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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的彼得斯承认：“没有太多好的计划。”
最诱人的发现不是来自非洲的心脏地带，而是来自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兽医和农业大学一位鲜为人知的植物研究人员。索本·伦兹高博士花了数年时间研究羊茅叶条病毒，这种病毒攻击欧洲和北美用来喂养牲畜的草类。他有一种预感，病毒是由一种叫作叶蝉的微小飞虫携带到草上的。于是，他培育了一批叶蝉，捣碎它们，并利用强大的电子显微镜对细胞样本进行了清洗。然而他一直没找到叶条病毒。
“但我确实发现了别的东西，”这位腼腆的丹麦科学家回忆道，“这是偶然的。我看到一些东西，看起来像是丝状病毒。事实上，我非常兴奋。”
研讨会上的埃博拉专家们都被伦兹高的照片惊呆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微生物与埃博拉非常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这还是引起了疾控中心的吉姆·勒杜克的注意，因为他曾参加过1981年的一次美国运动—扎伊尔北部军队搜寻埃博拉源头。
“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在养豚鼠吃，”勒杜克回忆说，“他们给动物喂食这些满是叶蝉的草。”
1981年，约瑟夫·麦考密克医生负责美国最高安全的特殊病原体实验室。他在疾控中心对勒杜克从扎伊尔寄来的豚鼠血液和组织样本进行了测试。
麦考密克说：“这些动物确实被检测出埃博拉病毒呈阳性。”但15年前用于验证埃博拉感染的测试方法经常提供假阳性的结果，因此这类发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家病毒学研究中心的埃琳娜·里亚布科娃博士做了个实验，她让实验室的豚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刚开始，这些豚鼠似乎产生了抗体。但当她将病毒传给第8代豚鼠时，一种对豚鼠100%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出现了。里亚布科娃说，这可能意味着豚鼠在自然界中很少感染埃博拉病毒，尽管它们可能携带病毒。
当然，叶蝉和豚鼠的联系纯属推测，也没有人认为欧美叶蝉携带病毒，南非国家病毒学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瓦内普尔只对非洲叶蝉进行了少量测试。斯瓦内普尔无法让叶蝉受到病毒感染，但他能够让3种只在所谓的中非埃博拉带发现的蝙蝠被病毒感染。40这种病毒能很快在蝙蝠体内复制，但对它们没有任何有害影响。斯瓦内普尔说，最令人不安的，是在蝙蝠的唾液腺和肺部发现了大量的埃博拉病毒，这表明埃博拉病毒可能通过呼吸途径，从有翼啮齿类动物传染给其他动物或人类。
在泰热带雨林工作的法国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察路线。皮埃尔·福门蒂博士当时正在研究野生黑猩猩，这些黑猩猩因埃博拉病毒而死亡。大多数黑猩猩的死亡似乎都发生在雨季，此时雄性猿类正在捕食疣猴。福门蒂说，吃猴肉的黑猩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是不吃猴肉的黑猩猩的5倍。
波士顿奥拉瓦克斯的汤姆·莫纳特博士说，他发现另一种致命的出血性病毒拉沙病毒，由西非的棕色乳鼠属携带，通过吸入受鼠尿污染的灰尘传染给人类。莫纳特在安特卫普会议上说，埃博拉之谜可能很复杂，可能涉及被动物吃掉的昆虫。这些动物反过来又被人吃掉。或者埃博拉病毒通过叮咬传染给另一种动物，而这种动物又被另一种动物或人吃掉。
“如果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会非常惊讶。”莫纳特总结道。
“是的，”斯瓦内普尔兴致勃勃地说，“但这是一个该死的迷宫！”
在1997年和1998年，研究人员继续他们在泰热带雨林的工作。他们在丛林树冠的高处架设了精心设计的观测站网络，从那里他们可以观察到黑猩猩的活动。这也许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机会，但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可能会目睹一些事情，最终不仅能解开埃博拉之谜，还能解开更大的问题：病毒如何从一个目标物种跳到另一个目标物种，并最终传染给人类。
在5个泰热带雨林国家（中非共和国、喀麦隆、刚果、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由让-保罗·冈萨雷斯领导的巴斯德研究所团队，对各种动物以及当地俾格米部落的人进行了血液测试，以寻找埃博拉抗体的存在。近8%的乳鼠属大鼠测试呈阳性，这意味着它们曾在某个时候被感染过，携带着病毒。更引人注目的是，野猪、豚鼠和狗的抗体阳性率在16%到18%之间。
特别有趣的是对人类的研究结果，结果清楚地表明埃博拉病毒经常感染生活在泰热带雨林的人。此外，感染率似乎每年都有不同，这表明，人类暴露于病毒的概率是不确定的。例如，在1979年采集的俾格米人血液样本中，大约5%呈阳性。1985年，血液样本中，血清学呈阳性的比例达到35%。41
因此，在刚果盆地和泰热带雨林的人类和动物中，埃博拉疫情似乎是罕见的。但对于个体而言，因为经常接触病毒，所以可能被感染并被病毒杀死，这点超出了人们的普遍认知。
埃博拉并不是最近发现的唯一一种该地区的动物和人类具有抗体的病毒，I型和H型人类嗜T细胞病毒、马尔堡病毒、1型和2型艾滋病病毒也都存在，并感染除人类外的其他几个物种。20世纪90年代初，几个研究小组发现致病性较低的2型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存在于猴子体内的微生物。2型人类艾滋病病毒毒株与西非地区猴子种群中发现的其他病毒毒株非常相似，以至于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种群正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感染。42这意味着该地区的人们经常接触猴血，很可能是在屠宰动物或食用时感染，导致2型猴免疫缺陷病毒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引入人类种群，变成2型人类艾滋病病毒。43
1999年，由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的比阿特丽斯·哈恩和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丝·巴雷·辛努西领导的两个独立的科学家小组发现，危险得多的1型艾滋病病毒可能也是如此。这种病毒仅见于生活在泰热带雨林和刚果盆地热带雨林地区的4种黑猩猩中的一种，即非洲中西部黑猩猩。根据对少数几只受感染动物的观察，这种病毒似乎对黑猩猩无害，但对95%以上受感染的人类却是致命的。
考虑到黑猩猩和人类在基因构成上只有1.5%的差异，这个结果的确令人吃惊。哈恩认为，对野生穴居虫的研究可能会揭示免疫学的秘密，这对于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艾滋病疫苗至关重要。44
但哈恩了解到，自1991年以来，黑猩猩在该地区变得越来越稀少，它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状况都在恶化。这是一个事件的转折，不仅影响到1型艾滋病病毒的未来，而且影响到所有中非动物病毒的未来。
1991年以前，法国政府对其所有前西非殖民地的货币进行补贴，人为地提高其价值。但1991年法国取消了补贴，使非洲货币暴跌至其自然价值。一夜之间，这些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科特迪瓦、喀麦隆和加蓬—的资源，对欧洲投资者来说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资源开发和运输、劳动力和货物的成本下降得如此之快，即使是相对低价值的物品，如灌木丛树，也能获得利润。到1992年，几十家欧洲公司正在以狂热的速度砍伐该地区的热带雨林。45
伐木工人满怀热情地在以前无法进入的热带雨林地区开凿道路。一个新的产业—丛林肉类狩猎—在整个地区兴起。这种新式狩猎活动，与传统的为生存而进行的狩猎活动在数量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差异。这些新的猎人来自当地的城市，他们手持步枪和自动武器狩猎，在城市集市上出售肉食以获取丰厚的利润。由于对政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丛林动物的实际捕杀率和其对当地生态的影响，以及被猎杀的灵长类动物的数量，都成为极具争议性的问题。46
当争论和丛林肉类贸易同时膨胀时，猴子和猿类疾病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也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对这些动物的捕猎和屠杀使猎人和厨师暴露在大量的灵长类动物血液中。
仅仅接触一只死黑猩猩就引发了马伊布特1996年的埃博拉疫情。对灵长类动物的捕杀升级显然增加了像艾滋病病毒、人类嗜T细胞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猴痘病毒这些猴体内的病毒，以及以前不知道的微生物对人类的感染概率。
在扎伊尔，丛林肉类贸易的动力与其说是外国伐木作业，不如说是饥饿。例如，如果没有姆韦姆贝森林的动物肉食，基奎特的孩子们无疑会遭受更严重的营养不良。独裁者的贪婪是他们的负担，也是生态的负担。这也是他们集体愤怒的焦点，这种愤怒随着蒙博托的统治逐渐上升。
在基奎特疫情结束后不久，扎伊尔酝酿中的内战活动升温。在意识到年迈的蒙博托正在失去对扎伊尔军队的控制，并与邻国卢旺达政府达成了有利的协议后，叛军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多年来，敌对的叛军组织从沙巴、加丹加和米通巴地区的孤立地区发动小规模战斗，与扎伊尔的部队交战。不过，在与基伍湖、坦噶尼喀湖以及卢旺达和布隆迪接壤的米通巴山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即“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这是一个混合体，由许多不同的反蒙博托部队和从图西族人中选出的强硬、老练的杀手组成，这些人自他们的祖国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冲突升温以来，一直流亡在扎伊尔。47
由长期默默无闻的叛军领袖洛朗·卡比拉领导的新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扎伊尔，从该国最东部边境到大西洋沿岸的城镇。民众对独裁者的憎恨是如此之深，当扎伊尔的军队向西逃跑时，叛军几乎不必卷入真正的冲突，而只需要在政府军的仓皇撤退中打扫战利品。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卡比拉的军队进入了从卢本巴希到姆布吉马耶的城镇。1997年5月，当卡比拉的军队包围首都时，独裁者蒙博托正在法国与癌症做斗争。在统治了扎伊尔长达31年后，蒙博托对扎伊尔军队和民众已不再具有威慑力，意识到这一点后，跟随蒙博托贪腐政权中饱私囊的那一小撮亲信集团逃离了金沙萨，带着他们能攫取的有价值的东西躲到了欧洲的藏身之处。
卡比拉进军驻金沙萨，受到了来自拉希特犹太人区的大批欢呼人群的欢迎，也受到了早已厌倦蒙博托政权的西方官员和企业的欢呼，因为独裁者的腐败使商业往来和投资活动近乎停滞。
卡比拉控制了一个与美丽的利奥波德维尔（殖民时期金沙萨的名字）判若两处的首都。懒散的棕榈树和九重葛、整洁的林荫大道和安静的小酒馆都不见了。蒙博托执政的头几年里，外国银行、企业和外交使团的代表们曾经居住过的那些充满希望的商业建筑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恶臭、腐烂和垃圾堆，大到足以摧毁一个底盘的坑洼、满大街的乞丐、赤脚的饥饿儿童帮派，以及被雨水浸透、长满真菌的建筑物。
丛林正在重新收回首都，藤本植物、霉菌、杂草和雨林灌木长满了街道和建筑物。就像20世纪50年代科幻小说中的后世界末日景象一样，人行道被侵略性的树根和杂草弄得支离破碎，树木从屋顶上长出，把整座建筑变成了一个多层的花盆，泥土随着午后的雨水翻滚在土路上，露天下水道中肉眼可见的人类排泄物使热带空气充满恶臭。
卡比拉掌权之日，扎伊尔的外债为140亿美元。从字面上看，国家银行金库空空如也。世界银行估计，修复该国的基本基础设施—关键道路、电话系统、发电机等—将花费45亿美元。1996年和1997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4.6%和3.3%。但扎伊尔的经济却出现了倒退，从1990年到1995年下降了8%，仅1997年就下降了6%。48
6月，蒙博托在法国的病榻上去世，卡比拉在金沙萨被请愿者、外国顾问和商人包围，他们渴望达成交易，获得扎伊尔丰富的石油、矿产和宝石财富。那是一个乐观的时刻。西方领导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卡比拉表示敬意，但在新领导人的意图明确之前，他们也谨慎地避免提供现金。到1997年年底，美国继续保持对卡比拉的友好合作关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拜会了卡比拉，称这位新领导人是“民主的朋友”。
但卡比拉对民主的态度却并不明朗。这位身强力壮、秃顶的领导人穿着著名的蒙博托西服，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他拒绝透露全国大选的日期。修复扎伊尔的衰败—包括诊所、医院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急需的资金，都没有从联合国机构那里得到，因为面对刚果东部发生种族灭绝的报道，卡比拉拒绝这些机构进入那里进行人权调查。
在1998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扎伊尔的欢欣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安，人们担心一个独裁者会被另一个独裁者取代。更糟糕的是，新政府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似乎是对外国人的感激，而不是对本国人民的感激。
在军事和政治混乱中，另一种猴病从热带雨林动物跃升到人类身上：猴痘。尽管1996年2月在卡塔科孔贝地区出现了首例人类感染病例，几乎正好是在埃博拉从姆韦姆贝森林蔓延一年之后，但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情况和实地调查因战争而受到严重阻碍。一年后，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才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一问题，但由于该地区的游击队军事行动，调查被迫中止。1998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返回该地区，发现这一流行病仍在蔓延，变成了很可能是已知最大的人类猴痘暴发。49
20世纪最大的杀手是天花病毒，在1977年被消灭之前，天花病毒夺去的生命比这个世纪所有战争的总和还要多。天花病毒只感染了人类，通过偶然接触和空气传播。
这种病毒的类型与天花十分相似，因此许多科学家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消灭天花的声明提出了抗议，他们坚持认为，只要猴痘还存在于非洲的丛林中，天花的威胁就依然存在。50
新的猴痘疫情令世界卫生组织感到担忧，因为病毒似乎正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不仅仅是猴与人之间的传播。在对整个中非热带雨林地区进行的17年的前期调查中，仅发现了476例人猴痘病例，而其中只有极少猴源传播超过二代的病例。
但在这场新的流行病中，1996年2月至1998年10月间至少发生了511例人类感染该病的病例，其中一些病例似乎已从最初的猴源传播了12代以上。
虽然猴痘与天花的联系让人担心，但它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在最近的疫情中死亡人数没有超过8人。然而，它确实向世界卫生组织说明，该区域的政治和生态危机正在增加流行病发生的可能性，其影响可能远远超出已被卡比拉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当地代表阿卜杜·穆迪医生警告说，该国的流行病数量是惊人的，信息系统正在迅速崩溃。
故事还没有结束。
到1998年3月，基奎特40万居民的生存条件令人吃惊地恶化了。克维鲁酒店的厨房和发电机被士兵洗劫一空，水泵、门把手、窗帘、蚊帐、床单，甚至铅笔和纸张也被抢走。基奎特的每一个行业都反映有贵重物品丢失，丢弃的啤酒罐和装运的箱子成了被偷的锅、平底锅、篮子和手提包的珍贵替代品。街道上行驶的汽车更少了，因为老旧车辆的零部件已经找不到了，士兵偷走了所有东西，从方向盘到火花塞。
1995年，面值最大的纸币是500扎伊尔纸币，购买一根香蕉都需要一大沓的纸币。1998年最大的货币面值是50万和100万扎伊尔纸币，这些纸币仍然印有蒙博托的头像。购买简单商品所需的堆叠较薄，但它仍然是大富翁货币，一文不值，可笑至极。一张面值10万扎伊尔的纸币等值1.1美元。一瓶普里默斯啤酒售价60万扎伊尔纸币。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一样，连接基奎特与其他主要城市的道路在战争期间被毁。自1995年的埃博拉疫情隔离以来，贸易就一直没有机会恢复。对大多数现在被称为“刚果人”的贸易商来说，由于所有货物都必须通过船或空运运输，成本高得几乎令人望而却步。以基奎特为例，河运无利可图。1998年，只有包机运送货物，付费搭便机的乘客只能坐在货物顶上，或者一边喝着空乘人员分发的可乐，一边小心翼翼地在苏联旧货机的包装箱中穿梭。
尽管军队的结构和效忠的旗帜都发生了变化，但1998年持有M-16步枪的士兵仍在与1995年相同的位置站岗。蒙博托大道200多家药店仍在营业，没有人愿意改变基奎特仅有的几条铺好的道路的名字。在基奎特市场上，随处可见走私的塑料制品和包装食品，还有从姆韦姆贝森林采集的动植物。
但在政府官员中，只有国家安全局班顿杜办公室主任马卡里奥斯·马尼卡萨的职位得以保留。其余蒙博托时代的官员都被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忠于卡比拉的人。
“这个国家现在没有什么安宁。”马尼卡萨悲伤地说，他坐在一间小办公室的大木桌后面，沐浴在阳光、闷热和蚊子的笼罩下。这位安全局局长从来没有摘下他的黑墨镜，也不允许拍照，他解释说：“因为我不想让中情局知道我长什么样。如你所知，我是一名特工，必须保持秘密。”马尼卡萨先生非常重视他所在地区的安全，他认为自己的责任远远超出了通常的安全问题，如阴谋、叛军、走私和叛乱。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我负责安全，我认为安全不仅仅是武器方面的，而是所有方面的。”
包括疾病。
1995年，马尼卡萨的妻子露西露是基奎特综合医院的一名护士。当不幸的金福牟腹部被切开时，她正在手术室里，富含埃博拉病毒的血液溅到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身上。
马尼卡萨说：“她是在那个勤务兵生病后第一个手术病例中感染上这种病的。”3年后，当他回忆起那些事情时，仍然感到很僵硬。“她病了3个星期。没人能碰她，每个人都很害怕，就连我自己也是。在医院里也碰不到她。尤其是当我们得知这是一种致命的病毒时。”
露西露·马尼卡萨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恢复身体健康。但是3年过去了，这位30岁的漂亮护士的情绪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由于她无法理解但却令她深感困扰的原因，露西露是唯一一个在第1组病例中幸存下来的人。1995年4月至5月间，她一直躺在3号院区里，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死去，听着站在停尸房前悲痛欲绝的家属的哀号，她确信病毒随时也会夺走她的生命。
“整整四天，我什么都没吃。”在一个湿热的午后，露西露·马尼卡萨回忆道，当时她正在一棵树荫下放松，“我的喉咙发烫，牙龈疼痛。我大腿上有血迹，还有血性腹泻。我感到很虚弱。”
马尼卡萨拍了拍她的五彩全棉裙，摸了摸她的大腿，说：“还有一件事我不懂。我大腿上的血迹时不时就会回来。就像当你撞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大的瘀伤。那会是什么？”
马尼卡萨的亲戚们聚集在他们家摇摇欲坠的煤渣砖房子的拐角处，凝视着前来和他们表妹说话的白人妇女。由于对基奎特的生活感到紧张，露西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远离丈夫和两个孩子，与金沙萨的亲戚住在一起。露西露解释说，虽然她想念家人，但回到基奎特和她的护理工作岗位还是让人害怕。
“上班需要勇气，”她坚持说，“条件不好！”
从基奎特坐了40分钟的飞机，露西露的安全部门负责人丈夫说，他的妻子有无比的勇气。每次她回到基奎特综合医院，他都很担心。根据双方的约定，她很少再去基奎特了。
马尼卡萨坚持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还会有另一场流行病，因为情况没有改变。”
“当国际社会做出反应时，我们很高兴。我们知道是谁来救我们的命。当时的扎伊尔，即现在的刚果，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可能会被毁灭。”马尼卡萨继续说，“在那个时候，整个国际社会都被组织到基奎特来，基奎特成了世界的中心。人们相信，由于这种可怕的疾病，公共卫生设施将得到发展。一些人甚至相信这里的医院将成为全国的样板工程。医院相信，从那时起，基奎特将发展一个真正的基础卫生系统。”
马尼卡萨压低了声音，痛心疾首地吐出话来：“但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人们依然在痛苦地寻找药物和医疗支持。一切都被遗忘了。会不会再次发生？肯定会！没有变化！”
事实并非如此。变化已经发生，不过是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1997年，卡比拉任命马克·卡通加为班顿杜省省长，这意味着这位肥硕的政客和他的妻子科尔内利可以搬进基奎特的两层省长官邸，并拥有一批佣人和园丁，他们把花边桌布熨得平平整整，把色彩斑斓的热带花园打理得干干净净。他在班顿杜市有一座类似的人员配备齐全的办公豪宅。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几位顾问和一位记录他一举一动的摄像师。这位政客在镜头前气喘吁吁地解释说，从长远来看，埃博拉疫情对基奎特及其邻近村庄的影响很小。他认为，由他自己策划的积极有效的政治动员，差不多可以消灭恐惧。
卡通加省长显然相信基奎特不再需要为这种紧急情况做好准备，他没收了该地区唯一的一辆救护车，给它上了漆、装上了沙发，把它征用为自己的办公用车。1998年，曾将埃博拉患者送往基奎特综合医院的救护车，现在成了卡通加的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
对基奎特人来说，贫穷已经成为一种永恒。一位当地的天主教修女对此做了生动的注释，她的教团找到了资源，每学期为每个家庭提供一支钢笔。兄弟姐妹在学校考试时，共用家里唯一的写字用具。
当然，正是因为基奎特综合医院完全缺乏感染控制和卫生条件，才导致了埃博拉病毒的肆虐，将社区内发生的一系列孤立病例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一旦病毒进入一个连最起码的感染控制要素—肥皂和清水—都缺乏的医院，它就会像火烧干草的山坡一样，在病人和医护人员中迅速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卫·海曼说：“这场流行病是由不尊重最起码健康标准的医院工作人员造成的。”
这个“缺乏尊重”，主要是由于缺乏选择。
但在1998年，原本脆弱的基奎特卫生基础设施的状况明显更糟。
1998年，基奎特为数不多的医疗用品比1995年要贵得多，因为仅存的运输方式是私人飞机网络。3家新成立的公司凭借二战后的俄罗斯货机，每天往返基奎特运送乘客和货物。飞机上不时会有诊断肺结核的X光片、治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治疗疟疾的氯喹、外科手术手套或其他生死攸关的用品。
1997年，皮乌斯·孔戈洛医生从大约200千米外的邦巴来到基奎特综合医院，就任新的院长。尽管同事们警告他不要去，以免在基奎特感染埃博拉病毒，但孔戈洛，这位英俊的金沙萨内科医生，还是认为这份工作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值得的风险。
孔戈洛之所以接受基奎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社会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带来了大量设备。“但当我发现那里完全没有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美国疾控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巴斯德研究所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科学家于1995年5月带来的所有显微镜、净水器、专用防护装备、实验室仪器、测试工具包和一些实验室设备，到1995年9月却都不见了。
到1998年，基奎特的基本医疗设施只有埃博拉疫情暴发前的两台显微镜，这两台显微镜只能在阳光的辅助下使用。还有一台老化的X光机。其中一个诊断实验室有一台有着40年历史的离心机，这是分析准备血液样本所必需的设备。医院古老、生锈的发电机只提供零星的电力，因此没有冰柜来存放血液和组织样本，也没有冰箱来安全储存血样或对温度敏感的药物和疫苗。除非用煤火烧开，否则医院的水是不能饮用的。夜间分娩，包括紧急剖宫产，都是在妇产科病房3盏煤油灯中的1盏的帮助下进行的。
在外科手术室，也就是3年前露西露·马尼卡萨感染埃博拉的同一间手术室，每一件设备都被回收利用，从手套到口罩，从手术刀到止血器。孔戈洛说：“被一个接一个地插入体内的设备通常都没有消毒过，因为我们缺乏燃料来运行发电机，因此也就没有动力来使用高压灭菌器，而高压灭菌器可以对手术器械进行加热消毒。”
在过去的15个月里（自内战以来），基奎特综合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没有领到工资。医院院长恩杜卢不得不裁员30%，留下265名医生、护士、维修工和其他必要人员。恩杜卢说，自他最后一次收到联邦政府的设备资金以来，至今已经过去10多年了，医院欠了很多医疗供应商的债，从技术上讲，它已经资不抵债了。
除了人员的因素，基础设施也是很差的，孔戈洛坚持说：“为了达到最低限度，我们总是不得不做一些临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被牺牲了。”
恩杜卢以及基奎特的其他所有医护人员都坚持认为，如果埃博拉病毒当时袭击了医院，情况会更糟！因为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医院没有收到任何物资材料。
恩杜卢说，所有对1995年疫情做出反应的国际机构都作出了承诺，但没有一项承诺兑现。
“这是国际人士的惯常行为，”卫生部部长让-巴蒂斯特·桑吉博士不屑地说，“他们来的时候媒体有很多报道，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51
但不仅仅是国际卫生机构忘记了可怜的基奎特的困境。她自己的官员、公民和医护人员似乎已经把埃博拉病毒抛在脑后，忘记了3年前国际医疗小组给他们的预防教训。
班顿杜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恩桑加·基巴里说：“我没有注意到基奎特人有任何变化，因为基奎特人并不相信是一种病毒入侵。”基巴里27岁的哥哥蒙博洛死于这场流行病，他写了一本关于这场危机的历史书《基奎特的埃博拉病毒：神话、神秘还是现实？》，详细地介绍了它，他的结论是，尽管所有明显的科学证据表明埃博拉病毒导致了基奎特的灾难，但1998年的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296人的死亡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基巴里回忆说：“最初人们认为这是美国人做的实验。”随后兰达-兰达的概念风靡基奎特。在附近的文加，有传言说当地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自1960年起就在村里经营一家医院，他能把自己变成一只河马，在克维鲁河上捕鱼，做不祥的属灵行为。由于1995年1月第一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加斯帕德·门加，大多数天主教徒普遍认为，埃博拉疫情是上帝对离经叛道的信仰和行为的惩罚。
所有这些信念，再加上卫生保健系统的困境，共同促成了一个深度的后流行病疫情否认。人们重复着1995年造成埃博拉传播的做法，包括清洗死亡家庭成员的尸体，让自己暴露在受感染的**中。在医院里，疫情期间所遵循的所有感染控制措施都被迅速放弃。
在基奎特医院，统计学家埃布瓦拉·丹布瓦拉发现，在疫情期间，恐惧几乎支配着所有人的行为，尤其是医护人员。近22%的死亡病例是医护人员，他指着一沓沓他用手辛辛苦苦绘制的图表指出，这些图表描述了这种流行病的死亡人数。但到了1998年，丹布瓦拉断言：“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了，他们已经忘记了。”
除了幸存者，大多数人都把埃博拉病毒抛在脑后。像露西露·马尼卡萨一样，88名埃博拉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通过恐惧的棱镜看待生活。在基奎特，他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每月开会讨论他们对致命病毒未来卷土重来的担忧。
拉斐尔·米科洛在医院的麻风病和结核病实验室的抽屉里放了一堆他与埃博拉的相片。他于4月29日病倒，3天前他埋葬了一位死于该病的朋友。当他痊愈后，医院的医生用他的血液作为其他埃博拉患者的抗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