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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医生、护士和肺结核专家组成的庞大疗养院系统（肺结核专科在西方已经不存在了），加上一个规模更大的门诊筛查诊所网络，对人口进行监测，每年对每个公民进行胸部X光检查。结果呈阳性的人都接受了皮肤和培养测试—实验室化验。如果其中任何一种检测结果呈阳性，患者将被解雇2年，强制在疗养院隔离至少1年，并接受1到2种抗生素的大量注射治疗。患者的所有家庭成员和同事也将接受测试，以确保患者的结核病为公众所知。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被证明是阳性，他们也会被退学或被解雇2年。如果1年后治疗成功，病人将得到一份临时工作，不涉及与食品或公众接触。如果治疗没有成功，病人身体的感染部分就会被手术切除。20%到25%的结核病患者接受了肺部部分切除或全切手术。
由于财政紧张，这种高度劳动密集型、压制性的结核病控制方法得以实施。但是，很少有结核病防治部门能够负担得起常规X光检查，并追踪每个受感染患者的所有家庭和社会接触者，或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
而那些负责的人，比如俄罗斯卫生部的阿列克谢·普里马克博士说，结核病死亡人数的上升不是因为结核病控制方法的失败，而是因为旧模式的资金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结核病项目副主任理查德·班加纳坚持认为，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庞大、笨重的老医院和机构的生存斗争。“他们现在为免费的东西向病人收费，当钱用完时就把他们赶出医院。”这就是结核病死灰复燃的原因，俄罗斯卫生部部长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核病是长着翅膀的埃博拉病毒。”
在普里马克的敦促下，1996年卫生部成功游说国会通过结核病五年计划。从1997年开始拨出30亿美元（18万亿卢布）用于改善现有的结核病基础设施。然而，政府实际上只提供了30%的拨款，但在疾病上的花费增加了1倍多。普里马克警告说，如果叶利钦的人没有拿出这笔钱，“到2002年，俄罗斯官方每年的新病例达到20万，儿童的发病率将增加100%。”
事实上，普里马克推荐的防控措施到1996年无法治愈至少24.9万个结核病病例。虽然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威胁，但在政治上是有效的。
这激怒了西欧人，他们确信俄罗斯的抗药细菌正在跨越他们的边境。到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哥本哈根办事处已经记录了俄罗斯所有结核病病例的25%与多重耐药菌有关。
“结核病就在我们（欧洲）的家门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怕。”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项目主任高田新总结说。
事实上，它已经越过了欧洲的门槛，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发现的各种形式的结核病突然出现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位于哥本哈根的史丹顿血清研究所的尼尔斯·佩德森博士说，在1996年至1999年瑞典、丹麦和挪威记录的所有结核病例中，一半以上是在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的移民中发现的。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到2000年，在俄罗斯产生的耐药结核菌菌株将在整个北欧出现。
然而，普里马克和俄罗斯政府拒绝让步。随后就爆发了公开的公共卫生战争，西方和共产主义政策相互对立，这场战争可能导致数万人丧生，并在整个欧洲传播无法治疗的结核病。
在旧的苏联结核病体系中，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声音。最响亮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里马克的老师，俄罗斯最大的结核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霍缅科，该中心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他们庞大的结核病设施不受卫生部和普里马克的影响。这对曾经的师生在一场关乎俄罗斯结核病流行命运的斗争中站在了对立阵营，但毫无疑问，获胜者会影响各国的结核病防治方法和卫生机构的态度，不仅是莫斯科，还有基辅、明斯克、阿拉木图和其他苏联国家的首都都会受到影响。1965年至1970年在日内瓦担任苏联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的霍缅科赞成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方法。
自1990年以来，霍缅科观察到整个苏联地区的结核病发病率每年以10%到15%的速度上升。他目睹了财政的崩溃，作为全国收入最高的结核病医生之一，他的月收入已经跌到400美元。他断言，更令人担忧的是耐药性的显著增强。
在他的指导下，位于莫斯科东北部的伊凡诺沃州正在尝试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方法，自1995年以来，该地区的结核病发病率已经降低了8%。作为正在进行的实验的一部分，伊凡诺沃结核病医院的实验室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对该地区患者的痰标本进行了药物敏感性测试。超过一半的标本（58.1%）含有对一种或多种抗生素有部分耐药性的分枝杆菌。伊凡诺沃每8名患者中就有1名携带多重耐药结核病菌株。
在霍缅科位于莫斯科的治疗中心，大多数病人都患有耐药结核病，这也是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远道而来，寻找可能挽救生命最后一搏的原因之一。
例如，1996年，宝琳娜·马哈切拉带着她21岁的儿子库巴诺夫从里海沿岸多山的俄罗斯达吉斯坦远道而来。1996年3月，怀有奥运梦想的举重冠军库巴诺夫感到疲惫和虚弱—他家乡马哈奇卡拉的医生诊断他患有肺结核。那时，这名年轻的男子双肺里已经布满了结核杆菌，X光检查发现他的双肺都已受到损害。
“他在家里待了一个半月，看起来一切正常。”宝琳娜个子不高，这位黑发白肤的中年女子回忆道。宝琳娜是一名医生—尽管不是结核病专家—她相信用4种抗生素在家治疗就足够了。
但她不知道库巴诺夫感染了耐药结核病，同时也没有人会知道，因为达吉斯坦没有一家医院有做痰标本药物敏感性试验的设备。更糟糕的是，这位年轻的黑眼睛男子对唯一一种能有效治疗其肺结核的药物产生了肝脏毒性反应。
1996年8月，库巴诺夫在达吉斯坦住院，病情严重。当医生将他的治疗方案从4种基本药物改为昂贵的头孢菌素后，他对这种药物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就在那时，宝琳娜决定是时候把家里的钱都集中起来，把儿子带到莫斯科，交给那位著名的霍缅科医生。
“那时，他已经对所有可用的药物都产生了耐药性。”宝琳娜说。X光片显示他的两个肺已经完全被感染了。霍缅科的手下感到别无选择了—11月，病人被送入了手术室。
当外科医生打开库巴诺夫的肺时，他们惊呆了。他的左肺里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位外科医生回忆道，这个空洞里面布满了结核杆菌。除了右肺下叶，其他部位都被感染了，外科医生切除了他肺腔和右肺的一半。
130天以来，库巴诺夫仅存的肺部组织一直处于瘫痪状态，他的生命只剩下呼吸机维持和宝琳娜的祈祷。他的体重从84千克降到53千克，病情起伏，霍缅科的同事们每天都担心这个年轻人会死去。
但在1996年莫斯科最糟糕的冬天，库巴诺夫的肺又开始自动工作了。当他恢复了一些体力后，医生们注意到，只有他那已经被手术切除了一半的残余的右肺在工作，X光片显示结核病再次夺去了他的左肺。
因此，5月14日，库巴诺夫的整个左肺被手术切除，只剩下25%的肺活量。
1997年春天，库巴诺夫昏迷不醒地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一间单独的房间里，通过气管上一个直径1厘米的洞呼吸。这个洞每天都被涂上翡翠色的消毒剂，访客们惊恐地望着它。当吸入足够多的空气后，库巴诺夫就用纱布盖住这个令人不安的洞。如果呼吸变得特别困难，医生就直接将呼吸管插入洞内。
库巴诺夫试图说话，但他的喉部鼓不出足够的空气来发出清晰的声音。宝琳娜特意俯下身，把耳朵直接贴在他的气管孔上，她的嘴吸入了儿子呼出的气体。她和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这样做很多次，没有人戴面具，因为防护装备供应不足，只能在侵入性操作和外科手术中使用。
“医生们非常热情，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和药物。”宝琳娜说。
“这是真的，”一位医生补充道，“他能活下来全靠他的亲戚们。”
自从1996年3月库巴诺夫被诊断出肺结核以来，马哈切拉家族已经在买药上花费了8000万卢布（约合1.4万美元），在检查上花费了5500万卢布（约合4000美元）。宝琳娜不记得自己在莫斯科住院和住房上花了多少钱—也许还有4000美元。即使是一个美国家庭，也很难筹集到2万美元的现金，对于达吉斯坦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典型的达吉斯坦家庭有受雇的农户，每年的收入约为2400美元。库巴诺夫的结核病不仅破坏了他一半的肺，也使马哈切拉一家破产，而且使整个家族背负着债务回到了达吉斯坦。
采用如此强效的治疗措施—以及患者庞大的费用支出—对该地区的大多数结核病患者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布里亚特的杜加洛娃说，大多数人“失业、无家可归、贫穷”。正是由于患者和结核病治疗系统的贫困，杜加洛娃站在普里马克一边反对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而不是霍缅科一边。
“好吧，它更便宜、更划算。也许其他地区一直都有水果和蔬菜，但这里没有。如果有这些药那还好，但他们没有呀。我们连维生素都没有好吧！”
杜加洛娃是如何治疗结核病的？袋装注射用异烟肼粉末，但他们以胶囊形式口服。施蒂布洛分析后说，苏联制造的旧供应品“就像沙子一样”。她还有另外两种基本的抗生素，偶尔还有第三种。药物供应总在变，所以病人很少能完成一个稳定一致的疗程。专家说，用药一致性是避免产生耐药菌株的关键。
杜加洛娃承认：“我们不会中断治疗，但我们可能只会使用一种药物。”
在布里亚特疗养院，三个木屋里挤满了病人，尽管房间在冬天非常寒冷，杜加洛娃宣称：“至少还有自来水。”在儿童病房和成人病房之间，晾衣绳拉得很长；孩子们手洗过的床单在凛冽的山风中飘动。
在成人病房里，病床紧密地摆放在一起，胖胖的杜加洛娃无法在病床之间穿行。医院不提供睡衣和床单，成年病人必须自己带来。餐厅里有三个热盘子和几张桌子。“我想回家。”63岁的病人叶卡特琳娜·切尔尼克在看到杜加洛娃时喊道。
在重症监护室里—这样命名并不是由于有更高级的技术，而是因为病人都病得很重—4个男人躺在**一动不动，他们餐桌边的饭菜也没有动过。其中3人为晚期肺结核患者，1名患者为结核性脑膜炎。
“他们都会死的，”杜加洛娃低声说，“这些类型的结核病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在50年代也没见过。当然，我们不可能治好他们。我们想给他们使用4种药物联合用药和一些蛋白质补充营养，但我们没有钱，他们也没有钱。他们因此被判了死刑。”
一名主管护士一直在偷听杜加洛娃的谈话。听到主治医生严肃的宣告，她默默地低下头，在嘴和鼻子上缠了一团纱布，踮着脚尖走到一个21岁男人的床边。杜加洛娃面无表情地看着护士轻轻地抚摸着被红色毯子勾勒出的瘦骨嶙峋的身体。
在万里之外的爱沙尼亚塔尔图，爱沙尼亚呼吸医学学会主席海因特·西奥斯图谴责了这种“过时的、僵化的和人员过剩的做法。在苏联的结核病体系中，党在所有地方都占主导地位”。
西奥斯图热情地欢迎访客来到他舒适的家中，他提供茶饮，并通过家庭幻灯片展示数据。退休后，西奥斯图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苏联对结核病的看法。当他1953年开始工作时，爱沙尼亚每10万人中就有417人患有结核病。通过对苏联通用的治疗方法和他自己独特的有本地特色的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方法进行综合，1992年，西奥斯图成功地将当地的结核病发病率降至21/10万人的最低水平。但是也是从那时起，肺结核的发病率又开始回升了，达到了44.5/10万人的原发性病例。
“在俄罗斯，他们没有提供真实的数据，”西奥斯图说，“但我这些数据是真实的。”这表明，尽管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爱沙尼亚共产主义垮台后有所停滞，但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崩溃级的悲剧。
尽管如此，西奥斯图继续说，几乎20%的爱沙尼亚结核病病例是耐药的，结核病患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下降，从1981年的55至60岁，降到了1996年的30岁。“这个年龄段都是生产劳动力啊！”他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西奥斯图在与爱沙尼亚政客的合作中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因为官员们总是会指着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结核病数据说：“看，我们的情况没那么糟。”
“但我对他们说，‘不要拿我们自己和俄罗斯相比—我们已经脱离了俄罗斯！’”西奥斯图说，并指出芬兰的肺结核发病率只有爱沙尼亚的1/5。115
“我们的政客们就是不明白，”西奥斯图一边摇头一边说，“我们必须有钱建造设施来进行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控制结核病。”
该地区的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俄罗斯。如果这个庞大的国家不改变其结核病公共卫生政策，其他苏联国家的政治家可能就不会支持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
意识到这一点后，维克多·阿帕纳西耶夫在1997年准备向莫斯科开战。这位圣彼得堡的医生正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但他说，很多的生命危在旦夕。
阿帕纳西耶夫是列宁格勒州（今彼得格勒）结核病服务部门的负责人，他已经厌倦了遵守卫生部的规定，厌倦了看着结核病死亡人数不断往上涨。他不顾国家结核病局局长阿列克谢·普里马克的命令，而是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西欧国家的建议，他决定用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来治疗他的病人。
“毫无疑问，在我们州长的支持下，我们将开展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40多岁的健壮的阿帕纳西耶夫宣称，“尽一切努力！”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列宁格勒的结核病发病率翻了一番，微生物产生了抗生素耐药性，死亡率飙升，用于结核病治疗的钱也用完了。员工们已经很久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了，以至于大部分病人的护理工作都是由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的退休医务人员来承担的。
1996年，阿帕纳西耶夫下令对圣彼得堡1160名患者的痰样本进行耐药性检测—几乎每一个样本中都含有对该市现有的一种或多种药物完全耐药的微生物。116
“耐药性是我们最大的恐惧。如果你在美国面临这个问题或许还好一点，那么，在这里呢？”阿帕纳西耶夫呼吁，“这是我们要进行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的又一个理由。”
阿帕纳西耶夫和他的助手塔蒂亚娜·杜卢巴瓦博士成功地从列宁格勒州新当选的州长那里获得了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并希望从附近忧心忡忡的瑞典得到更多的资金援助。
有了充裕的资金，阿帕纳西耶夫希望购买足够的抗生素，使所有结核病患者都能接受门诊治疗，每天服用5种药物，由一名负责观察的护士或结核病官员进行确认。这对充满活力的搭档，杜卢巴瓦和阿帕纳西耶夫二人组，想要摆脱老式的苏联治疗方法—大量X射线检查，强制甚至监禁结核病患者，每天注射2到3种药物进行长时间的治疗。
“我不满意现状—我们现在使用3种药物，仍然有活动性结核病，”阿帕纳西耶夫说，“是的，我们看到死亡率下降了，但我们的发病率却上升了……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可怕，因为它增加了结核病传播的机会。”
但是，放弃强势的普里马克所青睐的苏联治疗模式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可能会使圣彼得堡本已不存在的防控经费预算进一步受到限制。
“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杜卢巴瓦解释说，“但我们必须有勇气……正如哲学家们所说，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不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继续工作，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1996年秋天，美国亿万富翁、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向曼哈顿的公共卫生研究所捐资1230万美元设立一项基金，旨在为遏制俄罗斯的结核病危机提供技术援助和指导。公共卫生研究所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和梅林集团合作，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监狱开展了一项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试点项目，结果证明，采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比传统的苏联疗法治愈率可提高1倍多，一年为该监狱节约200万美元的医疗成本。
公共卫生研究所还在俄罗斯各地举办培训班，向微生物学家演示如何对结核病样本进行耐药性检测。
但是托木斯克监狱的成功仍然不足以说服普里马克和俄罗斯结核病机构，亚历克斯·戈德法布在1998年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不仅是对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的抵制，也是被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的结果。所有人最关心的是保住工作。但我们可以说托木斯克试点把成本降低了大约50%，可以用这些钱支付拖欠的工资。”
但托木斯克的医生们仍然反对，因为他们认为，“重新构建结核病服务体系意味着不发工资了”。
然而，当其他结核病控制官员开始效仿霍缅科和阿帕纳西耶夫的做法，公然反对普里马克的政策时，俄罗斯反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法的决心开始出现裂痕。随着1998年8月经济危机的出现，旧体制出现了更多的裂痕，西方直接对叶利钦总统施加压力，使裂痕进一步扩大。117
1998年年底，这些组织发起了一项耗资1亿美元的运动，以应对俄罗斯的耐药结核病。1998年10月28日，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资本主义世界一些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结核病问题。118
会议最关心的是俄罗斯采取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战略，建立耐药实验室，并解决监狱里的结核病问题。尽管有这样的国际压力、资金支持和专业知识的支撑，俄罗斯的疫情仍在继续扩大。1999年年初，国际红十字会发布了一份公告：“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每25分钟就有1人死于严重的结核病病发。”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结核病在苏联国家肆虐，失去了控制，耐药超级菌株在整个地区广泛出现。即使在伊凡诺沃—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执行了其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试验项目—耐药结核病发病率自1996年以来也增加了2倍多，超过所有确诊结核病病例的10%。119在克麦罗沃，欧洲人在西伯利亚监狱尝试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疗法，1999年的耐药率超过20%。
结核病一度被认为是全球公共卫生的胜利，但这时却成了世界的一大耻辱，所有的控制系统都崩溃了。哈佛大学结核病专家保罗·法默博士指出，全球化的经济“缓解了公共卫生现实政治中软弱无力的相对主义，给我们留下了双重标准的治疗方法”。对受感染的富人立即进行多种药物联合治疗，对穷人进行不充分的治疗。后者导致耐药微生物的出现，进而危及整个世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七
哦，不。
他们走了，把我的家命名为
圣彼得堡。
这是怎么了？
我曾经的朋友都去了哪里？
这一切都错了，我感觉迷失了
就像我不属于这里。
给我回来，
还我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牛仔》120
我喜欢埃德加·爱伦·坡，他的诗是关于死亡的。活得快，死得早。
—阿鲁兹兰·库尔琴科，27岁，在敖德萨注射海洛因后
肺结核、白喉、伤寒、霍乱、酗酒、营养不良—所有这些疾病都在1991年后恶化，但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苏联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对每一种疾病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设施能否有效地控制这些疾病则是另一回事。不过，无论如何，这些疾病都很常见，预防和治疗方法也很常见。
但后苏联时代的新公共卫生灾难却并非如此。
第一个新灾难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但直到叶利钦时代才达到灾难性的程度。
他的幻灯片是手工制作的，业余而生疏。他的声音颤抖着。他用颤抖的双手紧握文件，手里拿着的笔记在会议扩音器里发出颤动的噪音。1986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维克多·赫达诺夫博士并没有被正式邀请发言，但他显然是最令人震惊的演讲者。
这位年迈的俄罗斯科学家穿着他那件老土的西装、破旧的鞋子，甚至在讲话之前就在时尚的巴黎人群中“脱颖而出”。发表简短的演讲后，约有5000名艾滋病专家的大厅沸腾了，因为赫达诺夫公开反对苏联当局，他透露，莫斯科声称没有任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例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并且病毒的小规模暴发正在其广袤国土的各个地方出现。
尽管当时的观众明白赫达诺夫的行为是勇敢的，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科学家到底是谁，更少有人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后发生了什么。
1986年，有一个消息来源说，72岁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赫达诺夫从巴黎回国后，苏联秘密警察部队克格勃“无情地追捕着他”。作为苏联最杰出的病毒学家之一，他的地位并不能保护他。赫达诺夫是位于莫斯科的伊万诺夫斯基病毒实验室负责人，尽管身为著名的苏联科学院成员，他曾因第一个研发出麻疹活疫苗而被苏联授予4项荣誉奖励，但所有这些成就都没能保护他，赫达诺夫被以“破坏”罪名追捕。
“他被指责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伊万诺夫斯基实验室的爱德华·卡拉莫夫博士痛苦地回忆道，“他在离开巴黎不到一年后就去世了，尽管他年事已高，我毫不怀疑是巫师作法让他中风的。”
在巴黎会议后不久，克格勃和苏联科学界的高层领导人发起了一场运动，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阐述在旧政权下，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如何被压制的。这场运动始于苏联科学期刊上一系列未署名的文章，质疑赫达诺夫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可信度，以及他作为一名苏联公民的忠诚。卡拉莫夫说，其中很多文章的作者曾被赫达诺夫认为是他最好的朋友们。
赫达诺夫最危险的敌人将被证明是和蔼可亲的苏联医学科学院的领导人，以及1991年后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负责人瓦伦汀·波克罗夫斯基博士。波克罗夫斯基看起来很乐观，喜欢喝伏特加酒，乐于拥抱来访者。一些消息来源坚称，他与克格勃关系非常密切。
波克罗夫斯基在学院内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对赫达诺夫的指控，这些指控大多以未署名信件的形式提交。委员会召见了赫达诺夫，让他在周二上午出面为自己辩护—这一命令让这位资深科学家感到震惊，于是他向朋友波克罗夫斯基寻求解释，波克罗夫斯基催促他尽快离开。
周一晚上，赫达诺夫中风了，卡拉莫夫坚持说，在委员会之前，“有5个电话催促他离开”。尽管他中风了，赫达诺夫还是出现在委员会面前，“他们把他撕成了碎片。”卡拉莫夫说。
几天后，73岁的赫达诺夫去世。
几周后，瓦伦汀·波克罗夫斯基的儿子瓦迪姆被任命为莫斯科一个新的艾滋病病毒实验室和临床中心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该机构被称为俄罗斯艾滋病中心，仍然由瓦迪姆·波克罗夫斯基领导。
在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一次招待会上，瓦伦汀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谴责了似乎正在引发俄罗斯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变化，称其为“狂野脱缰的民主之舞”。
他的儿子瓦迪姆对来访者说，除非社会主义统治体系复活，否则什么也阻止不了艾滋病的大灾难。
列宁格勒共和国传染病医院位于俄罗斯450万人口的圣彼得堡附近的乡下，在这里，人们可以在救世军祈祷会上再次看到苏联时期艾滋病在俄罗斯暴发的悲惨历史。
一个10岁的女孩在祈祷时，端庄地低下头，头发上戴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蝴蝶结。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的头发上插满了精心缠绕在一起的人造花，她不耐烦地在座位上动来动去。在他们对面，两个20多岁的彪形大汉正在啃着免费的饭，心不在焉地听别人念圣经。
总共有近30人围坐在一张大午餐桌旁。他们的年龄从6岁到50岁不等，代表了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看见那边的小米沙了吗？那个12岁的男孩。”32岁的救世军志愿者斯维特丽娜耳语道，她也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说，‘没关系，我长大后会结婚，艾滋病病毒也会消失。’”
房间里的一些成年人，比如斯维特丽娜，通过异性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他人可能大部分都是通过与吸毒者共用受污染的针头而感染的。还有一个叫尼古拉的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病毒的。
但这些儿童，都是在俄罗斯的医院里，在一系列在医疗系统内被称为“埃利斯塔事件”被感染的。
埃利斯塔的悲剧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基本卫生保健体系的重大破坏。几个月来在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进行的访谈中，许多人都言辞激烈地说要避免做小手术和看牙医，因为害怕通过重复使用或受污染的器械感染艾滋病。他们也害怕在苏联时期对艾滋病患者实施的镇压措施，包括军事隔离。121医生们讲述了他们在护理高风险病人时所面临的危险。
这一系列被称为“埃利斯塔事件”的悲剧事件始于1982年，当时一名在非洲工作的水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把病毒传给了他的妻子，而妻子接着又传染给了腹中的胎儿。
1988年5月，这个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顽固性感染而住进了埃利斯塔的儿科医院，所有的感染都没有明显的原因。孩子不久就死了，仍然没有得到诊断。与此同时，孩子23岁的母亲，开始出现同一类型的异常感染。
这位母亲去了莫斯科接受治疗，在那里她遇到了一名有类似症状的妇女，她也在埃利斯塔失去了一个孩子。当两个母亲比较病历后发现，她们的孩子同时在新生儿病房出现了相同类型的感染。在母亲们的坚持下，医生最终根据这些巧合所提示的信息，给两位母亲都做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最终确定该国的第一次艾滋病暴发已经开始。122后来，俄罗斯和联合国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到1994年最后一名母亲和她的孩子被感染时，大约有250个病例是通过医院用回收的注射器和导管进行注射而被感染的，而这些母亲是通过母乳喂养婴儿而感染的。
在苏联的医疗体系中，健康的婴儿，或者那些小病小恙的婴儿，每年都要接受多达300次的维生素和抗生素注射，给他们注射用的针是在一整天里被一个又一个病人反复使用过的。病得很重的婴儿通常会植入回收利用的、消毒不好的导管。
“一开始只有一个病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萨拉丁·奥斯曼诺夫说，“但可怕的医疗行为足以引起疫情暴发。”
疫情并没有在埃利斯塔结束。在诊断结果明确之前，一些艾滋病病毒阳性的婴儿被送往俄罗斯城市顿河畔的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和斯塔夫罗波尔的其他医院治疗。这些机构的医生重复同样的医疗手段，也在他们的儿科病房内传播病毒。123
在埃利斯塔事件之后，苏联当局惊慌失措，采取强制性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其检测范围达到了在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水平，并允许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筛查。
当然，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检测来隔离个体感染。但是，由于感染率仍然很低，苏联没有感到压力，没有采取措施控制感染，以确保提供足够的无菌注射器和防护设备，更不用说对护理人员进行广泛的再培训了。
相反，苏联领导人建立了隔离和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中心，这些人就像那些聚集在圣彼得堡祈祷的人一样，面临着监禁一样的生活和无聊的未来。追踪苏联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的工作落在了防疫站的肩上，该机构以典型的苏联方式执行了这项任务。没有人有权拒绝艾滋病病毒检测，也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进行了如此多的非自愿筛查。从莫斯科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的那一刻起，随着1989年“埃利斯塔事件”的发生，艾滋病病毒检测以惊人的速度进行。1987年至1995年间，仅俄罗斯就有165470049人接受了国家规定的测试。尚不清楚接受检测的非俄罗斯籍苏联人的数量，但肯定会大幅高于1.65亿人因该病而产生的死亡人数。124俄罗斯的检测在1992年达到峰值，当时有2440万人，即每6.8名公民中就有1人接受了国家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