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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米科洛仍然被他与病毒的战斗所困扰。他不停地吃东西以保持强壮，而且态度紧张。尽管心存恐惧，米科洛仍继续在医院工作，从肺结核和麻风病人身上采集痰液和血样。

“我们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测试唾液。我们没有防护手套和设备，”米科洛说，他声音紧张，“我们尽一切努力不让自己站在咳嗽的病人面前。但对于麻风病人来说，却没有任何保护手段。你看，在这里洗手都很困难，因为我没有肥皂。”

当访客向米科洛提供一小瓶杀菌洗手液时，他立即抓住了它，并立即将其隐藏起来以免被同事发现。接下来的10分钟，米科洛在洗手液藏匿处徘徊，盯着他的同事。确定了他们并没有发现他的宝藏，米科洛咧嘴一笑。

皮埃尔·门加至今仍能回忆起1995年1月他哥哥加斯帕德的葬礼的情景。他有门加一家聚集在加斯帕德敞开的棺材周围的照片。

1998年，在他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只有皮埃尔还活着。他肩负着照顾一大堆孩子的责任—他自己的孩子，加斯帕德的，还有其他已故亲属的孩子。此外，他还要要赡养年迈的、患有结核病的父亲。总共加起来，皮埃尔一人要照顾12个人。

失业的皮埃尔说：“我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和金钱。但在基奎特，大家对我们都很好。”

皮埃尔的父亲用因患风湿而变样的眼睛瞪着儿子，反驳道：“别听起来好像我们没事，我们在受苦！”

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在受苦。门加家族有13人，住在恩达拉路附近一个人迹罕至的沟井里，家里只有两个编条结构的房间。在这个拥挤的家里，孩子们的笑声和哭声交织回响。下大雨时，黏土场地会被洪水淹没。大雨之后，潮湿的空气中充斥着疟疾蚊子。孩子们都光着脚，衣衫褴褛。

皮埃尔未婚，既要照看所有孩子，又要为生计奔波。在埃博拉疫情期间，皮埃尔将家人死亡的悲痛放在一边，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和疾控中心进行调查。他的服务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从那时候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善，”说起基奎特和他的家庭，皮埃尔这样说，“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方式。我们在受苦。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失踪了。我们只是希望国际社会能意识到我们在这里所遭受的苦难。”

在介绍他照顾的众多孩子时，这位34岁的年轻人显得不知所措。

“我们一直在供其中一个孩子上学，但由于学费问题，我们无法让其他孩子继续上学，否则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想知道我们家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每天早晨皮埃尔都从梦中醒来。梦里有人给了他足够的钱去创业，他盖了一座足够大的房子，让所有幸存下来的家人住得舒适，暴风雨时依然干爽，远离携带病毒的蚊虫。

他说：“这样就能消除苦难。”

与此同时，在金沙萨也很难发现有任何改善的情况。

一位西方黄金开发商说：“问题是他们被压垮了。蒙博托留下了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面对千疮百孔的现状，他们只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刚果卫生部部长桑吉补充说：“基奎特公共卫生设施的危机并不比全国数百个城镇的现状更好或更糟。我们估计，解决这一问题至少需要5.3亿美元。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这些资金。但是你知道，整个国家预算也只是7亿美元！”

“很明显，”高大的中年人桑吉冷酷地说，“卫生部门必须与其他部门去争分这7亿美元。”而刚果，就在千禧年到来的前两年，几乎没有20世纪该有的必需品。大多数刚果人没有用上电、自来水和电话，也没有铺好的道路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对于穆延贝教授而言，国家的不幸状况令人深感痛苦。在殖民时期，他在距离基奎特不远的班顿杜省长大，严格的修女们的授课以拉丁文、古典希腊文、法文和西方人文课程为特色。穆延贝是5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不断收到来自欧洲的任职邀请，他仍然选择留在金沙萨。他利用与欧洲的联系为金沙萨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提供资金，并留有后路，以备需要时可以逃离他心爱的刚果。同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像他这般幸运。

到1998年4月，情况也已经很不妙了，而更糟糕的是，接下来的情况很快会恶化。

5月，反革命活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暴发，因为人们对看似瘫痪的卡比拉政府的失望与日俱增。金沙萨英勇的政治活动分子承受了蒙博托统治下的殴打和监禁，却发现在“民主”气氛下情况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对派政党虽然在官方上是合法的，但却受到严重的骚扰甚至恐吓，以至于当地报纸称这一时期为黑暗时期。

1998年8月，反叛军包围了刚果的主要城市，包括首都。随之而来的是外国人的大量出走，导致所有的采矿、石油和一般大型企业的运作都停止了。甚至在卡比拉自己的队伍中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因为他的军队中分裂出来的派系夺取了飞机、机场和一些城镇。

到8月底，卡比拉的联盟已经瓦解。实际上，他的统治只延伸到金沙萨以外几千米的地方。本已难堪的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所有外国投资者都消失了。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有扩大的危险，从非洲各地招来敌人。安哥拉现在支持卡比拉。乌干达和卢旺达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忠诚态度，支持以前属于卡比拉联盟的图西族持不同政见者。津巴布韦向金沙萨派出军事“顾问”。纳米比亚空运了21吨的军事装备，也支持卡比拉。叛军切断了金沙萨的水电供应。

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呼吁和平解决。但他被无视了。

到1998年9月，至少有5个非洲国家的军队聚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境内，与卡比拉政府的士兵或叛军并肩作战。该国的整个东部都在叛军、卢旺达、乌干达的控制之下。

到了10月，由于外国军队的支援，卡比拉似乎把叛军远远地赶回了扎伊尔东部，并控制住了局面。这花费了政府50亿美元，使国家的债务接近200亿美元。52战利品归胜利者，所有支持卡比拉的每一个国家都宣称拥有刚果的各种石油、矿产和宝石储备。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非洲的军队正在动员起来，以决定非洲大陆这个庞大的赤道国家的命运。

1998年11月13日，武装士兵奉卡比拉之命，进入卫生部部长桑吉的办公室。桑吉因表现不够团结而被免职。同时因为公开对新独裁者无意举行选举或建立民主表示了关注，桑吉被捕，使国家和基奎特人民失去了任何卫生系统的领导。

西方人士在讨论看似难以解决的非洲问题时，通常会表现得对此嗤之以鼻，但埃博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如果不采取行动，这种公共卫生危机就会重演，不仅在刚果盆地，也会在有类似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其他地方重演。

很明显，基奎特的疫情暴发在医院里。当地医院发挥了音响功放系统般的功能，输入的是微弱的个体病例，输出的却是汹涌澎湃的流行病暴发。

在埃博拉疫情暴发的高峰期，没有什么比乳胶手套和基本防护装备更重要的了，再配以头脑清醒的规划，就能控制住疫情。那些在北美和欧洲受到青睐的高科技工具不仅在基奎特案例中毫无用处，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们甚至可能被证明是有害的。如果说1998年基奎特士气低落的医生们因为买不起乳胶手套而在恐惧中辛苦工作的话，那么如果埃博拉疫情的控制需要更昂贵的物品，比如瑞典志愿者带来的带空调的太空服（虽然为时已晚），他们的恐慌状态只会进一步加剧。

在基奎特或地球上任何其他孤立、贫穷的地区，高科技解决方案也不太可能加速对此类危机的诊断和警示。如果基奎特综合医院有一部价值1万美元的卫星电话，一旦发生另一场流行病，它就可以打电话给日内瓦的大卫·海曼，那么它现在可能就不会再拥有这个设备了。更有可能的是，这款奇特的手机早就被“解放”给了某个目前正在为扎伊尔的未来而战的将军了。又或者，它会被班顿杜省省长抓在手里，坐进那部从基奎特综合医院“解放”出来的救护车，往外拨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