才只会夺去少数美国人的生命了。
19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公共卫生者们和卫生领导人们都在疲于应对黄热病大流行。当时信息传播速度缓慢，加上以基督教道德家为主的公共卫生者历来对科学进步反应迟钝，他们最初几乎没有注意到大西洋彼岸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科学进步，但是人家的进步就在那里。
1870年，英格兰人约瑟夫·李斯特博士于发现了防腐剂。他发现，只要在伤口或缝合处倒上石炭酸，那感染就永远不会再发生。1876年，柏林的罗伯特·科赫博士和巴黎的路易斯·巴斯德博士便展开了一场竞赛—寻找引发疾病的各种细菌。50
1880年，巴斯德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细菌致病论》，他认为所有的传染性疾病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正如鲁道夫·菲尔绍所说的那样，这些微生物在细胞水平上对人类进行侵袭，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在柏林，保罗·埃尔利希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在感染后存活下来的动物血液中含有某种物质，可以成功地保护其他染动物免受感染。他把疾病毒素和他新发现的物质统称为抗毒素剂。埃尔利希对抗毒素的神奇功效充满信心，称其为灵丹妙药。
从1880年到1889年，柏林和巴黎的实验室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竞相公布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发现了导致肺结核、霍乱和白喉的细菌51，研制出预防狂犬病的疫苗，发现蚊子是传播黄热病的罪魁祸首。
因此，美国最进步的公共卫生部门领导人明白了，只要能明确致病微生物是什么，那么诊断检测方法、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制就会相继被发现。突然间，疫苗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这是公共卫生专家们长期以来极力主张但却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人们对疾病来源的视角从外部神秘的瘴气原理转向了微观层面。1888年，明尼苏达州的休伊特游说州议会，为购买该地区第一台显微镜筹集资金。同样，纽约市的卫生部门领导人意识到实验室知情决策的时代已经到来，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公共卫生实验室。
为了真正掌握当时欧洲的革新技术，休伊特和他的纽约同行们远离美国，拜在伟大的科赫和巴斯德门下。
在美国各地，地方卫生部门有那么一些全心全意拥护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的人，陶醉于他们在实验室有新发现的可能。因此，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改变了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方法、政策和策略。过去的疾病预防和传染病控制措施可能是有效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但它们缺乏科学依据。以前，由于没有明确的理由去推行排干沼泽或为所有儿童接种疫苗这些措施，健康倡导者们别无选择，只能等待传染病暴发，并利用公众的恐慌去迫使政客和商界人士采取行动，以获得所需的法律保障和资金支持。
但是现在，细菌致病论改变了这个状况。尽管资金将继续随着政治因素和公众对传染的担忧程度而有所涨落，但对疾病预防工作的支持变得更加可持续。倡导者现在可以用他们的新实验室为某种污染或感染提供科学证据。此外，他们还可以向怀疑论者证明，一种特定的干预措施确实能够降低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细菌水平。
简而言之，公共卫生突然有了可以被论证的经验基础。
没有什么地方比在纽约更能强烈地感受到细菌致病论的影响了，在短短的几年内，这个城市从一个全美最惨的、最糟糕的大都市变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公认的为公众健康积极采取行动的典范。这场变革的主要设计者是米切尔·普鲁登博士和赫尔曼·比格斯博士，他们都是细菌致病论的坚定拥护者。
1885年，纽约成立了新的细菌学实验室，比格斯和普鲁登被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派到该实验室工作。美国领导人们担心，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污秽、肮脏的外国人”抵达纽约港，他们会带来各种传染病。因为大多数移民需要经过纽约港，克利夫兰总统推断，他应该在实验室里安排两名顶级的科学家。
米切尔·普鲁登毕业于耶鲁医学院，1885年接受联邦政府任命时已经36岁。他出生于纽约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是这个社会阶层中为数不多献身科学的人之一。普鲁登在美国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熟知欧洲的大量科学研究成果，对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甚是推崇。19世纪80年代早期，普鲁登在德国和奥地利最好的实验室学习，甚至在伟大的罗伯特·科赫身边工作过。
赫尔曼·比格斯比普鲁登小10岁，但当时在纽约医学界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比格斯是当地居民，曾在贝尔维尤医院接受过医学培训。尽管他的学术经历远不如普鲁登那么深厚，但他不可思议的政治才能足以弥补他的不足。比格斯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政治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密切关系，能够成功地扭转腐败、自满和任人唯亲的局面。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在细菌理论的支持下，比格斯将公共卫生在纽约的政治影响力和公众尊重方面的地位从底层提升到了顶层。
尽管美国的第一批细菌学实验室实际上是在其他城市（如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普罗维登斯州的罗德岛）建立起来的，但纽约市的细菌学家们重塑了实验室的实用性和权威性。普鲁登被证明是知识巨人，比格斯则是深谙世故的政治力量。52
1888年，纽约市卫生局任命比格斯和普鲁登为“医学顾问”，他们成了公务员。两人立即着手制订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
很快，这对搭档就树立起实验室的规模和影响力，他们把结核病奶牛的奶分离了出来，并开始研究儿童杀手白喉病，发明了一种筛查霍乱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可以识别人类致命细菌携带者的方法。1892年，当这种疾病在汉堡暴发53，并以每天夺去3000多人生命的凶猛势头蔓延到整个欧洲时，比格斯和普鲁登利用他们的检测和隔离手段，识别出了当年夏天从欧洲乘船抵达纽约的第一批病毒携带者。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通过在每个住宅单元搜寻腹泻患者及其同伴，找到了漏掉的几个人，并在厕所里撒了大量消毒剂。
得益于这些措施，1892年纽约市只有9人死于霍乱，而同时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再到伦敦，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霍乱。
这是一个显著展示公共卫生行动力和活力的成功案例，而它是以细菌致病论为基础的。公共卫生者们和致力于实验室科学研究的比格斯、普鲁登并驾齐驱。特别是衣着光鲜亮丽的比格斯博士在一夜之间引起了轰动，还不到30岁就成了纽约的英雄。
1890年到1900年的这10年被美国人称为“快乐的90年代”，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公共卫生也从中获益。有一些变化来自日益增长的公民自豪感—新建的公园、铺好的道路、畅通的公共交通。其中有些是代表劳工和穷人利益的人民抗议行动的成果。反贫民窟运动关注的是贫民窟居民的生活，长期处在拥挤不堪的住所、环境恶劣的工作场所和学校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此外，工会鼓动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获得了大批追随者，社会运动在工业化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兴起。甚至在遥远的西部太平洋沿岸诸州，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低收入劳工所拥护。
在这些全国各地、不同意识形态的运动中，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加强职业安全和改善住房。
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是丹麦出生的摄影师兼作家雅各布·奥古斯特·里斯。1890年，里斯出版了他的著作《另一半怎样生活》。书中向他那些胆战心惊的读者们展示了一幅犹如地狱深渊的公寓景象，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令人作呕的气味、声音和幽闭恐惧感。最糟糕的地方是被称为“肺街”的一个社区，是这个城市婴儿死亡率最高、肺结核和肺炎最密集的地方。54在这个拥挤的街区居住着4000人，比纽约任何一个街区的平均居住人口都多10倍。在19世纪80年代，在这个街区居住的居民中，一共出现了265例肺结核，相当于每1000人中就有6.6例，这个发病率在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据里斯估计，1890年住在纽约市这种廉价公寓里的人大约有150万，占当时纽约市人口的60%。55
在另一条社会运动战线上，许多组织要求改善妇女和儿童的相关权利，如投票权、节育权和堕胎权。例如，玛格丽特·桑格出版和分发了有关节育的小册子，她谴责那些不顾妇女生死，让她们冒着产褥热和其他孕期相关疾病的风险，生6个或更多孩子的行为，这些妇女的死亡人数高得惊人。56
所有这些社会动**和不满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进一步分化美国。对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东部城市土生土长的老一辈精英来说，这些社会运动让他们细思极恐，并导致了两种重要的连锁反应：反移民情绪，以及屈从于社会全面动**和疾病蔓延而引发的改革。这些反应将继续给21世纪的公众健康蒙上阴影。
有些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细菌致病论但陷入另一个极端，变成了细菌恐惧症。城市的富人们厌恶细菌，可以尽量避开这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或逃到遥远的庄园去住。然而，中产阶级感到自己被困住了。对他们来说，从公共图书馆的书籍到随处可见的尘埃，任何东西都可能藏有致命的病菌。杀菌剂和低温保鲜盒的销量激增，连室内管道、抽水马桶和现代化厨房的安装也同样火爆。57
这种对细菌的恐慌和消灭病菌的坚定信念，最终使推动大型公共卫生计划的提案得到广泛支持。因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相信穷人（特别是移民）是所有真正可怕的微生物灾难的根源，他们愿意为生物战争而不是阶级战争纳更多的税。公共卫生者们支持向美国城市的工人们提供一些卫生保健服务。例如，到1890年，纽约市近1/4的医疗保健服务是由财政拨款的市政医疗机构免费提供的；1887年，艾德曼董事会同意出资在该市所有的公立学校安装厕所。但是，公共卫生者们同时强加了道德批判，公开表达了对穷人的宗教、家庭和文化生活的蔑视。
1881年，《哈伯周刊》刊登了一幅描绘了女神许葵厄亚和戴着高帽的富人的漫画，把阶级矛盾的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漫画中，女神许葵厄亚指着满是污秽和贫穷的街道，斥责戴着高帽的富人说：“你一定认为所有污秽都堆在这些小巷里，与你无关。其实你错了，如果你不认真对待的话，很快就会看到它已经溜进了你的家。”58到了1890年，这句话终于应验了，公共卫生革命开始了。
应富人们和中产阶级的要求，声势浩大的各种项目开展起来，特别是供水和排水工程，这些项目将大大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59
在纽约市的公共卫生领域，有如此多的社会力量围绕着比格斯，他和同事们设定了彻底消除白喉和肺结核的宏伟目标。比格斯在1893年宣布开启“肺痨之战”，但他首先把目光投向的却是白喉，并像明尼苏达州的休伊特一样，踏上了向微生物学大师学习的欧洲之旅。这个纽约人在路易斯·巴斯德的实验室里安顿下来，在埃米尔·鲁克斯身边工作。
1894年回到纽约后，比格斯立即着手与他的工作人员游说资金，建立白喉抗毒素生产设施。那个时候，巴黎的儿童医院刚刚开始使用白喉抗毒素，效果非常显著：儿童死亡率立即降低了50%。比格斯抓住这一依据，在1894年做了一件在这之前几乎闻所未闻的事情：他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他巧妙地说服了纽约的几家报纸支持他建立白喉抗毒素实验室。1895年年初，比格斯的实验室得到了慈善资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喉抗毒素生产基地，同时还大规模生产天花和炭疽疫苗以及其他一些“灵丹妙药”。
很快，来自廉价公寓的忧心忡忡的移民母亲们出现在诊所，为她们生病的孩子索要灵丹妙药。同时，纽约市的白喉死亡率直线下降，从1875年高达296/10万人，降到1895年的105/10万人，5年后又降至66/10万人。到1912年，纽约的白喉死亡率下降到每年2.2/10万人。60很快，美国的所有城市都从比格斯的实验室购买抗毒素。
有了抗击白喉的成功经验，比格斯又在抗击结核病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当时纽约的老百姓们正被这种疾病所困扰。在1897年英国医学会的一次演讲中61，比格斯列举了“肺痨之战”的策略、手段和遇到的偏见，并因首次清晰明确地阐述了攻克该疾病的策略而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他在一个大厅里发表了许多言论，那里挤满公开持怀疑态度的医生，而他那些言论，成为未来一个世纪里世界各地抗击结核病的战士们经常引用的战斗口号。时年36岁的赫尔曼·比格斯已经成为新时代公共卫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曾说：
美国政府是民主政府，但有时所采取的卫生措施却是专制的，卫生部门履职时颇有家长风范。我们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和执行一些看似激进和武断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看上去不是专门为公众利益而设计的，但公众愿意接受，其效果也十分有益。即使在最不了解我们文化的在外国出生的移民中，政府在卫生问题上行使专断权力时也很少或没有人表现出任何不满。公众媒体将赞同、人民将支持、法院将批准任何旨在维护公众健康的明智之举。
政府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使用最专制的权力去开展最广泛的建设。按照最宽泛的解释，任何有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事物都被认为属于卫生部门的管辖范畴。这项法律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于发生一切不当或不必要的干扰生活舒适度的事件，以及那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对健康有害或危险的事物，都可能成为卫生委员会采取行动的对象。
这是一场宣战，不仅针对肺结核，而是针对任何妨碍公共卫生发展的团体或个人。
但是，当东部的比格斯代表公共卫生行使他的“独裁权力”时，西部各州的居民却在嘲笑或忽视女神许葵厄亚。在洛杉矶郡，波默罗伊刚刚获得卫生官员头衔，可怜的他努力去游说该郡许多城镇的领导们：“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疾病没有边界；农村地区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与城市地区密切相关。”621915年，62岁的波默罗伊（一位务实但并默默无闻的医生）进行了一项健康调查，结果显示，他所在郡的非白人人口数与纽约的常住人口数相当。例如，在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婴儿死亡率通常超过20%（白人为8%），1916年将达到28.5%—也就是说，近1/3的孩子在婴儿期就夭折。
从1915年全面启动以来63，洛杉矶开展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活动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郡的职能，而且从一开始，它就不是扮演如比格斯般反疾病运动的角色，而是一个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波默罗伊的团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运动，而是集中精力为洛杉矶不断发展的城镇和城市提供最基本的服务：食品和水质监测、疫苗以及医疗保健。这在当时是说得通的，因为这些才是当时急需的，而肆虐东部的传染病在气候温和的西部没有那么严重。然而，波默罗伊几乎没有得到冷漠的洛杉矶人任何的支持。64
人口稀少、气候宜人是波默罗伊唯一的“战友”，这使得洛杉矶的死亡率远低于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水平：7.9/1000人/年。与纽约市65和其他人口密度相似的东部大都市相比，洛杉矶每年死亡的大多数人都是50岁以上的人群，10岁以下的儿童仅占死亡人数的14.5%，他们中大多数人死于白喉、麻疹或百日咳和天花。
波默罗伊发现，疫苗的推广经常会遇到阻力。全国最大的反疫苗运动就发生在洛杉矶，并一直在阻止对学龄儿童强制接种疫苗和尝试使用白喉抗毒素。虽然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洛杉矶郡有200多万居民，但只有不到10万人享受了免费的疫苗接种计划，大多数人十分反对免疫接种。
20世纪初，在基督教科学家66、细菌致病论的反对者以及反对政府干预个人事务的团体推动下，反疫苗组织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地兴起。结果是，加州天花的发病率持续上升，而与此同时，全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天花却消失了。
在美国其他地方，反对接种疫苗的呼声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但在20世纪30年代遥远的西部地区，它仍然是公共卫生的一个拦路虎—尽管最高法院1905年裁定，个人选择权或反对医学程序的权利至上，远远大于保护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权。67每当新疫苗开发面世，卫生部门努力将其添加到儿童强制免疫名单，全国范围内的反对呼声就会随之涌现。例如，1920年纽约市通过了一项强制性的白喉疫苗接种法，20世纪50年代早期进行了几轮脊髓灰质炎免疫接种之后，在同一时期引入了伤寒免疫接种，后来又推广了麻疹、风疹、百日咳、水痘和肝炎疫苗接种。
早在1905年，另一个重要而持久的公共卫生主题就出现了，主要来自遥远的西部地区：社区的需要与个人的权利。在20世纪，公共卫生领导人和法院往往会在那些经常对立的需求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通常可以反映当时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立场。因为在20世纪初，以细菌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卫生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疾病的形势显然是严峻和紧迫的，因此公共卫生领导人和法院都倾向于将天平向社区需要的方向倾斜。到了20世纪末，天平就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个人权利。
1901年至1930年间，纽约市的官员经常派遣警察和热心的护士或医生到那些疑似携带疾病的人家中，通常会使用武力或威胁的方式来对付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护士准备进行接种时，警察会协助其按住反抗者的手臂。
比格斯经常谈到疾病的“绝对可预防性”，他自豪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纽约市卫生委员会一样被赋予如此非凡的甚至是专断的行政权力”。68他正是利用这种权力搜寻结核病患者，并（必要时强行）将他们送进疗养院。他还用这种权力来发现和销毁被污染的食品和药品。69不接受听证，也不接受上诉，其回报是死亡率的稳步下降。70
为了保护纽约人的群体健康，比格斯不惜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爱尔兰移民厨师玛丽·梅隆的例子。1902年，德国的科赫公司证明，健康的人可以连续数年成为伤寒沙门氏菌的传染性携带者，而这种细菌会导致伤寒热。71比格斯带领一组疾病检测人员通过对一系列伤寒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进行研究后发现，梅隆是这些病例共同的纽带，也是实验室证实的细菌携带者。72他们把她关在纽约东河的一个小岛上，直到她发誓不再做厨师，因为她从事这个职业会传播疾病。但在她获释后，梅隆以假名非法回到了厨师行业。当比格斯的工作人员追查到这个好斗且完全不合作的女人时，他们又把她流放到那个岛上，这一次是强迫她在那里度过余生。她就是人们永远铭记的“伤寒玛丽”。73
然而，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对这种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越来越不满意，洛杉矶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公共卫生事业的不利形势却发生于该行业在科学和社会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
1900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开始通过授予更高的学位，让这一职业变得专业化。到1913年巴拿马运河竣工时，美国军队实际上通过努力清除巴拿马沼泽，已经根除了运河区的疟疾和黄热病，类似的排涝运动也在北美和南美各地展开。
细菌革命如火如荼，由此激发了美国慈善家们的想象力，他们还发起了其他大胆的运动。约翰·洛克菲勒创建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基金会，并于1906年向钩虫宣战。7410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筹集数百万美元在巴尔的摩市建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是在其他慈善家出资创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7年之后成立的。75
与此同时，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改善当时美国160所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负责此项工作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1910年写了一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用英语发表的对医学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控诉书，76人们称之为“弗莱克斯纳报告”。报告不仅以真正可怕的细节揭示了当时医学训练的可憎之处，而且还列出了详细的整改步骤，其最终目标是将美国的医学院转变成严谨的科学研究中心。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