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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国家都是苏联集团的一部分时，诸如碘和铁补充剂之类的东西是供应充足的，它们可以被这个广阔地区的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然而，1991年以后，贫困的格鲁吉亚很难找到现金储备来购买碘盐，乌克兰人民不得不弃用氟化物。
俄罗斯分析人士里维奇最后说，很明显，现代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国家的孩子确实不如十年前的同龄人健康。但是，造成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肯定比公众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污染和辐射也发挥了作用，但压力、经济和饮食也是相关的原因。
“任何使用免疫系统测量的流行病学研究都可以看到俄罗斯儿童健康状况的变化。”里维奇总结道。
“但就分析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发生的原因而言，我们必须说所有这些都是不清楚的。”
我们可能永远不可能以事后经验的方式说明区域范围的营养不良对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和公共卫生灾难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当然没有帮助。在苏联时期，人们有钱，但杂货店的货架上却空空如也。
但在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突然之间，水果、蔬菜和肉类市场在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区也出现了，在那里可以看到尼加拉瓜的香蕉、荷兰的西红柿和佛罗里达的橙子。但这时大多数人能做的就是观望。食品市场变得有点像博物馆，人们在里面闲逛，他们的口袋里没有钱。
在走访该地区的市场时你会发现，甚至连最基本的食物都被剥夺了。
1992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特尼市场，镶着金牙的农民加琳娜平均每天能卖出200千克土豆。加琳娜说，她仍然有能力每周给她5岁的儿子迪玛买一次鸡肉，因为她自己不吃。
上了年纪的巴布什卡人多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村子里制作奶酪，然后在日特尼市场出售。
“没有顾客，在这里待了一整天！然后把所有的奶酪都带回家，因为卖不出去。”没有牙齿的老人卡蒂娅哭着说。
哥里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出生地，一座拥有16万居民的山区城市，三层楼高的威严的“父亲”（人们这样称呼斯大林）雕像俯瞰着整个城市，还有一座供奉着斯大林的大理石小屋，据说斯大林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
距离斯大林“神社”约1.6千米的地方，有一处破败的建筑群，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内战后这里布满了弹孔，是该地区的主要医院。
儿科医生塔姆里科·伊卢里兹边说边强忍着眼泪，“跟10到15年前相比，我们看到儿童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我们无法做神经学检查，但孩子们不由自主地颤抖，头部耷拉着，显然这些儿童的神经系统状况不好。”
在她照顾的10个新生儿后面，还躺着两个婴儿，他们被紧紧地裹在羊毛里，抵御着冰冷的室温。
伊卢里兹的老板诺里·乔哈兹博士说，这里的婴儿出生时缺氧、中枢神经系统对外界条件准备不足……他们的母亲说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好，因为食物对他们来说不够好。90%的女人说她们在吃，但是她们吃的是什么呢？脂肪和面包。
在中央医院没有暖气的走廊里，昏暗的阳光照射下，院长绝望地扭着双手，说：“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样的环境！我们正在目睹这个国家的生态灭绝。”
五
进步一词永远是我青年时代政治演讲中的关键词之一：看看我们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国家取得了什么进步；我们建了多少条柏油马路、多少工厂！看看你的生活如何改善！你再也不会挨饿了，你的孩子上学并穿上了合适的鞋子，每个人都用上了电。不再有结核病或其他可怕疾病的流行！那不是进步吗？共产主义为您带来了这一切。
—斯拉文卡·德拉库利，1997年87
从1990年开始，当白喉这一古老的祸害横扫苏联时，它的发展速度让国际卫生官员感到震惊和恐惧。毕竟，白喉是一种完全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20世纪90年代，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白喉发病率仅为每年1至2例。
当白喉棒状杆菌感染人类时，病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细菌定植的位置和驻留在较大的细菌内的噬菌体是哪一种基因亚型。前者决定了一个人在不管有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免疫系统迅速控制疾病的可能性；后者是白喉毒力的关键，因为潜伏在白喉细菌内部的棒状噬菌体会释放出致命的毒力。如果最毒的噬菌体存在于流行的细菌中，抗生素将无法有效治疗，急性白喉病例将需要抗毒素治疗。
在大多数病例中，白喉棒状杆菌感染了鼻、口和喉咙的黏膜，在患者的咽喉后部形成典型的白色膜团，导致患者呕吐、吞咽困难和呼吸困难。在更严重的病例中，这些细菌进入患者的心脏、大脑或神经系统，会杀死10%的感染者。
1994年，苏联地区的白喉发病率从每10万人1例发展到在塔吉克斯坦每10万人31.8例—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俄罗斯是第二高，每10万人中有26.6人感染白喉，一年就有4万多例，几乎是美国白喉发病率的30倍。每一个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以及芬兰和德国都报告了病例。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司司长乔·阿斯瓦尔博士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理查德·里德补充说：“这一疾病给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危险，但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得白喉这样的病。”88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与莫斯科的同事一起追溯了这种流行病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它来源于苏联与阿富汗的长期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经历了白喉流行，涉及近1.4万例白喉病例。从1988年开始，大约10万名苏联士兵离开阿富汗，返回各自的家园或军队基地。未经证实的逸闻认为俄罗斯第一例成人白喉病例来自1990年年初位于莫斯科的一个军营内。
他们发现，大多数病例涉及之前接种过疫苗的成年人，这让人们担心，在苏联感染了20万人、导致5000人死亡的流行病，可能会感染全球已接种疫苗的成年人。苏联上一次经历如此严重的白喉流行是在1955年，当时发生了10.4万例白喉病例，那是在苏联开始实施大规模免疫规划的3年前。而现在，世界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具有耐药性的疾病，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89
事实上，专家们发现，确实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美国疾病预控中心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所有这些病例都发生在少数几种人身上，要么是没有接种过疫苗就自然暴露的，要么是接种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制造的白喉类毒素不足的疫苗。报告接着说，即使这个群体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可能也不足以感染白喉病，除非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疾病水平高到足以构成流行的威胁。
尽管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犯了错误，但是，将这些成年人置于危险之中的，却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预防接种体系的崩溃。
这种崩溃是由两个关键因素造成的：第一，在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苏联时代，即使接受过训练的免疫学家也令人惊讶地缺乏专业知识，当时西方医学杂志—实际上是任何以西方为基础的科学—都被禁止；其次，在该地区兴起了一种神秘的免疫学理论，列举了数百个不接种疫苗的“好”理由。
这一理论与西方所有的科学经验背道而驰，它认为疫苗引发的反应可能会对“虚弱”的儿童造成危险。因此，因任何原因生病的孩子（包括单纯的感冒），白细胞计数比正常值低5%，或有家族病史的孩子，都将受到伤害，而不是得到保护。
20世纪80年代，疫苗覆盖率非常低。例如，在1983年的莫斯科，只有40%的儿童完全免疫。俄罗斯卫生部主要健康智库的亚历克斯·萨维尼赫说，到1992年，莫斯科的疫苗接种率降到了糟糕的34%。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新兴疾病司的尤金·蒂科米罗夫说：“强调俄罗斯（或苏联地区）儿童免疫功能受到抑制、不能耐受疫苗是毫无意义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到1997年，至少在美国和欧洲卫生机构的帮助下，白喉疫情似乎在俄罗斯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引发白喉疫情的态度和条件依然存在，并引发了其他可怕的疾病。
疫苗专家罗伯特·施泰因格拉斯曾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控制白喉流行病运动的技术官员，他警告说，百日咳席卷该地区“只是时间问题”，这是因为，苏联人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将百日咳疫苗和白喉疫苗结合到破伤风疫苗中。
相反，接种百日咳是单独开展的，而且免疫接种率在整个地区差异很大。
当施泰因格拉斯和他的美国同事在1992年第一次评估疫苗接种情况时，他们震惊了。他们发现，在一些地区，儿童的免疫接种率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水平，而疫苗提供的基本要求，如冷链运输和储藏经常被忽视。
“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疫苗的库存，不知道如何管理冷链，而现在每个非洲国家都明白这一点。”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苏联卫生防疫站的鼎盛时期，一个月就有2.8亿人排队接种疫苗。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施泰因格拉斯解释道，“人们被告知‘你要在这一天来防疫站接种’，这是定期的。”
“和蔼的俄罗斯儿科医生甚至试图让苏联儿童免于接种疫苗。”俄罗斯卫生部首席儿科医生塔托琴科讽刺地说，在1978年和1979年，苏联官员提出了一长串的“禁忌”，告诉医生避免为患有任何使白细胞计数略有下降的疾病的儿童接种疫苗—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尽管西欧和美国的儿科医生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预防措施。
塔托琴科和其他人说，部分原因是西方医学期刊在苏联被禁了50多年，因此缺乏对照研究或大量数据，苏联的免疫学“科学研究”以及儿科实践仍在故步自封。
塔托琴科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各地的儿科医生都被训练得相信“俄罗斯的孩子很脆弱”。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是病态的，但这也不是他本应该成为的样子。这种信念最终导致了免疫学的“弱孩子”理论，在21世纪的黎明，它仍然是死亡率和疾病率的主要贡献者，接近第三世界的水平。
此外，不够健全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疫苗接种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为政治狂人和伪科学家打开了一扇门，比如82岁的鲍里斯·尼基丁，一个留着胡子、戴眼镜的工程师，自称儿童养育专家，被称为俄罗斯的“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然而，这两位高阅读量和有影响力的作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尼基丁缺乏医学训练，并且以反对科学为荣。
在莫斯科郊外的布尔什沃地区，尼基丁与妻子、7个成年子女和15个孙辈住在在莫斯科郊区的一栋三层楼高的蓝色木屋里。所有人都光着脚，即使是在俄罗斯难受的冬天，孙辈们在阴冷的日子里也只穿着内衣到处跑。
这都是尼基丁学说的一部分，该学说认为大多数的衣服、食物、水的处理和医疗干预都削弱了儿童的体力。
“大自然，”他在一个春天的下午对访客说，“形成了自然免疫力，因此在儿童发育中设计了一个特定阶段。这种自然机制被称为儿童感染。
“所以社会的免疫接种是一个巨大的医学错误。”
在黄昏的寒冷中，尼基丁和他**的孙女在户外玩耍，他解释说：“动物都是光着脚的，它们没有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疾病。”
事实上，动物确实患有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疾病。但事实似乎并不妨碍尼基丁的“哲学”：“你的免疫力会下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看到了这种关系。我们必须锻炼我们的肌肉……连医生都看到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你也可以训练你的免疫系统。”
按照尼基丁的学说，训练是指生病或接触病原体。事实上，尼基丁说他很高兴卫生防疫站自1991年以来已经失去了强制免疫的合法权力，这让他从“疫苗学家的魔爪”下“拯救”了他的两个孙子。
但在被反复问及白喉疫情时，他拒绝置评，并转换了话题。
记者鲍里斯·乌姆诺夫—这一悲惨学说历史上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拒绝讨论白喉的流行。1988年90，乌姆诺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宣称坚决反对接种疫苗。当时在莫斯科特列塞耶娃国家医疗制剂研究所工作的病毒学家加琳娜·彼得罗夫纳·切尔文斯卡娅博士也如是说，俄罗斯生产的白喉和百日咳疫苗中含有危险的毒性。
由于乌姆诺夫发表的论著91被苏联各地的年轻人广泛阅读，其影响非常深远：父母开始尽可能避免给孩子接种疫苗，儿科医生也在犹豫切尔文斯卡娅可能是对的，没有积极地向烦躁的父母推广疫苗。
切尔文斯卡娅声称，在疫苗中发现的硫化物（虽然不是杀虫剂，但她称之为硫化物）和汞盐是有毒的。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她和有影响力的乌姆诺夫到90年代中期继续在俄罗斯大多数主流报纸和杂志上发起运动，建议停止使用疫苗。
在其他苏联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1996年，雷莎·萨迪科夫娜因其在医疗方面的贡献获得了全国最高荣誉奖。在颁奖典礼上，她认为疫苗接种计划正在杀死患有“艾滋病、肿瘤或血癌”的儿童。整个儿童肿瘤科已经人满为患，这就是接种疫苗的后果。
1996年，76岁的雷莎·萨迪科夫娜在接受“和平与文化”荣誉称号时表示，疫苗是导致人类基因库解体的原因。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哪个目标更困难？是为了保护儿童不受传染病的侵害，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罹患疾病和20世纪瘟疫（艾滋病和癌症）的风险？因此，孩子出生时就不健康，这是代代相传的。但是，现在是时候考虑一下，也许自然选择比破坏我们人类的基因组并导致突变要好，而突变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92
像尼基丁、切尔文斯卡娅和萨迪科夫娜这样的声音，在苏联解体后的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像塔托琴科这样的疫苗接种支持者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声音。塔托琴科坚持说，他经常与俄罗斯记者争论，但他意识到他们是在寻找耸人听闻的角度。施泰因格拉斯和塔托琴科联手向该地区的儿科医生和医学院传播逆向信息运动。93但是做起来很难，旧观念很难改变。
例如，在爱沙尼亚，图马特雷博士解释说：“儿童免疫接种率低的原因很简单：全国95%的医生都在塔尔图大学接受过培训。负责小儿科的（苏联）教授教导说，疫苗是危险的。他说婴儿需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生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1991年，只有60%的俄罗斯5岁以下儿童接种了三剂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疫苗，这是确保免疫所必需的—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预防传染病需要95%的疫苗覆盖率。反对接种疫苗的情绪甚至蔓延到了柏林墙两边的德国，在那里，1997年有近1/4的成年人没有接种完整剂量的，或者根本没有接种白喉疫苗。94
统计数据显示，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1991年俄罗斯麻疹疫苗覆盖率只有78%，脊髓灰质炎疫苗覆盖率只有71%，而且几乎没有女孩接种过风疹疫苗。95
白喉流行最早于1987年在苏联出现，当时确诊病例数达到2000例。然后在1990年，从阿富汗归来的士兵们显然带回来了这种会传播的细菌。1991年，当莫斯科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寻求帮助时，白喉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2万人。布什政府同意提供援助，在1992年和1993年向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苏联国家派遣了科学小组。96
西方研究人员的发现令人震惊。首先，他们自己的疫苗库存（实际上是全球供应量）极低。
西方人了解到，在苏联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接受了不适当的成人剂量注射，这些儿童的白喉发病率是适当剂量注射的儿童的5倍。他们发现，正如施泰因格拉斯所指出的，苏联同行对疫苗学最基本的原则一无所知，即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保持疫苗冷藏的必要性。97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的死亡率。到1994年，白喉已经进入了苏联集团的每个国家，虽然俄罗斯的死亡率仅略高于正常水平，占所有活跃病例的2.8%，但是在立陶宛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白喉病例中有令人震惊的23%被证明是致命的。98
在两年的努力和分发了3000多万剂疫苗之后，国际小组在1996年中期为70%的乌克兰人接种了疫苗，使白喉发病率下降了30%。但由于该国近1/3的儿童和成年人仍未接种疫苗，情况仍然危急。
基辅格罗马舍夫斯基流行病学和传染病研究所的阿拉·谢尔比斯卡博士说，在1970年代，苏联儿科医生的所有反疫苗情绪出现之前，乌克兰的5200万人平均每年有7个白喉病例。她说，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00人，到1992年，每10万乌克兰人（或近5万人）就有1人患白喉病—这是自沙皇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
“粉碎”反疫苗运动的驱动力可能不是白喉，而是脊髓灰质炎，它也在该地区死灰复燃。脊髓灰质炎病毒对儿童的麻痹作用和这种微生物的高传染性使这种疾病特别令人担忧。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很久以前就制定了到2000年在全球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因此，脊髓灰质炎在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何形式的回归，都是对卫生防疫部门的一记真正的耳光。
在1959年至1991年，东部集团和苏联使用的所有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供应都由位于莫斯科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生产。就像预防甲状腺肿大的碘、净水用的氯和牙科护理用的氟化物一样，随着苏联的解体，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供应突然消失了。到1992年中期，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每一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都用尽了最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库存。
1991年年底，在塔吉克斯坦出现了一种毒性最强的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情况持续了4年，直到1995年年底，塔吉克斯坦公共卫生领导人都没有能力开展有效的全国脊髓灰质炎疫苗运动。99
1992年，塔吉克斯坦脊髓灰质炎病毒蔓延到乌克兰，又感染了数千人，造成了少数瘫痪病例。
第二年，另一种毒性较弱的I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那里的疫苗供应早已枯竭，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没有接种疫苗。在1993年至1994年间，估计有14.6万名儿童受到感染，相当于疫区4岁以下儿童的1/3以上。100
这些脊髓灰质炎的暴发，就像更大规模的白喉流行病一样，是通过欧洲和北美政府资助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才得到控制的。
然而，在饱受战争**的车臣，儿童免疫接种的所有努力在1992年完全停止。1995年，I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车臣，造成流行。到目前为止，在疫区的所有5岁以下儿童中，绝大多数感染了这种病毒，其中154人因此而瘫痪。
由于担心车臣的小儿麻痹症疫情可能会迅速蔓延到俄罗斯各地，卫生部传染病司司长根纳季·奥尼申科携带疫苗飞往车臣首都格罗兹尼。他身材高大、魅力十足，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连医学专家都不知道免疫有多重要。在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俄罗斯医生争论，以提高白喉的免疫率和阻止细菌的流行之后，奥尼申科已经没有心情讨论小儿麻痹症了。尽管正在经历一场血腥的内战，他还是计划直接进入格罗兹尼，开始为他见到的每一个小孩接种疫苗。
但是车臣领导人有其他的想法。争夺车臣控制权的几个团伙之一绑架了奥尼申科，并将他作为人质和宝贵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扣押了几个月。最终被释放后，奥尼申科身心俱疲，而他带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早已变成无用的废液。
战争结束后，车臣恢复了疫苗接种，在1996年的最后几周结束了脊髓灰质炎的暴发。
我们就此学到了公共卫生的经验教训：首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免疫率不应低于95%的水平，否则就会造成一些地方易受攻击，潜伏的微生物很快就会出现在这些地方。不能把疫苗供应短缺、局部战争和现金流问题当作借口，因为微生物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终应对要比持续的免疫运动昂贵得多。令人欣慰的是，白喉和脊髓灰质炎事件也表明，大规模免疫接种起了作用，阻止了疫情的暴发，并迅速将流行控制住。简而言之，疫苗仍然是公共卫生工具箱中非常有效的元素。
遗憾的是，抗生素却不是如此。
每一个见到伊拉克里·谢罗兹勒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已经15岁了，但他看起来又小又虚弱，像个10或11岁的小学生。
伊拉克里和他的母亲罗维纳是内战难民，他们住在一间没有电灯的单间公寓里，因为他们买不起灯泡。这个小公寓在一个巨大的酒店里，酒店被格鲁吉亚政府改造成了内战难民紧急避难所。冰冷的大厅里没有灯泡，楼梯间里回**着政治辩论的声音，这是一个阴冷的环境。那天的雨冷得刺骨，母亲和儿子挤在地板上一个橘红色的钢制电子线圈旁（这是他们唯一的热源），在黑暗中轻声交谈。
生病后身体虚弱的伊拉克里说起话来很吃力。他的母亲是个失业的寡妇，说话很快。伊拉克里正在慢慢死于链球菌，一种让美国人像听到“青霉素”一样，可能会停下来思考的微生物。
“他没有父亲，”罗维纳告诉一个访客，“也许美国可以帮助他。”
类似的求助呼声在整个苏联地区都得到了响应，那里滥用抗生素的现象猖獗，医院卫生设施陈旧，导致了越来越多致命、耐药的细菌菌株出现。
尽管导致抗生素灾难的因素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使情况急剧恶化。随着该地区细菌变异和传播速度的加快，西欧邻国和美国、加拿大等移民目的地开始担心超级细菌的传播。
在格鲁吉亚，伊拉克里卷起他的裤腿，艰难地站起来，罗维纳用力地帮他支撑着。男孩两条腿前面都有一个大的伤口，露出恶臭的被感染的肌肉组织和胫骨。伊拉克里只能站立短暂的时间，让访客快速一瞥他的骨髓炎—链球菌侵蚀肌肉和骨头的情况。从1月份开始，伊拉克里先后出现了发高烧、心跳加速、严重虚弱的症状，链球菌逐渐侵入了他的心脏、血液、肌肉和骨骼。
1月，母亲和孩子都去了共和医院，这是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的一个巨大的、日益衰颓的医疗机构，在那里，伊拉克里因为当时的一种常规感染而住院：他被注射了青霉素。然而，经过几天的治疗，男孩的情况却突然急转直下。
因为格鲁吉亚的每一种微生物现在都对青霉素产生了抗药性，小儿外科医师戈戈里什维利说，他没有治疗这名年轻患者的好办法。“人们用青霉素来治疗一切—甚至坏心情。现在对于败血症、脑膜炎等，青霉素都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开始尝试头孢菌素。”
头孢菌素是一种新型抗生素，价格昂贵，使用复杂。2月，医生告诉罗维纳，她必须给小伊拉克里买头孢菌素，而在格鲁吉亚，头孢菌素的价格是青霉素的10倍。为了买药—即使是在黑市上讨价还价—罗维纳卖掉一切，只留了两套衣服，一套冬天穿，一套夏天穿；她卖掉了作为难民收到的紧急救济食品，以及除了她死去丈夫的遗像以外的所有纪念品；她甚至卖掉了在丈夫下葬前从他手指上取下的结婚戒指。
然而，一周之后，伊拉克里的体温再次升高。医生说伊拉克里感染的链球菌可能对这种治疗也有抗药性—尽管他们不确定，因为医院没有办法检测这种细菌。
在整个苏联地区，实验室的基本能力已然丧失，这既有财政原因，也因为苏联政权的医生从未接受过与微生物学同行一起工作的培训。医院中存在的实验室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诊断和治疗，不如说是为了监督卫生防疫部分的日常工作，而这些做法最终对患者的健康没有多大帮助。
由于没有进行任何实验室检验，没有人知道最初使伊拉克里患上轻度疾病的细菌，是否与住院治疗三周后威胁他生命的细菌是否是同一种。但是考虑到苏联时期医院的条件，伊拉克里很有可能是在他寻求避难的地方感染上了这种致命链球菌：共和医院。
在格鲁吉亚的医院里，戈戈里什维利说：“你可以忘记环丙沙星了。人们把它当作早茶来喝。多西环素—人们在黑市上买它用来治疗性病，所以现在也没用了。”他说，阿莫西林也一样，但四环素仍然有效。
治疗伊拉克里的医生告诉罗维纳去筹更多的钱，买第三代头孢菌素。当罗维纳发现一周的药，再加上注射针和帮助他身体恢复的维生素，要花费300多美元时，她吓坏了。
许多人站出来帮忙。“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为孩子的抗生素筹集了资金。”罗维纳说；为伊拉克里包扎感染伤口的外科医生免除了人工费用；住院三周不收取任何住院费用；朋友们把捐赠的饭菜送到床边。
但这还不够。尽管男孩在最初的治疗后病情有了短暂的好转，并于3月返回家中，但罗维纳无法无限期地坚持让他治疗。到了4月，母子俩挤在冰冷的房间里，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链球菌重新出现。101
在阿富汗-苏联战争期间，成百上千的格鲁吉亚逃兵聚集在逃兵集市上，戈加向罗维纳这样的客户出售抗生素。作为一名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的经济学学生，戈加教客户如何使用这些药物，以及针对他们的疾病应该服用哪些药物—如果有人问他，他也很乐意诊断。戈加的摊位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从乌克兰的输液包、土耳其的注射器和静脉盐水，到印度生产的**，从保加利亚生产的卡那霉素，再到带有西方人道主义组织标志的过期抗结核病药物。
“官方药店必须纳税、支付租金，等等。”戈加解释说，“所以他们的价格要高出2倍。我这里的药品供应量要大得多，任何药品都不会在桌子上待两天以上。我们的营业额很大。”
“逃兵集市”，以及遍布苏联各地的数百个类似的集市里，到处都是这种临时的、非法的药店。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类似的摊位上，一名前学校教师诊断出一名老年妇女患有关节炎，并向她出售了大量类固醇药物，这名不知所措的妇女被建议自杀一死了之。在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一名家庭主妇在公共市场上被诊断出了疾病，并免费开了抗生素。
当庸医和商人对疫苗接种发出警告并助长了对抗生素的广泛滥用时，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急剧上升。102
风湿热在乌克兰西部肆虐，比如在利沃夫乡村地区。这是由A型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一种感染性心脏病，通常会导致生长发育迟缓和严重的终身心脏病。
“问题非常严重，”利沃夫研究所的首席统计学家米拉斯拉瓦·斯特劳克用一种坚毅而沙哑的声音解释道，“大约19%的病人变成了残疾人。”
1994年，斯特劳克开始意识到医生们给青少年的心脏病诊断太多了。当她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的时候发现，似乎15到17岁的青少年中几乎每100个人里就有1个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在表面上是解释不通的。然后，在1995年，她收到了710个青少年“心脏缺陷”的报告—这个数字太高了，不可能是正常的。
斯特劳克在细致入微的研究中发现，乌克兰西部地区的链球菌正在广泛传播，但尚未被发现，这引发了惊人的风湿热发病率。她发现，1996年，青少年的风湿热发病率为7.1‰，成年人为9.3‰。
1995年，美国的风湿热发病率约为每260万美国人就有1例，全国共有112例。
斯特劳克说：“到1996年年底，我们在利沃夫发现了2万多起病例。有1500名儿童、800名青少年和1.8万名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