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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布雷德斯医生直到5月16日星期二才到达基奎特，他发现所有的物资都已经被卡兰3号院区或无国界医生组织认领了。急诊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出血、神志不清的病人，甚至连保护自己的基本用品，包括口罩和手套都没有。这位身材高大、紧张不安的比利时人恳求补给，但另外的防护装备要10天后才能运到。
尽管如此，急诊室还是在基奎特给发现的每例腹泻和发烧病例做着筛查和分流的工作。科勒布雷德斯医生试图将自己和医院急诊人员的风险降到最低，但他知道他们都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他努力掩盖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在他内心出现的恐惧。
科勒布雷德斯也许不适合做这项工作。就在疾控中心实验室确认埃博拉是基奎特危机的原因的那天，科勒布雷德斯在安特卫普参加了一位多年朋友和同事的葬礼。这是在他岳父去世之后发生的。尽管很悲伤，当科勒布雷德斯得知疾控中心的实验室结果后，他还是急忙主动投入工作。他以前从未在第三世界如此绝望的条件下工作过。但在安特卫普热带医学研究所从事艾滋病研究后，科勒布雷德斯抓住机会参与了一次伟大的冒险，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他在比利时科学界治疗幽闭恐惧症的地位。
现在他正在尽力抑制一种从他的内脏中涌出的恐惧，这种恐惧威胁着把他推到歇斯底里的边缘。当病人们来到急诊室时，科勒布雷德斯焦急地检查着他们流血的鼻子、带血的腹泻物、发烧的脸，总是小心翼翼地尽量减少他实际接触他们的次数。他制定了埃博拉病例的定义，以便在缺乏确证实验室结果的情况下诊断患者。他拼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任务上，不让这种可怕的情况压倒他。
然而，在经历了他所经历过的最大的压力之后，这位47岁的医生在几乎失眠6天之后，突然倒在了轮**。他的身体是铅灰色的。他的脑子在转，挣扎着整理思绪，最后得出的诊断结果是—他精神崩溃了。
每个团队成员都是出于各自的原因来与这种臭名昭著的病毒做斗争的，他们与责任、恐惧、同情心、野心和科学好奇心等相互竞争的情绪进行了内心斗争。虽然科勒布雷德斯是唯一一个在压力下彻底崩溃的团队成员，但每个科学家都有脾气暴躁、言辞尖刻、精疲力竭或自我怀疑的时候。
5月14日，星期天，23名记者集中了他们的资源，包租了一架笨重的旧飞机，准备从金沙萨飞往基奎特。在基奎特小机场，记者们在裂开的停机坪上着陆后，立即在整个城市散开，寻找埃博拉病例和科学家。凭借老练的驻非洲记者的娴熟诡计和本能，即使不熟悉基奎特，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海曼的团队和医院的3号院区。
科学小组完全措手不及。他们没有人考虑过媒体，这主要是因为非洲的许多流行病和健康危机在北美、西欧或任何其他国家每年的广播新闻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几分钟。在印度流行鼠疫期间，只有少数几个外国记者前往苏拉特—媒体的报道大部分来自遥远的德里的政府消息来源。科学家们推断，埃博拉肯定比瘟疫更危险。因此，似乎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记者出现在基奎特，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
当然，他们忘记了，自从《血疫》《极度恐慌》以及其他电视、电影和纪录片之后，埃博拉目前在疾病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公众对出血热病毒和埃博拉在微生物战士中的特殊可怕地位非常着迷。世界上的每一个主要新闻机构都要么派遣一名记者到该地点，要么就是从前往金沙萨的自由职业者那里购买报道和影片。特别是意大利媒体，由于其本国修女的死亡而充分地关注、报道。
5月14日，科学家、医生和基奎特的人们在面对摄像人员、摄影师和记者时，对当时西方主要政治候选人和名人的经历有了一点了解。
另外3名记者已经在基奎特待了两天，向海外进行报道，没有引起埃博拉科学小组的惊愕。26海曼在他的长长的任务清单上增加了新闻秘书的角色，向3名记者展示当地的情况，并确保他们得到记录疫情发展所需的磁带、故事和照片。
但就连海曼也被5月14日出现的另外23名记者和摄影师吓了一跳。当摄像机拍摄到新的墓地、红十字会收集尸体的队伍、医院和流行病指挥所时，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在布鲁克林出生的阿里·卡恩站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摄制组拍摄他制作的图表，上面列出了死者和即将死亡的名单。
“令人发指！”卡恩哭了，“我们贴出了名单以方便我们跟踪，他们不应该公开的。病人的隐私呢？这些人享有与美国人相同的隐私权。”
卡恩是巴基斯坦移民的儿子，他非常注重礼仪，尽管基奎特天气闷热，但他总是穿着正装衬衫，打着领带。“这是对基奎特人民的尊重。”卡恩说。如果这样的着装在1993年调查新墨西哥州汉坦病毒流行时是合适的，那么在基奎特也应该是合理的。他希望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类似的道德规范和礼仪。
因此，他义愤填膺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摄影师和电视摄像人员拍摄他珍贵的死亡图表，几小时后，他又看到病人和哭泣的葬礼参与者未经他们同意被拍摄。他喊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卡恩开始讨厌媒体。从巴斯德研究所借调到疾控中心的法国科学家皮埃尔·罗林也是如此。
“我讨厌记者！”罗林低叱道，“我再也不会接受采访了。你们是世界上最卑鄙无耻的职业。”
对这群记者最明显的反感来自瑞士的卡兰。毫不奇怪，摄影师们想在3号院区内拍摄病人的照片。考虑到病房原本是作为隔离区，而且大多数病人都病得太重而无法表态是否同意，卡兰表示反对。卡兰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大声喊叫，他朝一名为路透社执行任务的女摄影师打了一拳。目击者随后坚称，双方都出手了。无论如何，摄影师显然在争吵中擦伤了膝盖，地板可能被污染了。这至少破坏了感染防范工作计划方案，不久将返回金沙萨的摄影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病毒传播的媒介。27（幸运的是，摄影师没有被感染，尽管当她离开基奎特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被激怒的医疗队的一些成员用无线电向金沙萨报告了记者的消息，当天晚些时候，当23人记者小组在黄昏抵达首都时，扎伊尔士兵包围了飞机。在赤道酷热的天气下，记者们被关押在飞机内，首先被告知他们将被无限期隔离。僵持了一小时后，几个大使馆的外交官进行了干预，使扎伊尔官员相信这些记者可以安全获释。28
这一事件促使扎伊尔新闻部更加注意核证细节。这个可能被称为“贿赂和造谣部”更合适的机构，欢迎用金钱来换取外国人认证，而且很少向任何人—无论是外国人或本国公民—提供任何事情的准确消息，尤其是公共卫生的消息。
该部门距离金沙萨市中心有相当一段距离，位于几座已有30年历史的破旧政府大楼之中一栋的19层，那里仅剩一部功能不太完善的电梯。
虽然新闻部官员强调，从金沙萨和刚果河的窗户可以看到宏伟的全景，但正是这些办公室本身最清楚地反映了蒙博托政权的情况。墙壁和天花板上的水渍和蠕动的真菌暴露了这座建筑无法抵挡扎伊尔赤道的倾盆大雨，暴露在外的生锈的水管解释了为什么19楼的水龙头没有水流出来，坍塌的天花板说明了这座建筑的粗制滥造和维修不善。每一面墙上贴的都是独裁者蒙博托的照片，这些拍于年轻时期的照片，展示出一副威严而傲慢的样子，标志性的混搭装束—皮尔·卡丹眼镜、劳力士手表、豹皮帽和西式夹克。这些对新闻部工作人员来说毫无意义的东西，却呈现了一个现代扎伊尔完全现实的形象。
当被要求提供扎伊尔的流行病的有关数据时，新闻官员不知所措。报道真实信息不是他们的专长，欲盖弥彰才是。但是，尽管隐藏事实可能会消除国内对独裁者的批评，但这种行动却会进一步激怒外国记者。
于是疫情信息控制的工作就落到了卫生部头上。5月15日，卫生部部长姆布·穆松在该国最严重的国际性医疗灾难期间离奇出国，卫生部工作人员也蒙混过关，秘书长邦彭达在金沙萨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嘲讽了庞大的外国记者团，称他们的行动“正在将人们置于危险之中”。
“如果不能进行隔离，这个国家将被关闭，”邦彭达说，“如果你去基奎特，你就违反了隔离原则，所以我要重复一遍：如果我们必须拘留一些人，那就会是警察来拘留他们。”
与此同时，金沙萨出现了一个虚拟产业，其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获取外国记者的美元。出租车涨价；想从当地旅馆往外拨打电话也突然被要求向总机接线员行贿20美元甚至50美元；房价飞涨，当地餐馆的饭菜价格也飞涨。记者之间，尤其是电视网之间的相互竞争升级。机场官员和当地包机公司商谈，如果违反卫生警戒线，那么飞往基奎特的航班交通费和贿赂费将超过2.5万美元。随着政府的迷惑甚至是威胁，疾病和死亡的谣言在首都流行，国际媒体和当地的扎伊尔人都在努力区分事实和谣言。
蒙博托飞往金沙萨拜访美国传教士帕特·罗伯逊，29数小时后返回远离基奎特危机的扎伊尔北部。蒙博托发自肺腑地感谢罗伯逊。
在谈到该国的埃博拉疫情时，蒙博托说：“我本想去基奎特，但我的医生禁止我去这个地区。一个酋长的首要责任是团结他的人民，为他的人民而坚强。我的目标是帮助人民，并与所有国际团体合作。”
说完，这位独裁者感谢了当时在基奎特辛勤工作的国际团队，并向他的政治支持者罗伯逊表达了滔滔不绝的感激之情，然后就销声匿迹了。在疫情扩散的剩余时间里，扎伊尔领导人保持隐匿状态，从未向他的人民发表过任何关心或慰问的话语。
在金沙萨巨大的贫民窟拉赛特，独裁者的短暂露面遭到公开嘲讽。当地一家颇受欢迎的报纸《萨隆戈》用一个大胆的标题问道：“埃博拉病毒—血性腹泻。谁的错？”修辞性标题的回答是：蒙博托。该报指出，这一流行病毫无疑问是政府中那些固守“旧秩序”和阻碍民主的“煽动者”造成的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退化”的结果。随着流行病的发展，即使是在基奎特辛勤工作的科学家也得出结论—扎伊尔流行病的病因至少与生物学的病因一样，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威权主义和腐败可能没有催生埃博拉病毒，但它们肯定为其传播创造了极其肥沃的土壤。
距离疾控中心确认埃博拉病毒侵袭扎伊尔已有一周时间。由于逮捕了两名疑似病人，金沙萨出现病例的毫无根据的谣言终于被压制住了，这两名病人都身体状况良好，而且病毒呈阴性反应。首都街头的小贩抱怨说，由于隔离政策，他们无法从班顿杜省获得水果和蔬菜。人们沿着林荫大道和小巷拦住白皮肤记者，乞求获得疫情消息，并询问他们对政府控制埃博拉所做努力的评价。
“基奎特有足够的科学家吗？”他们问道。
“政府说的是实话吗？金沙萨真的没有埃博拉病例吗？”
“不要相信政府，它只会撒谎！”
“世界会拯救我们吗？”
很明显，政府在拉赛特或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信誉可言。民众指望着世界卫生组织和外国人，他们的存在是民众在这场正在展开的危机中所能看到的唯一安慰。
当时，已有86人死于实验室确诊的埃博拉病毒，还有许多其他疑似病例浮出水面或死亡。在基奎特，由于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庭中传播，新一波疫情正在席卷整个小镇。这支不断壮大的国际团队正在关注着最初主要是由医护人员引起的流行病演变成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海曼的当地医学院学生和外国科学家团队发现了他所称的“热房子”，在这些房子里，整个家庭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大多数人都死了。
例如，在基奎特的一个交通不便的社区里，泥泞、车辙丛生的道路上无法行车，一位年轻妇女在她小小的门廊上慢慢地摇晃来回踱步，正在给她的婴儿哺乳。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她突然发现自己是她的孩子、十几岁的妹妹和其他16个孩子唯一的依靠，她惊呆了。
她说，当她的侄女4月份在基奎特综合医院剖宫产时，灾难就开始了。9天后，新妈妈死于埃博拉。后来，他们的母亲曾经照顾过垂死的病人，在女儿的葬礼上突然出现了剧烈的头痛。家人急忙把她送到当地的一家诊所，一位护士诊断出这个问题是子宫倾斜，然后赤手空拳地伸进去为这位失去亲人的妇女调整子宫。
一周后，她和护士都死了，她们都是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不久之后，参加葬礼的亲戚们都死了，包括那位年轻妇女的父亲和另外两个姐妹。
“他们疯了。”幸存者说，似乎被它的神秘吓坏了。在他们接近死亡时，每个埃博拉患者都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精神崩溃。
一名国际小组成员问她能否从幸存的妇女和她现在负责的一群孤儿身上提取血样，她惊恐地跳了起来，喊道：“我的姐妹们胳膊里扎了针！阿菲瓦卡！他们死了！我妈妈有针！阿菲瓦卡！我父亲！阿菲瓦卡！不！我不要！”
对基奎特综合医院的恐惧，特别是对那里的针头和手术设备的恐惧，当然是正常的，甚至是明智的。国际小组认为，班顿杜省的几个医疗机构显然充当了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推波助澜者，将进入该机构的孤立病例演变成了疫情。由于医院卫生条件差，疫情加重了。因此，地方卫生机构所起的作用与它们的任务完全相反：它们不是在预防流行病，而是把以前在门加家庭内孤立存在的问题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病。
但是，经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努力，到5月中旬，医院内的传染病传播已经停止，医疗小组知道埃博拉主要是在所谓的热房子内继续传播。尽管每个人都认为埃博拉病毒利用了人类的利他主义，通过基奎特人的同情心传播，但这种传播的确切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
晚上，由于一天的工作筋疲力尽，情绪低落的国际医疗小组成员们聚集在基奎特为数不多的几家餐馆之一，这家餐馆位于基奎特唯一的酒店—克维鲁酒店内。克维鲁酒店是以一条将基奎特一分为二的河流命名的，直到不到十年前，这条河流还是热带雨林的边界。就像战争中的士兵一样，科学家们往往会吵闹，在这样的场合喝大量的普里莫斯啤酒。他们常常会猜测当天在调查中看到了什么。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一个关键问题上：我们是否确信我们在这一流行病中采取了正确的预防措施？
吃了几顿当地的鱼、香蕉、米饭和辣椒调味的羊肉后，这些男人沉思着致命的出血热病毒的变化无常。尤其是摩桑哥的病例让他们感到困扰，因为它表明病毒可以在热带气候的露天地表上连续存活数日。但是邦纳医生的观察正确吗？这位不幸的病人感染的源头是病房本身，还是有其他的可能？他们一致认为，病毒可能是在护理这名妇女的医护人员传来的，或者在她的碟子上，或者在饮用水里。
世界卫生组织的罗迪耶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担忧：如果病毒在水井或一杯水中，饮用这些水是否安全？他反思了扬布库的教训。罗迪耶回顾了1976年进行的实验室工作情况，认为有理由怀疑，因为最初的扬布库样品包装不当，运抵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时，大多数有机体的状况已无法进行分析，原本可以让充满被病毒污染了的血液的试管保持低温的液氮早已融化，病毒在室温下已经好几天了。然而，皮埃尔·苏罗医生在从这些容器中分离活的埃博拉病毒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罗迪耶总结说，这就要求科学家们对基奎特采取保守的态度，需假设病毒能在热带高温地区繁殖，并能在食物和水中生存。穆延贝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提议：外国人采取预防措施，比如喝从金沙萨运来的瓶装水，可能是对的，但这些措施对基奎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任何关于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的谈论只会加剧已经近乎歇斯底里的公众恐慌。30
美国德里克堡的研究人员—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正在密切研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问题。或许幸运的是，出于限制恐慌的考虑，他们的发现要等到基奎特疫情结束后才能揭晓。例如，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南希·贾克斯博士用猴子证明，吸入雾化的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感染和死亡。31疾控中心的4级生物危害实验室小组在人类皮肤细胞中发现了存在埃博拉病毒的证据，这表明仅仅触摸就可能导致感染。32这两项发现加在一起，可能引起国际医疗小组对偶然吸入或皮肤接触和传播可怕病毒的恐惧。
然而，根据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研究小组认为，美国的普遍预防措施（包括护目镜和橡胶靴）对红十字会和医护人员来说可能是足够的。对于现场实验室工作人员来说，尽管天气闷热潮湿，但穿太空服被认为是明智的。
对于基奎特的居民，挨家挨户的科普教育提出了两个防护措施：不照顾高烧或腹泻的人；不参与处理死者的程序，不给死者洗头，不举行开棺丧葬仪式。他们建议，若有家庭成员生病，需有人立即去红十字会报告。在一个没有太平间和殡仪馆的城市里，这意味着家庭应该抛弃生病的亲人，允许他们的尸体被不洁地埋葬，没有天主教仪式。穆延贝坚称，尽管这些措施对家庭成员在情感上造成了痛苦，但这是最有可能成功阻止疫情发展的预防措施。
“有人死了！他是我的爸爸！”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尖叫道。在6个悲伤的弟弟妹妹的簇拥下，女孩的脸上和上衣都浸透了泪水。“他是我的爸爸！”她又叫了起来，把一张死者的照片推到一个路过的陌生人手中。当她的兄弟姐妹号啕大哭，时而抽搐着跳起阵阵死亡舞时，这个心烦意乱的女孩告诉一个外国人她的家庭遭遇了什么悲剧。
“妈妈得了埃博拉，”她解释说，并把一张30多岁的丰满女人的照片递给来访者，“他们把她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后来爸爸病了，他们把爸爸也带走了。今天他死在那里！他死在医院里了。阿菲瓦卡！”
听到致命的“阿菲瓦卡”，其他的孩子加大了他们的哀号，一个看起来大约五岁的男孩，脸朝下倒在他们的小土院里，迷失在他的尖叫中。
“妈妈头疼，而且她发高烧，”大孩子继续说，“她还在医院。妈妈！爸爸！谁来照顾我们呢？”
几天来，孩子们自谋生路，看着源源不断的红十字会卡车从他们整洁的家驶过，驶向山顶的万人坑。每经过一辆卡车，他们都担心这辆车是否载着妈妈或爸爸。他们听说，刚才那辆可怕的卡车确实经过了，车上有用白色塑料包裹的他们父亲的尸体。
孩子们的痛苦声渐渐退去，最终被一辆红十字会大卡车深陷泥泞中的车辙的碾压声淹没在山顶上。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防护服的男人和女人，拿着一排装尸袋放在卡车**，唯恐车辆的摇晃会把尸体扔到路边。这样的事情将是可怕并有失尊严的，肯定会引起人群的恐慌，他们须从安全的距离凝视着这令人遗憾的景象。卡车终于摆脱了车辙，开到了一条大约9米宽的深沟边，沟里已经堆满了泥土。两名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调整了他们齐膝高的欧式橡胶靴子，从卡车车斗里跳下，下到坑里。其他人把沉重的、不祥的白色尸袋传了下来。这边一个高的，那边一个婴儿大小的和一个中等大小的成人……是那些号啕大哭的孩子的父亲的尸体。
坑内的两名志愿者小心翼翼地接过了尸体，并将它们沿坑底并排放置，其中一些尸体仍流出富含埃博拉病毒的**。然后，第三名男子，背着一个大的金属背包罐，跳入坑中，用喷嘴对准尸体，用杀虫剂浇他们。他们的工作几乎完成了，杀虫剂被喷洒到所有的志愿者身上，第二层泥土被添加到坑里，志愿者们返回医院寻找下一批可怕的“货物”。
7名志愿者和14名装备工人在基奎特夜以继日地劳作，找到病人—把他们送到医院—用卡车把死者拉起来埋葬。在基尔斯坦发放防护装备之前，其中3名志愿者已经死于埃博拉，还有2名志愿者正在3号院区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红十字会秘书长卡迪亚塔·文加说：“他们是志愿者，他们是自愿这么做的。政府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愿为别人而死。他们会遵行神所说的去减轻痛苦。”
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委员会以及任何富裕国家的姐妹组织（如美国红十字会）都没有向英勇的基奎特国际医疗小组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志愿者们在当地的企业中寻求一沓沓几乎一文不值的扎伊尔货币，用来为他们的卡车和推土机购买汽油和备用轮胎。当捐款用完时，志愿者们便把手伸向自己几乎空空的口袋里。
“谁也帮不上忙，”文加说，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如果美国红十字会能看到我们在这里的处境、我们正在遭受的痛苦、我们需要资金和资源，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扎伊尔工作的条件。”
与转运病患或者尸体的严峻任务同样重要的，也许是大众科普教育，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在社区进行了游说，对这种致命疾病发出了警告。文加说，他们的防护装备吓坏了人们。所以志愿者们穿着日常的衣服到处游说，告诉基奎特人：“看到了吗？我们和你一样！别害怕。”
但猜疑、迷信和恐惧依然存在。经历了如今已司空见惯的葬礼的人群散布了喷洒杀虫剂的消息，暗示红十字会正在向他们隐瞒一种神奇的药水。在海曼、穆延贝和他们的团队到达10天后，有人来到医院，报告说他的邻居刚刚死于埃博拉。因为这个名字不在任何监视名单上，卡恩和海曼跟着红十字会来到现场。
葬礼正在进行。一个年长、瘦弱的男人茫然地凝视着他已故妻子的敞开的棺材。不幸的是，他亲自照顾她，从未送她去医院治疗。像大多数基奎特人一样，这位变作鳏夫的人害怕医院。他还将妻子的遗体准备下葬，她是第二个死于埃博拉的家庭成员，第一个是他们成年的儿子。
当身着防护装备的红十字会志愿者询问是否可以移走尸体时，老人显得茫然，难以理解。他默默地点点头，当棺材被盖上，红十字会志愿者把它抬到卡车上时，一群人尖叫着哭了起来。当卡车缓缓驶离时，老人恳求海曼解释。这位棱角分明的美国人尽职尽责地用流利的法语解释了病毒是如何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然后他问老人是否愿意提供他的血液样本。当医学院学生诺伯特·拉富鲁在老人的手臂上扎了一针时，他没有退缩，也没有把目光从海曼那张故意冷淡而平静的脸上移开。
“你现在能给我一种药吗？”老人问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感染了。海曼伤心地摇了摇头。这个人虽然只有50岁，但看上去很老了。他哀怨地转向围在他身边的100多个哀悼者，其中一个喊道：“看看红十字！不管了！”
那些没有跟在卡车后面的志愿者们正在埋葬棺材的房子里忙着擦洗场地，并在那里喷洒杀虫剂。
“为什么喷房子？”老人问。然后，他抬起双臂，做好被喷雾的准备，乞求道：“把我也喷吧！喷啊！为什么不把我喷一下呢？”
海曼耐心地解释说，杀虫剂是一种预防措施，以防昆虫携带病毒。他补充说，没人知道昆虫是否在埃博拉的传播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如果病毒已经在老人体内，这样的喷雾剂就不能保护他了。
一位美国摄影师，在没有征得允许的情况下，拍摄了这位老人目瞪口呆的脸。卡恩悄悄地诅咒那名摄影师。海曼向老人道谢。外面的人都走了，留下这位目瞪口呆的鳏夫，和一群泪流满面的朋友和家人。
对流行病控制的各种努力，民众还存在另一个误解，这使得社区里差点儿爆发一场冲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对男女开车来到班顿杜大学附近的街道，在一所房子前停下，那个精疲力竭、虚弱的女人在车里等着，而那个男人则大声喊她哥哥。没有人回应，于是男子返回去，命令女子下车。她下车后一声不响地站着，手里抓着用布条扎好的包裹，那男人却飞驰而去。她费了好大劲，一瘸一拐地走向房子，中途倒在路上。邻居们跑去帮助她，但发现她发着烧，很虚弱，神志不清。她解释说，她的丈夫在他们位于摩桑哥村的家中死于这种新疾病，现在她正在寻求哥哥的帮助。
但在情绪不断高涨的社区人群中，没有人听说过她的哥哥。她当时神志不清，应该是找错地址了。一听到“埃博拉”这个词，一个当地的少年便全力冲向红十字会。当红十字会志愿者把这名妇女抬上担架时，人们大喊大叫、争论不断。
“你为什么要把她带走？”一个女人大声说，她要求红十字会让她把这个生病的陌生人带回家，“我一定要照顾她！他们会因为这种病杀了她！每一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他们都会永远消灭他！”
一个健壮、权威的酋长跺着脚对着他的邻居，声嘶力竭地喊道：“如果有人想辩论这件事，我就告他！”
“你们在毁灭我们，”附近的另一个女人大声反驳道，“你知道这个镇子很危险！你是这个地区的头儿，保护人民是你的职责。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们呢？”
“我不确定她会不会活着回来，”第一个女人尖叫着，挥舞着拳头冲着酋长，“大多数从这里被带走的人都会死！也许他是在医院里得的病呢？”
酋长向红十字会挥手示意，让他们赶快离开，然后转向指责他的人，问那个女人：“你害怕去医院吗？”
“人人都在逃避，”她反驳道，“你怎么能问我这样的问题？”
当天空变暗时，邻居们互相叫喊、威胁，对于污染源，每个人都坚信必是两者之一：要么是病人和死者，因此为了社区的利益必须清除；要么是恶意的医生聚集病人，故意或无意地用病毒杀害他们。
第一个妇女继续说：“因为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这种病毒的消息。但我听说这是一种致命的病毒。所以我不敢去医院，因为我们看到了病源就在那里。”
当这一地区的争辩升级、拳头飞舞的时候，海曼和穆延贝在他们的临时办公室里连夜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其他社区的过激行为：他们几乎把每一个生病的人都送到路边，由红十字会来收留，根本不管疾病的性质和病因。让文加感到愤怒的是，一些基奎特人趁机滥用红十字会的资源，为死于艾滋病、疟疾或其他非埃博拉原因的亲属获取免费葬礼。
在基奎特以外，出现了更大的困难。以金宾加村为例，酋长贾斯汀·蒙图努实施铁腕统治，决心用自创的公共卫生措施阻止埃博拉疫情。这位瘦高的酋长告诉一位参观者，在金宾加已经出现了一些病例，“这种疾病在基奎特被称为埃博拉。”
在金宾加，当一个村妇去基奎特照顾她生病的兄弟时，这一切似乎就开始了。“她的兄弟死于埃博拉后，”蒙图努说，“这名妇女回到了她在金宾加的家。”蒙图努在她的茅草屋里探望了这位妇女，发现她病了，就命令她立即前往她家附近的英索米村，她照办了。根据当地传统，如果妇女以任何方式使其酋长、丈夫、婆婆或长子不高兴，她们总是被命令返回出生的村庄。两天后，她在英索米去世。
在过去的4天里，奉蒙图努酋长的命令，把这个生病的女人抬到她父母的村子里的两个年轻人，被关进村庄的临时隔离场中。
“我听说病毒可以在21天内致病，”酋长准确地说，“所以他们还会在那里多待17天。”
蒙图努指着几百米外的一座茅草屋，威严地做着手势。一个在隔离场附近忙着敲打木薯的年轻女孩开始傻笑，大楼附近的其他孩子也是如此。蒙图努气愤地大步走向大楼，发现里面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