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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医生说：“在当时，这种治疗方法大约对30%的患者有效。”但这也常常会产生毒性作用，因为人类对马蛋白产生了急性过敏反应，而马蛋白是血清抗体中的残余成分。
不过，在20世纪末，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在小鼠或试管中制造纯人类血清抗体的技术。所谓的单克隆抗体技术被用于其他医疗目的，沙夫医生的团队已经制造出了抗链球菌单克隆抗体，并被证明在免疫缺陷小鼠身上有效。
“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看，”沙夫说必须这样做，“因为已经别无选择了。”19
纽约几乎没有医生愿意接受沙夫医生这个吓人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认为尽管抗生素耐药问题很严重，但大多数时候会有办法解决。
纽约州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1999年年初表示，事实并非如此。20该委员会当时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指出，仅1995年纽约市的院内感染就已造成1020人死亡，产生了2.3亿美元的额外住院和治疗费用。该委员会由曼哈顿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古德曼担任主席，该结论由洛克菲勒大学诺贝尔奖得主乔舒亚·莱德伯格和托马斯博士、纽约市合作组织的威拉·阿佩尔博士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医学中心的风湿病学家谢尔顿·布劳共同提供证据支撑。
他们提交给参议院委员会的证词和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从1975年到1995年，由于院内感染，全国住院病人的住院天数增加了36%。报告还指出，1995年，美国有170万人在医院内感染，其中8.8万人因此死亡，同时给美国增加了45亿美元的医疗成本。
此外，该报告还指责，管理式医疗下的成本控制措施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护理人员工作强度很大，过度疲劳以致犯错，同时更多的医院通过使用训练不足的助理护士取代熟练护士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例如，在纽约市卫生和医院集团，从1994年到1999年，护理人员仅占所有员工的21%。
更糟糕的是，在所有此类医院内的感染中，70%与耐药菌有关。仅在纽约市，1995年就有7800名患者在住院期间感染耐药葡萄球菌，其中1400人死亡。
但是，只要在医院内部严格执行卫生制度，让医生少开抗生素，就可以减少大约一半的院内感染。
布劳说：“大约在五年前，我在一家闻名遐迩的医院做常规的血管成形手术，在住院期间感染了耐药性葡萄球菌，那时我已濒临死亡，甚至有人要给我送终了。”布劳控诉道，他的感染是由于医生和护士接触病人和使用仪器前未洗手，再将葡萄球菌传播给病人导致的。而且，他不悦地说：“下次你去医院看望亲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医生是不是经常洗手了。”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古德曼说，“像洗手这样的基本问题竟然被医生忽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国医生和西伯利亚的医生一样，省略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感染控制流程。
参议院的报告还谴责了纽约的医院，报告说，医疗工作者是救死扶伤的，最重要的是绝不能造成伤害。然而，即使是最简单的卫生习惯，他们也不能始终如一地遵守，这是院内细菌感染的主要原因。从长期看，医院坚持严格的感染控制程序会得到优厚的经济回报，但是短期内的经济考虑却妨碍了感染控制程序的持续执行。21
40年前，莱德伯格曾因证明细菌如何通过进化避开抗生素而获得诺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他曾警告学术界和医疗界，如果使用不谨慎，抗生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那么有效，因为病原体会发生突变。到20世纪90年代末，支持他这种预言的证据已经很多了，却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卫生行动来终结抗生素时代。莱德伯格是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但对此事他非常生气，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有很多，而且可以实现，但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意愿的不足，成了恢复医院安全性和药物有效性合理途径的绊脚石。
“用来对付这些感染的‘子弹’，我们几乎已经用完。”莱德伯格晃着长着白胡子的头，冷静地说：“今天的我们比一个世纪前过得更好吗？在大多数方面，现在的情况反而更糟了。”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不断下降，病原体搭着人类全球化的顺风车四处播散，管理式医疗在美国兴起，这些都让莱德伯格对未来几乎不抱希望了，他说：“世界真的只是一个村庄，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对疾病放任不管，都是置自身于险境。病人正在死亡，因为我们没有起效的抗生素了。我们不可能消灭所有这些微生物，所以我们必须像移动的靶子一样学会和它们共同生活。”
莱德伯格坚持认为，如果制药行业被激发出强烈的意愿，是有可能开发出新型抗菌药物的，如果公共卫生部门有充裕的资金和赋权来控制耐药菌的传播，也是有救的。
“有人还保守地认为公共卫生会被联邦政府（白宫）冷落，实际上公共卫生早就被打入冷宫了，此时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混乱不堪了。”莱德伯格越说越生气。
建好一个公共卫生体系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将其摧毁，却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曾经是全世界都羡慕的，但在20世纪末确实是一团糟。
一
干热的风，持续吹拂，
亡灵游走于，墓穴沿途：
灵车不绝，
悼词不息；
哦！这瘟疫，竟无迹可逐！
—菲利普·弗雷诺写于黄热病大流行时期，费城，1793年
公共卫生—这门被誉为健康基石的学科—诞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医院已沦为垂死之人的仓库，而人类健康福祉的最大敌人就是人类自己的行为。在当时的纽约，政治腐败、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城市的肮脏和贫富差距，都给微生物提供了极好的传播机会，导致近一半的儿童在12岁之前死亡；而在中西部，无知和医疗腐败是罪魁祸首；在美国遥远的西部，因为气候限制了微生物的生长，加上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种族偏见，以及新兴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越了基础工程的发展速度，使得在整个20世纪，公共卫生领导人的努力都得不到公众应有的支持。
不过，公共卫生的基础就是在这样历经苦难后建立起来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病房的护士们为了控制“流浪者”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开发出来所需要使用的行业工具了。事实上，早在1629年，弗吉尼亚州的美国殖民者就意识到，除非他们有确切的数据铁证，否则他们无法保护人民的健康。这些记载着殖民地的重要统计数据，是依据法律，用羽毛笔尽职尽责地记录下来的铁证，如出生、死亡、疾病和婚姻等信息。
尽管殖民地领导人缺乏传染病相关理论知识，但他们也发现，当载有生病的船员和乘客的船只抵达时，当地就会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1665年大瘟疫肆虐伦敦时，美洲的港口城市就对离岸的英国船只进行了严格的隔离，就此开创了一个范本。从那以后，为了公众的健康，每个殖民地都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检疫和隔离制度，如扣留船只，甚至将船员关在近海岛屿上直到认为其安全后才解除隔离。22
尽管在早期已采取了公共卫生措施，但殖民地城市仍不时受到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侵袭，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恐惧。例如，1679年一艘满载奴隶的船带来了天花，从1689年开始，一波又一波的传染病疫情给纽约市带来了致命的打击。23
除了天花，纽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人们还不断遭到麻疹、猩红热、黄热病、伤寒和疟疾等疾病的侵袭，甚至导致死亡，这些病都有传染性。当时，疾病的流行和死亡的浪潮得不到合理解释，所以殖民地首领将此归咎于道德败坏的报应，各种反基督教势力也层出不穷。随后，这一宗教解释被瘴气理论所取代，该理论认为环境中存在笼罩着人类的恶臭和邪恶的力量。
除了天花肆虐，黄热病还引发了更大的恐惧，它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倒逼了未来几十年各种公共卫生政策的出台。引起黄热病流行的病毒毒株和当地人群的免疫水平存在差异，所以感染者的死亡率在5%至50%之间不等。
17和18世纪的美国人并不知道，黄热病病毒是通过埃及伊蚊在人群中传播的。这实际上不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但对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来说就是新的，尤其是这个病不仅仅是儿童会得，整个人群都易感。这种病毒和携带病毒的埃及伊蚊都来自西非，和天花一样，它们通过运送奴隶的船来到了美洲。24对黄热病的恐惧促使各国通过了新的、更为严格的隔离制度，设立了针对患病船员、乘客和奴隶的离岸隔离中心。
据估计，在1743年黄热病流行期间，5%的纽约人死于黄热病。25一位移民医生看到了曙光，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医生发现，居住在脏水静区周围的家庭发病率也很高，两者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他推测，供水不足、城市贫困儿童的膳食不足以及遍地的污秽是导致黄热病的原因。在一系列引人瞩目的著作中26，科尔登在原来的瘴气致病理论基础上，衍生出一个最终被称为“卫生主义”的新概念。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卫生主义已成为美国150多年来所有公共卫生行动的关键框架。
在纽约的实践中，科尔登的黄热病理论变成了倡导清洁用水和改善卫生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对于任何一个除了从井里取水外，几乎没有其他淡水资源的城市来说，都是艰巨的目标。而且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没有做好垃圾和废物管理，医生们普遍忽视了科尔登和当时其他医学家的这些“观念”。
为了控制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天花和黄热病，纽约州议会于1796年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全面的公共卫生法，并设立了州卫生专员办公室、纽约市卫生办公室、隔离传染病病人的收容所、严格的海上检疫条例，以及对不遵守检疫和卫生条例人员进行处罚的相关制度。27
出于对黄热病的恐惧，美国其他地方也掀起了一波类似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浪潮。1798年，国会下令成立美国海洋健康服务机构，该机构旨在监控海员并保护美国港口免受输入性疾病的侵袭。两年后，美国的国会大厦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的一片大沼泽上拔地而起，黄热病、天花、病毒性脑炎和其他许多疾病伴随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建立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公共卫生灾难。1802年，哥伦比亚特区以纽约州为蓝本颁布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条例。
1805年，为应对又一次夏季黄热病的袭击，纽约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卫生委员会。委员会有了当时相当可观的8500美元的预算经费，并且有权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制止黄热病，所以马上着手对这个城市进行消毒。该委员会还与美国第一位城市督查约翰·品塔尔开展合作。
品塔尔和卫生委员会都得到了纽约强势商业阶层的大力支持，但鸟尽弓藏，随着城市卫生面貌改观，黄热病消退，公共卫生措施的普及度显著减退了。到1819年，卫生委员会的经费降至区区500美元，即便如此，商界竟然还在游说取消该项预算。
纽约最富有的商界人士与市政当局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冲突，是追求短期利益与防范对民众的长期威胁之间的典型冲突。大多数商人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外贸和海运，他们认识到虽然诸如隔离等措施会妨碍他们的商业活动，但在传染病流行期间采取严格的卫生措施还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没有发生卫生危机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带来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健康益处，因此商业界对此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商业和健康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频繁重演，成了全国性人民健康权益斗争的重要主题。
1819年，商业部门持续施压，通过限制活动和会议的手段，最终迫使纽约卫生委员会屈服。结果不出所料，1822年，纽约市再次暴发黄热病疫情。到了1835年，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掌控了委员会。“坦慕尼协会”是一个腐败的政治组织，几乎完全代表着纽约企业的利益，与亲信为所欲为，操纵纽约州和整个国家的政治长达一个多世纪，腐败从此滋生。
1850年，纽约市的人口死亡率（主要由传染病引起）比1750年的估计值高出整整10%，28公众健康每况愈下。显然，这并不是一种进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纽约市的卫生法和卫生委员会已是全国典范。事实上，如果不是坦慕尼的腐败使得这些法律在纽约州形同虚设，如果卫生委员会中没有安置那么多笨蛋和亲信，这套机构体系其实还是合理的。因此，在对黄热病和霍乱恐惧的推动下，美国各地的城市都采纳了纽约卫生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华盛顿特区、波士顿、芝加哥、新奥尔良和其他几十个城市都在1810年至1840年间创建了卫生委员会，其框架体系和功能与1805年的纽约如出一辙。
在东海岸，贫困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的浪潮29和整个城市的混乱，导致了公众健康水平的全面下降。传染病疫情定期席卷城市，给穷人造成巨大伤亡。30在美国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没有一个拥有合理的基础设施，譬如安全的用水、像样的住房、平整的街道和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充足又安全（而不是腐烂）的食物，以及有效的传染病公共卫生控制措施。1850年，美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6岁，女性是38岁，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是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例如1853年，仅两个月，霍乱流行就夺去了新奥尔良1.1万居民的生命。不过，导致预期寿命降低的真正原因，是极高的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
1857年，美国54名孕妇中有24名会出现产后发热，当时的感染科医生和助产士对此茫然无知。由于产褥热，每54次妊娠中就有19次对母亲造成致命威胁。31当时大多数妇女生育6个以上的孩子，因此，女性生育期过早死亡的风险巨大。
1850年，在美国大城市长大的儿童，只有一半能平安活到5岁，很多都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而对于居住在那些最贫穷城市的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来说，儿童的生存率就更低了，活下来的概率只有1/3。
美国城市社会缺失的（但很快就会出现）是中产阶级。内战之前，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城市主要居住着工薪阶层、正在创业的穷人和极度贫困的人。一小群城市精英拥有巨额财富，并雇用大量仆人，他们和穷人居住在一起，但生活很少有交集。
由于缺乏强大的由平民组成的中产阶级，城市成了政治腐败的中心，公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公共卫生这个主题将在美国未来的历史中形成共识，但这需要具有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支持。在没有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富人们独立居住，享受着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们宽敞的豪宅沿着干净的、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耸立，他们的家人享受着私人的医疗、教育和文化培育体系。如果城市的精英们没有兴趣和资金投资建设这个城市，只是偶尔通过基督教徒来关注他们，那么这个城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贫瘠的。穷人缺乏教育、资金和能力去选择和支配一个有效力的政府。
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美国的公共卫生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中产阶级通过纳税、支持环境治理、公共教育、披露和惩治腐败来管理城市，并且在城市里投资建设自己的房产。这个利益集团秉承“清洁近乎神圣”的理念来实施公共卫生举措。1820年，这样的社会阶层实际上还不存在，直到1850年，美国许多东部城市开始出现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小商人团体。内战结束后，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到20世纪中叶成为城市和地区政治领域的主导力量。32
1842年，两份重要文件发表，迫使城市领导人和医生基于工业化的社会背景—特别是阶级背景—来考虑健康问题。在伦敦，埃德温·查德威克博士发表了《英国劳动人民卫生状况》，这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调查报告，涵盖了衡量英国生活水平的各种指标，包括每个公共厕所的使用人数，以及伦敦特定街区的异味。33查德威克被公认为20世纪的流行病学家，也是人口统计学家，他在这个领域特别擅长的，不仅仅是对英国污秽、贫穷和瘟疫进行简单枯燥的统计，而是将这三者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创举贡献巨大。
查德威克呼吁建立有组织的公共卫生体系，并且他把它的使命定义为卫生清理。查德威克是一位传统的瘴气理论思想家，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疾病就会一直伴随着他。因此，使英国人摆脱瘟疫和过早死亡的办法，就是彻底清洗一遍。在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惊人的革命性见解。
查德威克在美国的同行是纽约人约翰·格里斯康，他在1842年出版了《纽约劳动人民卫生状况》，并在1844年出版了他的战斗檄言《卫生改革》。34格里斯康没有查德威克那么雄心勃勃，他不指望能清洁整个国家，只希望把纽约市清理干净就好了。
19世纪40年代，纽约和大多数美国其他大城市都变得异常拥挤，肮脏不堪，又厚又臭的马粪铺满街道，死去的动物躺在那里好几天也无人清理，公寓附近的空地上堆满了垃圾，每个人，除了富人，每天都得走过这污秽之地。
1845年，格里斯康的追随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松散的市民团体，自称为“纽约公共卫生者”。他们的呼声很快在美国各地蔓延，公共卫生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其中包括基督教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医生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目标是清理因移民而形成的污秽。和英国的查德威克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者们对提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事实上，许多本土35的公共卫生者把贫穷之源归咎于穷人，给居住在贫民窟和廉价公寓的老百姓贴上懒惰、闲散和不道德的标签。36
美国早期的公共卫生者不愿意依靠政府来实现他们的清洁梦想，在19世纪4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坚决反对政府，也反对知识分子。
在19世纪的头四十年里，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医生本身都算不上是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群体。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65年在费城建立的医学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院，那里每年培养的医生屈指可数，而当时大多数的美国“医生”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1780年，纽约市大约有4000名行医的医生，其中只有400人拥有医学学位。37尽管在美国革命之前，纽约和波士顿就已经建立了医学院（后来被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医学院），但当时很少有医生接受过这样的专业培训。38由于在医学院学习的时间一般只有9个月，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哲学上，所以即使是接受过医学院教育的人，也没有做好应对传染病的准备。1869年，哈佛大学校长曾抨击他们学校的医学教育“不比一家文凭工厂好多少”。
19世纪早期，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医生在法国。39多年来，美国的医务人员一直忽视欧洲医学的先进性。1840年，塞氏洗手法40就要求医生在接触病人前，必须对手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但当时在美国并没有人这么做，直到1890年，塞氏洗手法才得以推广。而且，几十年来他们也没有跟上当时欧洲另外两个重要的进展。其一是，几乎没有美国人注意到英国议会于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通过立法迫使英国的每个城镇建设供水系统、下水道和科学的排水系统，铺设主干道，这一壮举用20多年才完成了。
其二是，美国的卫生领导人也没有注意到1853年约翰·斯诺博士的重大发现，他在伦敦一个霍乱发病率特别高的社区（宽街），通过移除井口的水泵手柄（从而控制被污染的水源）就迅速减缓了该社区的霍乱流行。虽然斯诺博士对霍乱的病因不甚明了，但他认识到肮脏的水会传播霍乱。
即使早期的公共卫生者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真正可怕的传染病仍在持续流行，并且这仅仅只是个开端，这或许也跟19世纪50年代美国各地的反政府情绪四处蔓延有关。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埃德温·斯诺博士与纽约市政府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交涉，直到1850年，在他的力促下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强制接种法案，该法案规定要为所有在校儿童接种天花疫苗。在美国其他地方，此类法案都要经历多年与法院的对抗后方才生效。尽管接种疫苗是一种功效显著的疾病预防策略，但对疫苗的抗药性问题，在150年后仍然是公共卫生的主题之一。
正如黄热病流行开始推动美国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一样，霍乱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也是巨大的，它在19世纪中期成为推动变革和制造过度恐慌的一股力量。当霍乱来了的谣言四处播散时，当局就强制将霍乱患者关押在医院或拘留所里，实际上就是把生病的人—通常是来自最贫困阶层的人—关进牢房。尽管这种做法肯定违反了人权，而且对患者来说通常是致命的，但隔离措施得到了相当多的民众支持，主要是因为霍乱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传染病。
公共卫生者们没有注意到英国的约翰·斯诺博士移除宽街水井泵手柄传递出来的大量信息，他们也没有意识到霍乱的传染源可能潜伏在不干净的水中，而坚持认为污秽本身就是疾病的原因。因此，在对霍乱恐惧的驱使下，他们保持着对清洁工作的无限热情。
当公民领袖们把矛头对准肮脏的猪、泥土和马粪时，关于疾病更复杂的概念正在海外传播，大家都在谈论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8年，鲁道夫·菲尔绍出版了《细胞病理学》，他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证明人类疾病是在细胞层面上起作用的。1859年，克劳德·伯纳德博士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现代人类生理学著作。1862年，路易斯·巴斯德在法国发表了关于“细菌”存在的理论，他认为细菌是发酵的关键。但是当时的美国人关注的是内战，53.5万名阵亡士兵中大多数是疾病或糟糕的医疗卫生行为的受害者，这些措施导致大多数受伤的士兵肢体被截肢，62%的胸部受伤和87%的腹部受伤士兵死亡。41
除了士兵的状况，美国东北部大多数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都有所改善，但纽约的公共卫生状况却停滞不前。在纽约市，战争加剧了移民、非裔美国人、本土主义者和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坦慕尼派势力的控制下，市政督查办公室和卫生委员会都很无能和腐败，到处都是坦慕尼派势力的马屁精。1865年战争结束时，弗朗西斯·布尔在坦慕尼协会担任纽约市督查办公室的负责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布尔雇用了928名公共卫生督查员，这些人都是布尔的密友，他们要么在其位不谋其政，要么利用自己的职权敲诈餐馆、面包店、屠宰场、农产品市场和私人医院的老板。而由坦慕尼派势力控制的卫生委员会同样无能和腐败。
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州，查尔斯·休伊特博士一直在为反腐败而孤军奋战。然而，他反腐的目标不是“老大”特威德和他带领的坦慕尼暴徒，而是这个州的医生。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休伊特知道在19世纪60年代哪些是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哪些肯定不是。1858年，就在纽约独立成州前不久，休伊特开始为该地区绘制人口、健康和疾病的统计学图表，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他对亲眼所见的医疗卫生服务感到惊讶。
休伊特在1856年写道：“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以至于我经常在想，医生脚踏实地的医疗实践会比夸大其词的那种号称‘几个世纪的联合经验’更安全、更有效。”42
休伊特深信，许多明尼苏达州的医生在无意中使用有毒的酊剂、药膏和药剂，进而害死了他们的病人，而医生们对病人的无能处理，加剧了天花疫情等公共卫生灾难，于是他痛斥了这种职业暴行。但是，他这样做引发了该州大多数医生的愤怒，这些医生试图用各种方式抹黑他，但休伊特的话还是引起了明尼苏达州普通民众的共鸣，他们厌倦了无德无能的医生，筹钱求医，却被医生骗人的把戏、各种无用的骗人的药和基督教的说教搞得病入膏肓。休伊特利用他的声望向明尼苏达州的政治领导人施压，要求建立卫生委员会和重要信息数据系统，用来统计追踪明尼苏达州居民的出生、死亡和疾病信息。
休伊特成了明尼苏达州卫生委员会的秘书长，并开始像政府官员一样工作。他要求医护人员勤洗手，在全州范围内接种天花疫苗，隔离天花病人。他告诉该州的政客们，如果给予他的办公室更多的立法支持，那么作为回报，他保证将阻止传染病流行和延缓疾病的发展。休伊特永远不会背叛这份承诺，但政客们往往不会信守承诺。
1877年，休伊特开始了疾病起源的探索，这一壮举让该州在大约一百年后名声大噪。43天花暴发时，休伊特不满足于仅仅发放宣传计划免疫的小册子，他开始寻找其暴发的源头—首发病例。这样一来，在东部地区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休伊特就发现，天花发病的理论基础不是清洁理论而是传染病理论。虽然休伊特非常支持对城市进行清洁，但他发现仅凭污秽很难解释天花为何在这个人口稀少、以农村为主的州四处传播。肯定不是！休伊特认为天花是通过某种媒介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的。
尽管他还不知道“某种媒介”究竟是什么，但他确信只有某种可传染的、可致命的物体存在，才能解释为什么隔离能够有效地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休伊特很快就发现，1877年明尼苏达州第一例天花病例，与当时新建的一条连接圣保罗和邻近的威斯康星州的铁路线之间存在联系。他发现，该州的首发病例是一名妇女，她在威斯康星州感染了天花，要前往明尼苏达州的曼卡多，她登上了从圣保罗开往苏克斯的火车，无意中把天花传染给了火车上的其他乘客，而这些乘客又把天花带到了全州的城镇。后来休伊特在该州边境的所有火车站设立检查点，由医生检查乘客和列车工作人员是否有天花的迹象。他在短短几天内就控制住了疫情，只有7名明尼苏达州人因感染而死亡，这在1877年是一个惊人的壮举。
休伊特成功抗击天花的经验，再次严厉地鞭策了医生们。他提醒医生，当病人中出现如麻疹、猩红热或由其他微生物导致的疾病时，应接受他的传染病防控理论并开始进行本地调查。然而，在内战结束后的19世纪，医生们像坦慕尼协会一样经常公开蔑视公共卫生，认为这不过是好管闲事的政府和卫生清洁者的一拍即合罢了。休伊特已经因为揭露医疗不作为而被医生疏远，现在他还敢于要求医生们接受他的理论体系，即病因不明的、神秘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明尼苏达州乃至全美各地的医生们都不愿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觉得自己对病人的诊疗自主权受到了威胁。医生们抵制休伊特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相关活动，也就是说，治疗疾病的人反对那些想要预防疾病的人。44
治疗者和预防者之间的摩擦，准入者和卫生清洁者之间的摩擦，还有个体医生和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都将形成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另一个持久的主题。一个半世纪后，这种紧张局面，限制了玛格丽特·汉伯格博士在纽约控制耐抗生素疾病的能力，因为她无法改变医生的处方习惯。19世纪60年代，休伊特执掌明尼苏达州公共卫生服务部门，但与医疗协会照样存在分歧。在整个美国，像休伊特这样的人，与美国医学会和个体医生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