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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希米亚采访妓女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会说话。甚至拍照都会招致抗议和威胁。吉拉瑟克说，1996年在E-55上拍照的一名德国摄影师遭到枪击，但没有受伤。
妇科医生帕夫拉·维塔法斯科娃在布拉格的“无风险的快乐”组织工作。她说，布拉格的感染率不像波希米亚那么高，但也在稳步攀升。更糟糕的是，即使是她的组织也无法通过皮条客和黑手党来教育和检测妓女。
维塔法斯科娃说：“女孩们经常挨打。皮条客不想让我们跟他们说话。有些人只有16岁。在主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区域，那里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妇女。他们经常从斯洛伐克来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女孩们生病了，无家可归。他们在厕所**。有时只是为了一碗汤。我们发现一名斯洛伐克女子患有二期梅毒。”
该地区公共卫生研究所的首席流行病学家约瑟夫·特马尔博士在1997年发现证据表明，“**不羁的性病流行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卖**圈，并影响到所有性活跃的年轻人。我们看到寻求性病咨询和治疗的人数在增加，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和非常年轻的成年人。”
“我们确实看到了吸毒者和妓女之间的联系，”特马尔说，“对女孩来说，吸毒和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女孩说她们只有在毒品的刺激下才会卖**。花500德国马克，你可以从土耳其商人那里买到一个（奴隶）女孩，皮条客买下女孩，然后强迫她们永远做妓女。这些女孩吸毒，她们没有证件。”
捷克全国梅毒患病率从1986年的50/10万人上升到1996年的320/10万人。博胡玛·克里兹是国家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相当于捷克的疾控中心。1995年，捷克共和国的首例先天性梅毒病例被写进了公共卫生记录。“糟糕！”克里兹喊道。
俄罗斯的每一个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卖**街或社区，那里有年轻妓女、女皮条客和男匪徒组成的复杂网络，为当地和出差的商业客户提供服务。
在莫斯科红场前的一个冰冷的夜晚，漂亮的乌拉以她十几岁的魅力吸引了顾客。身穿黑色外套，黑色紧身漆皮裤子，高跟靴子和荧光粉马海毛紧身毛衣的乌拉看起来像是美国郊区的少年女王。她说她18岁，但是她撒谎能力很差，说的时候脸红了。她看起来不超过15岁。乌拉说，1996年夏天，她离开距莫斯科东北约800千米的寒冷的锡克特夫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现在她站在旅行者酒店前，向在她旁边的驾车男人们招揽生意。当他们找到乌拉严厉的35岁“妈咪”（她的皮条客）的那一刻起，就商讨了地方和价格，那是乌拉下一小时工作的细节。如果男人给的价格合适，乌拉可以拿走50%的提成，在酒店或莫斯科迪斯科舞厅**1小时，要价150至200美元。她的女皮条客坚持让女孩们用亲切的俄语称呼她为“妈咪”，她的收入则占了另一半。一个典型的莫斯科大夜总会每晚有10到20个女孩工作，有时候一个晚上能赚到超过5000美元。但是，在这样一个沉闷的冬夜里，即使是“妈咪”都必须努力争取足够的顾客来支付她的开销：贿赂酒店，并向坐在暴躁的梅赛德斯车上的当地暴徒支付报酬，这些暴徒会帮忙把那些行为古怪的顾客或没钱付账的嫖客暴打一顿。
几个街区之外，玛丽娜在俄罗斯杜马立法大楼前为她的6个姑娘拉皮条。这位蓝眼睛的褐发女郎已经做好了御寒的准备—毕竟，她并没有出卖自己的身体。玛丽娜说，她去年遇到了“一些财务问题”，所以在1997年冬天，24岁的她当起了“妈咪”。十几个皮条客在男人靠边停车的时候和玛丽娜抢生意。身着迷彩服的杜马保安人员只是看着，什么也没做。
“杜马就在街对面。如果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自从1980年奥运会举办以来，情况就一直是这样。现在更加开放了。人们曾经害怕，但现在我们有了民主。”
她的小伙伴—也叫萨沙—笑着说：“这就是你们的民主！”
莫斯科的卖**活动并不隐蔽。女孩们，她们的”妈咪“，还有那些保护她们的暴徒，在高速公路上，在火车站里，在国家神圣的红场和杜马前，在迪斯科舞厅和赌场里，在酒店的酒吧里，日夜都可以看到。在莫斯科最高档的夜总会，高级妓女一晚的“娱乐”收费为1500美元。另一端是莫斯科环城公路沿线的妇女，她们每晚只要50美元，甚至更低，这些女孩是非法移民，无家可归，她们为了能吃得起火车站2美元的街边餐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137
白天，在莫斯科拥挤不堪的街道上，被遗弃或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在车流里乱窜，兜售妓女小册子和“热辣**”的传单。10岁的小女孩娜塔莎说她住在大街上，显然已经几天没洗澡了，她在普希金广场周围的汽车中跑来跑去，叫卖一本介绍莫斯科妓女的书。138
“给我5万卢布（约合8美元），”娜塔莎要求道，“它会告诉你地址、价格，等等。”
一个像费金一样的教唆犯在人行道上偷偷摸摸地走着，对娜塔莎和其他几个显然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大喊大叫：“快点！多卖点！当心警察！”
娜塔莎惊恐地看了那人一眼，说她怕警察，之后就从契诃夫地铁站的楼梯上冲下来。
小娜塔莎显然不识字，但如果她能够认字的话，她就会知道这本是由爱德华·马克西莫夫斯基撰写《反妓院指南》。马克西莫夫斯基在令人沮丧的页面中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性工作者的恐怖生活，强调了是胁迫和恐惧把女性带入了卖**行业并被迫继续这种生活，尽管这对妇女的健康和福祉造成了明显威胁。例如，马克西莫夫斯基写道：“1993年春天，莫斯科河冰融化时，发现了6具女性尸体。这是对所有女孩的警告：这就是试图逃离的命运。”139
交警经常坐在“妈咪”中间执法，他们指挥交通和开停车罚单，很少逮捕妓女，从不殴打来访者。1997年9月是莫斯科建城850周年，市长将最明目张胆的红场卖**活动区从市中心迁出。尽管这暂时减少了肉体交易对莫斯科的视觉冲击，但并未影响该行业对健康的影响。当然，妓女只流离失所了几个星期。
据卫生部统计，1988年，俄罗斯登记在册的梅毒病例总数为5704例。1996年登记的病例达到惊人的386935例，在8年内增加了68倍。140根据1996年141英俄联合分析报告显示，苏联追踪并强制登记已确诊梅毒病例的所有性伴侣的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其他医疗系统也一样。此外，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被称为“皮肤性病学服务处”的机构已经没有资金购买药物，现在向患者收取高达300美元的28天梅毒疗程费用。
越来越多的梅毒患者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同时又缺乏支付国家医生的资金，因此他们要么转入地下接受治疗，要么根本得不到治疗。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梅毒也很难在女性身上被诊断出来，因为感染隐藏在她们的生殖道深处，可能潜伏多年，传染给她的胎儿和性伴侣，然后在女性身上引起明显的难以治疗的症状。随着俄罗斯旧的梅毒筛查系统的恶化，妇女健康和一般公共卫生的风险都在上升。
但是，即使是正式报告的病例数量（严重被少报）也令人不寒而栗。
1995年，全国18至19岁男性和女性的梅毒患病率分别为359/10万人和922/10万人。142（通过比较，该年龄段的美国男性/女性梅毒综合感染率为13.7/10万人。）
1996年全国梅毒患病率为221.9/10万人，是美国的37倍。莫斯科的人口规模与纽约相当，官方报告的梅毒病例有2万例。当年美国人口为2.6亿，全国的梅毒病例不到1.7万例。
当人口统计学家研究梅毒的数据时，最让他们感到困扰的是梅毒病例的上升曲线是如何急剧上升的—几乎呈90°角。1994年全国发病率为81.7/10万人，到1995年为172/10万人，1996年达到221.9/10万人，1997年梅毒发病率达到330/10万人，俄罗斯的梅毒发病率跻身世界前十。甚至在莫斯科以外的地区，发病率也在飙升。例如，伊尔库茨克的官方数据显示，在西伯利亚中型城市伊尔库茨克，从1995年到1996年，梅毒报告病例上升了78%，每10万人中有422人感染梅毒。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官员们在瑞士日内瓦的办公室里紧张地观察着这一情况，他们确信俄罗斯的官方数字将梅毒的真实发病率低估了10%至20%。到199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遗憾地报告说，每400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梅毒，这种疾病的发病率是西欧的500倍，自1991年以来，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上升了30倍。143他们在其他苏联国家，特别是乌克兰，也看到了同样令人不安的性病趋势。144
在乌克兰，性病流行是由于13至21岁年轻人的活跃的性活动造成的。尽管自1990年以来，30岁以上的乌克兰人梅毒发病率稳步上升，但仍低于180/10万人。然而，在青少年中，这个率就像坐着火箭飞向月球一样飙升，尤其是女孩。
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数据，14岁及以下的女孩每10万人中约有600人感染梅毒。自1993年以来，15至16岁的女孩感染梅毒的比率在每10万人1550至2000例之间波动。这就意味着，在乌克兰，每56个甜美的女孩中就有1个不仅在性方面很活跃，而且在与足够多的男性伴侣的交往中感染了梅毒。1995年，青少年男女的梅毒和淋病合并发病率估计为4500/10万人。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青少年梅毒患者仍是女性。
“我总是让我的顾客使用**。”一个穿着热裤、及膝长靴和毛皮短上衣的14岁女孩说。她笑着，向另一个在敖德萨爱乐音乐厅前工作的十几岁的妓女会心一笑。女孩们都声称使用**，但事实是，她们只是向那些拒绝使用**的顾客收取更高的费用。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穿着热裤的女孩，是一个有组织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个队伍由50名妓女组成，她们在庄严的“爱乐乐团”前招揽顾客，“快速**”收费50美元，整晚调情收费100美元。根据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敖德萨州立大学制定**易计划的心理学家瓦莱丽·基诺夫的说法，在敖德萨充满活力的性产业复杂的等级结构中，“爱乐乐团”的女孩属于中产阶级。在敖德萨寒冷的冬季，大约有2000名女孩做妓女。但到了夏天，这个海滨城市成了乌克兰的热门度假胜地，妓女的数量增加了1倍多。
基诺夫发现了6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妓女。大多数是年龄在11至17岁之间的年轻女孩，每周放学后都要在街道上做2到3次他所谓的“混乱的妓女”。她们通常每周赚39到50美元，还使用**。
第二组的平均年龄为26岁，通过女性皮条客工作，往往有稳定的客户。基诺夫说，在他的3年研究（1994年—1997年）中，2/3的这些女性至少有一种性病。
最**的群体被称为“安抚者”，他们往往聚集在工厂和大型工作场所周围，每周为20至40名客户提供服务。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是19岁，几乎所有人都在某一年患上了性病。
幸运的女孩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要么是混迹于高档的“爱乐”人群中，要么是顶级应召女郎，为在敖德萨的伦敦斯卡亚和其他所有精英酒店里经营业务的黑帮成员辛苦工作。
但基诺夫说，“最脆弱的群体却也是最庞大的，占敖德萨性工作者的一半以上。她们在特定的街道上工作，平均年龄为18岁。她们最有可能被打，被强奸，被虐待。她们买不起安全套（每个只要25美分左右），当你和她们谈论‘安全性行为’时，她们认为安全意味着避免挨打。她们完全不知道你在跟她们说性病和艾滋病。”
这些人中有一半注射了当地的鸦片制剂，近年来这些妓女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下降。
“去年夏天我看到这群体中有9到10岁的少年在工作，”基诺夫说，“一些七八岁儿童甚至为了大约2美元在学校的角落与成年男性速战速决。”
这一地区的性传播疾病暴发令人震惊145，145个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机构都没有制定公共卫生战略来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莫斯科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尼古拉·布里科说：“莫斯科的形势严峻。在过去的7年里，俄罗斯联邦的梅毒发病率增加了50倍。儿童和青少年梅毒病例增加了40倍，先天性梅毒病例增加了30倍，这引起了特别的焦虑。”
1998年，在16至20岁的女孩中，梅毒的最高发病率在某些情况下是美国发病率的2000倍。白俄罗斯卫生部的巴拉巴诺夫说：“不幸的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技术或人力资源来独自抗击性病流行。所以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的援助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末，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日内瓦总部，公共卫生专家们正忙着制定策略，防止由妓女引发的流行性病和静脉吸毒者中迅速蔓延的艾滋病病毒或肝炎危机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梅毒的发病率高得惊人，主要集中在14至20岁的女孩身上，而艾滋病病毒或肝炎的发病率在同年龄段的男孩和女孩中也在飙升，一场艾滋病灾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科学家卡尔·德尼在他小小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办公室，尝试协调横跨12个时区的预防工作。德尼睡眼惺忪、身体抽搐，很明显是睡眠不足，他声音里的急切表明他真的很焦虑。
“他们（苏联国家）对开展工作、行动和咨询一无所知。他们只会说‘信息！信息！’当我说，信息并不足以改变行为时，他们说‘好吧，那还有什么？’可以想象，他们根本没办法开展任何工作。”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防疫站的鼎盛时期，“开展工作”包括强行召集公众并使所有人接受并认为这是值得干预的。戒毒学家只接受了囚禁患者的培训，培训了性病学家如何最大限度地培养羞耻感，以限制疾病的传播。同伴教育、说服和不带评判的行为干预等公共卫生干预技能在该地区无迹可寻。
“他们让我去找那里的人，但就是找不到，”德尼大声说，“那里有几百万妓女，也没有一个可以接近妓女的项目。”
在非洲从事这类工作多年后，德尼对东欧的困境感到震惊：他在非洲国家开展防止毒品和性病危机项目时，都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技能限制和社会障碍。
“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之窗，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防止流行病的发生。这是非常新颖的，”德尼说。然后他垂下肩膀，总结道，“但我担心不会真能成功。”几个月后，德尼对形势感到心烦意乱，离开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成立了一个私人组织，专门培训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的公共卫生技能。
巴西研究员路易斯·洛雷斯在戴尼的大厅里设有一个办公室，尽管他在拉丁美洲预防艾滋病方面遇到了严峻的挫折，但他和德尼一样，也认为苏联国家是令人沮丧的挑战。
“首先，”洛雷斯指着散布在他那堆满数据的办公桌上的图表说，“看看经济学。例如乌克兰。1992年，乌克兰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60。”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一项指标，得分越高，表明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方面，进步越大。“一年后，也就是199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9，在1994年降到了17。”
洛雷斯继续说，现在再加上25万静脉吸毒者和数百万少年妓女，很明显，到2001年乌克兰将有2万名艾滋病患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比利时的彼得·皮奥特，是个医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病毒首次出现以来就一直在与之斗争。他目睹了流行病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演变。他从经验中知道，只有一件事可以避免苏联地区的灾难—“政治领导”。
皮奥特总结说：“从根本上说，世界各地的问题都在于公共卫生领导。没有领导和政治承诺，‘预防艾滋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97年末，皮奥特前往该地区，会见了叶利钦和其他苏联国家的领导人。他参加了达沃斯经济峰会和1998年的八国集团会议。他恳求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治领袖们，请他们在前铁幕国家的土地上画一条线，说：“不再有艾滋病病毒。”
在八国集团会议上，叶利钦、跨国公司领导人、世界银行以及所有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都点头同意，发布了大胆的决议，并书面支持皮奥特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工作。
但具体来说，他们什么也没做。
八
俄罗斯的特点是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保障工资少得可怜，保障药品糟糕透顶。那些不习惯在自由条件下生活的人，都在怀念他们失去的东西。
—安德烈·辛亚夫斯基146
20世纪90年代突然面临那些传染病灾难，医生们不能再像十年前那样自以为是了。在苏联时期，医疗护理被外包给独特的专业中心；酗酒者和吸毒者被送到戒毒所；结核病患者到疗养院；传染病病人则到那些位于农村地区的传染病诊所就诊，以保证那里病人的病菌不会引起城市传染病。甚至普通的感冒和轻微的流感病例都被隔离在隔离设施内，工人们不必在生病的时候辛苦地工作，但在痊愈之前都要与家人相隔两地。这样一来，苏联公共卫生规划人员就相信风险被隔离了，因而传播风险有限—整个社会不需要害怕梅毒、结核病或白喉，因为所有的携带者都被例行地聚集起来、安置在隔离设施中。
这是一个与苏联政治控制有很多共同点的系统。持有异端思想的人同样被聚集起来，关进集中营，以免他们的颠覆性思想污染大众。在近7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起作用的。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医院就面临着医生们知之甚少的新威胁：有抗生素耐药性的细菌、无法治疗的耐多药的结核病、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1991年之后，这一趋势加速，增加了许多曾经受到控制的古老传染病和人类新的灾难—艾滋病。这些微生物并不尊重医院的隔离系统：传染病并不会顺从医生的要求只在指定的设施中出现。而且病人越来越不愿服从于隔离系统，他们更愿意待在家里有亲人陪着，而不是在医学隔离集中营熬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尤其是设施的资金有所减少，住院治疗经常性要面对无聊、冰冷的房间，每天无所事事，也基本没什么吃的。
因此，20世纪90年代表明，该地区需要一种公共卫生休克疗法，在这种疗法中，防疫站要么消失，要么转变为一种极为有益的流行病服务和监测服务。其中，隔离病人和疾病的概念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所有卫生保健设施中严格的、全面的感染控制标准，其中假定每个病人都可能是一个微生物携带者，因此预防措施需要标准化和普及化。例如，在1999年，当某地区正遭受无明显症状也可能被具有传染性微生物引起的严重流行病侵袭的时候，所有急诊室的医生都能够在不戴防护手套、长袍、护目镜或眼镜的情况下自信地治疗任何病人。
新时代还表明，迫切需要减少患者住院的时间，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如果病人在医疗设施中待的时间短一些，他们最终会活得更久，因为他们在那里会接触到其他病人携带的细菌和病毒。
社区公共卫生的形象需要马上改变，从苏联的家长式作风变为一个新模式，承认个人有权利拒绝接种疫苗，会筹资用于修复供水系统，会坚持适当使用抗生素，会提供静脉吸毒者康复服务，会通过宣传**提升安全性行为，会提供其他保护社会的预防干预措施。个人拥有的拒绝权利再也不能被国家力量所压倒，只有借助说服、同伴教育、健康营销和常识的力量才行。
但改造整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并非易事。虽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公共卫生机构和官员们仍然存在。
该系统在1999年大部分还是按照1937年最初设计的模式执行，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医学生和未来的流行病学家从18岁开始在不同的机构接受培训，很少相互交流。一旦这些流行病学家出师，他们就会加入防疫站，在那里，他们被训练得“像警察一样来到医院，带来悲伤”，在俄罗斯训练过，就职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际卫生联盟的埃琳娜·布尔甘斯卡娅说：“因此，医生们学会了把流行病学家视为威胁。”
“对感染的监测根本不是基于实验室，”布尔甘斯卡娅说，“它是被动的。他们（防疫站）会等待医生报告（在医院获得的）医院病例。但在旧制度下，如果医生与感染有任何关系，他们就会受到惩罚。所以，作为一名医生，一般只有疯了才会报告病例。”
在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每一个系统都必须由共产党控制的平行机构进行监控。对于医疗系统来说，这个机构就是防疫站。作为一名医院管理人员，能否生存完全取决于能否向防疫站提供乐观的报告，而不是在你的心脏手术后病房暴发耐抗生素葡萄球菌感染后上报消息。
更糟糕的是，防疫站的整个处置流程是基于错误的生物学理论进行的。它的“感染”概念是一种环境概念，与古希腊的“瘴气”（意思是“糟糕的空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细菌在空气中四处传播，肮脏的环境导致疾病的发生。苏联的医院被要求花费大量人力去刮墙上、天花板和地板上的任何薄膜或污物来采样。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投入了70%到90%的资源来仔细检查这些样本的细菌污染。
如果发现有污染物，防疫站就会冲进来，有人可能会因此下台。
如果疾病在医院里传播，就会引发一场疯狂的混乱，防疫站就会四处搜寻导致细菌传播的肮脏墙壁或地板。
如果患者对一线治疗没有反应，那么治疗通常遵循一个经验过程：A计划没起作用，转到B计划。很少有病人的样本被送到实验室，并被要求找出A计划失败的原因。
“事实上，（在苏联）没有人是诊断、管理和预防院内感染的临床专家。”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埃德·奥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穿梭于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国家之间，试图传播西式感染控制的福音。
“我们在这里谈论抗生素的滥用，但我们这里，通常是使用强效药物来治疗简单的感染，”奥鲁克说，他也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而在那里，他们只是简单地把一个加到另一个上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当病人病情恶化时，他们只需要在治疗方案中加入另一种药物。”
奥鲁克的主要信息是，如果按照苏联政权时期所教导的方式，每个人都停止使用抗生素，并改善医院卫生条件，那么更多的病人将会从简单的细菌疾病中存活下来，医院内患此类疾病的人将会更少，这既可以拯救生命也能省下金钱。
没有办法量化俄罗斯或任何其他苏联国家的医院感染和抗生素耐药性的程度。第一是院内感染无法量化，因为斯大林时代的感染控制体系太严苛，以至于医生很少报告病例。第二是耐药性无法量化，因为很少有临床实验室有足够的供应或技术来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
然而，很明显，耐药微生物的传播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而伊拉克里的悲剧故事—被链球菌感染的格鲁吉亚青少年—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卫生部中央微生物实验室，尼娜·塞米娜和维克多·马雷耶夫博士对来自俄罗斯各地病人的细菌样本进行了筛选。他们的方法能够确定存在哪些种类的突变微生物，但不能确定它们导致人类疾病的频率。尽管存在缺陷，但他们已经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抗生素耐药性正在迅速扩大。
自1993年以来，莫斯科的科学家们发现了新的耐药菌株，包括葡萄球菌、克雷伯氏菌、肺炎球菌、伤寒沙门氏菌（伤寒的起因）、志贺氏菌（痢疾）和霍乱。到1994年，送到他们实验室的所有葡萄球菌样本中，超过10%是耐甲氧西林的，3%的肺炎球菌是耐青霉素的。
马雷耶夫说：“现在这正成为一场真正的危机。”
在乌克兰，情况也差不多。基辅的格罗马舍夫斯基流行病学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安纳托利·夏皮罗说。“我们的医生，也许这是他们教育的一个缺陷，但他们的第一个想法不是去实验室。他们只是开处方，看看会发生什么……现在乌克兰充斥着新的西方抗生素；医生们不了解—头孢菌素之类的东西。”
夏皮罗说，在乌克兰各地，链球菌和假单胞菌产生了广泛的多药耐药性。氨苄西林（氨苄西林）不再对肠球菌有效。每增加一层抗生素耐药性，细菌的治疗就会变得更困难，也更昂贵。随着医生们将他们的武器从简单的青霉素升级到强大的广谱抗生素，这有点像从一个专家狙击手开始，最终使用全面的空中战略轰炸行动。附带的损害，以被破坏的胃、肠、肝、肾和其他器官的形式增加，往往与其他药物一样必须由医生管理。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医生对这种抗生素附带的伤害并不熟悉，也不知道如何治疗。1991年以后，尽管各种各样的替代抗生素随处可见，但病人还是不得不花钱买抗生素，而且人们几乎没有人拥有现金。结果，许多细菌感染无法治愈。
新西伯利亚州立医院的微生物学家维拉·伊莉娜从1994年开始跟踪西伯利亚的抗生素耐药性。当时，该地区的儿童突然出现了许多无法治疗的感染，她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乞求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默克、夏普和多美制药公司为细菌敏感性测定提供了实验室耗材，伊莉娜发现，整个医院（实际上是整个西伯利亚）的葡萄球菌都对甲氧西林（一种重要的抗生素）耐药。她还发现有证据表明，链球菌不仅对第三代头孢菌素（罗维纳在格鲁吉亚为可怜的伊拉克人求的药）具有抵抗力，而且还对更昂贵的新型第四代头孢菌素具有抵抗力，这些药在1993年前西伯利亚也没有。
那时，她开始在新西伯利亚医院四处搜寻，试图找到这些新的致命微生物的来源。她寻找了受感染患者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那些具有耐药菌株的患者往往在烧伤病房的机械呼吸器上花费了很长时间，他们也许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婴儿。
但在1997年春天，她的调查陷入了停滞，因为她没钱买培养基来完成她的研究。
米哈伊尔·严博士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案例，它说明了苏联地区的医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的苦难，因为他们在过去的7个世纪中一直与科学界隔绝。毕竟，众所周知，烧伤科、新生儿ICU和机械呼吸机是医院感染的主要来源。但这并不是因为那里在“生长”某种微生物，而是因为这三个地点的患者和设备都需要与医生、护士、勤杂工和家属们无手套接触。
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的流行病学家米哈伊尔·严解释说：“我们与国际经验的联系非常有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公报、医学期刊、科学书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运作的。根本无从得知。”
信息差距有多严重？以洗手为例。
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最贫困到最富裕的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明白，在接触任何患者或会与患者接触的设备之前，必须用消毒肥皂彻底擦洗手和前臂。理想情况下，医疗人员最好每天戴上一次性乳胶手套来代替数百次擦洗，为每位患者或每个过程戴上不同的手套。
戴手套和擦洗的原因是，人的手是人与人之间细菌传播的主要媒介。缺乏手部清洁意识就很容易发生传播，例如，琼斯太太胳膊上的葡萄球菌会顺便到了史密斯小姐的嘴里—布朗检查了琼斯的伤口后没洗手，然后把温度计放在史密斯的舌头下面。
这似乎非常显而易见。然而，对于在旧政权下接受培训的医生和护士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
布鲁克林科尼岛医院前执行主任霍华德·科恩说，“我无法告诉你我对他们缺乏感染控制感到多么惊讶。”他指的是敖德萨、莫斯科和基辅的医院。“在手术室里他们反复使用肥皂，反复使用毛巾。外科医生从一个病人到另一个病人间穿梭也不洗……他们认为空气中细菌孢子的感染是关键，但他们真的不知道脏手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