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他们到森林里去了。”一个村妇挑衅地告诉酋长。
“你不该让他们走，”蒙图努喊道，“如果他们死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村民们打了起来，拳头飞舞，在混战中扬起了一团巨大的尘土，笼罩着这些吵闹者。酋长的儿子，一个又高又壮的年轻人，冲进尘土中，大喊：“我父亲是酋长！当他叫你照顾这些孩子时，你必须照办！基奎特的人正在死亡。你必须尊重酋长，尊重所有人的生命！”
回到基奎特，国际医疗小组顽强地追踪埃博拉病例的信息，他们的监控网络现在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到5月19日，在第一批队员到达后的第10天，疫情控制工作进行得很好，海曼已经开始对疫情控制感到有信心。他的“部队”已经部署完毕，所有已知的埃博拉病例都在3号院区，调查人员正在附近的村庄进行排查。因此，他说流行病学家可以回到“热房子”，从幸存者身上采集血液样本，并研究更大的科学问题。例如，他指出，人们对健康的埃博拉病毒携带者一无所知，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吗？很明显，有些人在埃博拉病毒中幸存了下来，这是为什么？既然这种疾病没有治疗方法，他们是如何战胜病毒的呢？
海曼和卡恩决定回到医院里寻找流行病的起源：实验室技术员金福牟的案例。两人穿过车辆或自行车无法通行的山丘，来到了金福牟年轻漂亮的遗孀身边。这位寡妇坐在一座矮树屋外，紧挨着她的姐姐，平静地回答了科学家们的问题。她的家人没有人得了这种病，尽管他们在金福牟患病的最初几天都照顾过他。
突然寡妇的姐夫冲了进来，怒气冲冲地问卡恩和海曼在干什么。
“我们都很好，”他坚持说，“你们来这里干吗？”
海曼平静地开始回应，但姐夫打断了他，喊道：“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说金福牟引发了这场流行病？我是在广播里听到的，法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声！”
海曼知道这是真的。可怜的金福牟的名字被全世界广播了。海曼知道他无法阻止这一切。他伤心地摇摇头，想取得姐夫的信任，但没用。海曼和卡恩从这次访问中除了得知他们的病人的保密性已经被出卖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背叛起源于金沙萨，那里的政府官员正试图消除恐慌。
在首都，到处是破旧低劣的建筑和坑坑洼洼的道路，充斥着各种谣言。区长伯纳丁·蒙古·迪亚卡宣布，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大约600万首都居民：“如果疾病蔓延到金沙萨，那将是一场灾难。”他呼吁道，并严肃地指出该市的停尸房只能容纳150具尸体。
5月16日，星期二。卫生部秘书长隆扬格拉·邦库玛·邦彭达承认了关于“至少两名埃博拉感染者在金沙萨逍遥法外”的传言，并下令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座城市。
穆延贝匆忙起草的图表，把金福牟描绘成了基奎特疫情的中心，这张图表被神秘地、匿名地散布在金沙萨各地。没有人因为它的发布而居功，但显然有人违反了公共卫生的一个基本原则：病人信息保密。穆延贝的图表记录了最初医院感染的所有病人，箭头从“金福牟”指向几个名字。几个小时之内，可怜的金福牟就成了基奎特的“伤寒玛丽”，从香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媒体都把他说成是非洲最近一次灾难的源头。
这给他悲痛的家人带来了灾难。邻居们攻击这位寡妇，指责她传播疾病，她被迫带着孩子逃到基奎特偏远地区她姐姐的家。在盲目的愤怒中，他的姐夫指责海曼和卡恩不仅诽谤了金福牟，而且误诊了。他声称，这名实验室技术人员不是死于埃博拉，而是死于被基奎特综合医院一名凶残的医生割破了动脉。
不会有进一步的谈话机会了，当然也不会有与金福牟接触的幸存者的血样。海曼和卡恩步履蹒跚地回到他们的车里，他们对金沙萨当局感到愤怒，他们认为是金沙萨当局向媒体公布了穆延贝的图表。卡恩在车上讥笑和咒骂着。海曼同样愤怒，但生性较少表露感情，他只是摇摇头，平静地说：“我们在扬库布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没有媒体来。现在他们带着卫星来散布谣言。我们控制不了它。”
海曼开始意识到，公共卫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危机时刻，科学家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密切关注。现在和将来，电视对流行病的实况报道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思索着这对公共卫生的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这让他深感忧虑。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预防流感流行的老将、兽医欧耶维尔·托莫里，他想确定基奎特的动物并没有传播病毒。他一开始就在城市里搜寻猴子、黑猩猩和大猩猩，这些动物被当作宠物或未来可能的收入来源，饲养在全城各处的居民家中。许多动物，特别是大猩猩和黑猩猩，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显然患有多种细菌感染。但没有动物出现埃博拉症状。
在宠物主人和疾控中心的斯科特·道威尔的协助下，托莫里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将这些强壮的动物按住并抽取了血液样本。当然，这不是智人的近亲们所喜欢的程序；这些动物都龇牙咧嘴，随后还发生了打斗。很明显，如果其中一只动物成功地将牙齿咬进了兽医的双手，托莫里的乳胶手套将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幸运的是，托莫里毫发未损，带着猴子和猿猴的血样满载而归。
血样分析的任务落到了斯瓦内普尔身上，他每工作10分钟就必须休息一下，因为在热带地区，穿着太空服工作会产生大量汗水和造成手脚麻木。他很快排除了灵长类动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并着手寻找其他可能携带埃博拉病毒的动物。这位和蔼可亲的南非人设法招募了当地的志愿者，他们帮助从基奎特的树上和教堂的钟楼上诱捕蝙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会在前桥或姆韦姆贝森林里捕捉到数十种鸟类、蝙蝠、啮齿类动物和昆虫。
到了5月20日，疫情有所减缓但仍在继续，基奎特市市长伊格纳斯·加塔·马维塔已经完全不知所措。请愿者不断地聚集在杜维尔酒店，酒店坐落在一个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旧公园里，一层是市政厅。马维塔对国际援助深表感谢，他认为，这一流行病终于得到控制，但现在证明，对于新的问题，即使他尽最大努力也无济于事。
“这座城市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位年轻英俊的政治家解释道，“人们很难以体面的价格买到商品。其他地区的商家都不敢来这里，而那些有货的商家都在加价。你可以想象人民是多么痛苦，因为他们是如此的贫穷。发出隔离令是好的，但是他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否则将会产生可怕的经济后果。如果不尽快解决，世界也许有它的解决办法，但我们会挨饿……他们会在基奎特这里制造另一场危机。”
马维塔悲伤地指出，埃博拉正在制造数百名孤儿，而基奎特没有孤儿院。
“这是基奎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总结道。
就在马维塔向金沙萨的官员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对基奎特的严重隔离的同时，海曼和穆延贝感觉很快就能完成他们的首要任务—阻止疫情发展。海曼向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通知说，救援人员应该尽快赶到，让劳累了两星期的危机救援小组成员回家，得到应有的休息。随着新病例数量的减少，研究小组集中精力开展了两项关键的科学任务。第一项，是建立远距离监测系统，重点是绘制疫情的历史，从加斯帕德·门加开始到最后，记录清楚谁从谁那里感染了病毒，以及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此外，该国家医疗小组将寻找未感染的埃博拉病毒携带者的证据。
托莫里、斯瓦内普尔和道威尔已经开始执行第二个任务，即寻找通常携带这种神秘病毒的任何动物、植物或昆虫。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一大批生态专家将不得不对姆韦姆贝森林进行梳理，收集成千上万个样本，并通过全面分类的护理材料运回疾控中心进行4级生物危害实验室分析。
但是，在认真开展任何此类活动之前，基奎特迫切需要更多的物资供应，特别是医院和红十字会需要的防护装备。5月23日，斯岑尼奥夫斯基似乎是第100万次通过卫星电话向日内瓦提出请求。但资金短缺、缺乏任何真正应急能力的世界卫生组织，只是将请求转给了北美和西欧各国政府。
5月26日，随着一个新的科学小组的出发，同时在之前的48小时内没有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海曼决定动身回家。他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重要的物资供应还没到位，如果医生在没有进行感染防护的情况下开展治疗工作，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最后他们所有的不懈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第二天早上，海曼站在基奎特狭小的停机坪上，冒着酷热，等待一架飞往金沙萨的包机。他仰望苍穹，搜寻他经常要求的补给送来的迹象，但没有成功。他看到的唯一一架飞机，是将带他飞往金沙萨的飞机。
然而，就在海曼离开几小时后，一架巨大的“大力神”运输机笨重地降落在基奎特停机坪上，满载着来自瑞典的补给品和科学家。在急需的注射器、手套、口罩等物品中，有几种超级套装，设计上带有内置空调装置。这些都是好莱坞期待看到的装备，是在疫情接近结束时到达的。
夜晚，海曼在金沙萨的洲际酒店享受了16天来的第一次淋浴，以及接收到瑞典物资供应到达的消息，他用冰冷的普里莫斯啤酒庆祝。
“我们成功了！”他喜气洋洋地叫道，“我们打败了病毒！”
一个月后，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在基奎特疫情期间，296人死于埃博拉，其中79%的感染病例是致命的，1/3的死者是医护人员。这种流行病在2月至6月间曾几次消长，海曼刚来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顶峰。8月，所有可能的潜伏期（假设最长的潜伏期为21天）距最后一例埃博拉病例出现，已过了很长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疫情结束。
世界刚刚松了一口气，病毒就在数百英里外的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再次出现。25岁的贾斯特·谢从邻近的利比里亚前往科特迪瓦，于1995年12月8日病倒。迪欧·巴拉坎菲替耶医生曾是穆延贝在基奎特的小组成员，他在几小时内就发现贾斯特·谢来自利比里亚的普利波村，那里还有3名男子患有这种疾病。不久，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发现了第5个病例，是一名同样来自普利波的妇女。33
科特迪瓦政府立即关闭了与利比里亚的边界，暂停了两国之间的所有贸易。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人员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持续不断的内战纷争之中，因为普利波位于叛军军阀查尔斯·泰勒领导的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叛军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允许进行调查。该小组的结论是，疫情仅限于贾斯特·谢的家族。
但那次事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了同一热带雨林地区此前发生的两起埃博拉事件。1994年11月，加蓬森林深处的金矿营地暴发了一场小型流行病。34这些营地特别偏远，位于一个叫作马科库的地区，只能乘独木舟前往。埃博拉疑似病例被用独木舟转移到加蓬一家军事医院，在那里他们立即被隔离，并由身着基本防护装备的医生和护士进行专门治疗。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对血液样本进行了分析，首批8例病例中有4例被确认为埃博拉病毒。
经过3年的分析，法国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有44人在难民营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28人死于该病。军队医院由于采取了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阻止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这次暴发引起了当地黑猩猩研究人员的兴趣，他们注意到4200平方千米的泰热带雨林（Tai rain forest）中的黑猩猩大量死亡，该雨林横跨利比里亚、加蓬、科特迪瓦和喀麦隆的部分地区。在采矿营地疫情暴发前几个月，由瑞士动物学研究所科学家克里斯托夫·伯施领导的一个小组，收集了12只黑猩猩的尸体（来自一个总量为40只的群体），并在尸检中发现这些动物的血液没有凝固，而且有内出血的证据。科学家们担心一种可怕的新疾病已经浮出水面。
在这些黑猩猩尸体解剖完成8天后，其中一位瑞士科学家病倒，被疏散到巴斯德研究所。尽管她被诊断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她活了下来，标准的感染控制程序防止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位科学家最初是如何被感染的，因为她在整个尸检过程中都穿着防护装备。
泰热带雨林的两次疫情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广泛猜测，他们认为无论什么通常携带埃博拉病毒的生物都大量存在于该地区，并且与人类有过密切接触。他们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接近了源头—埃博拉源头。
利比里亚贾斯特·谢事件发生8周后，埃博拉病毒再次出现，这次是在加蓬，发生在先前发生采矿营地事件的马科库地区的一个村庄。35偏远的马伊布特至少有19名村民受到感染；所有人都立即被隔离在马科库医院，那里提高了感染控制标准，以最大限度减少传播。埃博拉的诊断是由法国政府建造的当地最先进实验室—法国国际医学研究中心得出的。
一队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进入加蓬，他们乘独木舟艰难地跋涉150千米，来到人口150人的偏远的马伊布特。到2月底，该村1/5的人口都疑似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病毒。
加蓬政府迅速控制了所有可能与最初的马伊布特病例有过接触的人，对他们进行观察。
在村子里，研究人员发现孩子们在1月26日发现了一只黑猩猩的尸体，而最初的10名死亡患者都是在那天晚上吃过黑猩猩尸体的人。加蓬政府在得知黑猩猩与疫情的关联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广播公告，警告市民不要接触或食用死黑猩猩或死猴子。
到2月19日为止，已有20个病例被确诊，其中13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成功地进行了干预，阻止了国际航空公司和邻国对加蓬实施制裁，军方对马科库地区实施了严格的隔离。由于该地区交通不便，即使是在不让媒体进入的情况下，这样的隔离措施也很容易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赞扬加蓬的努力，称加蓬政府已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限制疫情暴发。
到2月底，有20%的马伊布特人患病，其中9%的人死亡。但是加蓬政府和当地医院迅速采取的控制措施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传播。其中12名死者曾帮助屠宰并食用黑猩猩，其余的人是照顾最初一批埃博拉患者的亲属。
然后埃博拉再次在加蓬暴发，9个月后在一个叫布埃的地区暴发。
1996年10月间，包括基奎特抗疫老将—罗迪埃和疾控中心迈克·瑞安医生在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布埃发现了大约50名可疑病例和8例死亡病例。尽管布埃距离马科库地区相对较近，但瑞安和罗迪埃仍确信新的流行与先前的马伊布特的暴发无关。
对当地医疗记录的审查显示，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居住在加蓬泰热带雨林周边的村民每年都有3到9例明确的埃博拉死亡病例。
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种臭名昭著的病毒的自然栖息地就在那片热带雨林里。海曼从基奎特凯旋后，一直在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筹备创建一个新的疾病部门，他开始为在泰热带雨林建设一个埃博拉监测站而寻找资金。
1996年，布埃病毒暴发一年后，一名患病的加蓬医生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在该市豪华郊区桑顿的一家名为“晨兴”的医院接受治疗，接诊医生是阿德里安·杜塞。病人发现自己住在一个一流医院里，设施非常先进和现代化。
医院随后没有诊断出埃博拉，但对这名加蓬人实施了隔离治疗，他在两周内完全康复。11月11日，他的病例仍未得到正式诊断，然后出院了。
但是在1997年11月2日，晨兴医院46岁的护士玛丽莲·莱哈娜突然出现头痛、高烧、白细胞计数升高等症状。最初，没有人怀疑莱哈娜的病例与加蓬医生之间有联系。后来，感染控制护士格里·夏普才回忆起莱哈娜在试图将血液导管插入加蓬医生时被一根针头戳中的情景。
随着莱哈娜病情的不断恶化，她的同事们竭力想了解：是什么让她遭受病痛？又该如何治疗她呢？医院实验室检测了以前在南非见到的每一种病原体，发现莱哈娜都呈阴性。11月11日，莱哈娜全身出现瘀点或针孔出血点，看起来像麻疹。实验室报告说，在莱哈娜的血液中用显微镜观察到典型的问号形式的埃博拉病毒。
当她的诊断消息在医院里传开时，一位医生大声说：“我们都要死了！”夏普动情地回忆道。恐慌开始了，不久当地的广播电台就开始传播这个消息。第二天，成百上千的家长让孩子们待在家里不上学，还有一些家长给孩子戴上口罩，同时嘱咐他们上课时要戴上口罩。约翰内斯堡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出席人数锐减，甚至连非常受欢迎的橄榄球比赛，观众也寥寥无几。
莱哈娜的病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草地保龄球手，这项运动在南非很受欢迎。她的病情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约翰内斯堡最大的电台—702电台每天早上在晨兴医院现场直播。在她患病的整个过程中，当地的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她的病情，还有数千名莱哈娜的支持者写的信和祈祷文。
与此同时，杜塞和夏普开始追踪每一个与加蓬医生、莱哈娜或他们的血液和组织样本有过接触的医院工作人员。“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夏普先生说，“他们每个人都接受了埃博拉抗体检测和咨询。”
与此同时，尽管莱哈娜的同事们担心会感染埃博拉病毒，但他们发现很难在照顾这位颇受欢迎的护士时一直戴着手套和口罩。许多人都承认自己脱下了防护装备，在莱哈娜的床边聊天，试图让生病的同事振作起来。同样，杜塞和夏普发现了无数医院感染控制不严的情况：实验室事故、人们在实验室吃饭或吸烟、护理病人的护士不戴手套、废物处理不当等。即使在明显危险的危机中，医护人员也发现很难坚持严格遵守感染控制指南。
幸运的是，与莱哈娜接触的360人中没有一人的埃博拉感染检测呈阳性。但在11月24日，莱哈娜去世了，她的脑部充满了被埃博拉病毒浸透的血液。
“所以即使在一流的现代化医院里，你也可能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南非卫生部传染病秘书长尼尔·卡梅伦说，“晨兴医院是非洲最好的私立医院。它比许多美国医院要好，当然比大多数城市公立医院更好。”36
1996年9月，当世界上大多数埃博拉病毒专家聚集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进行交流时，南非的事件还没有发生。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基奎特疫情结束已有13个月，西非泰热带雨林地区至少发生了3次小规模疫情。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让科学家们收集实验室和野外的数据，希望能弄清楚出血性丝状病毒的意义。扬布库疫情老兵吉多·范德格罗恩在他的热带医学研究所组织了埃博拉病毒研究国际讨论会。
几乎所有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老兵都到场了—见证过扬布库的元老政治家、基奎特疫情团队，以及一群从事复杂分子生物学研究或在泰热带雨林中寻找埃博拉“蓄水池”的年轻土耳其人。一位兴奋的与会者称其为“埃博拉木材”。然而，除了穆延贝，大多数非洲埃博拉专家都“失踪”了。这位扎伊尔病毒学家痛苦地解释说，因为担心这些非洲人不会返回他们的祖国，比利时政府拒绝给他的同事颁发签证。穆延贝进一步解释说，这是比利时阻止非洲移民到它那一小块欧洲大陆去的典型做法。37
海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告诉科学家们，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沾沾自喜的。埃博拉疫情于1995年1月在基奎特暴发，全世界直到5月9日才听说。他列举了一长串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卫生灾难，并指出了一个一贯的趋势。危机发生在贫穷国家，主要是由于基本的公共卫生问题。38直到事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外部世界才知道这些问题。来自富裕世界的资源也很稀少。他说，基奎特的流行病防治工作总共花了350万美元，其中超过200万美元来自欧洲公司和人道主义援助团体，只有100万美元来自美国疾控中心。海曼坚持认为，“为了使世界为21世纪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能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如果缺乏相对独立但与卫生医疗系统相互协同运转良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那么像基奎特埃博拉疫情这样的事件将会反复出现，甚至延续到21世纪。在20世纪末，世界上没有几个贫穷国家拥有真正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相反，他们只有一个资金不足的医疗保健系统和设在大城市的小型办公室，官僚们坐在办公室里，统计每年全国的死亡人数。
但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能仅仅依靠数字。事实上，这些数字的功能，更多的是用错误的反馈为糟糕的施政辩解。
在安特卫普会议召开之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了19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92个国家和地区，即世界上48%的国家和地区，用于卫生相关服务的预算不到10%，39却需要为40多亿人提供服务。相比之下，工业化国家直接用于医疗支出的预算占总预算的12%，美国则是19%。
排在末位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其医疗支出不到预算的1%。在全球范围内，16%的政府将不到5%的预算用于保护和改善其公民的健康。
海曼警告说，埃博拉病毒和无数生物将永远是全球生态的一部分，它们总是有机会感染人类。
疾控中心的科学家指出，自1986年以来，出血热病毒在非洲至少暴发了13次，几乎每一次的首发病例都是在流行病蔓延很久之后才被发现的。她认为，更好的疾病监测至关重要。
欧盟委员会的米歇尔·普莱切特反驳说：“但是如果根本没有公共卫生系统，你就无法建立一个监测系统。”他指出，欧盟15个国家对基奎特病毒的暴发反应很差。普莱切特坚持认为，扎伊尔的危机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缺乏造成的，但欧洲未能明智地做出反应，也表明了这些富裕国家公共卫生意识的不足。例如，在疫情期间，一些欧洲政府禁止了所有非洲灵长类动物的进口，普莱切特将这一措施称为“哑巴政策”。毕竟，没有证据表明埃博拉病毒是从猴子传染给人类的，也许只有当人们吃黑猩猩的时候才会传染，而这当然是欧洲人所谴责的做法。四个国家停止了所有来自扎伊尔的航班，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再有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4级生物危害实验室，几乎所有参与基奎特疫情控制的欧洲人都是在美国疾控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而不是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支持下完成工作的。他总结说，欧洲各国政府不想把钱花在非洲的问题上，而且缺乏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公共卫生领导来指导其国内的埃博拉预防政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兽医研究员弗雷德里克·墨菲更是直言不讳：“到目前为止，北美和西欧的资金只是‘象征性的’。是让我们这些科学家离开政客办公室的象征性基金。谁来为疫情买单？今天，由于缺乏资金，热带疾病的基础设施还仅仅是20年前的框架。这反映了有关各方的政治敏锐性。”
“那么谁将成为世界的公共卫生医生呢？”他问道，“谁是真正的领袖？”二战后，由于非洲的殖民利益减弱，北美和欧洲对热带疾病研究和控制的承诺也随之减弱。英国、法国和美国，曾经是竞技场上明确的领导者，现在都退后了，没有任何国家或机构再为此负责。用于大多数“热带疾病”—更恰当的称谓应该是“穷国疾病”—的资金几乎消失了。墨菲哀叹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声音。
尽管经过数百小时的研究，共收集了5万多份人体血液，以及动物、植物和姆文贝热带雨林昆虫的样本，但关于基奎特流行病的未知清单仍然是巨大的。南非的斯瓦内普尔说，传播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疾控中心小组无法解释基奎特5%的患者是如何接触到埃博拉的，这可能是空气传染吗？或者，也许是餐具和食物？为了支持后一种假设，斯瓦内普尔透露，他分析了他在基奎特综合医院收集的一套被污染的注射器。一个多月后，他收集了这些病毒，并把它们一直放在32℃的桌面上，斯瓦内普尔仍能从针头上收集到活的埃博拉病毒。
这位南非人批评了国际团队的医疗努力，指出关于埃博拉幸存者免疫反应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效的免疫反应。”这位夸夸其谈的南非人坚称。此外，他在疫情发生后返回基奎特时发现，病人样本被贴上了错误标签，几乎所有样本都是在疫情发生的5月14日至29日期间采集的，对于门加病例或5月14日之前的任何其他感染病例，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
墨菲还哀叹缺乏可靠的免疫学数据，他指出，“这种病毒的破坏程度和速度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12%的扬布库感染者能活下来，基奎特有21%？这是你所能想象的任何急性疾病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病理图像之一。”
在国际团队离开后，基奎特的医生将埃博拉幸存者的血液输入8名仍在患病的病人体内，希望这种血液能被证明是有治愈效果的。结果1例死亡、7例存活。实验成功了吗？穆延贝认为没有，他指出，另外有5个急性埃博拉病例后来接受了类似的输血，但全部死亡。因此，这7名输血的幸存者能活下来，可能是他们的状况从一开始就没那么严重。但是，由于缺乏关于基奎特病例的可靠的抗体和免疫系统数据，因此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彼得·贾林所做的动物研究表明，一旦猴子或豚鼠出现类似埃博拉的症状，这种抗体输血就无法成功。
同样，对于难以捉摸的埃博拉源头，科学界仍然一无所知。1995年整个夏天，研究人员都待在姆韦姆贝森林里，地毯式搜寻任何可能让加斯帕德·门加感染上病毒的东西。一位英国专家说：“在门加的露营地周围，我们收集了所有爬行的东西。”来自比利时、法国、美国、英国和扎伊尔的科学家对该地区进行了调查。疾控中心和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投入了大量人力资源来分析这些样本。
疾控中心4级生物危害实验室的分析家汤姆·克西亚泽克说：“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圣杯仍在那里，有待争夺。”
私下里，几位科学家抱怨巴斯德研究所、疾控中心和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之间的地盘之争，它们都希望能争夺到圣杯。一位研究人员抱怨说，这三个研究所都在囤积他们的样品和试剂，禁止其他科学家进入。另一位抱怨说，即使他们有了某些发现，也从未与居住在埃博拉流行地区的非洲科学家分享。
然后卡尔·约翰逊医生，这位领导了扬布库国际小组的退休疾控中心官员，站起身来，接过麦克风。约翰逊以几十年突破性的出血热研究而闻名于世，他是该领域的资深政治家。现在住在蒙大拿州的博兹曼郊外，约翰逊觉得没有必要拖延时间。他列出了基奎特调查中科学失败的清单，最后对姆韦姆贝森林的搜索进行了猛烈抨击：“第一，我想问你们，你们是否在任何一种假设下工作？第二，根据你们的调查，你们是否认为你甚至可以消灭任何物种，包括任何可能的传染源？”
疾控中心的保罗·赖特懊恼不已：“我和卡尔也有同样的感受。事实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现在看来，那恐怕只是一次钓鱼旅行。”
此外，在门加最初感染后整整6个月，这些小组已经在姆韦姆贝四处跋涉。赖特说，那是一个不同的季节，认为在那么晚的时候还能找到任何可能的传染源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