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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苏联地区，谋杀、自杀、车祸和酒精中毒事件的发生数量都创下了历史纪录，不论是优雅的干邑白兰地、普通的伏特加酒还是更常见的廉价劣质私酒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西伯利亚乌兰乌德外，城市垃圾堆的下风处建了一个村庄。52名成年人和8名儿童生活在一片10层楼高、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形成的人工森林里。这群流浪的西伯利亚人在地上挖了一些洞，大约3.66米深、3.05米宽，即使是在被冰雪覆盖的严冬，他们也只能生活在那里。
木梁支撑着他们的地下房屋，房屋里排列着从附近的垃圾堆里捡来的物品。这些居民没有自来水、电、暖气，也没有新鲜的食物，营地的非官方领导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说。大多数人被骗出了自己在城里的房子，在房产私有化的时候被劝说卖掉房子，但他们太过天真，急于赚快钱，没有意识到自己房子的真正价值。康斯坦丁诺维奇解释说，乌兰乌德人无法用他们得到的微薄的钱买新房子，最终无家可归。
70岁的亚历山大突然把头探出地面，看到陌生人就躲回他的小屋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消除了亚历山大对警察到访的恐惧，这位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出现在人群中，呼吸中带有浓重的暮色之光，向来访者打招呼。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里结束一生，”亚历山大说，“我们本应生活在工人的天堂里。好吧，我是一个工人—但我的天堂在哪里？”
白天，孩子们的工作是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寻找可出售的物品，他们要从生活在那里的凶恶老鼠的爪子里抢东西，并拿去兑换成现金。这是一项令人厌恶的任务，亚历山大流着泪说：“这太让我心碎了。”但孩子们每天都会乖乖地拎着装满东西的袋子回来。
然后，成年人轮流乘坐巴士进入城市，寻找食物—包括赖以生存的面包和酒精。
“不要把我们想得那么坏，”亚历山大的邻居—中年的莉娜哭喊道，她的脸因为多年的酗酒而变得通红，“我们住在地下，但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只能喝酒了。”
早上9点，沉闷的莫斯科，34岁无家可归的尼古拉·叶利扎罗夫正在排队等待领取工作许可证，他是有犯罪前科的人。12个月以来，他每个工作日都在排队等待领取工作许可证。一天，他在宿醉中迷了路，昏躺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结果被抢劫了。窃贼抢走了叶利扎罗夫最值钱的东西—莫斯科的居住证和工作许可证。叶利扎罗夫的蓝眼睛流着泪，说：“没有这些，我没法有一个家，我也没法找一份工作。自那（抢劫案）以后，我就一直在跟该死的官僚主义打交道。”
无论他前一晚上在怎样的破房子里瑟瑟发抖，在喝下一瓶高度的伏特加后，叶利扎罗夫都会再次排队“与官僚主义打交道”，乞求新的证件。
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地铁站，一个中年醉汉试图闯入一个只能出不能进的旋转门，他被门撞了出来，头朝下地摔在铺着瓷砖的地板上。他半昏迷地躺了几分钟，这时一群14岁左右的男孩正喝着高度鸡尾酒，大声地嘲笑着这个“肮脏的老醉鬼”，踢向那个倒在地上的人。醉汉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挣扎着爬了起来。男孩们站在一边，笑喊着：“来吧，老头儿，你能行的，走！”醉汉再一次向那个错误的方向走去，又碰壁了，而且又一次撞到了头。男孩们围住他，准备再来一场嘲弄，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次醉汉真的失去了知觉时，就没了兴趣。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共场合的醉酒已经变得很普遍，以至于让人们不确定什么是现实：是清醒的眼睛所看到的稳定，还是熙熙攘攘的行人所看到的摇摆不定、模糊不清？从波希米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满目疮痍的老工业城市里，失业的人不再憧憬自己的未来，他们每天生活在酒精营造的世界里，得过且过。
酒精引发的暴力和自我毁灭在东欧国家并不罕见。但1991年之后，情况变得更加极端和危险。正如人工流产和其他基本公共卫生指标的情况一样，从苏联时代开始，酗酒及其相关伤害的增加已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1991年之后愈加明显。
例如，1999年在俄罗斯出生的婴儿刚刚超过120万，而死亡人数却超过了210万。任何一个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大得多的国家，其人口出生率必定会大幅下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而惊人的人流率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人口的减少。
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制造的避孕用品质量很差。**28、子宫帽和其他安全的避孕方法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苏联生产的避孕药比西方生产的药品含有更高的激素水平，因此而导致了更多可怕的副作用（包括心脏衰竭）。
所以苏联和东欧的妇女接受人流作为她们控制生育的主要方式。在苏联国家经营的诊所里，每年人流的数量持续上升，1988年达到了722.8万例，即每有1个新生儿就有1.2例正式登记的人工流产。29
1995年，位于第比利斯的卓达尼亚人类生殖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格鲁吉亚妇女在26岁之前平均经历了10至12次人流，危险的非法人流手术量比官方登记的正规医院人流手术量多出2倍。尽管格鲁吉亚经济稍有改善，人流率随之下降，但该研究所发现，仅1996年，这个550万人口的国家就有2.5万例合法人流和至少5万例非法人流。
阿奇尔·霍马苏里泽断言：“我遇到过经历了30多次人流手术的妇女。我所见过的最高龄的是一位69岁的妇女，她告诉我她流产了60次。”作为格鲁吉亚和苏联计划生育方面的主要专家，霍马苏里泽负责向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生育率和人流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的计算程序拒绝了他的报告，因为一名妇女人流次数超过20次的数据超出了程序编制的范围。
霍马苏里泽解释说，尽管这些数字可能令人震惊，但他理解和同情这些妇女，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对她们的存在感到惊讶。她们如何工作、如何拥有**？为什么她们不讨厌自己的性伴侣？我还是不明白—不仅是格鲁吉亚女性，俄罗斯女性也是如此。我深表同情。”
霍马苏里泽解释说，她们的生活不仅充满了经济困难，而且还充斥着暴力、经常喝醉的男人。她们告诉霍马苏里泽，女性的性行为往往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且即使在双方情愿的情况下，性行为也很少是愉快的。在俄罗斯、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当被问及她们是如何忍受像妓女一样的残酷生活时，她们通常会说：“婚姻本身不是比这更糟糕嘛。”
虽然也有些女性是重度酗酒者，但在某些地区，酗酒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伏特加酒在俄罗斯的消费水平，促使男人对他们的妻子、女友、孩子犯下令人震惊的暴行，甚至导致他们的自杀。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的6年里，保守估计，他挽救了该地区50多万人的生命—但这并不是由于他做出的任何军事或政治决定。
1983年，戈尔巴乔夫得知苏联人平均每年消耗3升纯乙醇，他非常震惊，于是利用镇压手段，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反酗酒战争。仓库被毁，非法卖家被判入狱，伏特加的价格被人为抬高，警察可以自由逮捕公然喝酒的人。
但在1988年，运动失败了，戈尔巴乔夫成为自己政治改革的意外受害者。一夜之间，酒精重新夺回了高地，以至于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总统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筹集了竞选资金，销售自己品牌的伏特加，并在标签上把自己打扮成弗拉基米尔·列宁。
据估计，戈尔巴乔夫在3年内挽救了60万人的生命，1988年，酒精中毒、肝硬化和酒精引发的暴力事件的总死亡率降至179人/10万人，这是1965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0
但在苏联解体后，人均酒精消费量跃升了600%，与酒精相关的死亡率也随之上升。1995年的政府数据显示，每10万人中有近500人死于酒精中毒，而1995年美国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仅为77/10万人。311989年至1993年，俄罗斯的酒精性精神病病例增加了550%。
地区性暴力，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暴力，随着男性酗酒的增加而增加。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年的数据，该地区多达10%的妇女指出，她们至少遭受过一次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的殴打，约20%的已婚妇女抱怨经常遭受殴打。
据估计，俄罗斯80%的男性都是酒鬼，1999年，他们平均每天喝600克酒，也就是每周喝大约3升伏特加。俄罗斯男性酒精中毒的死亡率大约是美国的200倍。32
费什巴赫认为，俄罗斯人不仅比过去喝得更多，而且还喝得更危险。在莫斯科市场上销售的伏特加或威士忌可以是任何东西，从100度纯伏特加到“劣质私酿酒”、剃须水，甚至是常见的航空燃料。而且大部分的酒都是装在可打开的、不密封的瓶子里出售的，这使得饮酒者会一口气喝完所有的酒。
“不仅是摄入量高，也确实如此，”费什巴赫表示，“他们喝酒的方式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在办公室休息时间开始，一直到晚上都在喝伏特加。”
在该地区，工作时喝酒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习惯，甚至在卫生保健工作者中也是如此。
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一名访客被邀请参加周日上午10点医生们举行的一场白兰地派对。在北极城市塔尔纳赫，四名心内科医生在午餐时间喝下了一瓶香槟和几轮白兰地—他们说，这是休息时间的常规。在基辅一家医院的医生休息室里，外科医生们一边做手术，一边喝着伏特加来放松自己。波希米亚的一名私人医生自豪地展示了他办公室里摆着的品种繁多的酒，大多数都是作为支付医疗服务的报酬而得到的。
尽管还没有达到后苏联时代的水平，这种形式的滥饮在该地区也具有历史意义。“俄罗斯人喝酒，本质上是为了忘却自己，消除生活的单调，让自己暖和起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亨德里克·史密斯写道，“酒精能使他们逃避现实，热切地拥抱酒精。”33
两条俄罗斯习俗加重了这个问题：一是伏特加酒瓶一旦打开就必须喝完；第二，一小杯伏特加必须一口喝完。在男性群体中，违反任何一条习俗都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的无礼和侮辱，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
鲍里斯·洛格纳博士是爱沙尼亚最大的毒物控制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位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戈尔巴乔夫竞选期间，洛格纳说，这个国家每年大约有120人死于酒精中毒。1995年，仅塔林就有400人死于酒精中毒。
洛格纳表示：“这里没有全国性的酒精政策。”他的言论招来了整个苏联阵营的抱怨，“正如你所看到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酒—甚至在夜间的加油站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去加油站是为了喝酒而不是去加满他们的油箱。”
问题开始出现：从1991年到1997年，因与酒精有关的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增加了2倍多，而许多健康专家认为与酒精直接相关的自杀率也在上升。34
青少年和成年人一样，酒精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容易获得的、合法的、非常便宜的生活方式。
像苏连红金牌伏特加这种出口品质的伏特加，在莫斯科或基辅的售价约为每升30美元，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当地人会把钱浪费在这种产品上。大多数伏特加每升售价不到8美元，在街边的小摊上有些甚至卖1美元。
加州兰德公司联合莫斯科人口与人类生态学中心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明35：1990年12月至1994年12月，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俄罗斯）增加了2020倍，食品增加了2154倍，但酒精饮料只增加了653倍。这意味着，在此期间，酒精的价格与其他的产品相比便宜了3倍。36
根据俄罗斯卫生部的数据，1996年，成年人每年的酒精摄入量为18升纯酒精，相当于38升100度的伏特加酒。这相当于每周喝一瓶半烈性伏特加的量。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比率也一样高：例如，爱沙尼亚每年是16.5升；乌克兰每年是17升。37
尽管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相邻地区很快就变得更糟了。1998年秋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全国的年平均纯乙醇摄入量已经超过了25升。按照年龄进行分层，这意味着俄罗斯成年人平均每周喝3瓶烈性伏特加。
另一个可怕的现象是因成人酒精摄入量上升而出现的趋势—虐待和遗弃儿童。
在乌克兰敖德萨的亚历山大神父儿童危机中心，几十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住在一起，他们被父母抛弃，或是从贫困和酗酒的家庭中逃脱出来。例如，小米沙已经在亚历山大神父的避难所—一所由幼儿园改造而成的简陋的宿舍里住了两个月。他炫耀着他的耳洞，交谈时心不在焉地抓挠他的头，可能是因为他的头皮里有虱子。这个有着一双蓝色眼睛、金色头发的14岁男孩因为他的硬汉派头而受到其他孩子的崇拜。当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现在无家可归时，他失去了冷静。
“我父母酗酒。他们羞辱我，打我。关键是他们不喜欢我，”米沙声音沙哑地说，泪水打湿了他粉红色的脸颊，“连我奶奶都不喜欢我。我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
米沙的故事在从布拉格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上千个酗酒和吸毒家庭中不断上演。例如，彼得在他10岁的时候离开了他的3个兄弟姐妹，搬到了亚历山大的避难所，因为他的父母酗酒，他们的孩子也酗酒，最后他发现：“没有东西吃了。”
安德烈11岁，他的继父在酒后狂怒之下毒死了他的母亲，接着他被送进了治疗中心。现在他的继父被警方通缉，安德烈在这个世上无依无靠。
天主教神父亚历山大说，自1988年以来，敖德萨被遗弃的儿童数量增加了20倍。对于那些仍有父母和家庭的人来说，酒精和贫困往往使他们更愿意选择被遗弃。
“现在，有些住在家里的孩子，他们营养不良的情况甚至比街上流浪的孩子更严重。”亚历山大神父说，“我认识一些男孩子，冬天他们不能上学，因为他们没有鞋穿。所以他们把脚包在塑料袋里。每天只吃一顿饭，做清洁工养活自己。”
亚历山大神父18岁的时候，他做了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并接受了神职人员的训练—这在苏联时期被认为是政治性自杀。他在波兰、布鲁塞尔和罗马学习，最终回到这里，为无家可归的弃儿们建立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胖胖的、长着大胡子、健谈的亚历山大神父在敖德萨的政治体系中几乎没有朋友，并且被警察公然憎恨，警察们对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声称，如果没有他，像米沙、彼得和安德烈这样的孩子将无处可去。
1997年，莫斯科人权研究中心估计，俄罗斯有100万无家可归的儿童；但官方说是70万。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孩子虽然家里有父母，但由于父母酗酒，这些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生存。在俄罗斯，人们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些孩子—迷失的一代。
在莫斯科，萨帕·库利亚诺夫经营着一家由慈善机构资助的儿童庇护所，其中大约92%的儿童来自吸毒或酗酒的家庭。45岁的库利亚诺夫性格温和，他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他目睹了被遗弃和被虐待儿童的“雪崩”景象。
库利亚诺夫说：“的确，苏联时期的开放程度较低，这个问题以前就存在。但我绝对相信，由于社会变革，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新问题……当改革开始时，所有旧关系链和纽带都破裂了。家庭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庭开始借酒消愁，孩子们不得不学着靠自己过生活。”
库利亚诺夫中心的大多数儿童都有被父母虐待的典型症状：尿床、在睡梦中哭喊、做噩梦、不能直接回答问题。例如，8岁的卡蒂亚勇敢地靠近一个陌生人，用令人心碎的温暖微笑回应并爬进他的怀里。但当被问及父母的名字或下落时，她无法回答。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卡蒂亚的脸被一条蓝色的俄罗斯围巾围起来，露出天使般无辜的表情，但她对过往所能回忆起的只是：“我在家读书，读了一年级。”
她什么也不记得了，当被问到“你的家在哪里”时，她茫然地盯着陌生人的眼睛。
当被要求讲述自己的故事时，11岁的万尼亚不情愿地从高处跳到地板上，缩成一团，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穿着条纹衬衫的手臂紧紧地抱住膝盖。万尼亚无法控制他脸上因紧张而不由自主的抽搐、眨眼和脸颊上突然泛起的涟漪。抽搐是他唯一的动静，除此之外，他几乎无动于衷，麻木而不带任何感情。
万尼亚毫无感情地解释说，在9岁的时候，他父母酗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的父亲—万尼亚说他讨厌父亲—多次殴打他和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则在当地小摊借酒消愁，酗酒把她逼疯了，加剧了家里的暴力。
一天，父亲施暴了整整一晚后，万尼亚的母亲把孩子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小袋子里，把她自己的东西放在一个大袋子里，然后说：“我们要走了。”她拖着小万尼亚来到莫斯科西端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万尼亚从未到过那里，他盯着那些似乎住在车站里的陌生移民。有来自高加索的所谓黑人，有来自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东方人，还有来自西伯利亚的白人……太挤了，万尼亚和他母亲几乎挤不过去。
然后发生了这一幕：当一辆火车即将离开车站时，万尼亚的母亲松开了他的手，跳上了即将离开的火车，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在火车站把她弄丢了。”万尼亚责怪着自己。这就是库利亚诺夫所说的典型遗弃案例。万尼亚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游**了整整一年，这是他生命的第10个年头，他向别人乞讨食物，睡在电话亭里。他发现了数百个同样被遗弃的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伙，互相保护，对抗街上的老流氓。
现在，万尼亚唯一的情感时刻来了，当他想到其他流浪街头的人，他说：“我希望他们能来这里。”
库利亚诺夫中心是整个莫斯科仅有的5个中心之一，该地区别的城市都没有，只有苏联时期的孤儿院。这些孤儿院经常虐待被遗弃和“有缺陷”的孩子—这些孩子生来就有这样或那样的残疾。库利亚诺夫试图为孩子们建立一个西式的儿童之家网络，专注于俄罗斯家庭的重建和团聚。1993年以前，这些活动，甚至是庇护所，在俄罗斯都是非法的；1996年以前，在任何情况下将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都是非法的，即使有证据显示孩子因受到危及生命的殴打而住院，但只要幸存下来了，就会被送回施暴者的家中。
库利亚诺夫坐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了被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的照片。他说，这些东西在这些受虐儿童的家中是找不到的。当他们到达庇护所时，大多数孩子才得到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件玩具。
他说：“过去我们的许多开支都由国家支付，没有这种极端的情况，人们在收入上更加平等，”45岁的库里亚诺夫轻柔地继续说，“我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长大。放学后，我们去少先队俱乐部上课和运动，都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没有少先队俱乐部，没有少先队员，没有木偶剧……”
“所以现在孩子们从形形色色的小偷和毒贩等罪犯那里获得乐趣。”库利亚诺夫说。
在新西伯利亚，888俱乐部是一个时髦的绿洲，充满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带有苏联时期特征的纪念品，以庸俗的方式展示着一个空的但真实的核弹外壳，上面涂着一颗明亮的红星和CCCP（斯拉夫语“苏联”的意思）。年轻的艺术家和大学知识分子在迷宫般的夜总会里挤作一团，喝酒、抽烟、讨论他们的未来。
“我只是一个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普通人，”20岁的DJ塞西自豪地说，“我不碰毒品，但我选择伏特加，我是个酒鬼！”
费奥多尔整理了他的黑色摩托车皮夹克，谴责莫斯科（西伯利亚人经常这样做），并宣称，“海洛因是一种美国毒品！我们的毒品不同。我们吸毒是为了伪装—我们只是假装放弃。”
尽管如此，他还是举起伏特加酒，对22岁的谢尔盖低声说着话。常年竞选总统的日里诺夫斯基正试图用伏特加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他可能会成功。
谢尔盖摇了摇头，提醒费奥多尔，他们都曾尝试过注射鸦片提取物和安非他命。这群年轻人暂时安静了一会儿，只有背景摇滚乐声和他们吸美国香烟时发出的轻柔吮吸声。
“什么是俄国人？”他们被问道。
“喝酒，”18岁的亚历克斯回答，“还有孤独，没有人比俄国人更孤独了。”
后来，当讨论转向酒精对他们未来的影响时，谢尔盖脱口说出了他的过去：“我试过自杀。”他说着，拉起黑色皮袖，露出手腕裂开的伤疤。
“我也是！”亚历克斯说，展示他脸上类似的伤疤。很快，另外五个年轻人都卷起袖子，兴奋地比较自杀方式和伤疤，令记者惊讶不已。
然后谢尔盖再次大声说话，他抓住一个游客的手，举到他的太阳穴，这时人群安静了下来。“喏，摸摸这个，”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勾勒出子弹的轮廓，这颗子弹是他在试图打爆自己的脑袋时留下的，“我认为自杀是最好的药物。”
心理学家安娜·特伦捷娃说新西伯利亚的年轻人所表达的情感是整个地区的典型表现。她说，莫斯科有个叫“NAN”（不酗酒、不吸毒）的反毒品组织，她作为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每天都看到有年轻男女前来，就像在888俱乐部一样。
她说，这些年轻男女的主要问题“与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有关”，她补充说，“他们认为自己除了酒什么都没有”。
“什么是自我？”她问道，“我和我们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个新颖的问题。（苏联）政府过去常常决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没有得到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反思不受鼓励，甚至会遭到惩罚。”
特伦捷娃的工作人员刚刚在莫斯科的大学里完成了一项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00%的学生尝试过毒品；所有人都喝烈酒，其中一半人说他们经常使用海洛因、其他麻醉剂或安非他命。在调查反馈中，大多数年轻莫斯科人说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除了醉生梦死，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面对每一天。
在888俱乐部，谢尔盖换了张桌子，“扑通”一声倒在一个播放摇滚乐的扬声器下面。这是谢尔盖见到来访的外国人后的第一次微笑，因为听到了他最喜欢的曲子—《天堂里的革命》。
三
没有不能适应的环境，尤其是当他看到周围的人也这样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安加拉河边有一个突出的白色混凝土音乐台，数十名青少年正在跳舞，他们穿着模仿美国摇滚视频的服装。一首电子流行歌曲的背景音乐歌词唱道：“我们开始吧，我们开始吧！这是天堂里的革命！”
这一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很多国家的传统节日。但是今天，青少年庆祝的是冬天的结束。他们对政治一点也不关心。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青少年调情、嬉闹、昂首阔步—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是如此—其中一个穿着一件正品耐克夹克衫和用美国国旗做的裤子，一条腿穿的是星星，另一条腿穿的是红白相间的条纹。
他们是不受苏联社会限制的第一代青少年，看起来很健康。但按他们父母的话来说，在他们年轻的外表下隐藏着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癌症、基因突变、免疫缺陷疾病等定时炸弹。他们说，这些年轻人是被损坏的物品，在自然环境与厌世社会环境的双重破坏下，他们的基因水平就被削弱了。
“俄罗斯的基因库已经被摧毁。”伊尔库茨克联邦医科大学的院长阿斯克德·迈博罗达博士解释道，“我们被削弱了，基因被破坏了……你不能对俄罗斯人民期望太多—不要对我们要求太多。”
这是一种不和谐的观点。但从华沙到萨哈林，许多医生和家长都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切尔诺贝利综合征是大规模精神综合征的一个例子。从苏联各小城市的医生到该地区最繁华城市的医学专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观点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全地区的无助感所引发的恐惧。
当然，坊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癌症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之间存在关联。还有同样有力的坊间证据表明，在诺里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这样的主要矿业中心，对土地的无限开采导致了当地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发病率的上升。
但是，很少有专业的、计划周密的普通人口研究能够从历史或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联系。事实上，在苏联时期，大多数重要的工业中心、核电站和军事设施甚至不显示在官方地图上，大约70座城市被完全列为国家机密，它们的名字都受到克格勃的监护。在另外60多座生产化学武器的城市，公开任何有关当地污染的科学信息都是违法的。同样，研究苏联核电或武器工业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提出“将核废料倾倒在哪里”这样的问题都是违法的。38
因此，在1991年以前，苏联没有合法的毒理学、环境科学、人类环境流行病学或肿瘤流行病学的学术部门，没有受过训练的科学家能够筛选证据、区分事实和假象。
苏联政府第一次试图解决污染问题是在1988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对全国发表的令人震惊的讲话中说，有5000万苏联公民生活在102座城市，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超过了苏联健康标准的10倍以上。
从那以后的几年里，叶利钦政府认定，仅俄罗斯就至少有200座城市由于有毒的空气和（或）水的污染而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生态危险”。
这些可怕的生态真相，直到1994年俄罗斯颁布《国家保密法》—其中第7条要求公布过期的环境数据—才开始被真正揭露出来。
结果整个地区都发出了惊恐的喘息声，医务人员也借此把所有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地区人口统计数据—都归咎于污染和辐射。
切尔诺贝利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谁也不知道暴露在切尔诺贝利核熔毁下的精确人数，大多数莫斯科的官方数字是不到1万人死亡，然而乌克兰人说，他们有3400多万同胞暴露在辐射之下。从1986年4月26日当天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的细节，到后来有多少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摩尔达维亚人因此染病—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爆炸发生多年后，医生会告诉家长，他们孩子的每一种疾病都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关，”精神病学家塞缅·格鲁兹曼解释说。他是乌克兰-美国联合研究切尔诺贝利相关儿童健康项目的成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听到的所有谎言的一种夸大反应。”
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被列为历史上最大的民用核污染事件。放射性物质覆盖了乌克兰1700万英亩（约688公顷）的土地，然后向西北方向移动，覆盖了白俄罗斯、圣彼得堡和俄罗斯西部、波兰东部、德国东部、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当然，受灾最严重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千米的圆形区域，这里至今仍被官方称为异化地带。
在21世纪初，这个隔离区被安全警戒线包围着，除了切尔诺贝利的员工和政府批准的访客外，其他人都无法进入。这里犹如鬼城。1986年4月，超过13.5万名原住居民逃离家园，再也没有回来，床单仍晾在晾衣绳上。11年后，床单布片在风中飘动，证明这里曾有人类居住过。曾经耕种过的田地已经荒芜了，小松树像野草一样从马铃薯地里长出来。
在切尔诺贝利附近，30米高的钢铁建筑看起来就像《帝国反击战》中的帝国军队巨型坦克，锈迹斑斑地矗立在原地。建筑的墙根长满了野草，曾经是钢铁起重机功能部件的钢索和滑轮在风中摇摆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地面是棕色的，树木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