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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防疫站采用的许多公共卫生方法一样，这是一个极其低效的策略。1987年至1991年间，俄罗斯做了大约7200万例艾滋病病毒检测，从中筛出522例感染病例；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埃利斯塔事件。为了进行所有这些检测—俄罗斯每确诊1例病例就要做13.8万份检测—苏联必须在莫斯科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实验室，专门制造检测试剂盒，并每年检测数百万份血液样本。此外，防疫站的现场工作人员必须收集所有这些血液样本，并将它们运往莫斯科。大多数测试是对献血者、孕妇、囚犯和出国旅行的苏联人进行的，这些测试在重新入境时是强制性的。
1996年，俄罗斯在这项检测上花费了175万美元。但是，1997年开年的时候，艾滋病防治预算较少，全国范围内从事该项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没有报酬，医院的药品货架也空空如也。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支付每年1万到4万美元的费用，以符合美国标准的方式治疗艾滋病患者，或者继续一项耗资近200万美元的检测项目，甚至没有财力购买电视广告时间在全国电视上宣传艾滋病教育。
同样的政策，包括广泛的、昂贵的非自愿测试，是整个苏联的规则。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19岁的乌克兰人斯维特丽娜住在核电站附近，暴露在大量放射性尘埃中，她立即患上了辐射病。4年来，乌克兰的医生给斯维特丽娜输血，希望能补充因辐射而死亡的红细胞和白细胞。
1993年，当时住在基辅的斯维特丽娜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引起了负责苏联血液供应的官员们的恐慌。成千上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献血的人被重新检测，疯狂地寻找斯维特丽娜的艾滋病病毒来源。
但她知道不是来自血液。
“我知道是谁传染给我的，”斯维特丽娜回忆说，“他来自意大利，已经去世了。他的姐姐从意大利给我写信，告诉我他死于艾滋病。我意识到自己有危险，于是寻求了医疗救助。”
尽管如此，苏联公共卫生官员坚持要重新测试乌克兰的血液供应。斯维特丽娜已经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遭受了多年的苦难，她被送往圣彼得堡外的共和国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剩下的时间。她的乌克兰家人被允许探病，但在后苏联时期，从基辅到这里的长途跋涉非常昂贵。斯维特丽娜很快意识到，埃利斯塔事件的幸存者和少数从其他来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年人是她仅有的伙伴。她看着这些瘦小的埃利斯塔儿童长大成人—有80个孩子已经死亡—她开始充当他们的代理阿姨和临时保姆。
“孩子们很可爱，”斯维特丽娜告诉来访者，“他们的母亲在这些男孩女孩之间相亲，所以有一天，艾滋病病毒阳性的孩子可以长大并结婚。”
斯维特丽娜把声音压低得像耳语：“大多数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诊断结果。”
自1989年以来，除了摇摇欲坠的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从窗户可以看到的远处的乡间田野和河流之外，这些孩子们（大多数刚出生不久）就再也不知道其他的世界了。1993年到1995年，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稍有起色，当时医院里挤满了数以千计的白喉患者。但是，自从那次流行病结束后，共和国医院的走廊变得安静了，在这个可悲的隔离“殖民地”里，仅有的新成员是吸毒者和他们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加里宁格勒。他们都是艾滋病病毒阳性。
27岁的尼古拉·内德泽尔斯基英俊潇洒，1991年在莫斯科被诊断出艾滋病病毒阳性。
“这是我的俄罗斯伴侣传染给我的。”身为同性恋的尼古拉说。尼古拉能言善辩，接受过欧洲艾滋病活动人士的教育，他每天都会去一些隔离中心，比如圣彼得堡的隔离中心，游说政府推行人道主义政策。1997年，他也是全俄罗斯仅有的接受过最先进的联合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之一—这是他频繁前往洛杉矶和巴黎的结果。他希望俄罗斯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得到这种延长生命的药物，但由于苏联那套法律仍然用于俄罗斯，只有被感染，莫斯科居民才能获得哪怕一种这样的治疗药物。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地方，没有人能得到西欧常见的鸡尾酒疗法（抗逆转录疗法，HAART）的全套药物。
1995年，尼古拉被他的艾滋病患者朋友们选中，在巴黎艾滋病问题首脑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大会：“在俄罗斯，这仍然是一种政治疾病。与治疗和预防有关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社会大众会质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妓女、同性恋和吸毒者身上？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联合治疗？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会死得更快。’”
尼古拉的讲话在俄罗斯电视台播出。
“当我母亲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演讲时，她说：‘我很高兴你出生在这个时代，要是在过去，你会被抓去古拉格监狱。’”尼古拉回忆道。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拉格监狱仍然在接收俄罗斯的艾滋病患者，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禁止他们大部分人的性活动，把受感染的吸毒者关押在结核病肆虐的监狱系统中，并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接受治疗的机会。125
俄罗斯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中心主任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纳尔科维奇说，回顾埃利斯塔和圣彼得堡“殖民地”的悲剧，“这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如果没有那场悲剧，我不知道在苏联的医院里还会有多少人被感染”。
苏联解体后，每一个新的独立国家都勉强应付了一段时间，极大地忽视了艾滋病病毒，而倾向于更直接的公共卫生危机，如白喉和结核病。如果不是因为埃利斯塔和罗马尼亚的儿童病例，该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算上这大约2300个病例，俄罗斯、格鲁吉亚、立陶宛、波兰和其他任何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陷入明显的艾滋病病毒危机。
直到1996年。
“那一年情况变得更糟。”纳尔科维奇坚持说。实际上，那是在1995年5月的某个时候。
“很明显，它是从乌克兰传到俄罗斯的。”瓦伦汀·波克罗夫斯基补充道，“问题是它是如何从乌克兰传到白俄罗斯，又从白俄罗斯传到俄罗斯的？这是一种艾滋病A亚型病毒，而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B亚型病毒，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新的。可是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哪里来”可能永远都搞不清楚，纳尔科维奇反驳说，但是“怎么来”却非常明显。它与毒品滥用有关：1995年5月至1996年间，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俄罗斯静脉吸毒者人数增加了近100倍。在东欧、白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毒品使用激增的背后，是俄罗斯人的毒品狂热危机。
那是周一晚上7点，阿图尔准备走马灯似的穿过敖德萨最大的毒品区巴勒莫。和朋友奥列格计划获得足够的罂粟杆和必要的溶剂，能够煮出一批足以让两个人兴奋的“香肠”。
这位精力充沛的—或许是超级艺术爱好者在寒风和大雾中，将自己的外套拉得高高的，一直朝前走，来到这座乌克兰城市铁轨附近的一幢大型混凝土公寓楼。在静脉注射麻醉剂两年之后，21岁的他确切地知道该去哪里。
阿图尔飞快地穿过浓密的、刺骨的雾气，进入一幢看起来很像苏联公共住房的建筑，爬上十层满是尿的楼梯，因为他知道电梯坏了。阿图尔在顶楼上喘着气，拉开夹克拉链，拿出一个空的塑料水瓶和8格里夫纳（乌克兰币，大约5.5美元）。他走近一个特别建造的钢制结构的密室，这个密室将后面的公寓与外界隔离开来。在钢铁密室的一侧有两个镂空的洞：阿图尔通过一个5厘米×5厘米大小的洞将钱递进去，再将他的空瓶子放入另一个稍高的槽中。他按下一个很大的蜂鸣器，然后等待。
一只手出现了，取出了钱和瓶子。5分钟后，一扇钢门打开了，露出里面的钢罩子，里面还有一扇门—原来是为10A公寓设计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吉卜赛女人，穿着一件飘逸的多彩裙子和同样色彩斑斓但又撞色的丝质上衣，静静地把已经装满的瓶子还给阿图尔，连同一个装满了醋酸酐的注射器，也从笼子的栏杆里递了出去。随着铁栅栏连续不断地砰然关上，阿图尔嗅了嗅瓶子里的东西，确定这就是他所期待的油漆清除剂的味道。
10分钟后，阿图尔爬上一辆拉达老爷车的后座，向奥列格点了点头，然后他们俩开车经过一条坑坑洼洼的路来到了被称为巴勒莫的社区。吉卜赛人选的道路崎岖不平，阿图尔解释说，这样警察就不会突然袭击。大概开到离巴勒莫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路就没法走了，那里有上万吉卜赛人和他们的“奴隶”—沉溺于毒品的乌克兰青少年，无偿为他们工作来维持日常的吸毒。
“我们要走过去。”奥列格宣布，下车消失在浓密的、冰冷的雾中。阿图尔跟在后面，他们俩就像当地瘾君子所说的那样“走钢丝”，沿着吉卜赛堡垒之间蜿蜒曲折的小巷快速前行。每个加固的房屋周围都有又高又厚的墙壁，上面有些一只手大小的洞，这些洞是为交换毒品和现金而设计的。
这是晚餐时间，黑暗，没有月亮。很少人在户外。阿图尔和奥列格走过时，两个穿着鲜艳的吉卜赛姑娘轻蔑地望着他们的眼睛；一个穿着时髦的吉卜赛人在擦拭他1996年的宝马轿车；一位中年妇女从大门里探出她的头巾，向她的德国牧羊犬大声发出命令，狗跑向相反的方向，尾巴夹在**。
奥列格和阿图尔在一座堡垒般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播放着喧闹的劲舞音乐，电子流行音乐回**在邻居的墙上。这两个人互相耳语着，然后奥列格决定留下来，让阿图尔单独去找他们喜欢的经销商。
从那座房子出来，穿过泥泞的马路，阿图尔走到一扇约2.5米高的铁门前，大声喊道：“卢巴！卢巴！”中年的卢巴从房子里走出来，闪亮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夜晚的空气中飘扬，她凝视着阿图尔。他们聊了几句，但她把阿图尔尔赶走了。他被难住了。
一辆崭新的1997年福特车从相反的方向开过来，司机走了出来，他也把卢巴叫出来。当司机把钱递给吉卜赛人时，阿图尔再次向她索要罂粟杆。卢巴告诉他不行—她认不出他的短发和深色牛仔裤。阿图尔看起来像个警察。
突然，土路对面的房子里恼人的音乐停了。一个戴着索尼随身听的14岁男孩走出家门，认出了奥列格，用俄语对卢巴喊道：“他们是好人，我认识。”
卢巴点点头，消失在她的房子里，然后带着两个包裹回来了。她把一根卖给了阿图尔，但当她把另一根递给司机时，狡猾的德国牧羊犬出现了，扑向卢巴伸出的手，偷走了罂粟梗。一瞬间，这只狡猾的狗消失在邻居的房子里。
阿图尔和奥列格现在拿到了原料，心里很着急，赶紧跑回车里。
晚上8点，他们来到奥列格祖母的公寓，奥列格把她称为巴布什卡。
“别担心，巴布什卡，”奥列格说，“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的。”祖母别无选择，就让两个年轻人进了她的小公寓，但马上给奥列格的母亲斯维特丽娜打了电话。
阿图尔在厨房开始工作了，他脱下衬衫说：“这里会变热，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奥列格正安抚着祖母，他的姨妈和母亲几乎立刻就出现在他面前，而阿图尔则擦拭着一套烹饪锅和一台用钢制的绞肉机。
阿图尔在巴布什卡不到10平方米的厨房里努力干活，厨房里有剥落的白色天花板和墙壁、不平整的石灰绿色油毡地板、四个煤气炉、水槽、单人餐桌和迷你冰箱。在客厅里，奥列格安慰着他那漂亮的金发母亲，母亲透明的蓝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向斯维特丽娜保证，他不会注射阿图尔在厨房里制作的毒品—“如果我再堕落就会死掉。”他告诉母亲。去年，斯维特丽娜的父亲和丈夫都死于心脏病，她承认阿图尔试图戒毒。但她母亲并不相信。
“我两年前就知道他已经上瘾三年了，”斯维特丽娜一边紧张地拽着衣服和手指一边解释道，“当时不明显。他设法使自己保持镇定，所以我看不出来。他大学毕业，享有很高的职位。”
奥列格点头：“对，我有一份好工作，一个月500美元。在敖德萨，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男人的平均工资不到我的一半。而且我结婚了。”
奥列格避开他母亲发红的眼睛，悄无声息地溜进厨房，看着阿图尔，尽管夜晚的空气寒冷，阿图尔的汗水仍在滴落。“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儿子，让人痛彻心扉的是，他却变成了瘾君子……”斯维特丽娜低声说，她的声音在“瘾君子”这个词上中断了。
厨房里充满了强烈的恶臭，化学雾霾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喘气，他们的眼睛都在流泪。奥列格打开窗户，在厨房入口处挂了一条毯子，防止雾霾逸出进入狭小公寓的其他地方，然后把斯维特丽娜送到客厅。
9点46分，整个过程完成了，成果就是鸦片提取物，称为“切尔尼”，足以让人成瘾。
在家人的敦促下，奥列格发誓说，他制作这个混合物只是为了向客人演示如何制作切尔尼，他“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瘾君子，并把最后的毒品倒进厨房的水池里。阿图尔静静地看着，紧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阵冷风吹进厨房，驱散了令人作呕的雾霾。奥列格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不知道他是后悔倒了鸦片剂，还是仅仅对气体的恶臭做出了反应。
几天后，敖德萨的4月初还很寒冷，空气仍然潮湿，一个游客穿过铁轨，在一个小山上逗留了一会儿，俯瞰着一片广阔的草地，再往远处就是巴勒莫。一群青少年川流不息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脚步加快了，眼睛望着巴勒莫，向空旷的田野走去。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个孩子使用切尔尼的时间最长，因为他们不再有足够的衣服和鞋子来抵御早春的寒冷，同时他们无法控制地颤抖。那些新加入鸦片世界的人，他们的冬衣和靴子还没卖出几块钱；也许，这足够再来一曲《欢乐合唱团》了。
萨沙是一名苍白、瘦削的20岁工人，他在血管里注射了两年的鸦片混合物，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于此了。“即便如此，”他说，“我无法放弃。总是有什么东西把我拉回到这里来。”
他停了一会儿，看着一群吸毒的青少年匆匆穿过巴勒莫。“不过也没关系。”他补充道，“我是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不管是毒品还是艾滋病，很快我就会死去。”
和萨沙一起长大的许多朋友都已经去世了—死于吸毒过量、酗酒、与毒品有关的暴力、肺结核、艾滋病和自杀等。现在轮到他了。
专家们说，1991年苏联解体时，像乌克兰毒枭卡拉巴斯这样的人开始在整个地区崛起—匪徒们利用这一历史性变革所造成的动**，把目标对准了像萨沙这样被疏远的一代年轻男女。毒品突然变得便宜而唾手可得，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区性产业，第三世界范围内地区性艾滋病流行的形成也就有了条件。
“这不仅仅是一次大暴发。”阿拉·索洛维奥瓦博士是在基辅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乌克兰人，他说，“这是一枚原子弹。”
1996年，乌克兰登记了大约7000例新发艾滋病病例。一个国际机构预测，到2001年，他们将会有2万例艾滋病病例，可能有25万的艾滋病累积感染病例，在那之后，每年将会有4000例新发艾滋病病例。对于一个在1994年之前只记录了214例艾滋病累积病例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流行病学家路易斯?洛雷斯做出了这一世纪之最的预测。
直到1996年中，健康专家在敖德萨开始了解在城市以及乌克兰的其他地区，艾滋病“炸弹”爆炸得如此显著。当时，敖德萨的律师谢尔盖·米诺夫等志愿者在敖德萨开设了一家针头交换中心，并开始询问年轻人的生活习惯。米诺夫解释说，他们发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说，他们经常共用针头和注射器，而且他们通常会在第一次注射后把自己的一些血液抽到注射器里，以便把剩下的毒品冲洗出来。
米诺夫说，很明显，巴勒莫的吉卜赛人和该地区其他地方的有组织的黑帮正在出售罂粟秸秆，而且已经被病毒污染了。这是因为这些毒品是大批量生产的，然后由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毒效检测，这些吸毒者用这些危及生命的测试换取免费的毒品。为了测试这些样本，这些被称为“奴隶”的吸毒者反复将他们的个人注射器浸在大罐子里，并经常将注射器拉进和拉出几次。
最后，米诺夫说，当地吸毒者说毒品供应商命令吉卜赛儿童收集用过的注射器，供应商将用来注入麻醉药，然后重新在市场上流通。
米诺夫说，当他和其他志愿者在瘾君子中散布消息说，他想和“吉卜赛男爵”谈谈时，这种做法就停止了。“吉卜赛男爵”在敖德萨领导着罂粟秸秆交易。
他说，几周过去了，199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两辆大型豪华轿车开到了米诺夫的公寓大楼，保镖们跳了出来，那个衣着华丽的毒枭敲了敲米诺夫的门，米诺夫告诉他，出售受污染的鸦片和注射器是“糟糕的生意”，因为这会迅速杀死他的客户。
米诺夫曾发誓要为毒枭的身份保密，毒枭觉得这个律师的话很有道理，就答应不让孩子们收集二手毒品注射器了。
这是“原子弹”战争中的一个小胜利。
但是，巴勒莫前面的射击场被用过的注射器覆盖，绝望的青少年瘾君子经常从地上拔出一个完整的注射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进行快速的毒品注射。
在射击场上，年轻人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试图找到未塌陷的静脉，以便互相注射。痛苦写在他们扭曲的脸上，他们互相戳针，不顾一切地想让毒品进入他们的血液。鸦片药剂的黏稠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使用者需要10毫升甚至20毫升的针头—这远远超过北美或西欧注射海洛因用的1毫升注射器的容量。
1997年1月，米诺夫和一家名为“信任场”的小型戒毒诊所的工作人员收集了在敖德萨射击场发现的数千支注射器：其中足足有1/3被检测出艾滋病病毒阳性。
“这是一次爆炸性的暴发，”在敖德萨工作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流行病学家格里戈里·巴夫斯基说。“我们每个月都会发现600例新发艾滋病病例……在敖德萨，我们登记在册的有3000名吸毒者。实际数字是这个的10倍。”
米诺夫打断：“这个城市有110万人口。想想吧—在110万人中，肯定有3万人吸毒。”
巴夫斯基绘制了一张图表，展示了敖德萨自1995年出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不断上升的艾滋病死亡人数。他画了一些虚线，一直延伸到2012年，他说：“在15年内，整个敖德萨人们的感染率可能高达7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索洛维奥瓦是一位漂亮、热情的金发女郎。她说，1995年春季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敖德萨静脉注射毒品的人群中，有近3/4的人是艾滋病病毒阳性。就连她也很难相信这些数据，因为她无法相信病毒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席卷了整个社区。对吸毒者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人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高中毕业、无业。
早在1995年，索洛维奥瓦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区域会议，在会议上她恳求她的联合国同事为她所预见的艾滋病危机投入资金和人力。
政策制订者说：“哦，整个乌克兰只有300个病例？我们有更多的心血管疾病，癌症……艾滋病病毒不是问题。”
第二年，索洛维奥瓦再次提交了她的请求，直接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席卡罗尔·贝拉米申辩。那时，索洛维奥瓦的数据显示，基辅和敖德萨的病例突然激增，“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了。他们说，‘天哪，真的是这样吗？’”索洛维奥瓦回忆道。
索洛维奥瓦开始工作，发现该地区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有任何处理艾滋病病毒的公共卫生策略。她说，“这种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在整个欧洲是最快的。”
即使在瘟疫实验室，那里曾经是萨内普在乌克兰工作的战斗堡垒，列夫·莫吉列夫斯基和埃琳娜·尤戈罗娃博士认为，青少年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巨大。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拯救年轻一代，”莫吉列夫斯基严厉地说，“如果我们设法让他们脱离黑手党的控制，我们将赢得这场战斗。”
精神病学家帕维尔·伯尔尼说，要在这一地区制止黑手党、吉卜赛团伙和其他毒品贩子是很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34岁的伯尔尼长着一头长发，相貌英俊。他是东欧毒品滥用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也是捷克政府反毒品委员会的主席。伯尔尼坚持认为，不管是什么因素促使该地区的年轻人走向毒品成瘾的生活—他感到其中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但该地区政府面临的真正危机是这种杀手级产品的价格低廉和唾手可及。几乎毫无例外，即使在西伯利亚的农村地区或冰冷的北极圈内，也可以轻松、公开地购买麻醉品。强大的黑帮和吉卜赛人网络与来自尼日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亚洲金三角的传统毒品贩子合作，穿越了铁幕后那个千疮百孔的边界。
伯尔尼说：“如果你关注那些经济稳定的国家（例如美国），你会发现近年来吸毒人数几乎没有增加。但是这些新兴的经济体是有组织犯罪的绝佳机会，他们将价格压低到入门级。”
按照市场普遍的规则，毒贩以不到纽约市同等毒品价格1/10的极低价格出售从生鸦片到海洛因的各种毒品，在该地区创造了客户群体。
最便宜的被称为“葡萄酒”，是一种过敏药的提取物，被制成强力的致幻剂，在莫斯科只卖3美元。
“葡萄酒”的卖家是年迈的奶奶们，她们有免费的抗过敏药，作为俄罗斯人微薄养老金的一种补充，国家给患有过敏症或花粉热的老年人免费发药。这些妇女进行化学提取，然后把这种令人上瘾的混合物卖给青少年—利润比总成本高出200%。
“葡萄酒”的主要销售点是卢比扬卡广场，就在俄罗斯警察总部（前身为克格勃）的街对面。
这些毒品的低成本和可及性，解释了为什么失业的年轻人可以一直负担得起—即使是使用顶级海洛因。
年轻人渴望注射致命的毒品，伯尔尼用流利的英语说，“这与信息量过大和对某些价值和能力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关。看看今天的青少年，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并对社会有价值，就意味着你必须完成很多非常困难的任务。很多年轻人说，‘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我们不能被计算在内，这毫无道理。’技术文化的出现没有道理可言，你是在太空的某个地方翱翔。这不是一种理解的方式，这只是一种感觉。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认为这是一种与真实感受的分离。这是老一辈人—父母—无法理解的。”
毒品使用激增最明显的地区，是在二战刚结束后苏联把自己建成超级大国时建立起来的工业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数百万人移居到这些地区，大部分是自愿的；报酬不错，莫斯科把它的顶级工业中心作为运送新鲜食品、衣服、电视和消费品的最高优先区。在其他地区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新西伯利亚、诺里夫斯克、克麦罗沃或纳尔瓦的工人们在2月份都能吃到热带水果。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一种艰难的转型经济，过去陈旧、低效的工厂被关闭。这种新的开放使得电视图像和杂志能够向那些惊愕的居民们展示，他们凄凉的生活与那些有能力购买西方梦想的莫斯科人之间的反差是多么可怕。曾经的精英阶层，丑陋、肮脏的城市变成了充满失望、嫉妒、失业、酗酒和毒品的肮脏中心。
例如，在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在古老的中世纪村庄纳尔瓦建造了一座重工业之城，距离俄罗斯的西北边境仅一步之遥。1991年以前，纳尔瓦的平均人口为8.1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工作地位高于爱沙尼亚本地人。这是一个繁荣的城市。
但是到1998年，只有7.5万人留在纳尔瓦，几乎所有的水泥、纺织品和金属工厂都关闭了，39%的人口失业。这座城市与芬兰的赫尔辛基位于同一纬度，一年之中有三个月没有阳光，这期间一直被埋在雪里。
“民主是好的，但如果你有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更好了。”纳尔瓦副市长维克多·维沃抱怨道。这位身材魁梧的爱沙尼亚裔俄罗斯人估计，在纳尔瓦有3000名年轻人吸毒成瘾，大约每5名居民中就有1名年龄在14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是瘾君子。
按照纳尔瓦医院的主任奥列夫·西兰的说法，纳尔瓦的乙肝和丙肝发病率从1992年到1996年间增长了400%。维沃对该市静脉吸毒者数量的估计持怀疑态度—他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3000人。也许更像是1万人，或者说是这个被毒品围困的城市里每7.5个居民中就有1个吸毒。
爱沙尼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然很低，但是年迈的流行病学家列塔迈博士不敢相信肝炎的现状，她在塔林的梅里梅萨传染病医院工作。她说，1990年，爱沙尼亚的乙型肝炎发病率为6.9/10万人，丙型肝炎为2.6/10万人。到1996年，乙型肝炎的发病率高达24.5/10万人，而丙型肝炎的发病率则增加了1倍。
医院的两层楼满是肝炎患者，他们都是静脉吸毒者。
在莫斯科第17号戒毒医院，副院长塔蒂亚娜·李森科每天都要去看那些吸毒成瘾的男孩。现在，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年轻的身体被毒品和肝炎所毒害。这家在莫斯科拥有3300个床位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她与从敖德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其他医生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自1982年第17号戒毒医院开业以来，李森科一直是防疫站设在这个庞大医院里的代表，在苏联时期，她的工作相当简单。戒毒学或涉及毒品成瘾性疾病的医学学科具有非凡的力量，可以找到吸毒者并将其关进17号医院（有时长达数年）。李森科从来不需求助于劝导、美沙酮（1991年之后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是非法的）、行为矫正，或者是其他一长串西方医生使用的治疗麻醉品和安非他命成瘾者的策略中的任何一种。直到1991年，李森科和数百名像她一样的医护人员只需要报警把吸毒者关起来。病人们被关起来后，恍然大悟、后悔不已，接受了政治再教育，要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么被送进监狱。就这么简单。
但是在1991年共产主义统治崩溃之后，戒毒学家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莫斯科代表兹德内克·耶泽克说：“据俄罗斯内政部估计，大约有200万静脉吸毒者，30万长期吸毒者。10%到15%的俄罗斯人有静脉注射毒品的经历。”
曾在全世界为联合国工作的白发捷克科学家耶泽克震惊不已。他发现公共卫生官员们现在完全沉迷于苏联的旧思维方式，完全无法掌握如何在新的民主社会体系中遏制肝炎和艾滋病病毒的流行。
耶泽克拿了一堆图表和表格，告诉来访者，这些表格之前已经陆续给政府官员看过了，但通常都没有任何效果。例如，一份图表显示，1995年，俄罗斯已知的艾滋病病毒病例中只有0.3%是静脉吸毒者。但到1996年12月，耶泽克说，“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61.2%是静脉吸毒者。要绘制这个群体的增长率，我们必须使用对数表。”
5月，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格拉西缅科博士宣布，新发艾滋病病毒病例在1995年至1996年间增长了8倍，达到1500例左右，卫生部表示，预计20世纪结束时将感染80万人，占20世纪预计人口的5%。相比之下，在1979年至1999年之间，只有0.3%到0.5%的美国人口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与乌克兰一样，艾滋病病毒的迅速蔓延也发生在俄罗斯。就在几年前，该国卫生官员还以国家强制进行的详尽的艾滋病病毒检测为依据，将该国列为“无艾滋病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坚持道。“我们看到了16年前在北美看到的同样的潜力，这让我们担心我们真的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