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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美国捐赠的抗生素在治疗A型链球菌感染方面比当地可获得的药物有效得多，由此她初步得出结论，利沃夫菌株对一线的、负担得起的药物具有耐药性，但她还并不确定。
“在苏联只有一个在圣彼得堡的实验室可以识别A型链球菌。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各地没有实验室可以识别这种链球菌，并向我们提供有关其毒性的数据……要建立这样一个实验室，我们需要供应品、试剂，不幸的是，目前的经济状况阻止了我们。”
因此，风湿热继续在利沃夫郊区蔓延。
此时，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的玛丽亚·内拉博士正为东部地区更为基本的公共卫生危机—水源—而苦恼。内拉在她的监测网络中发现，在苏联，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等疾病的暴发都是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水源和污水处理设施来预防的。内拉认为，现代世界本不必流行任何这些疾病，因为治疗既便宜又高效。
因此，东部无法控制这种疾病的暴发让内拉感到震惊。从1992年开始，她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技术专家经常东行，希望能查明疾病暴发和治疗失败的原因。
“（1995年）我们在乌克兰基辅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很难说服（公共卫生）老领导层，”内拉回忆说，“他们想要召集军队，包围霍乱暴发的整个地区，走到边境，把人们包围起来，迫使他们住进医院。然后他们想让病人在医院里待到他们连续三次大便呈霍乱弧菌阴性（一般在住院15到18天之后）。”
这是苏联的旧模式—卫生防疫站模式：军队和警察介入，强迫群众服从，强制执行一种治疗方案，这种方案不仅对国家来说极其昂贵，而且对受影响的民众个人来说是一种冒犯。
与此同时，更简单、更便宜的解决方案被忽略了。例如，1994年，当一场霍乱在罗马尼亚暴发，持续了2年，导致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严重腹泻时，内拉和她的办公室同僚被该国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惊呆了：
“在罗马尼亚，他们注射了各种大剂量的抗生素来治疗霍乱。他们不明白霍乱弧菌对抗生素没有反应。”内拉说，她的脸上流露出坦率的惊讶。他们想要电泳和淀粉样蛋白分析设备，这些设备昂贵且完全没有必要。当内拉的团队仔细解释说，世界范围内的霍乱最简单的治疗方法是口服补液疗法—服用一种由干净的水和盐组成的混合物，可以阻止霍乱引起的致命脱水—罗马尼亚公共卫生官员对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要带着你的非洲穷人指南来这里—霍乱指南是为非洲人制定的。我们是欧洲人！”
但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是，一些苏联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乌克兰，“卫生状况比非洲还糟。”内拉说。
世界卫生组织的水务工程师发现，苏联的城市规划者在该地区的所有地方，都把饮用水和污水管道捆绑在一起，一个压在另一个上面，埋在该地区人口密集的城市下面。这些管道通常是用钢铁制成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寒冬之后，它们被包裹在冰里，然后在夏季解冻，铁锈侵蚀了管道。多年来，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污水管道的维护，到20世纪90年代，污水管道通常直接泄漏到饮用水运输管道。
结果，圣彼得堡、第比利斯、布加勒斯特、杜尚别、基辅和莫斯科等地的居民实际上是饮用了他们自己的垃圾并用之来盥洗。由于氯的生产和分配存在问题，导致其严重短缺，明显加剧了这一灾难，也进一步造成这些地区的铁和碘等微量元素的缺乏。
一连串的腹泻传染病接踵而来，由于污水的泄漏，由蚊子传播的疟疾和脑炎等疾病也登门造访。103
1995年年底，俄罗斯环境部得出结论，该国一半的饮用水供应是不安全的，原因要么是严重的工业污染，要么是生物污染。由于没有资金来改善这种状况，到20世纪末，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水质只比世纪初略有好转。104
“如果一个国家的空气和水受到污染，这个国家怎么能感到安全呢？一半的人喝的水不符合基本标准？”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格拉西缅科在1997年这样问道。105
伤寒流行是饮用水危机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通过受污染的水源传播，伤寒沙门氏菌很容易污染水源，在水安全性降低的条件下乘虚而入，制造灾难。1996年1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诊断出几例伤寒病例。到1997年中期，首都的医院每天诊断出200个新病例，该市60万居民中有10%的人是活动性病例，甚至没有人能计算出城外的伤寒发病率—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内战。
除了被侵蚀的水和下水道系统，大规模的、构思拙劣的苏联水利工程也增加了人类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苏联瘟疫实验室的生态系统专家伊万·鲁西耶夫带着一位来访者站在一堵布满地图的墙前，指着第聂伯河说：“苏联原本计划把淡水从这里的北方河流转移到南方，将多瑙河的水注入第聂伯河。总体规划的第一阶段是这里—萨斯莱克湖。”
鲁西耶夫解释说，整个乌克兰南部都是沼泽状的三角洲河口，一直延伸到黑海。苏联人想把河水引入三角洲地区进行灌溉。淡水被倒入了含盐的萨斯莱克湖，这实际上是一个黑海河口。
这个计划是一场灾难。误入歧途的苏联工程师最终错误地计算了萨斯莱克湖咸水和淡水的比例，使三角洲地区泛滥了过量的咸水，导致6万公顷土地被毁，庄稼无法生长。他们把萨斯莱克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蓝藻（绿藻）池塘，各种蚊子和致病微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二十年里，苏联的规划者们忽视了不断上升的疾病发病率，拒绝承认他们对环境的彻底破坏。最终在1985年，他们在德涅斯特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坝，希望能改善现状。但这完全切断了三角洲的淡水供应，使该地区变成了盐渍月球景观。
与此同时，萨斯莱克湖和乌克兰其他类似被迫改变的湖泊滋生了霍乱弧菌，这些弧菌在新的藻类群落中大量繁殖。大坝严重减缓了水流速度，也让湖水变成了细菌炖锅，尤其是在夏天，当水温达到16℃时，湖里会散发出典型的有机恶臭。湖水还培育了携带疟疾、西尼罗河病毒和辛德比斯病毒的蚊子。减缓的河流也不再能冲掉由上游城市倾倒的成吨未经处理的人类垃圾。
当所有这些水到达敖德萨和克里米亚海港时，水里的微生物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当地的水，如果不经煮沸饮用，肯定会导致痢疾。
“当局尽了最大努力，但所有事情都在财务上磕磕绊绊，”鲁西耶夫耸耸肩说。但随后他补充了自己的声明：“但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仅在财务上有问题，我们的大脑也有问题。当问题出现时，你需要想想这条河。它是1000万人的水源！”
还有什么比水更基本的公共卫生要素呢？免疫？还是安全充足的食物供应？还是消灭耐抗生素的微生物？
然而，在每一个这样的要素中，苏联领导人都失败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设计和执行得很糟糕的计划中跌跌撞撞地前进。1991年之后，在这些领域发生的一切，只是共产主义纸牌屋的倒塌，而不是曾经牢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毁灭。
六
当一场长期的、顽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时，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争论的中心点和根本点，从而决定运动的最终结果，与之相比，斗争的一切小插曲都逐渐退居幕后。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
康斯坦丁，一个骨瘦如柴、卧床不起的39岁苏联士兵，躺在莫斯科结核病研究中心奄奄一息。耐药性结核病已经侵袭了他的肺、肝、肾和心脏。
不过，他还是得意地笑着说，他很欣赏这种情况的讽刺意味。“这就像一个笑话，”他那虚弱的嗓音不时被一阵咳嗽打断，“一个特别的俄罗斯笑话。”
在康斯坦丁的处境中很难看出幽默。一天24小时，静脉点滴将“抗生素鸡尾酒”注入他的体内。尽管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康斯坦丁还是戴着一顶羊毛针织帽，穿了两件毛衣，躺在层层毛毯下，还在发抖。他苍白的脸和深陷的眼睛透露出身处的危险，一个医生低声说，这个人几乎没有希望了，因为身体的每个重要器官都充满了肺结核细菌。
然而，康斯坦丁在他的困境中看到了讽刺，在几次咳嗽之间，他的肺似乎要从保护他的胸腔中震出。他继续说道，对于一个俄罗斯人来说，讽刺就是一个笑话，俄罗斯的一个笑话。
“我都参加了，”康斯坦丁说，“共青团，共产党，阿富汗战争……”
康斯坦丁曾在阿富汗战争中担任情报官员，后来因创伤后应激障碍回到莫斯科。1991年，就在苏联解体前夕，他被解职。1993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叶利钦力量的“大杂烩”占领了俄罗斯白宫，康斯坦丁抓起了他带回家的阿富汗步枪，尽职尽责地加固了路障。
“1993年，我积极参与了政治动乱，支持政变。”康斯坦丁回忆道。
但叛乱失败了，一年后康斯坦丁因叛国罪被捕。他没有经过审判或正式判决就被送到布蒂尔卡监狱，他回忆说：“1995年我得了肺结核。”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随着他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的药物治疗不断中断和改变。最后，在1997年1月，一名法官第一次审查了他的案件，裁定由于政变发生时他没有参军，不可能犯叛国罪。3年之后，康斯坦丁第一次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种免罪并不能带来什么安慰。“原则上，”康斯坦丁以俄国人的坚忍精神说，“我被判了死刑。矛盾之处在于，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在等待法院的判决，甚至还没有被判刑。我记得有几个在监狱里的人死于肺结核，从来没有上过法庭。”
米里安漫步在莫斯科结核病疗养院的大厅里，感到无聊但又疲惫不堪。这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的格鲁吉亚人在1993年的监狱里也感染了肺结核，当时他被关在臭名昭著的马特洛什卡亚·蒂希纳监狱里。4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与现在已经蔓延到肺部的耐多药微生物做斗争。米里安因抢劫被捕，在一间30平方米的牢房里服刑3年，里面住着100多名囚犯，他轻声说道。当时，每个囚犯都只有不到0.5平方米的空间，也就相当于一块0.3米见方的私人草皮。为了坐下或睡觉，这些人轮流着，米里安说，他们轮流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站8小时，而其他人则躺下睡觉。
俄罗斯监狱的人满为患是1991年后的危机造成的，因为这个新生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司法体系。在过去，仅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谈，没有证据的支持，就足以使一个人被判终身监禁；而现在，法官被要求公正地监督审判，在审判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就现有证据的价值进行辩论。但俄罗斯很少有这样的法官和律师，因为在面临起诉时，法律辩护的概念早就被模糊了。当这个国家在努力创造一套法律体系的时候，许多人已被先行关进了监狱，其中大多数人从未被正式起诉过。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犯罪率不断上升，未被起诉的囚犯人数也不断增加，1996年达到了50万人。106而且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如此的国家：整个地区都在努力建立司法系统，而未经审判的囚犯人数却在增加。
1996年10月被释放后，米里安被转移到莫斯科疗养院。
将近一年后，他被结核杆菌困在那里。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的结核病被证明无法治愈时，25岁的米里安耸了耸肩：“我记得在布蒂尔卡监狱，我们每天会收到不同的药片。不同的人，一直在变。”
根据结核病专家的说法，在俄罗斯监狱系统待上三年—1997年在俄罗斯每148名居民中就有1人住在这里—就相当于被结核病判了死刑。世界卫生专家认为，除非俄罗斯阻止结核病在监狱系统的猖獗蔓延，否则在整个社会控制结核病是不可能的。
“控制俄罗斯结核病流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囚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蒂娜医生说，“治愈他们。停止结核病的反复发作。”
多达100万人挤在监狱里，人满为患。根据独立的监狱改革中心提供的照片文件，在莫斯科的马特洛什卡亚·蒂希纳审前拘留中心，每35个牢房有140名囚犯，每个囚犯的“空间”为0.1平方米。到1995年夏天，人们实际上已经“死”于缺氧，因为每个牢房里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7
“我们现在知道，估计有50%的（俄罗斯）囚犯患有结核病，”费什巴赫说，“我们现在还了解到，大约有85万到100万人在监狱里。”
因此，推断有多达50万俄罗斯囚犯患有结核病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一比例是普通人口患病率的40倍。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未发表的部门备忘录验证了这种说法：备忘录指出，仅在西伯利亚监狱，每年每10万名囚犯中有超过6500新病例，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任何风险人群感染率的最高纪录。
苏联时期，位于苏联南部高加索山脉地区的格鲁吉亚，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试图用一种西方认可的战略来应对结核病的流行，制止结核病流行的关键是在格鲁吉亚监狱中消灭这种疾病。
格鲁吉亚国家结核病服务中心主任乔治·纳西耶维利博士正在对这一问题发起双管齐下的攻击，重点是格鲁吉亚的城市中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DOTS（直接观察治疗系统）的方法，纳西耶维利试图重建格鲁吉亚已被摧毁的结核病门诊诊所网络，并从这些诊所向确定的结核病病例和携带者分发适当的抗生素。但他知道，除非首先从国家的监狱中消灭结核病，否则就不可能阻止结核病在普通人群中的传播。
据格鲁吉亚全国监禁委员会主席吉维·克瓦雷拉什维利说，尽管与邻国俄罗斯相比，格鲁吉亚每年死于结核病的囚犯人数微不足道，但结核病是导致囚犯死亡的主要原因，超过了暴力和心脏病。
为了解决监狱中的结核病问题，克瓦雷拉什维利的医务人员定期对监狱人群进行检查，寻找明显患病的男性，然后给他们进行胸部X光检查。确诊的结核病患者被分开：急性结核病患者被送往一个特殊的收容区，慢性结核病患者被送往另一个收容区。所有患者每天接受DOTS抗生素治疗，包括4种药物。此外，结核病囚犯被给予特殊的、高营养的饮食和羊毛毯。
克瓦雷拉什维利说，由于这个项目的实施，结核病死亡率在2年内下降了50%。
正常情况下，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因为不可靠的苏联时代的记录和1991年后的混乱和内战期间不存在的记录，克瓦雷拉什维利对解释结核病趋势持谨慎态度，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格鲁吉亚的结核病状况已经开始好转。
玛雅·沙拉吉兹博士则不太确定。她私人资助的格鲁吉亚基金会在该国偏远的萨加雷霍地区调查和治疗结核病。医疗小组在每个村庄都发现了隐藏的病例—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人从未因导致他们虚弱和咳嗽的结核病而寻求医疗帮助。
“格鲁吉亚人对得结核病感到羞耻。”沙拉吉兹在第比利斯的家中吃下午茶点时解释说。他们确实在试图保守秘密。
例如，在南奥塞梯，4名肺结核患者挤在一所被炸毁的医院里，试图从混凝土地板上焖烧的原木中吸收热量。他们是前茨欣瓦利市医院仅有的病人，该市人口为4.2万。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在现场建了一个厕所，并将玻璃装到结核病病房的窗户上。但是病人们在以前的手术室里劈木头和家具，为微弱的火光添薪。他们实际上是在战争留下的瓦砾堆里扎营。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护士让-吕克·塞吉说，南奥塞梯的人们对结核病的态度是“坚决否认”，他们在黑市上买抗生素就吃，直到钱花光为止。从不寻求医疗救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培育”出了耐药结核菌菌株。而且即使家庭成员死于结核病，亲属也拒绝接受检测。
混乱已经成为乌克兰卫生系统的常态，儿童结核病的患病率创了新高，这是该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基于抗生素的公共卫生方法以来没有过的。
“形势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维多利亚·科斯特罗米拉，基辅肺科研究所儿科服务主任说，“患结核病的儿童不仅比我们过去看到的要多得多，而且还患上了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结核病。”
科斯特罗米拉说，在1990年到1996年间，乌克兰15岁以下儿童中被诊断出的结核病病例数量翻了一番，由于诊断能力下降到几乎为零，已不可能估计出该病的真实发病率。
更多的乌克兰儿童肺结核病例被证明是易死亡的。例如，在1992年以前，乌克兰没有与结核相关的脑膜炎病例。而到1996年，30个这样的病例中就24名儿童死亡。
她说，科斯特罗米拉的研究所只有四种一线抗生素，它们的效用每天都在下降。因为在这个拥有5200万人口的苏联国家，一线的结核病药房已经没有钱了。
在苏联完好的时候，莫斯科为特定的产品建立了单一的生产中心，并将产品运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氯、疫苗、碘。过去，抗生素的原材料在一个地区生产，然后在另一个地区包装成有用的药物。几乎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生产链就立即崩溃。结果，在结核病治疗方面，乌克兰不得不进口所有抗生素；这个国家没有制造任何东西。这就意味着1997年科斯特罗米拉和她的病人所需要的基本药物要比1987年贵10到100倍。
一旦这些虚弱的患有结核病的孩子们到了研究所，对他们的照顾—包括吃饭—都是免费的。对于这个大国的焦虑的家庭来说，只能通过当地的结核病诊所得到诊断，并找到前往基辅的资源，才有可能进入研究所。
“我们曾经人满为患，”科斯特罗米拉谈到她的研究所时说，该研究所是在苏联政权时期建立的，为全国各地结核病诊所的病人提供诊断服务。“现在病人来不起这里了。”
1996年8月，加琳娜设法把她的孙子简亚带到了研究所。加琳娜说，他们住的地方离基辅只有15千米，所以旅途并不困难。
在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她和她的孙子静静地躺在医院的**，房间里还有另外三个孩子。为了节省医院的电费，医院的灯都是关着的，而且也没有暖气。在傍晚的昏暗中，加琳娜慢慢地给这个5岁的小男孩念着书。当他咳嗽时，她就停顿一下，而他因为患有支气管感染，经常咳嗽。
但最让世界卫生组织和西方公共卫生专家担心的是俄罗斯失控的结核病流行。20世纪90年代末，耐多药结核病流行，在拥挤的监狱人群中蔓延，遍及整个国家，其发病率在当时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前所未见的。
监狱治疗的选择是有限的。尽管俄罗斯内政部在自己的医疗机构向囚犯提供结核病治疗，但俄罗斯各地的卫生官员抱怨说，这种治疗弊大于利。这是因为每次只给囚犯一到两种抗生素仍是常规做法，而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四五种。而且这些药往往是“有啥用啥”，因为卫生部官员没有给这项工作分配多少资金。此外，囚犯经常在监狱之间转移，这意味着他们经常经历促使耐药性出现的治疗变化。一旦刑满释放，95%的人就完全脱离了公共卫生系统。
结果当时的卫生部结核病服务部主任阿列克谢·普里马克博士说，在俄罗斯，大约80%被感染的前囚犯携带有耐药菌株，其中一半人将在出狱数月后死于与结核病相关的症状。
一直以来，结核病的治疗简单而直接。在苏联，每一个男人和小孩每年都必须接受一次胸部X光检查。任何可疑的X光片都被送到卫生防疫部门，把疑似结核病携带者都带来，并强制进行痰检。如果被证实已感染，患者将被送往疗养院数月，甚至数年，与朋友或家人隔离，直到多次痰检结果呈阴性。这是针对婴儿、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所有年龄段人群的政策。在疗养院期间，苏联的结核病患者会接受1到2种高剂量的抗生素治疗。
但随着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没有人有权力将俄罗斯或格鲁吉亚的公民强行隔离起来。结果，所有公共卫生结核病控制措施都崩溃了，因为在苏联时期，这些措施都依赖于国家对公民进行筛查和治疗的权力。
因此，官员们说，到1997年，俄罗斯的抗生素整体耐药率为23.4%，2种抗生素耐药率为21%，3种抗生素的耐药率为19.4%，4种及以上抗生素的耐药率为6.4%。
在监狱中，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的发病率继续上升。例如，在托木斯克中央监狱，结核病发病率为7000/10万人，是西伯利亚结核病发病率的10倍。108俄罗斯其他监狱的估计率从2481/10万人至7000/10万人不等。
监狱系统每天都在把需要昂贵治疗费用的、耐多药的结核病患者送入困境中的国家公共卫生网络。1997年，一份泄露给国外访客的内政部备忘录中有这样几行令人不安的话：
“到2000年，结核病的发病率将比现在增加50倍，死亡率将增加70倍，儿童死亡人数预计将增加90倍。”
费什巴赫对该声明的解释如下：“根据这些数字，2000年俄罗斯的结核病死亡人数将达到大约175万，而我估计心脏病和癌症死亡人数将达到大约150万。这说明了公共卫生状况的一些不寻常之处。”109
与此同时，俄罗斯监狱的状况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110随着1998年卢布的崩溃，政府服务出现了紧缩，这预示着食物短缺，据报道，一些俄罗斯监狱出现了饥荒。111到1998年年底，叶利钦政府意识到监禁，甚至在没有起诉的情况下拘役，也等于是判了死刑，他颁布了一波又一波的赦免令，释放了那些没有重大暴力罪行的囚犯。数万名患有结核病的前囚犯被释放，投入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的怀抱。
俄罗斯的每一家结核病医院和疗养院都人满为患：有些已经开出了候诊名单。员工拿不到工资，碰上幸运的能拿到的话，工资也很低。公共卫生系统与结核病相关的设备，如腹腔镜和X光设备，只有不到一半能够正常工作。愿意在这些设施中不带防护装备工作而危害自己健康的医生和护士越来越少：到1997年，全国近一半的医生和护士已经辞职。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受雇于结核病系统医护人员的死亡率是普通人群的10倍。112
最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结核病发病率一直高于莫斯科和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
62岁的加琳娜·杜加洛娃博士是俄罗斯南部布里亚特州结核病控制部门的负责人，她必须徒步走下一段破旧的木楼梯，去外面的厕所。结核病总药房，包括这个总人口115万人的地方所有行政办公室和实验室，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没有暖气，没有实验室用品，抗生素稀缺用品，没有现代的胸部X光设备，没有为工作人员和医师提供防护口罩和手套，并且没有钱支付工作人员的报酬。它位于一栋拥有150年历史的木制建筑内，该建筑向一侧倾斜得很厉害，屋顶上有许多缝隙，并且正在下沉。
这个半自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西伯利亚，距离蒙古边境仅240多千米。该国有大量的结核病，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处理。
“这就像种族灭绝，”杜加洛娃宣称，“（这是）一场大屠杀，我们会死去。”
尽管直到最近她还是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成员，杜加洛娃承认，席卷人民的戏剧性的结核病流行开始于苏联时期，并自1991年以来不断恶化。
杜加洛娃是生活在这个多山共和国的26万布里亚特人中的一员—高颧骨的佛教徒（或者虔诚的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自豪地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也许是基因的原因，尽管没有人确定，布里亚特人和西伯利亚的其他原住居民特别容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1996年，每10万布里亚特人中约有211人患有活动性、有症状的结核病，是他们的俄罗斯裔邻居的两倍。
对于布里亚特卫生部部长布莱尔·巴尔日罗夫来说，他的蒙古族人民对结核病的特殊易感性是一个巨大悲痛的焦点。他希望将践行了17个世纪的藏医经验和苏联式的结核病控制方法结合起来，能够很快消除结核病危机。但是在他手下的医疗工作者中，几乎没有人接受过这两种传统医学的培训，无法在这个35.4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寻找结核病病例。
这是乌兰乌德的爱国日，乌兰市的人口都涌进了普洛沙德·索维托夫，这是一个通过乌利萨·列宁娜大道进入的中心广场，乌利萨·列宁娜大道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尽管天气依然寒冷，但当庆祝者游行经过两层楼高的黑色列宁头像时，阳光沐浴着他们。身着制服的俄罗斯陆军士兵和水手们立正站着，哥萨克军团中的共产党员挥舞着红旗、戴着勋章的二战老兵列队走过。
因此，当布里亚特的结核病官员杜加洛娃和她的政治领导人在寻找遏制该地区迅速扩大的结核病灾难的方法时，113他们赞成回到旧的苏联方法，这并不令人惊讶。在乌兰乌德，每一个被发现患有结核病的人，都被杜加洛娃带到当时算是结核病疗养院的小木屋里。其中一个是儿科病房，孩子被留在这里治疗—强行与父母分开—年龄从12个月到14岁不等。15个月大的小米沙已经在病房里煎熬了3个月，在婴儿发育的关键几周，他得了肺结核，与慈爱的父母分开了。
漂亮、金发的塔季扬娜，头发紧紧地编成辫子，玩着她的“娃娃”，一个叫杜尔玛的婴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塔季扬娜一直住在这个小木屋里，和其他孩子一起，和杜加洛娃疗养院里垂死的婴儿玩耍。
杜加洛娃没有耐药实验室检测试剂盒，没有医学微生物学能力，更糟的是，还没有药物选择。她只是不停地给病人服用她能找到的抗生素，通常是每天一到两种，希望婴儿和成人能应付过去。她承认，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但是，杜加洛娃坚持认为，当建造了6年的包含200个床位的混凝土疗养院竣工时，情况将会更好。结核病局局长带着她的访客们来到这座大厦，这座大厦必须每天24小时由武装人员把守，这些人会向想要行窃的人开枪。这座900平方米的6层建筑曾是杜加洛娃的骄傲，尽管所有的窗户都破了，楼梯栏杆生锈了，整个建筑似乎要坍塌了。
然而，杜加洛娃反复强调，这里总有一天会成为疗养院，将阻止布里亚特的结核病流行。
虽然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情况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尤其是在布里亚特民族中—但在苏联的一些结核病流行地区，特定风险群体中的发病率甚至更高。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将这种情况描述为“18世纪的缩影”，并正在尽其所能向该地区的政府施压，要求它们不仅要在这一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且要改变应对结核病控制的方式。
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政府，正在听取意见，并为了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而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结核病控制策略。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仍然顽固地坚持苏联时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
纽约市在1991年结核病暴发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受到不负责任的治疗、抗生素使用不当的影响，出现了耐多药菌株的细菌，和一个独特脆弱人群—艾滋病住院患者，这些人缺乏免疫抵御感染的能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该市采用了施蒂布洛模式，建立了一个直接观察的治疗系统—DOTS—每天监测城市确诊的结核病患者的药物依从性，并且成功了。
世界卫生组织由此在全世界大力推广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方法。官员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适当实施，结核病发病率都会显著下降。114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苏联大部分地区都严格地坚持使用这种方法。20世纪90年代结核病得到了控制，就像50年代赫鲁晓夫用铁腕统治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