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据估计，在古拉格集中营的鼎盛时期，有10万名政治奴隶在诺里尔斯克辛勤劳作，每年有1/4的人死去，但很快就会有新的异见诗人、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劳工组织者又被关进来。为了把理性的、高技能的人引诱到黑暗、致命的冰冻和可怕的污染中去，莫斯科的权术贵族们在“无阶级社会”中创造了第二个阶级，这个阶级由享有特权的科学家、工程师、矿工和工业人员组成，他们享有其他无产阶级所没有的某些机会。某些城市，如诺里尔斯克，被认定为A级，这意味着他们的商店拥有所有商品的最高优先权。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花国家的钱在整个苏联度假，在其他地方的市场上他们看到空空的货架，上面没有他们在家里就能买到的玩具、西红柿和电视机。A级城市的工人是苏联收入最高的公民。
在诺里尔斯克1月的寒冷黑暗中，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工人们总能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比奴隶们优越—奴隶们在他们周围辛勤劳作，然后死去。俄罗斯诗人加利奇对诺里尔斯克和其他集中营城市的阶级制度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我们挖掘，我们辛勤劳作，
我们咬着铁，
我们用自己的胸膛
堵住冲锋枪口。
而你，开车经过，
在你的“胜利牌”汽车上
对我们喊：
“做好自己的事吧。”
我们废寝忘食，
而你，让我们
从胜利走到胜利。
与此同时，你
把“胜利牌”换成“伏尔加”，
后来
你把“伏尔加”换成“齐姆斯”，
再后来
你把“齐姆斯”换成“柴卡斯”，
接着
你又把“柴卡斯”换成“齐尔斯”。
我们把自己累垮了，
我们挖，我们装，
你让我们
从胜利走到胜利，
祝酒大喊
为胜利干杯。60
到20世纪90年代，诺里尔斯克的丑陋历史，包括壮观的施密特山集中营公墓，都已广为人知。61几乎每个居民都拼命地想要离开这个只有乘飞机才能逃离的“孤岛”。但他们被困住了。工资下降了（如果曾有过工资的话）。航空公司再也不是免费向诺里尔斯克工人提供机票的国有企业，想要在20世纪90年代末撤离诺里尔斯克就需要大笔的钱—比现在任何人赚的钱都要多。
科姆索莫尔斯基煤矿的负责人汉比·高治耶夫说：“这是一个经济集中营。”
偏执狂会强迫自己否认：害怕失业，害怕在寒冷的北极小屋中被冻住。自己骗自己有助于避免抱怨。
但随着民众了解到长期以来保密的公共卫生真相，就越来越难被否认了。
虽然很难得到精确的分析数据，但很明显，这种无处不在的污染与国际上的高流产率、肺癌、各种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过敏和皮肤病有关。例如，在邻近塔尔纳赫的一家医院，从1993年到1998年，90%的住院病人都患有肺病，“该地区住院的儿童几乎100%都有过敏和皮肤问题。”诺里尔斯克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科舒巴洛夫说。
“肺癌是诺里尔斯克的头号杀手，心血管疾病位居第二。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诺里尔斯克的预期寿命是全俄罗斯最低的。”
诺里尔斯克的婴儿平均每年患1.7次呼吸道疾病。诺里尔斯克地区的母亲生下有先天性缺陷婴儿的概率是泰梅尔半岛其他地区的3倍，是普通俄罗斯母亲的10倍。62
在诺里尔斯克城外，沿着连接城市与邻近的矿山、冶炼厂、铸造厂和工人定居点的路边，泄露的污染管道使永久冻土层正在消失。在一些地区，几百米高的蒸汽喷泉从泄漏的管道中喷出。矿渣堆、废弃的汽车、钢铁机械和一袋袋神秘的垃圾覆盖着这片岌岌可危的永久冻土。有些地方的永久冻土层已经完全消失了，所有的冰早已融化，取而代之的是红色的、腐烂的**湖泊，就像某种有机物质一样，自发地冒泡，喷出令人作呕的、腐烂的蒸汽喷泉。
出生于圣彼得堡的鲍里斯在诺里尔斯克开始了他的铁炉工头生涯，一路晋升，最终登上联合企业康比纳特的最高职位之一。作为一名犹太人，鲍里斯如果没有在苏联时期成为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苏联也不复存在，昔日的权贵们也不复存在，鲍里斯仍然心有余悸—或许更甚，他害怕这家联合企业。
1992年至1994年，叶利钦政府出售了大部分旧的国营工业。一个由银行和投资公司组成的财团，与俄罗斯第二大银行进出口银行合作，买下了康比纳特-诺里尔斯克-耐克尔51%的股份，并在第一年就与俄罗斯政府分享了价值约24亿美元的采矿金属销售额，俄罗斯政府保留了康比纳特49%的股份。但是在1994年年底，诺里尔斯克最大的涡轮发动机发生了爆炸，造成几名工人死亡，使大多数市民陷入了漫长的、可怕的、没有暖气的冬天。63
在诺里尔斯克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黑帮买通了几个原来的合伙人，派出暴徒来提高生产力。对于像鲍里斯这样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曾经让他们害怕的克格勃间谍所在地，现在变成了以残暴著称的暴徒公司。
难怪诺里尔斯克变成了一个偏执狂的孤岛。父母把孩子从陌生人身边拉开；当外国人上车时，公交车上的乘客匆忙地走到车的另一端；工人和市长都拒绝跟别人说起他们的处境……
尽管诺里尔斯克经常因为相对较低的平均期望寿命而闻名，但由于康比纳特的退休政策，这一点很难得到证实。矿山工厂的生活非常艰苦，男人45岁可以退休，女人40岁就可以领取全部的养老金。
“男人工作是倒班制，有时会待在家里，这样日复一日过了很多年。然后退休就去了‘大陆’，死了。但谁在乎呢？谁会指责诺里尔斯克？”科舒巴洛夫耸耸肩说。
“所以数据很难获得，因为通常工人退休后会离开诺里尔斯克，在其他地方死去。”科姆索莫尔斯基煤矿总工程师亚历山大·博罗代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诺里尔斯克的墓地中很少有45岁以上死者的坟墓，以及为什么他在诺里尔斯克被认为是“老人”，55岁的博罗代说。
“对我们来说，诺里尔斯克是一个信息黑洞。”俄罗斯政府科学家鲍里斯·里维奇说。莫斯科曾多次提出将诺里尔斯克定为“污染城市”，所以该地区有资格获得专项的清理基金和科学研究基金。但是康比纳特企业拒绝了这一指示和莫斯科提出的科学研究。
或许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低于40岁是真的。这不会让马丁·路德·金博士感到惊讶。第二医疗卫生部门主任医师尼古拉·巴甫洛夫博士在距离诺里尔斯克35千米的卫星城塔尔纳赫。诺里尔斯克、康比纳特的两个矿山以及7万人常住在塔尔纳赫。
巴甫洛夫说，塔尔纳赫成年人肺部疾病的发病率是俄罗斯平均水平的3倍。在过去的6年里，310个床位的医院共收治了1207名肺病患者，占住院病人总数的90%。其中231人死于恶性肺癌。其他是肺气肿、肺结核、肺炎、慢性支气管炎和急性哮喘。
身高接近2米、满头白发的巴甫洛夫在医院嘈杂拥挤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已经听惯了刺耳的咳嗽声和呼吸声。巴甫洛夫说，国家不再给医院补贴，企业也不管，这些发不出工资的医院工作人员只能直接跟病人要钱，让病人每次接受治疗都得自己买药、食物、床单、注射器等。
巴甫洛夫最近记录了耐药结核病例的惊人增长，在短短两年内增加了一倍多。他没有资金来支持自己的科学研究，但他有一个假设：污染严重破坏了塔尔纳赫7万名居民的肺，任何外来游客带来的结核杆菌都会迅速传播。巴甫洛夫说，1997年，将近2%的人口患有活动性肺结核。他所在的医院没有抗结核药物。
“在冬天，当上呼吸道感染暴发时，这里就会有很多人排队等候。”巴甫洛夫指出，“这让我们的外科医生忙得不可开交，打开肺结核的胸腔，切除癌变的肺，切断（气管）旁路……”这样病人就可以呼吸了。
巴甫洛夫认为，塔尔纳赫的未来可能是“缓慢地死亡”。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矿山和工厂的工作条件极其危险。
从诺里尔斯克往下走就是纳德日达的大型矿石加工厂，在这里，10层楼高的熔炉将铜、镍和钴加热到1100℃至1400℃。成千上万的工人用朱砂辛勤劳作，他们面前是灼热的熔矿，背后是零下40℃的严寒。
“你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负责人鲍里斯说，这会“让你的心脏感到困惑”，因为员工身体的一半暴露在寒冷、零度以下的空气中，这表明他们需要快速泵血；另一半是滚烫的，告诉心脏要慢下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医学院对访客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与诺里尔斯克的其他居民相比，矿山中的工人患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可能性也更大。对工作空间空气的测量显示，他们吸入了每平方米19.2微克的镍，以及134微克的钴水平，分别是俄罗斯正常水平的20倍和135倍。
这项研究于1990年完成，但从未由康比纳特官方发布过。最近由康比纳特资助的对诺里尔斯克周围5.3万平方千米的北极地区进行的环境调查结果也并未发布。地质学家尤里·梅尔尼科夫和谢尔盖·斯尼萨尔都是30岁，他们领导了一个7人小组，在这片广袤的地区收集了1万份样本，勇敢地面对北极所有的气候条件。通过从永久冻土层中抽取合适深度的岩心样本，斯尼萨尔和梅尔尼科夫将当代的污染水平与200年前进行比较。
在距离诺里尔斯克最远的地区，梅尔尼科夫说，“当代的雪样本含有的钴是200年前的18倍，铜是6倍，镍是11倍，钡是14.5倍，锌是3.2倍”。来自康比纳特烟囱的酸雨已经摧毁了90%的原始树木。
苔藓和地衣中的重金属含量已经达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12倍，一半的植物死了。
梅尔尼科夫总结说：“我们发现保护了冻土表面多年的植物寿命在下降，所以存在雪崩的危险。”
三天后，梅尔尼科夫和斯尼萨尔将他们未发表的发现告诉了访客，康比纳特切断了他们所有的资金，并命令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不要说话。康比纳特的代表拒绝讨论任何与健康或环境有关的问题。
根据俄罗斯卫生部的数据，1994年在诺里尔斯克过早死亡的相对危险度是85。在排名第4的安加尔斯克，这个数字是15。除了诺里尔斯克，没有一个城市的数值超过22。
诺里尔斯克处于苏联生态遗留问题的最末端，从东柏林一直到太平洋都能感受到这种遗留问题。在捷克共和国的波希米亚，50年的露天开采和煤炭冶炼摧毁了曾经是整个中欧哈布斯堡王朝和贵族们首选的度假胜地。柏林墙的倒塌让西德人震惊地看到了他们东部同胞的工业污秽和腐烂的空气。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正在遭受列宁发起的一项疯狂的灌溉计划，为了给棉花田提供水源，他们抽干了广阔的内陆咸海，结果由于环境粉尘导致了喉部癌症发病率的上升。64随处可见的视觉和生理上的污秽冲击着感官。
但这是该地区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吗？
专家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当叶利钦的前顾问亚布洛科夫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明显变得很激动。这位满头白发、满脸胡须的俄罗斯人轻蔑地说，尽管有可靠的数据，但诺里尔斯克的疾病和死亡“显然是污染造成的”。
“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向空中，“14%的俄罗斯儿童符合小学健康儿童标准。为什么？”
“我个人经历过高水平的辐射暴露—为什么？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某个地方的管道释放出了辐射。在莫斯科，每年平均有70个地方被发现存在危险水平的辐射。这太不可思议了，”物理学家亚布洛科夫疯狂地打着手势说，“即使是在莫斯科，也没有人能感到安全。”
动物学家玛丽亚·切尔卡索娃同意亚布洛科夫的观点。作为莫斯科独立生态项目中心的负责人，切尔卡索娃引用了与亚布洛科夫相同的数据。她主要关注的是火箭和导弹发射，以及作为催化剂的d-甲基肼燃料。
切尔卡索娃表示：“全世界都应该致力于开发安全的火箭燃料。”她坚称，俄罗斯和中亚各地的儿童都因接触导弹燃料而死亡。这位55岁的鸟类学家说，导致该地区死亡率上升的其他关键因素是二口恶英、铅、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以及环境破坏导致的免疫系统普遍受到抑制。
环境问题的关键是流行病学调查，如果真的有开展的话也是做得很差。1991年之后，由于当地工业经济的崩溃，整个地区的污染都显著改善。因此，就在该区域经历死亡和健康危机最急剧增加的时期，环境中的污染量反而减少了。
鲍里斯·里维奇认为，毫无疑问，生态灾难在人类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俄罗斯，环境污染引发了哮喘65、与铅有关的儿童健康问题66、二口恶英的影响67。但他发现，大多数人断言污染是该地区人口转变的直接原因，“完全是胡扯！”
贝德里奇·摩尔丹是苏联解体后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环境部部长。他的国家经历了同样的辩论，也许比东边的邻近国家还早三年开始。捷克公众担忧的焦点是波希米亚工业。
“1990年，当我还是部长的时候去了那里。令我惊讶的是，有这样一句口号：孩子们学会的头三个词是‘妈妈’‘爸爸’和‘转型’。”捷克革命刚刚过去两个月，民众就指责摩尔丹在清理环境方面做得不够，他意识到民众集体恐慌的程度。在苏联政府数十年的谎言和掩盖之后，波希米亚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空气、水和食物里都有什么。
摩尔丹回忆说，他仔细研究了所有可用的数据，发现“大部分都是垃圾！真的！你简直不敢相信”。
最终，蓝眼睛、银发的摩尔丹得出结论：“波希米亚人的预期寿命比捷克人的平均寿命低5年左右，原因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问题。”
在捷克革命6年后，这个国家的人口逐渐回到原来的水平，即使在波希米亚，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了，公共卫生状况也改善了68，“但没有人会说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改善了那么多”。
摩尔丹穿着随意，坐在一间井然有序的办公室里，从地板到天花板整齐地摆放着书籍和科学期刊。他从哲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解释说，经过几十年的苏联统治，人们已经没有了个人责任感。因为在极权主义时期，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没有控制力，进入新社会后，人们无法想象他们自己的那些行为—饮酒、吸烟、醉后驾驶—竟然是健康的关键因素。
“我对波希米亚的那些人说，‘瞧，你们什么也没做，也没把这里清理干净。你只需要等待政府完成所有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承担一些责任，这个地方看起来就会像俄罗斯。”
“记得在1987年—也许是1988年—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同事。我们讨论了政治演变，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他说，‘我觉得你有了希望，苏联统治了你四十年，你还可以恢复。可是70年的统治—我们永远也恢复不了！’那个人的话我永远也忘不了。”
四
现在的俄罗斯当局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支持叶利钦，你会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怎么可能？俄罗斯的一切看起来都不像“美国”（或法国或瑞典），而是像伊迪·阿明总统治下的乌干达？
—安德烈·托诺夫，1997年69
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角度来看，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可归结为一件事：历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97年的报告中写道：“人们希望，随着独裁主义的消失和需求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引入，儿童的需求将在短期内得到更好的满足，但这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挫折。”70制度变化过于巨大和突然，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冲突爆发导致了紧张局势的加剧，在少数情况下还导致了战争。儿童再次成为巨大历史变革的受害者。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严重的区域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了转型最成功的国家。此外，这种转变也是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市场力量可以释放强大的主观能量，但也需要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机构的支持，以实现平衡发展。随着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崩溃，价值观被侵蚀，新的价值观需要时间来扎根，这也需要法律、执法部门对共同利益的认可和支持。”随着该地区出现人口噩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儿童的角度看问题，感受到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崩溃，因为社会本身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经济危机不仅将个人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导致了社会凝聚力的消失。
换句话说，变革正在杀人。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在其199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辩称，问题不是变化太多，而是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那些以最快速度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例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遭受了最短暂的人口灾难。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公共卫生灾难仍在继续，各国政府一只脚踩在旧的苏联体系上，另一只脚踩在资本主义体系上。
“在过渡期间，健康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银行分析师问道，“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快速改革不一定有害于健康指标，但缓慢改革或缺乏改革难以阻止长期恶化。”
1993年，似乎整个地区都处于公共卫生的炼狱。但到了1996年，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人口灾难似乎已经触底，并逐渐走向复苏。世界银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证明人们确实能够忍受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从长远来看，还能从这些严厉措施中受益。
从成立之初起，苏联的经济就由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决定，他们几乎将整个民族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在人口稠密的草原中开办工业，要求在冰冷的气候中种植玉米，从相距千里的厂家千辛万苦地采购各种零部件。效率低下就是游戏规则和代价。
当苏联解体时，工业也随之衰落，因为其早已过时的生产要素现在位于不同的国家。一夜之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居住在东欧集团国家和苏联地区的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其中大约25%的人在苏联解体后的18个月内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1995年，俄罗斯有4500万人，即总人口的1/3，收入低于基本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农村的土地生存，或者根本无法生存。那些真正有薪工作的人在1996年的平均工资也是微不足道，每月153美元，比1992年低10%。71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俄罗斯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后，史无前例地想要拯救俄罗斯，打破了最高贷款记录。到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俄罗斯联邦提供了120多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被叶利钦政府用来支付车臣战争的费用，后来人们发现，这些钱被叶利钦家族及其亲信中饱私囊。72
然而，在1997年，出现了一些关于经济复苏的讨论。1997年伊始，俄罗斯的贸易平衡和工业生产水平都稳稳地保持住平衡了，因此在几个金融时刻，俄罗斯看上去很有希望。
然而，这些积极的指标掩盖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财富集中在精英寡头手中。这幅图景将对公共卫生产生深远的区域性影响。从1991年后的混乱中崛起的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凤凰，他们被称为“新洛克菲勒”，抢购了去国有化的产业，建立了区域银行体系，在能源和电信行业形成了垄断，对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毫不关心，关闭了低效的产业，并创建了遍布12个时区的经济鬼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政府监管者和暴徒的亲密关系非常明显，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阿尔?卡彭。许多人可能想成为约翰·D.洛克菲勒，但实际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他的家族。73
对于普通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西伯利亚人来说，财富集中在腐败的手中意味着灾难。当贪婪的人接管了工业，他们不仅解雇了1/3以上的劳动力，而且停止给那些实际上还在工作的人发工资。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连续数年每天都赶着去上班，在越来越不安全的、陈旧的工厂里辛苦劳作，希望有一天会出现奇迹，能拿到几个月的欠薪。补发薪水偶尔也会发生，给老无产阶级们一点甜头，让他们在整个萧条的20世纪90年代艰难地维持生产。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前途掌握在暴徒手中时，绝望和沮丧笼罩了整个社会。例如，俄罗斯内政部估计，到1997年中期，4万家前国有企业和500家银行被暴徒控制，贫富差距达到了自沙皇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个接一个的政府服务系统崩溃了，因为这些流氓企业成了税收违规者，他们否认在莫斯科、基辅、巴库和特比西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本来应该用来经营医院、为学校老师付费、修公路和满足该地区民众的公共卫生需求。
当大多数人的困境恶化时，该地区原本心智正常的普通人就会做出疯狂的举动。1997年的一个春日，莫斯科人伊琳娜·斯米诺瓦把她6岁的女儿迪娜从四楼的一间公寓的窗户扔了出去，自己也跟着摔死了。《共青团真理报》5月23日报道称，斯米诺瓦是当周第三个自杀的莫斯科母亲，她的孩子也在挨饿。几周后，亚历山大·捷列霍夫上校在莫斯科地铁站里坐了下来，然后自焚。同一周，在4800千米以外的地方，列兵谢尔盖·波利安斯基在执勤时用枪指着自己的嘴，把自己的脑袋炸飞了。74到处都有一群群拿不到工资的工人举行绝食抗议，希望抗议活动能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但都是徒劳的。
反应形式多种多样，触及了该地区古老的底线—反犹太主义。普通公民和政客将该地区的噩梦归咎于“犹太人”，当然，他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在每个腐败的强盗和银行家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75
尽管这一切都已经很糟糕，但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糟。1998年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批准向俄罗斯提供226亿美元的贷款，其中48亿美元将立即用于支持岌岌可危的卢布。
但到了1998年8月1日，俄罗斯央行每天都要拿出5亿美元，以防止卢布崩溃。尽管政府声称这些努力保持了货币的稳定，但黑市的卢布交易疯狂，每周购买1美元通货膨胀所需的卢布数量超过30%。由于可预见的灾难，精明的投资者将他们的资本以每月超过20亿美元的速度转移出了这个国家。在之后的几天里，叶利钦政府继续紧张地实施救助，直到8月13日，西方亿万富翁、货币投机者索罗斯说，卢布一文不值。
俄罗斯股市暴跌76，卢布的价值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食品价格被推升至俄罗斯前所未有的水平。牛肉的单日成本猛增了85%，牛奶的成本猛增了60%。早已绝望的民众陷入了对食物的疯狂争夺战。
到1998年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混乱，国家欠了170亿美元贷款，但中央银行只有123亿美元，当地粮食市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莫斯科股市与美元相比失去了100%以上的价值，国家资本耗费速度估计为30亿美元/月。
一名杜马成员表示77：“没有政府的每一天都离深渊更近一点。”在1997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似乎有可能随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步伐，走向稳定和自由市场的成功。但现在很明显，它正走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而且把邻居们也拖下了水。
1999年，没有哪个国家欠世界投资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比俄罗斯多，而政府却还想要更多。“俄罗斯熊”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核武器国家政治动**为由在四处乞讨，这是西方国家畏惧的备用战斗力。
同年，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公开表示，如果来自西方的贷款停止流动，对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最有利。78
然而，不稳定的威胁似乎太真实了，因为在1999年夏天，恐怖袭击的爆炸杀死了大约300名莫斯科人，促使车臣的战争死灰复燃。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资金被耗尽，鲜血四溅，但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当中却非常受欢迎，他们支持强有力的爱国行动，以防止国家的地理和军事影响力进一步受到侵蚀。2000年3月，叶利钦指定的继承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工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彼时，俄罗斯及其盟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1%，国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一人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财富和资产。2000年，有影响力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将曾经令人畏惧的俄罗斯超级大国评为世界上最没有竞争力的大型经济体，远远落后于捷克共和国、南非、斯洛文尼亚、墨西哥和印度等同样也陷入困境的经济体。79
在不久的将来，该地区可能会出现内战、广泛的无政府状态、市场经济的缓慢稳定、俄罗斯分裂成多达10个不同国家、军事政变、斯大林式苏维埃政治在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复出以及一段无尽的“混乱”。80
所有这些对公共卫生而言当然是痛苦的。到1998年年底，至少有4400万俄罗斯人，也就是每3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人每月的生活费低于32美元。在乌克兰，情况也非常糟糕，以至于政府无法提供这样的统计数据。在白俄罗斯，政府可能有这些可怕的数字，但拒绝提供。
俄罗斯儿童首当其冲，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孤儿亚群体。在这个冰雪覆盖的国家，他们靠小聪明生活在街头。俄罗斯儿童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协会在1998年11月估计，被遗弃的孤儿数量突然暴涨，从1990年的几乎为零增加到200万。这些被抛弃的孩子年自杀率达到了惊人的10%。8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自1989年以来，该地区弃儿的比率增加了33%，19岁以下儿童的自杀率增加了1倍多，儿童入学率下降了10%以上。82
1998年末，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00%的俄罗斯儿童都患有缺铁症，大多数儿童在糟糕的饮食中只能满足每日最低需要量的3%到4%。83当俄罗斯人在为1998年寒冷的冬天做准备时，莫斯科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向他们提出了问题，问他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44%的人说，他们希望靠自己夏天在花园种植的蔬菜为生；12%的人计划在西伯利亚苔原和针叶林以狩猎为生。84到1999年，俄罗斯增长最快的职业是“偷菜人”—从陌生人的菜园里偷菜。85
虽然饥饿在该地区的孕妇和儿童中并不常见，但营养不良却很普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在格鲁吉亚，母亲和孩子的平均每日热量消耗从1980年的2790卡下降到了1995年的1940卡：下降了30%。1996年，俄罗斯人摄入的热量平均减少了21%，乌克兰人平均减少了23%。1998年卢布崩溃后，热量消耗进一步下降。
没有什么比营养不良更能有效地削弱免疫系统和整体健康的了，特别是如果家庭出于经济原因，用廉价的脂肪和淀粉代替更昂贵的蛋白质和新鲜蔬菜的话。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1997年格鲁吉亚家庭的乳制品消费量仅为1980年的1/3，肉类、家禽和鱼类消费量几乎是1980年的4倍。乌克兰、俄罗斯、爱沙尼亚和亚美尼亚的蛋白质消费量下降了几乎同样多。
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苏联存在令人震惊的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如碘、钾、钙、铁缺乏，他们将该地区大规模出现的智商下降、贫血、发育不良和其他发育缺陷等问题归咎于此。86部分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也可能使儿童更容易受到污染和辐射的影响。
美俄两国政府高级科学家于1996年进行的一项联合健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60%的领土上缺乏氟化物，占该国儿童牙齿蛀牙发病人群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