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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加斯帕德·门加去世，家人把他的尸体带回了家。在那里，安藤和加斯帕德的弟弟皮埃尔和比洛洛仔细耐心地冲洗这个死去的男人，给他穿上做礼拜的衣服。来自遥远村庄的门加家族成员来到开棺葬礼上，按照当地天主教徒的习惯，抚摸或亲吻加斯帕德的遗体，以便让加斯帕德迅速进入天堂。通过哀悼的照片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对失去亲人深感悲痛，其中一些人甚至趴在加斯帕德的遗体上悲痛不已。
几天后，加斯帕德的弟弟比洛洛病倒了，他的家人发现，他呈现的症状和加斯帕德的是一样的。2月3日，他在基奎特综合医院急诊室去世。
贝贝·安藤感觉到，自己也因为某种可怕的兰达-兰达而病倒，于是把孩子们和他们的姑妈玛丽·约瑟恩·塞克一起送到恩多博村的祖父母那里去照顾。然后她也开始出现肛门和鼻子流血不止的症状。在当地的一家诊所，她被误诊为疟疾，当她吐血时，被误诊为肺炎。和她之前死去的丈夫、弟弟一样，贝贝·安藤在基奎特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去世。
与此同时，在一天车程之外的恩多博村，贝贝·安藤的小儿子迈克尔·杰克逊·门加（以家族最喜爱的流行歌星的名字命名）病倒了，出现了门加家族很熟悉的一系列症状：头痛、发烧、疲劳、抑郁、厌食、肌肉疼痛、胃痛剧烈、无法吞咽、腹泻带血、鼻子流血、呕吐物带血、打嗝、眼睛发红、尿液发红。总之，他在2月11日失血过多而死。5天后，他的哥哥尤多也跟着离世了。
恩多博是遭受门加家族悲剧影响的6个村庄之一。这些村庄位于基奎特的克维鲁河对岸，由一条蜘蛛网般的土路连接起来，四轮驱动车辆几乎无法通行。在有些路段，道路仅仅是一米宽的小路，是在热带草原的草丛中踏出的，是人脚一步步踏出来的。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点，一般都听酋长号令。恩多博的酋长桑图是一个白胡子、秃顶的男人，虽然他可能还不到50岁，但看上去显老。当参观者到达时，桑图竭力让恩多博情绪失控的小孩们安静下来，这些孩子的人数是大人的15倍之多，桑图只有猛烈挥动他的棍子，并时不时戳戳他们的后背，才能维持表面上的秩序。
在村子的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茅草建筑，迈克尔·杰克逊、尤多，他们的姑姑玛丽·约瑟恩，以及他们的三个姐妹伦扎、阿辛塔和吉泽尔，在加斯帕德的葬礼后都与祖父母住在这里。到3月1日，祖父母都死于埃博拉。15
在恩多博，没有人明白击倒门加亲属的可怕的兰达-兰达。几个月后，遥远的基奎特人才给出说明。对于村长桑图和在这片土地上情绪失控上蹿下跳的孩子们来说，门加家族的苦难只是萦绕在他们生活中的死亡人数的一个更神秘更可怕的版本。毕竟，有些孩子是艾滋病孤儿，只是艾滋病致死缓慢，而这个兰达-兰达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可以摧毁人的身心。因此，村民们要求将他们一家的尸体埋葬在小镇外，这样他们晚上睡觉时，可怕的兰达-兰达就无法接近他们。
在统计门加事件死亡人数时，基奎特和各个村庄共有23人参加过加斯帕德葬礼或因照料过加斯帕德而接触了埃博拉，其中有16人死于这种疾病。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出现症状的门加家族的人最终都死了—令人震惊的100%的死亡率。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有几个门加家族的人显然从未患上这种疾病。例如，26岁的皮埃尔给他哥哥洗了身体，他不知道他哥哥的身体被充满病毒的血液和体液浸透了。他还照料着另一个垂死的哥哥比洛洛和嫂子贝贝·安藤。皮埃尔说，他从未出现过头痛症状。皮埃尔和加斯帕德的父亲英诺森都参加过几次葬礼，最令人吃惊的是年老无辜的英诺森，他长期患肺结核，是个体弱多病的患者，他帮助安葬了3个儿子、3个儿媳和几个孙子孙女，但他从未感染埃博拉病毒。
同样，伦扎、阿辛塔和吉泽尔也触摸过她们父亲的尸体，照顾过她们奄奄一息的兄弟—尤多和迈克尔·杰克逊。当男孩们去世后，姐妹们准备将尸体埋葬在恩多博。当她们的祖父母先后感染埃博拉病毒时，这3个小女孩再次暴露在病毒之下。但是她们从未生过病。姆贝洛家族的成员也没有感染病毒，他们一直帮助这3个小孤儿，并埋葬了在恩多博去世的所有门加家族的人。
门加的祖父母辈去世后，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情况就在恩多博村停了下来。为什么呢？没人知道。但是，恩多博与可怕病毒的对抗早已结束，人们才知道他们的悲剧根源，或者全世界都知道埃博拉病毒已经在扎伊尔暴发。
加斯帕德葬礼后，门加的亲戚们居住的其他村庄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例如，在整洁有序的金普图·恩塞克村，35岁的罗马涅·毛田—加斯帕德兄弟尼科·门加的妻子—和她的2个年幼的孩子于2月中旬去世。尽管村民们帮助照料过患病的3人，并掩埋了他们的尸体，但金普图·恩塞克没有其他居民感染病毒。到3月份，这些村庄与病毒的斗争结束了。几个月后，当埃博拉在基奎特肆虐时，金普图·恩塞克的人民不会受到病毒和恐慌的影响。尽管该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感到恐惧，但金普图·恩塞克的居民仍然用手掌向上的手势表达友善，并向陌生人致以姆博特式的问候。
到3月中旬，这一死亡周期已经过去，恩多博、金普图·恩塞克、恩卡拉、穆科洛、布伦加和伊库比等村庄得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而在基奎特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些村庄里，只有朋友和亲戚的帮助才能获得医疗服务，埃博拉病毒未能超越最初的感染链，但在基奎特，公共卫生系统一团糟，但医疗诊所很多，病毒将觅得好机会。
加斯帕德、比洛洛、和贝贝·安藤都死在基奎特综合医院破旧的急诊室里。加斯帕德的姑姑罗莎莉·桑德拉拉也在1995年2月14日去世。
可从后巷进入的一条宽阔的土路与通往基奎特的紧急斜坡通道相接。生锈、沉重的钢轮床覆盖着薄薄的、破旧的塑料垫，散布在该区域周围，有些躺在医院地面的杂草和泥泞之中，或暴露在赤道高温和倾盆大雨下，而另一些则在顶部通往急诊室的煤渣块绿松石游廊入口下方的坡道上。随便哪一天，都有数十名病人亲属在这个区域焦虑地来回走动，或坐或躺在轮**，等待生病亲属的消息。
在急诊室入口处，一个“讨人厌”的病房职员用他的桌子充当障碍物，阻止焦虑的家属们聚集在已经非常拥挤的医疗区域。当腾出一张急诊床并允许另一名患者进入时，他会很尽责地用刚果语和法语的混合语体将患者的名字和症状输入到他的日志中。为了躲避热带雨水，病人通常躺在阳台的水泥地上等着看医生，他们病得很重。其中多数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准确来说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们的眼睛从发烧的头上空洞地凝视着。疟疾、麻疹、细菌感染和脑膜炎是他们的天敌。
体弱的成年人也是这些微生物病菌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微生物使他们因患上肺结核而咳出不同程度的血，因罹患艾滋病多年而双腿瘦弱无力，因疟疾而发热接近40度，也许最常见的还是神秘的兰达-兰达，让人突然感到疲劳、发烧、头痛和不适。
这些病人可以等，病房职员是这样被告知的。第一优先者是相对罕见的外伤病例或流血的事故受害者，第二优先的是发烧的婴儿，因为基奎特的每个人都看到过小孩子死得有多快，前一天看起来很正常的婴儿，第二天就可能变成了尸体。
在阴暗的急诊室里，白天的阳光间接照射着医生和护士的活动空间，而晚上只有煤油灯。急诊室两边靠墙排列着用了几十年的钢架床，中间留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这个地方太拥挤了，以至于医护人员在病人中间穿行时，彼此之间都磕磕碰碰。大多数病人在疼痛或发烧中注视着静脉输液瓶，病人都是通过循环使用的针头进行静脉输液，随着盐水、抗生素或抗疟药等静静地流入病人血液中的，还有针头上可能残留的未知微生物。
隔壁小房间里有个输液台，斜对着东边的窗户。当疟疾寄生虫侵入患者的每一个红细胞时，就意味着他时日不多了。如果患者不能立即获得数百万健康的富含氧气的红细胞，眨眼间就会死亡。当然，这些“神药”必须来自一个基因匹配的亲属，否则患者的免疫系统会发生排斥反应，很快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死亡。
5岁以下的孩子常常躺在输血台上接受父母或兄妹的血液。输液台布满了干涸的血迹和铁锈，仿佛中世纪的刑架。虽然这是一个短期治疗的场所，但旧钢板也是一个日常的感染源，在这里，艾滋病、乙型肝炎病毒、恶性疟原虫和其他各种微生物，通过未经消毒的针头或直接从受污染的捐献者的血液中传输。
由于几乎完全缺乏资源，医务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当发电机工作时，注射器和外科用品可以高压消毒；少量的乳胶手套在使用一天后被清洗和回收；医院实验室进行快速检测，以确定输血的血型是否匹配，但是他们缺乏能够快速检测血液中艾滋病病毒、肝炎或其他病原感染的试剂盒。
外科手术室的供应也同样缺乏。四五十年前欧洲手术室中使用的那种巨大的圆形高架灯隐约可见于手术台上，但由于“电”是一种珍贵的商品，因此很少供电。通常是阳光透过无遮蔽的窗户照进来，引导着外科医生的手。薄薄的卫生贴面保护了患者、护士、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免受细菌侵害—布绑面罩、回收乳胶手套和棉质手术服，这些物品以及手术设备每天都会就地取水冲洗。医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消毒**，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在盛有河水的浴盆中擦洗，一般无法获得可以提供一定卫生条件的肥皂。无法发电，手术器械就靠木柴或炭火进行水煮消毒—因此，班顿杜森林既为消毒提供了燃料，也为基奎特大部分地区的兰达-兰达微生物提供了避难所。
住院的病人最后只能住在指定的一层煤渣砖病房里，躺在光秃秃的钢架**。只有一块薄薄的塑料垫挡住他们的身体，使他们不受伸出来的钢铁伤害。所有的生活用品，如食物和枕头、床单，都是由亲属提供的。病房是根据基奎特最大的健康需求规划的。最大的病房是儿科，那里的母亲经常和生病的孩子睡在一起。当青少年面临死亡时，新生儿在医院最密集的产科病房出生，在那里，准妈妈们常常不得不共用一张双人床，彼此头挨着脚斜躺在陌生人旁边，为她们的新生儿争抢空间。婴儿是由不戴手套的助产士接生的，他们在产妇和新生儿的血液中辛勤工作，当他们切开**、剪断脐带、进行剖宫产或纠正臀位分娩时，给他们提供工作照明的，通常只有一盏微弱闪烁的煤油灯。
在医院的另一边，独立于医院其他部分的区域，是结核病和艾滋病病区，艾滋病和结核病成人患者在那里备受煎熬。
在连接凉亭的长长的蓝色露天走廊尽头，有两个小房间，分别是医院的实验室和统计室。实验室里有两个只能在阳光下使用的光学显微镜，技术人员在其中一个显微镜前弯着腰工作，实验样品放在没有电源的冰箱中，用碎布或棉球塞住的玻璃管放在架子上等待分析。就像大多数医院同事的情况一样，实验室人员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来防止感染，因此被污染的样本很容易溅到他们的手、眼、鼻子或血液中。
基奎特第二妇产医院的情况甚至更糟，该市的大多数婴儿都是在那里出生的。3月2日，罗莎莉·圣德拉拉最好的朋友波琳·卡巴拉因血性腹泻和吐血住进了基奎特第二妇产医院。8名护士和她的几个朋友照料着奄奄一息的卡巴拉；没过几天，他们都得了同样的病。3月份，8名医院员工中有6人死于此病。在她们去世之前—甚至在她们意识到自己生病之前—这些护士和朋友感染了更多的医院员工、家属和病人，开始了一连串的死亡，并在4月份从妇产医院传播到普通社区。基奎特神秘的兰达-兰达正失去控制。
与此同时，在3月份，基奎特综合医院的医生们都忙于处理类似志贺氏菌细菌感染的病例，而志贺氏菌是导致血性腹泻的主要原因。诚然，很少看到志贺氏菌患者同时出现吐血、流鼻血和牙龈流血，以及眼睛流血。志贺氏菌通常不会引起这样的症状。但在1995年，一种新型的志贺氏菌出现了。在扎伊尔遥远的东部，有一个名叫戈马的多岩石火山地区，随着成千上万逃避卢旺达内战屠杀难民的拥入，戈马成了邻国难民的避难所，他们生活在没有固定住所、食物和安全饮用水的环境中。难民中暴发了霍乱和志贺氏菌，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16由于广泛滥用抗生素，该地区猖獗的志贺氏菌菌株对所有现有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全世界只有一种药物对这种新的超级细菌有效果，但是它比该地区使用的任何药物都贵至少10倍。环丙沙星是一种德国制造的强力第三代抗生素，是中非志贺菌病患者最后的同时也是完全负担不起的希望。17
似乎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基奎特综合医院和第二妇产医院的流血死亡浪潮是由新的超级志贺氏菌引起的。蒙嘎拉·基帕萨博士正是这样想的，为了确认这一猜想，这位拥有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年轻医学博士命令第二妇产医院实验室技术员卡莎·金福牟从几个病人身上抽取血样。18如果这些样本中含有志贺氏菌，基帕萨明白必须采取步骤对基奎特的供水进行净化，以免暴发全面的痢疾流行病。
36岁的金福牟在4月初完成了他的工作，从包括医院管理人员金班布（死于27岁）在内的几名病人身上提取了样本。然而，金福牟也感染了病毒，可能是被从金班布身上抽出的针头意外戳中，金福牟从一名医院雇员变成了病人。
4月10日，金福牟被转移到基奎特综合医院，在那里，基帕萨的团队努力要弄清楚这位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金福牟的症状与其他疑似志贺氏菌病患者的症状相同，但有两个关键的例外：他没有血性腹泻，但他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凸起和膨胀的肚子。在他的医生眼中，金福牟似乎患上了阑尾炎。
那天，他接受了由尼姆贝医生主持的阑尾切除手术。但切除他的阑尾没能改善金福牟的状况。事实上，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他变得神志不清，肚子胀得更厉害了。医生们得出结论，他们的第一次诊断是错误的：金福牟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由肠伤寒引起的消化道穿孔。
因此，金福牟在4月12日接受了第二次手术以修补他穿孔的肠子。在场的有麻醉师威利·穆巴拉、护士明文尼·拉卡莫约和弗洛勒巴修女（本加梅穷人修女会的欧洲修女）。外科医生是恩库库和布瓦卡，他们在医学生皮拉·普斯卡斯的密切关注下进行手术。当他们为病人做手术准备时，他们很清楚金福牟是他们的同仁—一名医务工作者。
恩库库一切开伤口，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因为金福牟的肿胀处满是血，血喷得各处都是。当他们试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拯救他们的同事时，小组成员被金福牟的鲜血淋湿了。由于找不到金福牟的出血点，外科医生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这名实验室技术员的手术切口缝合起来，并将他送回病房。4月14日，金福牟去世了。
在为金福牟做阑尾切除手术的同一天，尼姆贝医生还为杰拉尔丁·卡塔迪做了手术，卡塔迪是五旬节派著名牧师卡班加的妻子，卡班加是信仰福音派，或者叫“真主就是上帝”派19的信徒。尼姆贝在完成金福牟的阑尾切除手术后，立即对卡塔迪进行了手术。护士安娜·露西璐·曼尼卡萨和让·金安吉协助尼姆贝，而雷蒙德·卡迪玛则在手术过程中站岗。
他们都将死去：在这三次手术中，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死去，遭受折磨门加部族同样的一连串血腥症状。他们首先会去旅行，然后照顾其他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待在一起。第一个生病的是尼姆贝医生，他于4月20日去世，在给金福牟和卡塔迪做完手术10天后。他的死因记录为病因不明。
两天后，在基奎特，医科学生普斯卡斯和擦洗护士拉卡莫约也死了。
因此，当70岁的弗洛勒巴修女生病时，修道院的成员们就把这位生病的修女交给其他人照顾，他们被告知要把她带到丹妮拉修女那里去。丹妮拉修女是一名护士，她在120千米外的摩桑哥镇的一家天主教医院工作。在美国天主教救济会的资助下，摩桑哥有590张床位，比基奎特综合医院更大，更干净，供应更好。
通往摩桑哥的道路状况良好，甚至大部分道路都铺好了。沿途长满了蓝花楹和棕榈树，景色十分壮丽，有青翠的山坡、高大的猴荚树、红色的黏土，还有络绎不绝的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行人，他们头上顶着装满香蕉、面包果、玉米和鱼的篮子。这条公路穿过恩科河，通往广阔的草原，草原上天空蔚蓝。坐落在草原尽头的一座小山顶上的摩桑哥传教团和医院，为人们提供了来自热带酷暑的慰藉。
弗洛勒巴的姐姐很难注意到这一景象，因为弗洛勒巴已经病入膏肓。玛莉·乔邦妮看到这位意大利修女正在遭受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出血。弗洛勒巴上了年纪，大量的血从她嘴里流出。她的舌头很厚，布满了瘀斑。她的牙龈、舌头和嘴唇……都在流血。
4月23日，弗洛勒巴抵达摩桑哥时，只能用单音节说话，她高烧超过40度。当晚，丹妮拉修女在一旁观看，弗洛勒巴修女的病情恶化了，她全身出现了红色、针尖状的血斑，同时还有一些瘀青样的斑点，表明她的皮肤下有无法控制的出血。医生在哪里注射**或抗生素，出血就会在哪里开始，而且再也不会停止。
当时，邦纳的医疗小组已经在弗洛勒巴修女身上尝试了5种不同的抗生素，但完全没有效果。
第二天，4月24日，由于弗洛勒巴的情况看起来毫无希望，而且还有其他急事，丹妮拉修女离开了。她只和弗洛勒巴相处了几小时。丹妮拉离开后，邦纳努力试图阻止弗洛勒巴的出血，给这位修女注射了高剂量的维生素K凝血剂。“这太不可思议了，”邦纳后来回忆道，“无论我们做什么，血液根本不会凝固，只是不停地流血……出血非常广泛。”
4月25日，弗洛勒巴修女不省人事，血压骤降，于上午10点去世。
邦纳在摩桑哥医院工作了10年，他惊呆了。大量的出血，且没有迹象表明弗洛勒巴修女是从基奎特综合医院的病人那里感染的，这两个问题都令人不安。邦纳和同事安妮瑟·玛扎雅和菲利普·阿卡米图纳医生讨论了这一病例，猜测弗洛勒巴修女的死亡是否是由曾在摩桑哥医院夺走4名病人生命的同一病原造成的。
阿卡米图纳是一位高个子的年轻扎伊尔医生，他提到了皮拉·奇卡平度的情况，皮拉·奇卡平度是基奎特综合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学生，他在基奎特病了4天后，于4月3日抵达摩桑哥。
“他的妹夫说：‘哦，是艾滋病。’”阿卡米图纳回忆道。“但是照顾他的妹妹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就在弗洛勒巴修女弥留之际，奇卡平度的妹妹死了，接着他的母亲也死了。他们与这场可怕的疾病的唯一关联就是他们都参与了对奇卡平度的照料。尽管医院尽了最大努力，奇卡平度还是在4月14日去世了（他的母亲和妹妹也很快就遭殃了）。就在皮拉·奇卡平度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的同一天，另一名来自基奎特的患病难民桑布班达·瓦格纳来了。3天后，他出现了类似的症状，然后也死了。
医生们对这些病例进行了各方面的讨论：他们之间有关联吗？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考虑到摩桑哥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手套、口罩或无菌隔离衣，医院的其他人员会受影响吗？
在弗洛勒巴修女去世前几小时，基奎特综合医院的另一名生病的护士来到这里寻求治疗，他知道在贫穷的政府医院里是不可能获得有效治疗的。25岁的埃卡拉·姆波洛出现了典型的出血症状，并在抵达后几小时就死了。他的死亡引发了另外8起病例，全部发生在摩桑哥的医务人员身上—丹妮拉修女，护理过姆波洛的恩萨卡·文山乡护士，一名实验室技术员，多名护士，加上其中一人的妻子，都在4月26日到5月11日之间迅速相继死亡。
看着文山乡的病情恶化，对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说特别困难，因为病情影响到了他的大脑。他变成了一个狂野的人，神经错乱地高喊着，指责同事们的种种邪恶，疯狂地挥舞着双臂。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感到恐慌，谣言传遍了附近的村庄。
然后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名已故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妻子也死于这种神秘疾病。她的房间被擦洗干净，床垫被清洗干净，两个多星期没有人进过房间。然后，20岁的穆潘吉，因为不相关的原因住院，被安置在那个房间里，躺在那张被认为已清洗干净的**。当穆潘吉出现这种可怕疾病的症状时，邦纳和她的同事们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穆潘吉的情况被分析透彻。邦纳坚称，很明显这位年轻女子没有其他可能的感染源。她可能是从她的床垫上的塑料和泡沫垫上染上了这种病。死神不知怎么在其表面上存活了15天。
邦纳的同事们威胁着要离开医院，但顶级医生为剩下的病人建立了真正的隔离室，并亲自照顾文山乡和其他病人，从而避免了医院工作人员的弃逃。4月底，39岁的护士让-皮埃尔·萨布库蒂当时正在照顾文山乡，后来也去世了。“这里没有人同意处理他的尸体，”邦纳说，“后来我来处理了，戴上面具，穿上长袍，我、阿卡米图纳和玛扎亚把尸体拿去埋葬。”
当这3名医生把让-皮埃尔·萨布库蒂护士的尸体抬下山去墓地时，吓坏了的摩桑哥村民抱起他们的孩子逃进自己的家里，以躲避兰达-兰达。当悲伤的医生们回到医院时，工作人员宣称不会进入萨布库蒂的房间打扫。一名护士在接到去清洁病房的直接命令后辞职了，此后，3位医生不得不亲自完成所有最悲伤的任务：将死者放入棺材，把尸体拖到墓地、埋葬，以及清理死者的房间。
5月11日，恩萨卡·文山乡去世。当天下午，来自法国的短波广播报告医生，造成他们医院这么多人死亡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叫作“埃博拉”的病毒。
这一结论没有迅速确认。事实上，班顿杜兰达-兰达危机的原因直到5月份才确定，也就是第1例埃博拉死亡病例加斯帕德·门加死亡的5个月后。这一诊断既是靠科学，也是靠运气和命运。
4月份，其他地区的医院，比如摩桑哥，都暴发了这种奇怪又可怕的疾病，而且总是从基奎特的来访者开始。死亡的几乎都是医务人员。
事实证明，一个这样的病例至关重要。在距基奎特约180千米的亚沙·邦咖医院，护士让·金安吉在基奎特综合医院参加了杰拉尔丁·卡塔迪的手术治疗，并在术后感染第16天因大量出血死亡。亚沙·邦咖的医生曾尝试对金安吉进行所有能想到的治疗，包括尝试凝血和抗生素疗法以阻止他的细菌性痢疾，并在金安吉上进行了许多血液和尿液检查—他的病历记录是最多的。
幸运的是，扎伊尔专门研究热带医学的军医孔戈洛医生恰好经过，目睹了金安吉的去世过程。孔戈洛推测，病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孔戈洛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假设的人，他读了很多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书籍和文献，在4月26日金安吉去世后不久就提出了这一假设。
亚沙·邦咖医院没有电话，因此孔戈洛起初不可能通知政府或科学家，他们可能会去证实他这个可怕的假设。他唯一的选择，是跋涉420千米前往金沙萨，寻找塔姆富姆·穆延贝教授，一个亲历了1976年扬布库疫情暴发的著名老兵。
同时，在基奎特的奇帕萨医生非常担心。他的医院里似乎到处都是这种怪异、血腥的疾病，而且大多数病人都是他自己的团队成员。奇帕萨很绝望，他确信超级志贺氏菌已经到达基奎特，于是向在金沙萨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穆延贝发出请求，请他们提供更好的抗生素。
到4月底，穆延贝清楚地意识到扎伊尔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作为扎伊尔的首席科学家，穆延贝是一位很有思想、掌握多种语言的金沙萨大学病毒学家，他的热情和幽默感很好地平衡了他严肃的性格：前一分钟，穆延贝还会皱着眉头深思一个难题，下一分钟，他的眼睛就会调皮地闪闪发光，然后放声大笑。
接到奇帕萨绝望的请求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阿格尼斯修女发了一封电报。阿格尼斯修女是一位天主教修女，曾在班顿杜担任药剂师。她早就退休了，现在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郊外的一个修道院里。
一听到孔戈洛军医说亚沙·邦咖的病例可能是由他的老仇敌—埃博拉病毒引起的这个结论后，穆延贝立刻收拾行囊，匆匆登上了第一架飞往基奎特的包机。20
与此同时，在比利时的阿格尼斯修女却进退两难。穆延贝的电报要求她购买数千剂的环丙沙星，这是一种抗志贺氏菌的药物，其昂贵程度远远超出了她当前不良经济状况所能承担的范围。她估计，她需要超过100万比利时法郎（3.7万美元）来满足穆延贝的要求，这是个天文数字。80岁的阿格尼斯修女不知道在哪里或如何快速获得这些救命药，于是拜访了西蒙·范·聂温霍夫医生，给他看了穆延贝的信，并征求他的意见。
范·聂温霍夫曾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热带研究所工作，并曾在扎伊尔工作过。令这位中年佛兰德科学家感到不安的，不是昂贵得几乎让人望而却步的药品要求，而是穆延贝匆忙在信上加了一个附言：这可能不是志贺氏菌，而是埃博拉。穆延贝在与孔戈洛谈话后补充了这一条，尽管这位扎伊尔病毒学家还没有检测基奎特患者的血液样本。“埃博拉”这个词让范·聂温霍夫不寒而栗，因为他的一生都受到了这种病毒的影响。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时，他就加入了1976年调查扬布库埃博拉疫情的国际小组。他了解穆延贝，并尊重这位扎伊尔科学家的直觉。
于是范·聂温霍夫告知阿格尼斯修女推迟寻找环丙沙星的时间。他征召了另一位参与1976年疫情调查的老兵—美国的大卫·海曼医生。海曼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借调到世界卫生组织，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全球规划署工作。他的同事刚刚低声说出埃博拉这个词，海曼就想立刻收拾行囊，考虑着把世界卫生组织和疾控中心的哪些人员召入他的团队，和需要做些什么。
他说，首先他们需要实验室样本进行分析。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人愿意大声说出“埃博拉”这个词，除非他们确信该病毒在19年后再次出现。几个月前，在目睹了印度暴发鼠疫引起的全球恐慌之后，海曼意识到公共卫生的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早在1976年，当真正的恐惧笼罩着扬布库的国际小组时，他们的恐惧还没有在媒体报道中反映出来，只有不到10家电讯社报道了这一事件，也没有广播报道。当时的科学家们只能在扎伊尔士兵和惊恐万分的扬布库人民的监视下辛勤工作。坦率地说，当时扎伊尔以外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事件。
时过境迁。全球媒体对印度疫情的关注如雪崩般高涨，这向海曼发出了警告。还有当时最畅销的英语书是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血疫》讲述了一个令人抓狂的报道—在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的一个猴子群体中暴发了埃博拉疫情—引起了国际关注，使公众的恐惧集中在一种鲜为人知的病毒上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好莱坞的兴趣，当海曼从对瑞士的有利的角度思考基奎特局势时，从里约热内卢到东京的电影观众正在排队观看《极度恐慌》—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惊悚片，讲述的是假想的埃博拉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