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普里皮亚季曾经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主要工作场所，在发生爆炸11年后，这里除了几只黑乌鸦和三名懒洋洋地吸着烟的乌克兰军队警卫外，已是一片空旷。在普里皮亚季，除了乌鸦的叫声，唯一的声音是核电站反应堆发出的模糊的嗡嗡声。
切尔诺贝利信息官员米哈伊尔·博格多诺夫说，“被边缘化的工人采取抗议行动的风险正在增加，尽管（乌克兰）立法机构现在禁止员工罢工，但我认为不捣乱几乎是不可能的。很难想象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会愿意做对身体有害的事情。但是，他当然会为家人、孩子的开销着急，你可以说那不是应有的态度。”博格多诺夫耸耸肩膀说。
6252名切尔诺贝利工人每天在进入大楼时，都会经过一座巨大的银制列宁半身像，然后出示安全通行证，并通过金属探测器。表情严肃的核能工作人员几乎从不说话，也没有情绪波动。来访者不允许和切尔诺贝利设施内的工作人员或在隔离区内发现的其他人交谈。
工人们知道，乌克兰时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当时为了取悦未来的北约盟友，已经同意在2000年之前关闭切尔诺贝利的所有反应堆，加固目前罩住受损反应堆的混凝土石棺39，并从其他反应堆中移除核芯。但到了2000年，核电站还是没被弃用，列昂尼德·库奇马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患了癌症，因此没有理由立即关闭核电站。
“我的朋友在事故发生前就在这里工作了，他现在仍然很健康。”切尔诺贝利生态服务中心主任、生物学家鲍里斯·奥斯柯尔科夫用一口蹩脚的英语轻猫淡写地说，“人们担心发生癌症以及和辐射相关的其他长期影响，担心免疫力下降和发病率增加—这些都没有可靠的数据证明……造成发病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事故应激的心理效应。当然，这种心理效应确实发生了，但这些病与生理因素无关。”
金发、蓄着山羊胡子的奥斯柯尔科夫认为，自1986年以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数百名工人所提出的疾病和伤残索赔，只不过是为了提前获得养老金和病假工资的伎俩。虽然从隔离区猎杀野猪或采摘野生蘑菇是违法的，但奥斯柯尔科夫坚持认为，该地区的食物、水、土壤和空气现在是完全安全的。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报告中也这么写，所以乌克兰政府放松了对隔离区的监管，允许大约1000人回到外围地区。
但是俄罗斯塞弗特索夫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测量了异化带内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东北100千米以外村庄的表层土壤样本，他们发现伽马射线达到每小时100到320微伦琴。40根据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资料，这是纽约长岛土壤辐射量的14到46倍，而这里离美国核研究设施很近。
1996年，俄罗斯环境政策中心—位于莫斯科的独立科学组织，公布了从布良斯克和白俄罗斯东部收集到的放射性污染植物和野生动物细胞突变的有力证据。
乌克兰物理学家瓦列里·库哈尔坦然承认，切尔诺贝利的生态环境将不再和从前一样。大量研究表明，在1986年的放射性灾难之后，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的总体程度没有改变，但是动植物种群的相对规模以及生态的总体平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事故发生10年后，在土壤样本中发现的钚同位素的浓度，超过了1960年进行的所有核武器试验产生的钚同位素浓度的总和，某些样本的数值甚至是总和数值的89倍。41
无脊椎昆虫在辐射中大量死亡，一些蜘蛛和蠕虫的种类接近当地的灭绝水平。
小型哺乳动物，如田鼠、大鼠和小鼠，种群数量最初下降，然后恢复到1986年以前的水平。但这些动物食用的坚果和植物种子具有放射性，有证据表明树木和其他大型植物的光合速率下降，导致其生长受阻。
本地鱼类受到放射性核素铯137的高度污染，有几种鱼类出现异常生长的迹象。青蛙和其他两栖动物也表现出类似的辐射诱发的异常，它们的免疫系统—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水平似乎减弱了。
对动植物染色体的研究发现，突变率不断上升。突变率与任何特定部位的辐射量完全相关，这验证了毒理学家所说的剂量-反应曲线。
但切尔诺贝利的奥斯柯尔科夫坚称：“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放射性尘埃现在都已沉在海底，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现在测量到辐射量是10-11立方米/升的水平，所以我告诉你，这不是问题。”
精神病学家塞缅·格鲁兹曼是一名乌克兰犹太人，他研究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区域性社会心理反应。他说，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切尔诺贝利疑病症，这完全是核当局的责任。
“前（苏联）卫生部说：‘一定量的辐射对你有好处。’缺乏准确的信息会导致焦虑，这是很自然的。”
格鲁兹曼回忆说，事故发生后多年，戈尔巴乔夫苏维埃政权拒绝将改革开放扩大到切尔诺贝利，否认有可能对健康造成广泛的有害影响。那些表示担心切尔诺贝利的致命同位素正在伤害他们的人被认为是“放射恐惧症”，这意味着他们遭受了精神性的恐吓，对由辐射引起的创伤事件感到惊恐万分。
“但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格鲁兹曼继续说道，“医学专家同样也在大声疾呼：‘一切都太可怕了！走在街上的人们快死了。’当然，这些医生可以获得西方的资助和旅行。”
无论是“放射恐惧症”还是“切尔诺贝利综合征”，都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席卷了苏联和东方集团国家，并日益增长，影响着这些地区的成年人对待自己和孩子健康的态度。
例如，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儿童传染病医院，主治医生纳塔利娅·尼基弗洛娃确信，在她诊治下的西伯利亚儿童患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免疫紊乱。这家医院距离西伯利亚市有30分钟车程。尽管她根本没有白细胞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尼基福洛娃的工作人员在1997年对患病儿童的照顾方式已经和1987年时不同了。由驯鹿角和杜鹃花制成的西伯利亚草药代替了抗生素，将动物胸腺捣碎并注射到儿童体内。她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避免接种疫苗，因为西伯利亚的孩子身体太弱，无法耐受这些为更强壮的孩子所准备的药物。尽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支持，但这种观点已被广泛接受，相隔6000千米的医生和父母对此几乎一致赞同。在各地发生的这种被定罪为世代破坏性的灾难事件中，唯一不同的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的始作俑者：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认为罪魁祸首是可怕的工业污染；在东欧，他们认为是苏联式的采矿和制造中心造成的；在莫斯科，他们又指责是空气和水损害了他们孩子的生命和健康。
污染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审美上，它都刺激着我们的感官。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苏联式的工业让人想起好莱坞科幻小说中的后末世社会，充斥着污染严重的灰暗天空、灰色地带和笨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也许这让人想起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匹兹堡、工业革命时代的伦敦，或者二战期间军事生产时期的德国鲁尔山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中，为了维持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而牺牲了人类的健康、美学和环境。苏联的规划者们显然相信两个原则：伟大和功利主义，人类健康和美学的美好之处被忽略了。在工业污秽中长大的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诗人伊琳娜·拉图申斯卡娅写道：“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这条河变黑了呢。”42
不可否认的是，环境的破坏会对感官有影响。但它会杀人吗？化学和放射性威胁真的存在吗？是否至少应对苏联地区人民健康的恶化承担部分责任？
“问题不仅在于程度和覆盖范围，还在于环境和健康信息的质量，”费什巴赫写道，43“比如，许多专家得出结论，有关空气污染的统计数据比实际数据低30%到50%……共产主义或许已死，但列宁的‘统计不是学术的，而是实用的’的名言却流传至今。对于数据信息的索取，政府机构通常的反应是掩盖可能令人尴尬或代价高昂的信息。”
1986年，居住在距离核电站30多千米以外的居民是否因为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而广泛患病？10年后，生活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孩子们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是否也是受此影响？
癌症确实是个问题。虽然该国癌症发病率普遍低于西方国家，但癌症高发地区遍布前东欧集团和苏联。例如，在西伯利亚的工业区，成人白血病的发病率几乎是西欧的2倍（每年每10万西伯利亚人有15例白血病，而欧洲是8例）。44霍奇金病的发病率大约也是欧洲的2倍。45
“我们看到了血液肿瘤学问题—白血病和淋巴瘤，尤其在儿童中，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公共卫生委员会副主席塔季扬娜·博伊科博士说。从1992年到1996年，成人癌症确诊率增加了130%。461996年，伊尔库茨克14岁以下儿童癌症确诊率为247.5/10万人，是美国儿童癌症确诊率的近15倍。
对博伊科而言，罪魁祸首显然是“生态灾难—毕竟，在这个地区，污染物的实际浓度比标准允许浓度高出许多倍”。
俄罗斯卫生部的官方数据47显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俄罗斯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儿童和成年人的数量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从1993年到1995年，儿童癌症发病率上升了14%，成人癌症发病率上升了6%。
物理学家瓦列里·库卡的研究显示，乌克兰的成人和儿童癌症发病率也在上升，从1988年的每10万人中有300人罹患癌症上升到1994年的每10万人中有410人。
“但问题是，自1990年以来，所有健康指标都表明乌克兰的情况正在恶化。”库卡说。传染病、心脏病、外伤、中毒、意外事故……所有疾病都在增加。
“所有这些数字—包括癌症患病率的上升—可能是环境恶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心理压力和经济、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库卡坚持说。他用溃疡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于1999年在基辅得了消化性溃疡，那么是因为失业的压力、饮食质量下降、近期获得的细菌感染，还是因为摄入了切尔诺贝利地区生长的放射性食品呢？
“我们可以绝对肯定的一件事是，甲状腺癌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后果。”库卡说。
就连莫斯科最保守的官员，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目前的运营者也一致认为，自事故发生以来，因辐射而导致的甲状腺癌，特别是儿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到1998年，乌克兰儿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比事故前高出52倍；在受辐射影响最严重的白俄罗斯，是1986年水平的113倍。48在20世纪末，切尔诺贝利地区在甲状腺癌方面居世界首位，每3700名当地居民中就有一人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是1986年以前的500倍。49儿童各种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均远高于正常水平。到1997年年底，白俄罗斯有1.5万例儿童甲状腺疾病确诊病例，乌克兰有5万例。在事故发生8年后，19.5%的白俄罗斯儿童在辐射中产生了甲状腺抗体，而生活在未受辐射地区的白俄罗斯儿童中只有3.8%产生了这种抗体。50
乌克兰当局估计，在事故发生时，有70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1998年有336107名儿童生活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精神病学家塞米恩的兄弟丹尼尔·格鲁兹曼博士和他在基辅的卡维茨基病理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团队，使用复杂的免疫学方法研究了其中一些儿童，以寻找出现白血病、淋巴瘤以及在广岛核弹受害者中所出现的其他疾病的迹象。研究小组发现，在7250名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中，有1275名儿童患有各种血液疾病，如白细胞减少症和血小板减少症。在这些儿童中，有一半人的白细胞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T淋巴细胞。51格鲁兹曼在这些儿童的T细胞中看到了变化，而在没有受到事故影响的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对照组儿童的T细胞中，没有发现类似变化。而这些变化与癌症患者的某些淋巴细胞的变化相关联。
格鲁兹曼对那些在事故发生后9个月内出生的孩子的研究结果也许更令人不安，这些孩子的母亲在孕期明显暴露于切尔诺贝利的辐射下，她们的孩子出生后有一半以上出现了淋巴细胞异常。
“我们还在清洁工人中看到了40例白血病患者，”在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发生后不久，白发苍苍的格鲁兹曼在寒冷的基辅实验室里解释道，“因此，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乳腺癌、肺癌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增加。”
但在1996年，乌克兰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一次所谓的放射生物学家会议，其中大多数人来自莫斯科。该论坛发表了一份声明，结论是：除了已观察到的甲状腺癌病例，切尔诺贝利事件根本没有造成长期的有害影响。他们认为这并不稀奇，因为人类可以忍受70雷姆的辐射。然而，根据美国年平均辐射暴露量计算，一个普通美国人需要1.9万年才能接受到这么大剂量的辐射。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辐射区域，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比乌克兰未暴露于切尔诺贝利辐射的部分地区高出50%；辐射区域每10万人中有37.7例，对照区域每10万人中有25.4例。52
值得注意的是，在辐射区域的居民中，没有出生缺陷、其他类型癌症、流产数量增加或不孕症增加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辐射对人类免疫系统引起了广泛损害。
但还是有很多担忧。调查显示：在事故发生10年后，居住在辐射区域的成年人中，有多达一半仍在服用镇静剂。53他们陷入对信息和未来的两极分化矛盾中。一个极端观点来自乌克兰政府：它告诉他们，在核反应堆几乎熔毁后的第一个10年里，已经有12.5万公民死亡，他们都是未知辐射损伤的受害者；另一种极端的观点是，科学研究人员认为，只有少数经证实的死亡已经或将会发生，所有这些死亡都发生在事故覆盖范围内，或发生在顺风区域患上甲状腺癌的儿童中。54
关于切尔诺贝利辐射的辩论在整个地区都有响应，因为苏联国家的居民了解到，核废料只是被倾倒在当地的湖泊、海洋和垃圾堆里；丑陋的“工厂”实际上是秘密的核设施；核潜艇在波罗的海海底被废弃；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苏联的工程师们进行了危险的放射性实验，留下的残余物在几千年里仍会释放出辐射。
受到指控的物理学家阿列克谢·亚布洛科夫说，所有这些地点都造成了整个地区的巨大放射性污染，尤其是在他深爱的俄罗斯。作为叶利钦总统的环境顾问，亚布洛科夫对那些长期保密的恐怖事件记录文件了如指掌。1992年，亚布洛科夫掉了一颗牙齿，出于好奇，对它进行了辐射测试。他惊讶地发现，那颗牙齿具有高放射性，出现几种不同同位素的痕迹。为了弄清楚辐射来自哪里，亚布洛科夫敦促他在莫斯科实验室的同事进行测试：所有人都得到了同样令人不安的结果。最后，亚布洛科夫找到了一些文件，证明了他的实验室以及莫斯科的许多其他建筑都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苏联核设施产生的废料制成的。
在为叶利钦服务3年后，亚布洛科夫因对变革遇到的障碍感到绝望而辞职。1995年之后，他在体制外工作，担任俄罗斯环境政策独立中心的主席。他说：“你们的社会希望得到保护，但我们这个社会还不成熟……我们的政府没有资金来对抗污染。每一个有关新灾难事件的信息报出来都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所以我们的政府不想要这些信息。”
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肮脏城市”计划—大致相当于美国“有毒废物清理超级基金”。大约有30座城市被政府认定为俄罗斯“最脏”的城市，这使得莫斯科能够筹集到的用于生态研究和清洁的微薄资金，会最优先考虑用于这些俄罗斯“最脏”的城市。此外，俄罗斯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将200座城市列为“对人类健康构成生态威胁”的城市，原因是有毒的空气和（或）水的污染。
莫斯科人口与人类生态研究中心的鲍里斯·里维奇博士是专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决定哪些城市应该获得这一“肮脏”的“殊荣”，以及应该采取何种科学干预措施。文件的解密和数据的积累，证实了苏联的污染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里维奇和他的同事们根本难以解读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里维奇感叹：“所以我们想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列出俄罗斯最危险的污染物。哪里的污染（环境）问题最严重？具体问题是什么？我们难以分清轻重缓急。”
里维奇说，这些努力不仅受到资金的阻碍，还受到苏联时代可怕的统计数据和缺乏经验丰富流行病学家的影响。里维奇坚持认为，关于出生缺陷、儿童哮喘、儿童畸形甚至儿童癌症发病率的旧数据库“几乎毫无用处”。
“当他们试图把（任何事情）与环境联系起来时，他们会说：‘胎儿畸形的数量上升了。’我们会说，‘以前没有任何统计数据！’”这些信息在十年前没有被正确地统计。而且，由于研究环境对健康损害的各个方面都触痛了苏联军事和工业规划人员的神经，在1991年之前，科学家们还没有愚蠢到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证。这个湖本身就是国家的瑰宝，其规模和风景都是罕见的。贝加尔湖深1.6千米，长636千米，供应着全世界1/5的清澈淡水。冬天的时候，这个大于比利时国土面积的湖会结冰，湖面上的冰层有一米多厚。冬季时冰块非常坚固，以至于二战期间，苏联军队惊讶于日本军队竟越过贝加尔湖进入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被称为“西伯利亚明珠”，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有特殊而珍贵的地位。
安加尔斯克周围的针叶林被酸雨侵蚀了。没有了灌木和绿色植物为垂死的树木提供保护床，树干上覆盖着黑色的污物，越来越多，不仅在树干上，还覆盖了树枝和叶芽。树木被污染的重负压弯了，倾斜成令人伤心的角度，最终倒下了。
当人走进这座城市时会发现，天空变了，蓝色消失了，变成了灰色，弥漫着薄雾，日落时则是一片朱红。
这座城市被炼油厂和能源生产工厂包围着。巨大的锈迹斑斑的输油管在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着，将石油产品从一家工厂运送到另一家工厂。
人口28万的安加尔斯克市中心被街道一分为二，就像苏联的每个城市一样，街道都是以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在必不可少的列宁雕像旁边有一个标志：“于胜利中诞生的安加斯克城！”从标志后面传来了美国迪斯科音乐。安加尔斯克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混凝土公寓楼，每一栋都一模一样，营造出一种视觉麻木的景观。在20世纪90年代，这很难理解，但在30年前，当共青团志愿者在安加尔斯克建造公寓和工厂时，能够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项巨大的荣誉。
城市周边到处都是硕大的钢铁厂和工厂，大多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不久建的。当一些地下管道泄漏时，地面到处在冒烟或者燃烧，泄露的内容物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空气中自燃。到处都是废弃的机器、油桶、化学容器和垃圾。莫托洛娃说，这里的空气质量经常超过俄罗斯所有的空气污染标准，土壤也被重金属和铅严重污染。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与化工或石油工业有关。所有的工厂都将废物倾倒在冰冷又湍急的安加拉河中，将污染物带到了整个西伯利亚，莫托洛娃介绍说。
1973年，当莫托洛娃搬到安加斯克时，她发现这座城市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作为一名环境健康科学家，她一直忙着穿梭于工厂和污染场所之间。
“我在70年代受到的污染剂量足以影响我的身体，”莫托洛娃说。尽管只有40多岁，蓝眼睛的莫托洛娃却沉重地倚靠在一根拐杖上，艰难地移动着，路上的行人也都愿意帮忙，“因为我参观过很多被污染的地方，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我的中枢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莫托洛娃患有网织细胞增多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预后不佳，甚至可能致命。这种综合征通常出现在老年妇女身上，其病因尚不清楚。她坚持说：“我去过的那些糟糕的地方让我患上了这种病。”
当莫托洛娃带着她的访客参观这个不堪入目的城市时，她紧张地避免与路过的行人和车上的乘客有眼神接触。随着这些过时的工厂破产，苏联所有老工业城市的失业率都在上升。人民愤怒了，他们憎恨任何可能使他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外部调查—即便是为了改善民众的健康。
到20世纪90年代末，曾是无产阶级国家明星城市的安加斯克和西伯利亚的其他数十个工业城市成了公众健康担忧的焦点。在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诺里尔斯克，它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从空中俯瞰，西伯利亚北部冰天雪地，皑皑白雪中点缀着一片片茂密的松林，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景象，直到飞机靠近诺里尔斯克。
一股巧克力棕色的气流盘旋在城市上空，周围有一圈直径约80千米的区域。从空中看，白色的风景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灰绿色的色调，甚至有些地方的雪是乌黑的。这是一个被毁坏的地区—那些烟囱每年喷出204.1万吨的固体颗粒物。
当这些颗粒物飘落下来接触到人体时，会出现三种引起警觉的感官变化：嘴里的金属味，让人想起吮吸硬币的感觉；喉咙后部的烧灼感，会反射性地引起喉部和食道的紧缩；眼睫毛上的沙砾很快就会聚集起来，在眼睑上形成硬块，而眼睛不习惯异物，会不停地流泪。
欢迎来到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诺里尔斯克，位于北极圈向北200千米处，这里一年有四个月没有阳光，人口约28万。
诺里尔斯克一度是苏联的摇钱树，拥有全球逾1/3的镍储量、1/5的铂储量、1/2的钯储量，以及各占10%的铜和钴储量。它有丰富的高级煤，是仅次于南非的世界第二大钻石生产地区，并含有大量的黄金和紫水晶。56
但是，伴随着这些天然财富甜头的是沉重的代价：除了空气中的颗粒物，该地区的采矿和加工作业产生了2800万吨固体废物，其中至少有1000万吨按照俄罗斯政府的标准来说是有毒的。每年，每平方千米大约有5500吨的黑色固体颗粒落在诺里尔斯克的大地上，给大地盖上一层2.5厘米厚的木炭灰。据估计，诺里尔斯克的工业废水覆盖了超过1万平方米的北极地区。
污染并没有就此停止。诺里尔斯克每年向地球大气层排放令人震惊的污物量，包括210万吨二氧化硫、180万吨铜氧化物、1200吨镍、1010万吨一氧化碳、1900万吨氮氧化物、4370万吨铅、3000万吨的硫化氢、10万吨硫酸和0.3万吨氯代烃。57
风把有毒的充满重金属的灰尘—30%的铁氧化物—吹到城市周围的黑渣山上，形成可见的云。当没有风的时候，比如在隆冬，污染物就像一件又脏又湿的羊毛大衣一样，沉重地笼罩着这个没有阳光的城市。58
在这座城市主要的林荫大道—列宁斯基远景大道上，周日晚间的行人络绎不绝。人们穿着貂皮大衣，戴着帽子，沿着林荫大道散步，走过17个街区，然后转过身来。在这条颇受欢迎的人行道上，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许多妇女在婴儿车后散步，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以免摔倒在结冰的人行道上；人们用皮带牵着纯种狗；孩子们漫不经心地把足球扔来扔去，就像他们缓慢漫步的父母一样；成群的朋友相互问候，谈论天气、孩子的成绩、彼此的衣着，也许还有运动。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诺里尔斯克街头散步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每走一步，他们的脚就会踩进几厘米厚的黑色金属垃圾中。行人踩在工业废料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音。他们的貂皮大衣和宠物随着他们的活动而变黑，积累了碳、铁、铜、铅、镍和其他污染物层。人行道的两边都立着一排排的黑雪，诺里尔斯克的居民似乎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唯一让那些反对宪法的人恼火的是最近在人行道上出现的金属售货亭，这迫使人们偶尔绕道而行。出售各种商品的售货亭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来到了诺里尔斯克。
毫无疑问，诺里尔斯克有着苏联旧贵族的印记，他们称之为“雪中珍珠”。尽管沙皇彼得大帝在18世纪50年代就知道了诺里尔斯克惊人的矿产财富，但这座城市直到1935年才被斯大林下令建设而落成。在此之前，该地区居住着游牧的萨满教部落—埃文斯、通古斯、恩加那桑、多尔干和涅涅茨—他们在泰梅尔半岛上放牧驯鹿、捕捉鱼类和动物。
1939年至1953年，奴隶劳工在北极荒原辛勤劳作，建立了莫斯科权贵阶层梦想的“珍珠”，他们大多数人因涉嫌违反意识形态的行为或思想而被拘留。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