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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国家流行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叶里明举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经济萧条的工业城市斯韦特洛戈尔斯克，人口为7.2万，直到1997年1月都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病例。然后，突然间，出现了800名年轻的吸毒者，叶里明估计，在这个肮脏的城市里，每9个居民中就有1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126
更糟糕的是，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科学家们发现了10种已知的艾滋病病毒亚型中的8种，它们分布在从白俄罗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北部的波罗的海国家到多瑙河和第聂伯河沿岸的东欧国家等广泛区域。这反过来又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地区，这种疾病会在基因上重组，形成新的形式。
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变异最快的病毒之一，它对目标人群的变化反应迅速。例如，世界上大多数受感染的吸毒者和男同性恋者携带的是艾滋病病毒的B亚型，而非洲和亚洲的妓女主要携带的是C、D、A和E亚型。
但是，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艾滋病患者进入了社会圈子，从而得以接触到迥然不同的艾滋病病毒亚型，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人同时在体内携带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亚型。当这种超级感染发生时，艾滋病病毒就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它可以将RNA的基因片段从一种亚型转移到另一种亚型，创造出新的基因形式，包括能够感染更广泛的细胞类型、战胜某些药物或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不出所料，1997年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艾滋病病毒。新菌株是B和A亚型病毒的混合体。A亚型与之前在敖德萨静脉吸毒者中发现的毒株完全相同；B亚型的起源尚不清楚。这种新病毒包含了这两个亚型的遗传能力。127
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病毒学家萨拉丁·奥斯曼诺夫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看来，东方将成为过去15年来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所有危险因素的大熔炉：亚型、性、静脉注射吸毒者、医院传播。”
所有这些病毒的多样性意味着艾滋病病毒曾数次从世界各地进入该地区。奥斯曼诺夫说，该地区至少发生了5次流行，反映了5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那里引入了特定的菌株。
令人怀疑的是，这5种是否会继续发展？专家说，很明显，除了由毒品主导的主要疫情之外，还有一种迅速发展的异性恋主导的疫情，这种流行可能在任何地区都有爆炸性，包括泰国，该国的感染率从1989年的少数病例上升到1991年妓女中有70%的感染率。
“你真的需要了解欧盟东部的性网络的本质，从而来了解该地区的潜在的趋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路易斯·洛雷斯说，“很明显，多个性伴侣的比例比西欧要高。虽然没有人知道性工作者的人数，但这个数字很大，而且还在增长。”
他补充说：“这一切都是动态的，目前的形势很难预测。”128
耶泽克说，尽管有这些可怕的信息，政府官员仍然拒绝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缓艾滋病病毒在静脉吸毒者中的传播。
耶泽克解释道：“在苏联时期，官方不允许吸毒。所以这些人都在地下。如果人们生活在地下，你就无法接触到他们，无法教育他们。”
该地区最强大的反艾滋病项目是在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由玛丽·布鲁德科娃博士管理着的一个国家艾滋病实验室，该实验室收集并分析了自愿在保密或匿名环境下提供样本的人的血液。这些感染者得到了免费的治疗、咨询和安全性行为教育。
与此同时，在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支持下，街头艾滋病教育通过针具交换中心开展，学校课程中也加入了安全性行为教育。
自1997年中期以来，捷克共和国只确诊了318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95人已经患上了艾滋病。布鲁德科娃用“警惕，但不是恐慌”来形容该国对艾滋病的情绪。
格鲁吉亚政府由于内战后的经济绝望而资金极度匮乏，在规模上无法与捷克政府相比，但至少在意图上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滕吉夫·采尔兹瓦泽领导了这个高加索国家的反艾滋病工作，他通过首都第比利斯的一个小实验室进行协调。
采尔兹瓦泽自豪地说，该教育和自愿测试计划是与布鲁克林下州医疗中心的杰克·德霍维茨博士合作完成的，他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计划。”
但是，在这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还有其他问题，像采尔兹瓦泽这样的医生必须应对，其中包括可能有问题的公共血液供应。例如，在第比利斯，只有不到一半的血液制品是已经完成针对艾滋病病毒或肝炎筛查的血清或血浆。
据采尔兹瓦泽的工作人员称，1996年，在5万名血库献血者中，只有1.7万名接受了检测，而全国紧急献血中，至少有一半根本没有接受艾滋病病毒或其他任何病毒的检测。全国只有3%的献血者接受了乙肝和丙肝筛查。
“过去我们有血库，”采尔兹瓦泽说，“但现在没有了。”
格鲁吉亚的血库实际上是令人遗憾的事情：采尔兹瓦泽说大约有5%的捐赠血液是乙型肝炎阳性，而同样百分比的人携带丙型肝炎。但是他承认，很少进行丙型肝炎检测，“没人知道真正的情况”。
西方大使馆的消息人士警告说，格鲁吉亚的血液供应绝对不安全，并敦促他们进行紧急操作程序，可能需要在国外输血。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内战期间，格鲁吉亚的中央血库系统在1992年至1995年几近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医院银行和献血诊所的混乱杂物间，所有这些都由有偿捐助者提供，有助于吸引需要快速现金的酗酒者和吸毒者。第比利斯有一家这样的诊所，只有断断续续的电力供应，以确保所有放满全血的3台冰箱和2台血浆的小冰柜安全。血库主任贝拉·克瓦坎蒂瓦德承认，大部分血液是由专业献血员“捐赠”的，他们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频频出场，以一袋血来换取12拉里（约合9.60美元），转身就去买一瓶酒或一剂毒品。
有两个这样的献血员，尤里·内万多夫斯基和维克多·雅科夫列夫，当他们把手臂伸进玻璃墙的一个入口时，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味。在隔离墙的另一边，一个护士抽了他们的血。然后，他们把拉里装进口袋，踉踉跄跄地走去找格鲁吉亚的烈酒。
虽然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有更好的血库系统，但只有少数国家有资源对献血者进行乙肝和丙肝、艾滋病病毒或任何其他危险病毒的普遍筛查。考虑到这些病毒在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生的惊人暴发，以及当地付钱给提供血液或血浆的献血者的做法，这似乎是一枚非同寻常的地区性公共卫生定时炸弹。
这种可能性在俄罗斯是最可怕的。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横跨11个时区，肝炎正从默默无闻发展成为一种全面流行的疾病。在短期内治疗费用是最低的，因为没有几家俄罗斯医院可以治疗这种需要营养支持和丙种球蛋白注射，以增强免疫功能的病毒性肝炎病人。然而，十年之后，随着晚期肝硬化和肝癌病例的出现，俄罗斯和其他东方国家将面临艰难的经济选择。
在美国，如果监督器官捐赠优先事项的地方委员会愿意将宝贵的器官移植给病毒感染的受者，那肝炎晚期病人可以成为抗病毒和癌症化疗或肝脏移植的优先候选人。但是这种手术非常昂贵，需要先进的医疗技术。一个6个月的丙型肝炎抗病毒化疗疗程要花费20万美元，但在所有病例中完全有效的还不到20%。129
虽然俄罗斯的医疗体系在2007年之前已经发展到足以应付此类情况，但除了最富有的患者（自费）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负担得起治疗费用。
据卫生部称，1996年，俄罗斯官方的混合型肝炎发病率为每10万名成年人26.7例、每10万名儿童5.9例。这是1992年官方记录肝炎病例数据的2倍。
但在俄罗斯医学科学院于1996年年底向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肝炎的死亡人数似乎更为严峻，并被描述为“不利”。130报告指出，在1995年，有超过5.2万名俄罗斯人因病毒性肝炎住院，主要是乙型和丙型，仅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就高达36/10万人。据说混合型肝炎的发病率还要高得多，但由于对丙型至庚型等其他肝炎进行的检测很少，因此无法给出可靠的数字估计。
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只有不到6%的肝炎病例是因静脉注射毒品引起的。然而，到1995年，莫斯科所有肝炎住院患者中有21%是吸毒者，圣彼得堡的这一比例为40%。
肝炎病毒感染的漏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两个因素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发生：缺乏适当的实验室检测工具以进行诊断，以及患者在感染达到急性期之前未寻求医疗帮助。通常情况下，年轻的吸毒者对自己的健康需求毫不知情，在他们开始治疗的时候，黄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并已发生了严重的肝硬化。由于大多数非甲型肝炎感染数周甚至数年无症状，因此报告的住院人数仅占实际病毒感染的一小部分。在俄罗斯的任何地方，科学家都没有对吸毒的成年人和青少年进行系统的筛查，以确定真实的感染率。
公共卫生委员会副主席塔蒂亚娜·博伊科博士说，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新西伯利亚，正式登记的乙型和丙型肝炎病例数猛增，1997年接近180/10万例。新西伯利亚医院传染病专家叶夫根尼·博沙洛夫博士对住院的纳科马尼进行病毒检测时说，“这已经是无处不在，像是普通感冒了。自1995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5倍的增长。”
一旦这些病毒进入医院—例如通过吸毒的肝硬化患者—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它们可能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到普通人群。这就是为什么当博沙洛夫在新西伯利亚医院被问及患肝炎的风险时，他喊道：“缺物资！缺物资！我们没有乳胶手套、注射器，什么都没有。”
在敖德萨的大型州立医院，瓦西里·戈古连科博士同样对院内感染感到不安，特别是因为他说：“不到一滴的血液暴露量就可以使我们（医护人员）被感染。每毫升血液仅需10-9病毒即可引起丙型肝炎感染。”
高级护士莱拉·布林查克表示，医院外科的护士们公开的抱怨声不断，因为在乌克兰，医护人员罢工是非法的。他们希望政府支付乙肝疫苗的费用，这需要花费20格里夫纳，相当于一名护士每月工资的15%。
由于害怕治疗毒瘾患者，敖德萨传染病医院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几乎瘫痪。康斯坦丁·塞维茨基说，“因为我们没有经济能力为员工购买手套。”
医护人员也担心他们的病人，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常规的肝炎血液检测。在肿瘤学和放射学研究所，格里高利·克林尤克博士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保护正在接受他的癌症治疗的40名儿童—包括定期给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提供自己的几品脱不含肝炎病毒的血液。这位敬业的年轻医生说，他不得不给自己和护士们放血，“因为不幸的是，近几个月来，机构没有找到资助来进行肝炎检测”，即使是艾滋病病毒检测也只能在“血液捐赠者有症状”的情况下进行。131
在基辅的一家诊所里，从事电视维修工作的亚历山大在一座经过改造的17世纪乌克兰修道院中。这座修道院是乌克兰主要的艾滋病医院。这位已经是3个孩子父亲的46岁“老人”把他的房间称为“笼子”，但他说他很感激工作人员的好意。
其中一名护士—一位治疗艾滋病患者有两年以上经验的妇女—把亚历山大的袖子卷起来，抽了他的血液样本。虽然她没有戴防护性的乳胶手套，但她依然用食指按压，在取出针后注射。然后，她仍然赤手空拳，将血液注入试管中，再手动从中取出针头。当她的上司阿拉·伏克医生后来被问及此事时，她断然否认任何员工曾进行过与血液有关的没有适当预防措施的程序的事情。访客说这些事件是有目击者并被拍了照的，但她坚持否认。
在苏联的各个地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都在急剧上升，但医疗机构似乎已经落伍了。虽然担心自己的安全，但很多人被发现还是照样不穿防护服，进行直接接触病人血液的手术。
与此同时，一些人继续要求获得不必经病人同意就可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以降低个人风险的权利，并拒绝照顾那些被感染的人。这是一个美国护士、医生和牙医都非常熟悉的讨论，他们在十多年前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并进行了辩论。
在圣彼得堡，一个清爽的6月早晨。阿扎·拉赫马诺娃是该市的首席感染学家，她在博特金传染病医院的众多建筑间穿梭，赶往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位矮胖的女人气喘吁吁地回忆道，一个月前，“外科医生做了脑部手术之后才发现病人是来自加里宁格勒的艾滋病病毒阳性吸毒者。但外科医生手术时没有戴手套！他们声称大脑是一个精细的结构，手套会妨碍他们的工作。我告诉他们这是犯罪！”
拉赫玛诺娃消失在神经外科大楼里，在那里她将传递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在手术室里的6名外科医生和护士在第一轮检测中，发现了一些试验性的艾滋病病毒阳性结果。这些检测将不得不重复进行，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会重复几次。
拉赫马诺娃刚从艾滋病病房回来，她在那里给病人发了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北美传染病的中心—纽约，治疗措施也不过如此。对于28岁的科斯塔，她建议在他的蛋白酶抑制剂联合治疗中加入合成代谢类固醇，以增强他的新陈代谢。
“有道理。”她突然说。拉赫玛诺娃在隔壁房间里踱来踱去，旁边是一个留胡子的长发男人，他坐在床沿上，慢慢地尝试将食物舀进嘴里。
“怎么样？”拉赫玛诺娃问道。帖木儿·诺维科夫抬起头，他的眼睛盯着距离医生所在位置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当诺维科夫小心翼翼地把罗宋汤放在一边时，他微笑着说：“我可以吞下这些药片—这并不太难。”
诺维科夫是一位艺术家，最近一次机会性的病毒感染侵袭了他的大脑，导致了脑炎，并因此失去了视力。现在，他卖掉自己的画作，用来支付蛋白酶抑制剂的费用。蛋白酶抑制剂已经帮助他恢复了一部分体重和行走能力。
当拉赫马诺娃和她的工作人员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进行查房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戴手套，什么时候不需要。
但是，除了少数几家专门从事艾滋病治疗的综合医院之外，无知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在基辅的艾滋病诊所，38岁的邮递员维克多已经得艾滋病3年了。他不会接受齐多夫定治疗—这是乌克兰唯一的治疗方法。相反，他看的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基辅医生，“发明了一种仪器来测量我身体里的生物电流。她用一块锡给电流充电，我们称之为子弹。子弹可以对抗我的负生物电流。”
维克多打开衬衫，露出一块贴在他胸前的子弹形状的锡。
在敖德萨，堕胎是首选的节育方式，医生通过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实施手术来赚取额外的收入。著名产科医生伊戈尔·博伊琴科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不知道病人是艾滋病病毒阳性。她可能会和下一个堕胎的女人一起使用同一批工具和方法。”
苏联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东欧国家政府发现自己处于独特的地位，采取公共卫生行动的时间不多了，只有这样才可能阻止医疗灾难的发生。尽管有着近20年来自世界各地与艾滋病斗争的鲜活的历史和经验，各国政府还是无法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他们愿意采取一些措施，但缺乏资金支持，并且在以现代公共卫生方法解决医疗问题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在一些地方，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被认为是遏止艾滋病病毒浪潮的理想办法。但在苏联的许多其他地区，顶尖的艾滋病医生和政治家声称，只有回到对社会的极权控制，才能阻止这种病毒。
“在我看来，有必要重新引入社会主义制度，”瓦迪姆·波克罗夫斯基在他位于莫斯科的艾滋病病毒研究和临床护理机构对一名来访者说，“这种社会主义的机制更容易为俄罗斯人所接受—所谓的民主在目前是不现实的。为社会工作的意识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他们不理解，结果就是吸毒成瘾、卖**，等等。”
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极端，但波克罗夫斯基反映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公共卫生精英中流行的一种情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苏联时期进入了科学和医学领域的顶级圈子，当时只有加入共产党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这些领导人审视了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看到了无法无天—很容易被微生物钻空子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说，看到了一种需要用典型的苏联式手段来控制的混乱状态：秘密警察、少先队员和其他青年组织，大型监狱和严厉的惩罚。
俄罗斯卫生部官员别拉耶夫指出，“国际社会迫使我们遵守人权概念”，国家被迫放弃了十年来控制艾滋病病毒的方法。现在很难相信俄罗斯会遵循美国人权人士倡导的艾滋病防控措施。
“在美国有超过50万的艾滋病病例，这对我们可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别拉耶夫坚持道。
到1998年年底，俄罗斯卫生部不得不承认两件事：几乎所有的新发艾滋病病毒病例都发生在年轻的静脉吸毒者身上，同时注射毒品和安非他命的人数急剧增加。卫生部的奥尼申科说，自1996年1月以来确诊的所有新发艾滋病病毒病例中，有90%是静脉吸毒者。在1998年年初，俄罗斯有100万静脉吸毒者。在俄罗斯抽查的地方，1998年全国静脉吸毒者中有20%至70%是艾滋病病毒阳性，这表明，假设上述所有数字都相当准确，那么俄罗斯有20万到70万静脉吸毒者携带艾滋病病毒。考虑到俄罗斯的感染率在1996年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些数字如果准确的话，说明了这是大流行中最迅速演变的传染病之一，而且代价高昂。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年轻的成年人，如果他们身体健康，就会成为21世纪早期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支柱。
截至1998年年底，东欧和中亚有27万人感染了艾滋病。这当然是一个保守的猜测，可能是一个严重低估的数据。考虑到该地区静脉吸毒者的明显感染率，很难想象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会如此一般。截至1997年12月底，7%的俄罗斯军人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这大约是10.5万名男性，比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的超了1/3。132在21世纪初，1990年代中期在敖德萨和加里宁格勒出现的吸毒行为和艾滋病病毒传播模式在各地重复出现。结果，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散布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伯利亚的一些前哨站，由于共用麻醉针而点燃了艾滋病病毒的野火。在这些热点地区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中成瘾率高达50%很常见，统计人员很难在2000年之前校准艾滋病病毒的爆炸性传播。133
20世纪90年代末，该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似乎走了十年前泰国悲惨模式的老路。1988年，在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所有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都很低，只有不到3%的人被检测出感染。然而，在1989年年初，对曼谷静脉吸毒者的调查出现了不祥的征兆，超过1/3的人检测呈阳性。11个月后，半数人被感染。到1991年年底，全国的静脉吸毒者都被感染了，只有不到15%的人逃过了艾滋病病毒的毒手。
在静脉注射毒品流行之后仅仅几个月，妓女和男性嫖客身上的艾滋病病毒数量激增。1989年中期，泰国全国只有不到4%的人检测结果呈阳性；12个月后，妓女的感染率为10%。6个月后，在旅游胜地清迈，高达70%的妓女被感染。到1991年年底，90%以上的底层妓女—那些每天为5个以上的顾客提供服务的妓女—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感染。到1992年，艾滋病病毒已彻底蔓延到普通人群，2000年的预期寿命预计将平均下降30岁，预计人口将出现萎缩，比没有艾滋病病毒的情况下将减少2500万泰国人。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134
要使东欧的艾滋病病毒流行遵循这一悲剧性的模式，整个区域的青少年人口中要么存在高度的**，要么存在大量的卖**活动。
虽然苏联解体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可能并没有标志着真正民主的崛起，但它确实在年轻人中间带来了一种更自由的氛围。随之而来的是青少年和后青少年时期**的增加。由于没有现成的**，或者男性不愿意使用这种保护措施，这种60年代式的自由恋爱氛围在面对9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时显得令人揪心。
但在该地区的每个国家，性传播疾病的数据追踪都是错误的：性别不同步。在同年龄组中，女性的患病率远远高于男性。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孩不再与男友发生性关系，而是与有钱的成年男性发生性关系；而且是有偿的性行为。
以雅罗米尔·吉拉瑟克博士为例，他已经无计可施了。他竭尽全力阻止妓女、皮条客和他们的德国顾客占领他的捷克小镇，但根据苏联解体后捷克新宪法，任何禁止卖**的企图都是对人权的非法侵犯。
因此吉拉瑟克和他的波希米亚小村庄杜比的同胞被迫对乌克兰、斯洛伐克、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吉卜赛女孩熟视无睹，这些女孩半裸地站在E-55高速公路的玻璃小棚里，摇摆着一个闻所未闻的节奏，向过往的宝马、奥迪和梅赛德斯的驾驶员展示她们的“商品”。
杜比距离德国边境只有12千米，离德累斯顿不远。20世纪90年代，E-55公路上到处都是妓院、**夜总会、街头妓女，公园里到处都是丢弃的内衣，学校操场上到处都是用东德方言写的性传单。
40多岁的吉拉瑟克并不是一个拘谨的人。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的美女，他眨了眨眼睛说，医生知道如何玩得开心。吉拉瑟克是一名中年男子，头发日渐稀疏，戴着金属丝镶边眼镜。他坐在一份巨大的挂历前说话，挂历上是6月小姐—一个**的金发女郎，身上挂着纵横交错的弹壳，手里拿着AK-47步枪。他说，他反对这个新的但已经非常庞大的卖**业，是出于一种医生的反对。
吉拉瑟克解释说：“我们看到梅毒、淋病，很快又是艾滋病。从1989年开始，这里的皮条客就开始用一辆车载着两三个女孩。后来他们就在高速公路附近买了房子……一年前的情况是，一个个女孩沿着高速公路排起了长队（有几千米长）。德国人开车经过，选择了某一个。他们在这些房子里、在森林里、车里、任何地方**。有时当地人也会参与，但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他们不为妓女提供医疗保健。他们遍布捷克共和国，遍布东欧，事实上，当一个妓女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会替换掉她。就是如此。”
自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以来，这个广阔的地区从一个受严格控制的经营方式变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跨国企业由复杂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控制，这些集团将成千上万的妇女从最贫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运送到富裕的西欧和中东边境的富裕地区，其中有很多是女孩和男孩。这些行动的规模令人震惊。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性传播疾病。
自1991年以来，国际移民组织一直在努力追踪联合国在东欧的妇女走私活动。国际移民组织的马克·格拉米尼亚说，贩卖妇女的规模如此之大，而且迅速扩大，以至于该机构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计。
“这些（苏联）妇女是新的商品，”格拉米尼亚解释说，“这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我想说，这完全是在遵循我们在印度看到的模式。这些妇女得到了一份合同—一份伪造的合同—在西欧从事合法的工作。这个人贩子从她的银行账户中收取费用，或者从她未来的收入中扣除她的机票和住宿费用。当她到达目的地时，走私者没收了她的护照、回家的机票、身份证件，并告诉她必须做妓女，直到她赚回她的债务。当然，她从来没有达到目的。”
格拉米尼亚说，到1995年，大约50万东欧和苏联地区的妇女以这种方式被偷运到西欧，被迫卖**。此后，这一行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每年有多达30万名妇女被贩卖到西欧，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到1998年年初，“奴隶买卖”在西欧每年净赚至少200亿美元，而在中东和亚洲每年净赚的数目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妇女从这个地区被走私到亚洲，或者是从西方进入中东。但是有可能的是，这些偷运行动的总规模几乎与西欧走私企业（合法的）的规模相当。135
在国际层面，格拉米尼亚指出，参与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犯罪集团也是毒品和武器走私的主要参与者。有些交易是由有几十年历史的黑手党处理的，但也有“新的俄罗斯黑帮”。他们正在进行财务投资。
吉拉瑟克说：“一名黑手党男子告诉我们，女孩被买来当奴隶，她们挣的每一分钱都被剥削了，还要被殴打。身份证件被拿走了，没有保镖在旁，她们哪儿也去不了。”该地区的每一位波希米亚官员和医生都证实，95%以上的波希米亚妓女都不是捷克人，而是被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以虚假的借口引诱到该地区的比如所谓的迪斯科舞厅工作。这些妇女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用最常用的词来描述她们的困境，就是“奴隶”。
卖**集团似乎不受监管，不受警方控制。例如，在小小的杜比，20多家妓院中有2家位于警察局的两侧。穿着热裤和高跟鞋的吉卜赛和俄罗斯妇女一天24小时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招停汽车。妓女也在当地的学校和公园从事卖**活动，这激怒了无助的父母。
“自1985年以来，梅毒增加了千倍。”乌兹提纳拉班中央医院的压力山大·莫洛克医生说。乌斯蒂也是波希米亚小镇，距离杜比约有20分钟车程。莫洛克是该市性传播疾病的临床专家。
“68%的梅毒患者是15到24岁的女性。我们经常在晚期妊娠妇女中发现梅毒。它们在怀孕后期出现，这时什么都做不了。在1995年以前，我们从未患过梅毒，但现在我们确实在这里看到了先天性梅毒。在一个案例中，婴儿当场死亡。但正常情况下，孩子看起来很健康，但血清学检查呈阳性……通常这些孩子会失去跟进的机会而得不到治疗。另一种主要的性病—淋病，也在上升，但我们看到了一个悖论，淋病发病率似乎随着梅毒的上升而下降，这是因为全科医生只治疗淋病而不报告病例。”莫洛克解释说。
梅毒更难诊断和治疗—它需要更广泛的抗生素治疗—所以患者通常寻求诊所或医院的帮助，最终成为登记病例。相比之下，淋病只需要注射一针青霉素就可以治愈。因此，有隐私意识的人们为他们的淋病寻求谨慎的治疗，可悲的是这种疾病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道。136
更糟糕的是，广泛的自我药物治疗或医生滥用抗生素，导致了淋病球菌的突变株耐药。
莫洛克说：“实际上，现在对青霉素的耐药性已经成为常态。”他指出，在1991年之前，波希米亚没有耐药性淋病。吉拉瑟克说，在杜比只有三名医生有执照，没有人会治疗妓女。因此，他得出结论，皮条客通过黑市供应商获得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
捷克政府1992年对性工作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0%的性工作者携带梅毒或淋病。莫洛克说，自那以后，这一比例翻了一番，但皮条客禁止这些女性参与此类研究。
莫洛克是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稀疏的黑发，脸上洋溢着温暖和真诚。他透露，1996年捷克共和国报告的所有女性梅毒病例中，68%来自他的家乡乌斯蒂区。说到这里，莫洛克摇了摇头。
莫洛克说：“在妓女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女性被皮条客强迫不能使用**，因为这样她们会挣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