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资产阶级生理学
苏联解体后公共卫生的坍塌
此时，莫斯科已成为一座空城。人还是有的，五十分之一的居民还留在城里，但街道已经空了。
它被遗弃了，就像一个衰败的、失去了蜂后的蜂巢……
几乎所有的蜜蜂都死了，只是它们并未意识到，还待在它们守卫过却已不复存在的圣地。它们散发着死亡和腐败的气息。但有几只还能动，它们立起来、无力地飞着，落在敌人的手上，却没有勇气一刺敌人而后死去；其余的都死了，像鱼鳞一样被刷到一边。养蜂人关上隔板，用粉笔在蜂箱上做一个标记，然后找个时间把它毁掉。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
要么社会主义者战胜虱子，要么虱子战胜社会主义！
—约瑟夫·斯大林
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乍一看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表现出如此突然的变化。
—弗拉基米尔·什科尔尼科夫，莫斯科流行病学家，1994年
我们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格拉西缅科医生在杜马的演讲，1997年5月
1982年的秋天，75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时，他的心血管系统已经快不行了。勃列日涅夫曾任苏联主席和总理长达18年，而他的血管却被粥样硬化斑块堵住了，导致血液几乎无法流通。他腹部的主动脉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动脉瘤。在经历过无数次心脏病发作后，他的心脏伤痕累累，节律紊乱，挣扎了多年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跳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导人倒下了，这位无所不能的领导人死于长达几十年的暴饮暴食和烟瘾。
此后不到两年，他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也殒命了。这位曾经令人敬畏的克格勃（情报机构，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因总是戴着一副深色眼镜而闻名。1984年冬天，他被埋葬在克格勃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旁边。官方消息称安德罗波夫死于肾衰竭，实际上，他和勃列日涅夫一样，让他殒命的是糟糕的饮食习惯、吸烟和酗酒。
13个月后，73岁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被埋葬在红场。多年的吸烟史和大量饮用伏特加让他倒下了，致命的病因还有肺气肿和肝硬化。
1985年3月，政治局最终放弃了把曾在斯大林影响下工作过的人推上权力宝座的做法，转向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54岁的他相对年轻一些。
这是巨大变革的开始。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位能在其政治生涯中幸存下来的领导人，他没有死在办公室或被迫离开，没有因为致命的身体或精神疾病而残废。自公元913年以来，这种事情在俄罗斯历史上还未曾发生过。
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状况预示着苏联领导人的地位提高了，但苏联民众的健康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事实上，苏联解体标志着工业化世界和平时期最令人震惊的公共卫生崩溃的开始。对欧洲-斯拉夫体系来说，这将是自14世纪黑死病以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最彻底的逆转。
一
然后，“人口统计学”这个可怕的词出现了，很明显，今天的俄罗斯正处于人口灾难的前夕：死亡率超过出生率，预期寿命急剧下降，自杀人数不断上升，每100例活产就有240例流产。
—安德烈·托诺夫，1997年2
有一件值得苏联夸耀的事，那就是他们的医疗体系。
在莫斯科执行的一系列大胆的五年计划中，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共产主义世界宣布了一个接一个战胜疾病的胜利。到1970年，苏联将男性的预期寿命从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38岁提高到65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从43岁提高到74岁。婴儿死亡率从1917年的每1000名婴儿有250名死亡，下降到1970年的每1000名婴儿有20名死亡。
在全球范围内，这被宣传为人性关怀的具体表现，而这些成就是由庞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支撑起来的，所以苏联可以宣称其人均医生、护士和医院床位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3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到一年，曾横跨12个时区的庞大的世界就突然暴发了一系列流行病，这令全球卫生机构都感到震惊。4
在此期间白喉感染了20万人，造成5000人死亡；脊髓灰质炎在1991年侵袭阿塞拜疆，1993年侵袭乌兹别克斯坦，1995年侵袭车臣；肝炎突然变得很普遍，以至于被认为是地方性疾病，而不是流行病。1995年，流感肆虐导致乌克兰政府关闭了一个多星期；1996年塔吉克斯坦有2万人感染伤寒，然后继续在当地流行；从1993年至1998年，圣彼得堡4次应对霍乱和痢疾的双重流行。艾滋病呈指数级增长，预计到2001年仅乌克兰就将有2万例艾滋病病人；肺结核、梅毒和淋病紧随其后。根据国际标准，酗酒、吸毒和自杀在1995年都已达到流行的程度。
甚至儿童腮腺炎也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仅从1992年到1994年患病率就上升了30%。
预期寿命下降—例如，从1992到1993年，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了3年。突然之间，在苏联解体8年后，人类所知的最庞大的医疗体系也开始陷入混乱。5以往的“人性关怀”转眼变成了衰颓之象。
在莫斯科，康斯坦丁就是这一景象的具体体现。康斯坦丁是一名身体消瘦的苏联士兵，在俄罗斯监狱里感染，最后死于耐药性结核，结核菌侵袭了他的肺部、肝脏、肾脏和心脏。在第比利斯，年仅15岁的伊拉克里·谢罗德佐尔和他的母亲挤在一个橙色的电暖器旁，身体虚弱的他感染了耐药性食肉链球菌，这种病菌无情地摧毁了他的身体。
在乌克兰，一个可以公开出售毒品的社区里，数百名青少年和年轻人明目张胆地蹲在冰冷的公园里，共用针头注射毒品。在敖德萨的街道上，一个14岁的漂亮妓女笑着说她总是使用**，然后向附近的朋友眨眼会意。
在基辅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可以看到苏联卫生保健的另一面。6一名护士给一名艾滋病阳性的男子采血时，没有戴乳胶防护手套，用**的食指在注射部位加压。这种情况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集市上随处可见。在那里，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的经济学学生戈加在一个露天摊位上出售抗生素，指导顾客该吃什么药、怎么吃。
在格鲁吉亚茨欣瓦利共和医院空****的儿科病房里，当被问及病人的情况时，一个护士像抱着婴儿一样拿着一份病历，一脸鄙夷地问：“你不觉得冷吗？”“我们让病人回家了。不管他们的病情有多严重，待在家里都比待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地方更安全。”在医院的顶楼，正在做一台疝气手术。护士用手泵动着呼吸器，麻醉剂滴在病人脸旁的布上。外科医生快速工作，因为发电机只给电灯供电15分钟。
随着20世纪的结束，这场公共卫生灾难的严重程度在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中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严重的地区性灾难。7
俄罗斯人口与人类生态学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弗拉基米尔·什科尔尼科夫和法国国家地理研究所的弗朗斯·梅塞尔在1997年给俄罗斯的一份报告中说：“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国家出现过如此突然的变化。”8
1970年，苏联的卫生成就深深地触动了他们的科学家，他们预测到2000年仅俄罗斯就将有1.6亿人口。但，事实是俄罗斯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减少，预计到2010年将下降到1.26亿～1.4亿，这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以来的最低水平。9
但预言家们被愚弄了。1999年，俄罗斯的谋杀率有所下降，但早死率持续攀升。悲观的预测者在2000年修订的预测中表示，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可能只有8000万～9000万，或许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最少的。如果这个糟糕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俄罗斯的人口将在短短60年内减少，比北半球任何一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所知的减少都要多，包括在战争时期。10美国人口统计学家默里·费什巴赫预测，到2016年，俄罗斯的人口减幅将达到1700万。11
1917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圣彼得堡出生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38岁。他们最有可能的死因是该地区频繁暴发的一系列传染病中的任何一种。在炎热的夏天，蚊子传播疟疾、黄热病和脑炎，蜱虫传播出血热，老鼠传播黑死病。在寒冷的冬天，流感、细菌性肺炎、猩红热、斑疹伤寒、肺结核和许多其他疾病席卷了高加索地区的高山小屋、圣彼得堡的豪宅和大草原上的小屋。
而由于在苏联时代建立了大量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提供了住房，改善了营养，在十月革命年代出生的男孩的孙辈几乎可以活两倍长的时间：197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孩平均预期寿命为65岁。
但到了1993年，当第一代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男孩出生时，预期寿命已骤降至58岁。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降，1998年秋天预期寿命为57岁，到了圣诞节却只有56岁。12
对苏联公共卫生规划人员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们有着像十字军一样的狂热追求，梦想着一个没有疾病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
“曾经有过广泛的、不可思议的流行病。”谢尔盖·波佐罗夫斯基于1997年担任加马利亚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被认为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医学研究中心。“接下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内战，到20世纪20年代末，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传染病，尤其是斑疹伤寒。所以统治者（斯大林）提出了一个雄辩的口号：‘要么社会主义者战胜虱子，要么虱子战胜社会主义。’”
波佐罗夫斯基笑着承认，斯大林的命令得到了有力的执行，但“并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来完成的”。当时还没有发明斑疹伤寒疫苗，也没有能杀死携带致命细菌昆虫的有效杀虱剂。因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苏联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命令去澡堂洗澡，他们的衣服和床单都要除虱，有些被感染的房子被烧成灰烬。
第一次席卷苏联的公共卫生运动缺乏科学技巧，但热情和强制行动弥补了这一点。这次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成了国际宣传的热点。当斑疹伤寒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肆虐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却可以宣称无产阶级的胜利。
斯大林脸上布满了可怕的伤疤，是他童年时期与天花做斗争的印记13，他决定与传染病斗争，全力以赴打造斯大林式的新型公共卫生机构。
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卫生防疫站网络体系，几乎覆盖了全国每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苏联各地都建立了医学院和卫生培训中心，为强大的卫生防疫站培养专家。卫生防疫站拥有类似于克格勃的权力，可以监管医生，发现医学和政治上的不正当行为。卫生防疫站围捕传染病携带者，将他们从社区中找出来隔离，直到他们痊愈或死亡。那些患有诸如肺结核、梅毒、淋病和酗酒等所谓社会疾病的人被公开点名，在工厂和学校受到谴责，还要列出所有可能与他们有过亲密接触的人的名单。
随着预防和疫苗的发展，大众要接受卫生防疫站安排的免疫接种。卫生防疫站的领导者一直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而热心的共青团志愿者则通常被安排去团结无产阶级，以实施最新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卫生防疫站、医院和诊所的系统变得非常庞大，成为全国三大就业渠道之一。
在诸如加马利亚这样的实验室里，工作重点是发明和大量生产抗毒素、疫苗，以及抗生素。二战后，这些实验室的角色转向了所谓的大型生物防御工厂—相当于苏联的制药厂—大量生产供卫生防疫站使用的材料。
在赫鲁晓夫统治的20世纪50年代，最负盛名的生物医学实验室，如加马利亚，像革命前一样变成了基础研究中心。科学家们在一个复杂的等级体系中工作，学术人员（相当于高级博士）位居顶层。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美好的。他们的办公室常常被装修得富丽堂皇；国家雇人给他们提供餐食和茶水服务，给他们提供司机和免费的汽车。
此外，卫生防疫站还建立了5个鼠疫实验室，专门用于控制和最终消灭鼠疫耶尔森菌及其鼠蚤携带者。
到1970年，中央政治局正式设定的目标是彻底消灭苏联的所有传染病。
“当我们开始着手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任务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成，”波佐罗夫斯基承认，“但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目标是鼓舞人心的。”
一种又一种直到最近还在摧残着苏联人民的疾病几乎被征服了：白喉、天花、霍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症、伤寒、百日咳、麻疹、蜱传脑炎、破伤风—这些疾病都在卫生防疫站的控制之下。尽管他们使用的方法对部分人来说有点压抑，甚至是残忍，但是奏效了。“难道这不是重要的吗？”波佐罗夫斯基说。
“然后到了1991年，”波佐罗夫斯基说到这里，身体明显下沉，神情沮丧，“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政治的崩溃，也导致了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医学科学的崩溃。”
首先，华沙条约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摆脱了苏联的影响，推翻了他们的旧统治者。后来苏联解体，前社会主义共和国分裂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离开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实验室，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从1993年开始，国家（俄罗斯）停止资助所有的研究补贴。”波佐罗夫斯基说，“从1994年起，国家停止资助该研究所的日常开支，但是薪水照常支付。这是一份可笑的薪水—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每月收入不到100美元……但到了1996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变化—根本没有薪水。”
波佐罗夫斯基叹了口气，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墓地的守夜人。”
但真正的守墓者是那些统计该地区人口的人们，他们统计的是苏联解体后发生的严酷变化。波佐罗夫斯基也被包含在这些数据里。他在接待美国客人的几周后去世，波佐罗夫斯基的一位同事坚称他死于“心碎”。
在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其他苏联流行病学家的统计表中，没有“心碎”的分类，但有“死于心血管疾病”的类别，该数值1991年以后在从波兰格但斯克的造船厂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港口激增。政治体制的转变似乎使群众的心都“碎”了。
俄罗斯杜马医学科学院的格拉西缅科医生用异常强烈的语言总结了这一情况：“我们想让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14
格拉西缅科列出一系列戏剧性的统计结果：他表示，在1992年，俄罗斯的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6倍，约有300万年轻人直接死于卫生保健危机，大约是阿富汗15与车臣战争死亡人数总和的10倍。他还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有1/3的新兵由于健康原因而不能进入军队，而早在1985年，这一数据是1/20。
“换句话说，这种情况是灾难性的，”他说，“如果不改变，只有54%的16岁青少年（男性）能活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比一百年前的俄罗斯还要糟糕。”
格拉西缅科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的医疗体系，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国家：“俄罗斯宪法第41条规定联邦要保障人民的健康，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他继续说，“是，在联邦的医院里，病人们如果不做手术，他们就会死，而手术费高达5000万卢布！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哪有这么多钱呢？尤其是当他们的工资被拖欠的时候。此外，1996年联邦医院只收到了46%的预算拨款。这处于金融缺血和财政梗死之间啊！”
委员会呈给总统叶利钦的一份报告中阐述了1997年的女性、家庭和民主问题。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俄罗斯的早死率在1991年和1996年之间可怕地增加了126%，最突出的原因是酒精相关、事故、自杀、创伤、呼吸道感染、常见传染病、中毒、他杀和车祸的死亡。16
1990年至1994年，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6年；1998年俄罗斯-美国联合研究发现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3年。17在此期间，男性的死亡率翻了一番。
俄罗斯流行病学家弗拉基米尔·什科尔尼科夫和法国科学家法朗士·梅尔和雅克·瓦林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旨在了解俄罗斯这些统计数据的严重性，以及寿命大降是何时开始的。18他们发现，俄罗斯公共卫生的瓦解实际上早在1966年的苏联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统计人员通过一系列干净利落的会计手段掩盖了部分事实。例如，统计学家改变了卫生领域的目标，根据研究对象的年龄调整数据，这种方式在西方被认为是完全不可取的。19
然而，俄罗斯-法国联合团队宣称1991年之后急剧瓦解的公共卫生系统是实打实的，并“明确表示医疗保健系统不会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发生任何增长，还会遏制诸如酗酒、药物滥用和肺结核等‘人为疾病’的高涨”。
当研究人员将俄罗斯的死亡趋势与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趋势进行比较时发现，无论是通过预防还是通过治疗来控制心脏病，结果显然都失败了。在欧洲地区心脏病死亡率比原来的概率下降了50%的时期，俄罗斯的心脏病死亡率却从1970年的3倍上升到1995年的5倍。而且，这些激增的死亡率从未在官方数据表中出现过。
不过，费什巴赫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随着世界步入千禧年，费什巴赫度过了他人生的第70个年头，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在“可恶的谎言”中寻找真相，这些“谎言”发生在苏联管理混乱期间以及1991年解体后的俄罗斯，其中有些还标上了统计数据。从1956年开始，费什巴赫先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工作，后来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担任教授，他先后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隐藏在苏联数据中的可怕的谣言、搪塞或欺骗。他对这种探究着了迷，他渴望掌控一个信息领域，就像他无止境地寻找稀有的邮票和无名的岩石一样。20费什巴赫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自1973年以来，他就一直在苏联进行数据搜集之旅。费什巴赫在搜索数据的征程中顽强坚持，严谨无误。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费什巴赫就发现了克里姆林宫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隐瞒公共健康问题的证据。例如，1964年整个苏联的成年人早死率开始上升，从每年每1000名成年人有6.9人死亡上升到1980年的每1000名成年人有10.3人死亡。到1980年，他发现，苏联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已经超过11年—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性别寿命差值。在1979年的数据中，他发现苏联儿童的麻疹发病率是当时美国儿童的15倍，伤寒发病率是美国的29倍。
1980年，费什巴赫发现苏联利用两种创造性的统计方法来掩盖婴儿死亡率的飙升。首先，从1975年开始，他们干脆停止公布任何婴儿死亡数据，将婴儿死亡数归入死亡儿童这一范围更广的类别。后来，在1976年前后，苏联人将“婴儿”重新定义为出生时成熟的新生儿（怀孕28周后），体重超过1000克，身长超过35厘米，出生后至少存活7天。因此，所有的早产儿都被干净利落地从记录中抹去，排除了占美国和西欧婴儿死亡率大部分的婴儿群体。
这位在布朗克斯出生的犹太裔乌克兰移民的儿子，发现了更多显示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迹象，包括该地区的儿童重度营养不良，公立医院医疗设备和用品极度短缺，到1978年成人酒精相关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以及人群中越来越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问题。
随着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到来，“开放”给费什巴赫带来了机会。虽然“真理”并没有立即浮出水面，但“开放”为俄罗斯同事提供了接触的机会和诱人的线索，从而显现出了“真理”。
随后，他在冗长的捏造的数据报表中看到了疑点，这促使费什巴赫发问：“既然这么糟糕，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死了？”
费什巴赫自答：“我的感觉是，他们已经死了。”
当大多数西方人—包括几十年来一直依赖费什巴赫研究结果的美国政府雇员—都在庆祝苏联的终结时，这位戴着眼镜的乔治敦大学教授却宣布灾难已经降临。21相应的变化是他办公室突然出现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成山地堆积着，几乎要触到天花板。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若是有一位访客催促寻找证据，费什巴赫能够立即从一堆看似乱七八糟的证据中找到并提取出来，而不会把整个数据文件堆弄倒。和其他事情一样，费什巴赫所看到的秩序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是一片混乱。他在苏联废墟中看到的秩序是灾难性的。
“你可以看看这些数字。看到了吗？”他朝这张报表挥了一拳，问道，“你能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不管他们说得有多么夸张，你面临着的都是一场灾难！”
费什巴赫面对着成堆的严峻数据。“看这个。在美国每年大概有200到400人死于酒精中毒，对吧？好，看这个。1994年，5万俄罗斯人因此而死亡，对吧？好，接着是梅毒。难以置信！从1990年到1994年，10到14岁的俄罗斯女孩感染的人数增加了30倍。看到了吗？再看看这个。你看，上面写着—这是官方文件—你看，上面写道：‘38%的婴儿出生时是正常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1991年出生的俄罗斯婴儿中，有62%是异常的。”
根据费什巴赫对俄罗斯人口数据的分析，1992年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历史上很少有文明国家能从中恢复过来。这一年，俄罗斯联邦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从那以后，差距逐年扩大。22到了2000年1月，俄罗斯的死亡率是其出生率的2.5倍，在某些地区，死亡率竟是出生率的4倍。
费什巴赫预测，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主要是15至50岁过早死亡的男性。这些人是富有生产力的劳动力，是该地区未来一代的父辈。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男性的死亡率是同龄女性的4倍，费什巴赫问：“男人在哪里？”他预测，俄罗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将从1996年的13.1岁扩大到2010年的17岁。23考虑到大多数死亡都发生在适婚男性身上，费什巴赫预测，随着女性找不到伴侣、几乎停止生育，第二次大危机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严峻的2010年人口预测—即俄罗斯人口将回落到1917年的水平—也将无法达到。
199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谴责该区域性局势为“一场意想不到的、影响未知的和解决办法不确定的社会危机……1989年至1993年间积累的‘超额死亡率’比1929年至1933年北美‘大萧条’造成的‘超额死亡率’要高得多。24整个1989年至1993年间死亡人数约达80万，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了当前危机的严重性。”25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噩梦呢？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卫生网络完全崩溃了？
二
俄罗斯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年约有4.3万人死于饮用劣质伏特加。
—法新社，1997年11月28日
生活水平和前政治、行政制度的废除息息相关，最近与酗酒共同上升的犯罪率，是全面经济改革和随之而来的较低生活水平以及废除前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后果。
—什科尔尼科夫、梅斯和韦林，1996年26
喝酒是俄罗斯人的快乐。我们缺之不可。
—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俄罗斯国家创始人，公元10世纪
在莫斯科一个寒冷、潮湿的夜晚，身子骨结实的保镖手持自动武器，充当哨兵，盯着这座漂亮的18世纪建筑的入口。直到不久前，这座建筑还是作家协会的驻地，曾被苏联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使用。
这是莫斯科人熟知的“格里博耶多夫宅邸”，是以其原贵族主人的姓氏而命名的，它是苏联时代所有作家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人们各抒己见：这位作家值得去克里米亚做一次免费演讲；这位“人民公敌”的作者值得去一趟古拉格！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公仆—所谓无阶级社会的声音—享用着其他苏联公民鲜能品尝的珍贵食物。27
随着苏联和共产党的垮台，国家不再资助富丽堂皇的作家餐厅，所以一家私人公司接管了这里。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曾为政治正确的作家们提供服务的餐厅，变成了莫斯科最优雅的餐厅，有穿着正式晚礼服的服务员、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钢琴演奏家、充足的白鲸鱼子酱、供应最好的俄罗斯伏特加、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干邑白兰地。
当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高尔基曾经居住的楼上房间里举行私人聚会时，用餐者在大厅里安静地享用着美食，一边啜饮着伏特加，一边听着才华横溢的钢琴演奏家演奏轻快的肖邦乐曲。
有一组用餐者显得格格不入。这四人身穿黑色高领毛衣和古驰皮衣，表明他们是黑帮分子，陪伴着一个身着氨纶服装的年轻女人。这些人喝得很凶，每喝一轮烈性的俄罗斯伏特加酒和格鲁吉亚的胡椒酒，他们的语言就变得更粗俗。这群人的胖头儿以一种夸张的姿态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五厘米厚的百元美钞，在空中挥舞着，让所有人都看到，并叫嚷着要结账。一位胆战心惊的服务员送来了账单，并告诉他们外币付款是违法的。
黑帮头子瞥了那张账单一眼，便冷笑起来，黑帮分子把服务员按在地上，用握紧的拳头和尖利的叉子向可怜的服务员打去，动作快得简直看不到细节。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因为喝醉酒的暴徒都是专业人员，所有服务员立刻惊呆了。那位钢琴演奏家一直在演奏，没有漏掉一个音符，这家豪华餐厅的大多数顾客似乎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群服务员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醉酒后的闹事，他们组成了一个“人楔子”，一头扎进纷乱中，救出失去知觉的同事，然后回到厨房。暴徒们追赶着，厨房的门上了闩。
“我们的甜点就吃这么多吧。”少数几个注意到这场纷乱的就餐者嘟囔道。钢琴演奏家无缝切换到科尔·波特的曲子，暴徒们得意扬扬，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放声大笑。服务员领班悄悄走到那个强壮的暴徒头目跟前，低声说着代表餐馆谈判的立场。突然—砰！他也倒在地板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当他向后退爬出去时，那个至今未弹错乐谱的钢琴师开始冒汗了，她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得大大的。然而，大多数顾客却对此毫不知情。
一个得意扬扬的暴徒把酒盘推到他们的桌子上，暴徒五人组高高兴兴地给自己上了一杯法国陈年干邑。工作人员为了安全，待在上锁的门后。那位钢琴家演奏了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
一名在餐厅外站岗的保安走了进来，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移动着他那魁梧的、肌肉发达的身躯。他穿着一套西装，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组织挤压下，西装的接缝处似乎要裂开了：他就是俄罗斯的阿诺德?施瓦辛格。暴徒们认出了同行，顿时僵住了，互相交换了几句话后站起身，朝餐馆的出口走去。似乎和平就在眼前。
但突然间，站在餐厅门口钢琴演奏家背后的黑帮头目迅速转身，在保安的脸颊上来回拍打。不出一秒，保安就把一支自动手枪放在了黑帮分子的左太阳穴上。一名黑帮头目立即把胳膊搭在头目的肩上，用手枪指着保安。
钢琴演奏家停止弹奏格什温，爬出火力射程。一些用餐者最终注意到了这场不断升级的对峙，他们安静地把椅子移出了战线，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几秒钟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放下武器。服务员们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集体屏住了呼吸。
突然，一名巴拉莱卡演奏者在为楼上的法国大使馆表演时，向人群喊道：“嘿！嘿！嘿！”迎接他的是来自法国观众的热烈跺脚和欢呼。这是一场经典的旅游表演，就是西方游客看过不止一次的日瓦戈医生似的那种表演。保安和暴徒们止住了一波笑声，找到了一个互相保全面子的退让方式，放下了武器。谈判开始了，黑帮头目放开了他的搭档，拉着他的女朋友，然后又回去品尝另一轮白兰地。
当服务员们回到他们的餐桌前时，至少有两起谋杀案的原因被弄清楚了。暴徒们似乎不喜欢这家餐厅美元兑换卢布的汇率。他们愿意在数十名证人面前，为了一场不到10美元的纠纷而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