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兰达-兰达
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的流行证明公共卫生受到腐败的威胁
人总是保持警觉，以防范那些能窃取灵魂的东西，或者所谓的兰达-兰达—那些造成各种厄运、疾病甚至死亡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就是那个光顾我们的冷静的小偷。
—基巴里·恩桑加和伦加兹·穆拉拉1
我们是第一批迎接新生命到来的人，从来不相信有如此强大的疾病。但现在的事实是：我们失去了曾经一起工作的兄弟姐妹。我以我们祖先的名义呼吁：把这个邪恶灵魂从我们中间除掉吧，否则我们将无法安居乐业。
—特维拉·西恩图，基奎特第二妇产医院护士长2
夜晚的空气像往常一样，弥漫着由木头、蜡、丙烷或廉价汽油等燃料燃烧的炉火的气味。蒙博托大道旁的几个备有发电机或是满电汽车电池的酒吧里，回**着变调而过度失真的1995年的兰巴音乐。完全放大的瞳孔，在一片漆黑里中艰难地辨认着由数百万只飞舞的萤火虫尾光勾勒的形状；轻柔的脚步声，暴露了无月之夜人眼无法看见的行踪—这里虽然人头攒动，但黝黑的皮肤将人们隐入无灯的夜色中。
远处传来一个妇女的尖叫声：“阿菲瓦卡！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
她继续仰天长号，用基孔戈语详述刚刚逝去之人的美德，她那凄厉的哭喊声，感染了身旁的亲属，他们跟着哭喊了起来。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的父亲！”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的儿子！”
在基奎特的泥泞小径上，人们停下脚步，转过耳朵，探听最新的兰达-兰达疫情消息和受害者的名字。在一个还未通电，更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和电话等传播媒介的城市里，这样的深夜叫喊声，就成了当地的新闻广播。人们刚要迈开脚步继续行程，这座未能通电却情感触电的城市对面，便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有人死了！”
兰达-兰达。一种叫作病毒的外来物种，一种叫埃博拉的东西。这东西让基奎特大约40万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恐惧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不是在蒙博托·塞塞·塞科暴政下生活了30多年吗？他们对疟疾、麻疹、艾滋病、结核病和营养不良等引发的死亡，不是习以为常了吗？
但这次的兰达-兰达不同寻常，它比夺去基奎特孩子和年轻人性命的其他疾病更可怕。人一旦感染，便会很快死去—他们先是出现流血症状，接着是长时间打嗝、在极度痛苦中大叫，甚至发疯，在惊恐的尖叫声中冒出一些逻辑混乱的妖言魔语，整个人好像中了邪一样。
祖先传下来的古老仪式中，有专门用来驱邪逐魔的—一般来说能够起效。但这次却毫不起作用，兰达-兰达的魔力太强了。这肯定是一个极其邪恶的人所为。3谁是撒旦教的有力源泉？
谣言四起，到处传播，但人们只敢交头接耳地传递消息，以免被邪魔监听到。只有充满耶稣力量的基督教领袖，才敢大声谴责邪魔。五旬节派传教士埃洛伊·穆伦加蒙古宣称，这是撒旦在作祟，上帝允许撒旦在注定要毁灭的基奎特自由游**，以示惩罚。传教士宣称，基奎特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的所多玛，到处都是妓女、腐败、私生子、被遗弃的年老父母和其他罪孽。
人们也从西非浸信会听说过撒旦的恶作剧。当西非浸信会的教徒染上这种奇怪的新疾病并死亡时，他们的领袖就宣布基奎特已经被上帝无视了。在缺乏真正信徒的大核心的情况下，撒旦甚至可以声讨一小撮虔诚的信徒。由于他的同胞也病了，上帝教会大会的库特萨·马耶勒牧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是上帝对基奎特罪行的惩罚。
只有天主教会的主教接受了外界的结论，即不存在兰达-兰达，那只是一种可怕的病毒，通过亲人之间的接触而传播：比如丈夫在生病发烧的妻子额头上轻吻、孩子手洗了生病兄弟睡过的血迹斑斑的床单、母亲用勺子喂她神志不清的儿子、悲痛的家庭成员虔诚地冲洗他们失血过多而逝去亲人的尸体上的血汗等。
那不是兰达-兰达，而是一种致命的瘟疫，通过人们之间友善的和表达爱意的行为进行传播。
这种病毒是以扎伊尔北部的埃博拉河命名的，这条河流经扬布库，靠近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流行的地点。4尽管那次疫情的死亡人数不到400人，主要是村民和天主教比利时传教士，但1995年被派往该地区征服神秘疫情的国际科学小组成员，仍然对埃博拉感到敬畏。在1976年疫情暴发后的数年中，在这些国际科学小组成员与其他公共卫生官员的会面中，扬布库疫情幸存者将这种致命的丝状病毒列为一个令人异常恐惧的特殊类别：一小群出血热病毒，包括马尔堡氏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其中大多数仅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才被发现。
埃博拉病毒在西方人士中引起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谜：根据经典的欧洲和美国传统，凡事只要能够被解释，即使它依然危险甚至致命，也不再会令人感到恐惧。解释行为减少了西方世界的恐慌。但是，在扎伊尔发现的特殊病毒最后一次暴发已经过去19年时间了，西方科学仍然无法回答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最基本问题：它来自何方？当不感染人类物种时，它通常生活在哪些动物或植物物种中？它究竟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感染没有与患者进行身体接触的人吗？病毒到底有多致命？在1995年，医生们是否掌握了任何有效药物或治疗方法？
在20世纪结束时，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迷雾重重。而且，在对难以捉摸的埃博拉病毒缺乏明确认识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依赖于百年来科学家、医生和护士在疫情期间所采用的传统方法。
在扎伊尔，埃博拉引发恐慌的原因完全不同。对基奎特人民来说，一个事件本身的真相或原因是否能够被解释，并不会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或引发恐慌，因为30多年来日益残暴的独裁统治，使扎伊尔人几乎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掌控意识。他们生活中的重大冲击，很少涉及由他们个人原因导致的，或其他完全可解释的情况，而很可能是缘于独裁者前一天在遥远的首都金沙萨所说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再说，兰达-兰达是一个万能解释，可以用来解读生活中神秘的恐怖、死亡、痛苦和创伤等现象。
仅仅是疾病，并不能成为扎伊尔人集体恐惧的根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扎伊尔的儿童死亡率列为第12位，这意味着世界上只有11个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扎伊尔高。扎伊尔每年出生的婴儿数仅过200万，其中44.2万婴儿没能活到5岁生日。5按照严格的医学定义，美国近一半的儿童营养不良，其中45%的儿童发育迟缓。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疟疾（由于寄生虫的抗药性而增加）、营养不良、麻疹和艾滋病病毒。
如果一个孩子活到5岁，大概率来说，他或她会进入青春期。那么接下来，他或她将面临一系列新的威胁：艾滋病、肺结核、谋杀、产妇分娩死亡，6或者疟疾发作频繁，梅毒、淋病和衣原体病的痛苦也很频繁。以独裁者蒙博托的名字命名的基奎特大道主干道两旁，到处都是土屋药店，提供各种各样的药品，从蛇油到过时的抗生素，再到一长串各种疾病的治疗药物，这些疾病已经被认为是赤道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不，死亡和疾病本身，并不是基奎特人面对埃博拉时产生严重恐惧的原因。
这种恐惧，是疾病本身及其迅速发展到死亡所引起的。
“我敢说，任何见过埃博拉病例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它。”让-雅克·穆延贝·坦富姆博士说。1976年9月，穆延贝第一次遇到埃博拉病毒，他曾赤手空拳地为那些浑身是血的病人治疗。7穆延贝回忆道：“我以前从未见过注射部位血液持续流动，”他形容埃博拉“很奇怪，这种发热对抗生素或抗疟药都没有反应”。
穆延贝是以科学家和医生的身份发言的，他在细节上发现了与西方同行类似的担忧。但在基奎特的中心市场，这个销售各种热带雨林肉类和植物的场所，埃博拉引发了不同的担忧。
“我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为的是得到上帝的保护。”鱼贩基吉拉姆加一边说，一边把手掌直立在文身的脸颊旁，抬眼望着云雾缭绕的白昼。她坚称，那些死去的人“是被毒死的。我不知道是谁下的毒。这让我害怕”。
布丽吉特·姆瓦兰加伤心地重新布置了她的烟熏毛毛虫货品，它们松脆可口，通常卖得很快。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买，她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我很害怕”。
往常熙熙攘攘的市场出奇地安静，往日特有的顾客蜂拥而至的热闹早晨也消失了。卖糖的帕斯卡林向同行挥手示意，他们都和她一样，把货物摆放在用木箱子临时搭建的桌子上，挪动起来比较麻烦。这个丰满的女人因为幽默风趣和善于营造愉快的氛围，通常会吸引很多人围在她周围。但现在帕斯卡林很冷静，她说，“打招呼是被禁止的。我不跟人打招呼，也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或分享食物。”
帕斯卡林平时热爱交际的行为因为埃博拉疫情而受到了限制，她说，埃博拉“迅速地”杀死了她的好朋友威利·恩登巴，基奎特综合医院的一名护士。
就在帕斯卡林说话的时候，年轻的花生摊摊主布丽吉特悲伤地点点头，然后列出了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突然死于这种可怕疾病的。当被问及如何应对恐惧时，信奉天主教的布丽吉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低声说：“我只能祈祷。”
扎伊尔首府金沙萨距离被隔离的班顿杜省很远，只能乘坐包机，或在坑坑洼洼的蒙博托公路上驱车三天半才能到达。在它为数不多的几家酒店的屋顶上，点缀着便携式卫星天线，酒店的套房里住满了临时新闻机构，会说多种语言的人找到了为媒体翻译的现成工作，手机在走廊里嗡嗡作响。一群惊魂未定的记者在金沙萨安营扎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前几周目睹了卢旺达内战的恐怖。在这场非洲最残酷的冲突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队伍，以同样无畏的冒险精神，在人类与微生物战斗的前线大声疾呼，争相获取新闻。即便记者们害怕病毒，他们也没表现出来，毕竟错过发稿的最佳时机或被竞争对手打败，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在离媒体营地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群狂热的人，他们聚集在卫生部秘书长隆扬格拉·邦彭达的周围。这些官僚、将军以及独裁者的骨干们一边努力猜测着蒙博托的奇思妙想，一边努力防范首都出现恐慌情况。政府官员们很清楚洲际酒店顶上的卫星天线的威力，所以他们在维护扎伊尔石油和钻石储备的同时，也要竭力维护国家的面子。
在金沙萨，准确揣摩独裁者的旨意是一门艺术。如果蒙博托被激怒，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物质存在上，都没有人能存活很长时间。但这位65岁的独裁者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导。事实上，他已经很少踏足首都，而是更喜欢待在金沙萨东北约750千米的巴多利特，享受安全和不受干扰的生活。在那里陪伴他的，是“人民革命运动”的亲信和7万强力扎伊尔军队的领导人们。阿谀奉承的人向他们“民主选举的领袖”鞠躬，这位领袖坐在王座上，手握传统上授予部落首领的权杖，身穿皇家豹皮。蒙博托从1964年起就大权在握，但他一直戴着深色墨镜，从不展示其真实面目。
在那之前，扎伊尔被称为比（利时）属刚果，遭受了近400年的残酷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剥削。尽管刚果的面积是小国比利时的77倍，但从1876年到1908年，刚果一直由一位在布鲁塞尔登基的白人国王统治。从1908年开始，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由比利时议会控制，直到1960年。那年，刚果出现了一位大胆的领导人，名叫帕特里斯·卢蒙巴，卢蒙巴支持非洲民族主义和模糊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上任仅几个月，就对西方国家继续攫取刚果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特权产生了威胁，这些资源包括用于生产核武器的钴和铀。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确信，卢蒙巴将为苏联打开非洲之门，于是下令暗杀这位刚果国家元首。8促使杜勒斯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中央情报局刚果站站长劳伦斯·德弗林从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殖民地名）发来的一系列电报。在一份关键的电报中，德弗林声称“大使馆和电台情报确信，刚果正开展着典型的共产党接管政府的行动……不管卢蒙巴是否真的是共产党，还是在玩共产党游戏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力量，刚果的反西方势力都在迅速增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想要采取行动避免另一个古巴的出现，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根据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直接命令，中情局在金沙萨制造了暴力骚乱，伺机暗杀卢蒙巴，并选定31岁的约瑟夫·蒙博托上校为继承人。
使用中央情报局研制的生物武器杀害卢蒙巴的两次企图均告失败。中央情报局故意泄露了谋杀卢蒙巴的消息，迫使这位合法当选的国家元首逃离首都，前往遥远的卢姆布姆巴什。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蒙博托的军队于1961年1月13日包围并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卢蒙巴，并将他的尸体放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里，就像黑手党对待在黑帮厮杀中被消灭的敌人一样。
蒙博托夺取了政权，但立即遭到加丹加省和沙巴省武装力量的抵制。为确保蒙博托政权在1961至1967年的动**岁月中存活下来，中央情报局从古巴空运来一批反共雇佣兵，在以色列训练了一支由243名扎伊尔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偶尔还会空降美国特种部队进入战事激烈地区。比利时也大力支持蒙博托上台，派遣突击队带领蒙博托的部队镇压加丹加省的叛乱。
从一开始，蒙博托就被证明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领导人。从外表上看，他穿上了所有传统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外衣。他一副传统酋长的装束，混搭着他自己独特的商务夹克—一种令人窒息的介于印度尼赫鲁夹克、中国毛式夹克和欧洲商务厚西装之间的杂糅风格。这个国家的名字被改成了扎伊尔，这完全是班图语名字的混合体。1971年，所有扎伊尔人都被勒令更改自己的名字，取消使用了两个多世纪的基督教称谓。新领导人把自己的名字从约瑟夫改成了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即“战胜一切障碍的无敌战士”。
蒙博托的民族主义外表愚弄了许多泛非主义者，他们认为蒙博托与非洲大陆同时代的人物，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南非的曼德拉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不相上下。
1961年，身患癌症的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弗兰兹·法农在病榻上预言说：“我们的错误是认为（西方）敌人已经失去了好斗性和危害性。如果卢蒙巴挡路，卢蒙巴就消失了……让我们确保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刚果捆绑在一起的。”
在整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蒙博托俨然是一个欧洲和美国的现成盟友的形象。他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一个军事集结地和训练场，为非洲各国当局提供帮助，打击那些一心要推翻政府的叛乱部队和被认为敌视南非种族隔离状况的南非游击队阵线：比如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作战的安哥拉部队、与雇佣军和南非特种部队作战的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莫桑比克反殖民主义组织莫桑比克解放阵线（Partido Frelimo），以及古巴军队在非洲的所有部署等。不过所有这些组织或势力，最终都在各自的国家取得了权力—有些政权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这表明，西方阵营的“扎伊尔战略”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扎伊尔战略”的实施还是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并在20世纪80年代运转良好。直到克林顿入主白宫，蒙博托才从与西方结盟的暖风中感到了丝丝寒意。
蒙博托乐意充当西方反苏利益在非洲的代理人，作为交换，这位独裁者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个人财富。从1963年到1984年，法国、比利时、南非和美国向这位独裁者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援助—通常是以零利息、无附加条件贷款的形式—以及直接的军事援助。9
对这位独裁者来说，比军事支持更有价值的，也许是西方愿意无视蒙博托的**贪婪和腐败。当西方政府将大量现金投进扎伊尔国库时，每个人都知道蒙博托政权无法提供合法的票据，因为这些资金几乎没被用于他们指定的项目。通用电气建造的刚果河大坝，其产能足以满足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地区的电力需求，但由于美国援外维护资金神秘地消失，从未进入电力局的银行账户，大坝宣告破产。道路建设从未启动，医院和学校逐渐被毁，蒙博托统治下的刚果，相较比利时殖民时期，医疗卫生和教育状况更加糟糕。全国仅有42%的人能够获得接近安全标准的饮用水，仅有15%的人口能够获得公共卫生和垃圾处理服务。整个国家的设施—从电话到机场—没有一样能可靠地运行。农业生产很差，食品的分配情况则更糟糕。在一个几乎完全缺乏基础设施的国家里，4230万扎伊尔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不能有任何抱怨，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镇压、遭受酷刑和军事打击。
与此同时，北美和欧洲的公司经常向蒙博托及其亲信支付巨额“费用”，以换取扎伊尔的真正财富：钴（占世界储量的60%，是一种战略金属）、铜、镉、金、银、铀、锡、锗、锌、锰、石油、钻石、象牙和橡胶。10虽然扎伊尔的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达20年之久，每年从未超过180美元，但蒙博托却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是比利时境内最大物业的所有者，是法国和瑞士房地产业的主要投资人。
据估计，早在1977年，经过仅仅12年的贪腐和敛财，蒙博托就积累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与扎伊尔的官方外债数额相当。蒙博托为了确保亲信们的忠诚以及个人安全，允许贪污腐化流向一小群混混，这些混混大多住在他附近的巴多利特。例如：他的叔叔利托去世时，就留下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1977年，因为试图将价值600万美元的钻石走私到比利时，他的第二任妻子被比利时逮捕。
到埃博拉袭击基奎特时，独裁者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从扎伊尔人身上盗走了至少110亿美元的财富。11自1991年以来，国家银行一直关闭，当士兵们得知支付给他们的货币没有价值后，他们洗劫了金沙萨。银行里没有现金，也没有合法的货币兑换。黑市是扎伊尔唯一的货币系统，在那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可以换来两个约12千克重的背包，里面装满了100扎币和500扎币的钞票，每个背包上都印有该国最大的小偷蒙博托的肖像。即使按照这样的汇率，也很难看出扎伊尔纸币的价值，因为一箱汽油需要超过2.5厘米厚的500扎币大钞，而扎伊尔最高面值的纸币就是500扎币。对于那些熟悉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来说，到扎伊尔旅行是一个“有趣的货币”挑战，它挑战了旅行者的口袋、钱包和钱袋所能提供的空间。扎伊尔商人交易时通常携带足足30厘米厚的100和500扎币现钞，用橡皮筋捆成捆，每捆是5000或20000扎币，付款方式通常是按捆付款。只有最微不足道的商品—比如布丽吉特?姆瓦兰加的烟熏毛毛虫面包—才能用面值100或500的钞票购买。
正是在这种弥漫全国的腐败行为和货币欺诈的氛围中，埃博拉病毒在1976年突发后，蛰伏了19年，终于在1995年大行其道。当埃博拉在基奎特再次浮出水面时，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已名存实亡：每2.4万人才配备一张病床，全国人口中18岁以下人口占大多数，几乎没有**和避孕药具，等等。艾滋病病毒肆虐，估计有10%的成年人患上了艾滋病。跨国项目SIDA曾是全非洲最具生产力的艾滋病研究中心，但在1991年军人暴乱期间，该项目的设备被洗劫一空，项目被迫关闭。
最重要的是，扎伊尔的公务员，包括95%以上的医生和护士，自1991年暴乱以来一直没有工资。独裁者年事已高，自鸣得意，甚至不再假装保持国家现金储备来支持公务员的薪水：到1995年，蒙博托和他的亲信们公然地榨取每一分外汇，并直接存入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
1995年，如果一个扎伊尔人生病，他或她的家人有三个选择：无视病痛，祈祷这个人能以某种方式应付过去；背负或以其他方式运送病人到教会医院，并在那里乞求免费治疗；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把病人送到扎伊尔的政府诊所或医院。在外国资助的教会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医生使用合理的设备和药物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护理。但在民间诊所，那里根本没有X光机、实验室检验、CT扫描或血压仪等医疗设施或器械，或者早已破损失效，甚至连温度计都供不应求，医生或护士只能“判”断而非“诊”断。
诊断结果一出来，政府的医疗保健人员就会告诉病人家属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病人康复，家属就会举全家之力，从家里和当地的商店搜寻所列必需品：床单、麻醉剂、无菌设备、抗生素、食物、绷带，等等。通常情况下，无菌设备是最低优先事项，而且坦率地说，这是难以获得的。相比之下，黑市和私人药房里倒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品，甚至是最先进的广谱抗生素。
黑市和私人药房的市场供应非常充足，因为医院和诊所里的医生和护士们没有工资收入或其他谋生手段，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干脆把运到医疗机构的医疗用品都卖掉。这些用品要么是卫生部提供的，更多的则是国外非政府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捐赠的。自1991年以来，从乳胶手套到X光胶片等一切可以出售的东西，都从扎伊尔的医院和诊所里消失了，到1995年，扎伊尔人已经极不情愿用他们的个人物品和服务，来换取医疗用品和保健工作人员的服务。12
有两件事是清楚的：埃博拉之所以在基奎特蔓延，是因为公共卫生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根本不存在，而在基奎特—实际上在整个扎伊尔—这些紧急情况并未得到解决，因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及其亲信30年来一直在掠夺国家的金库。埃博拉之所以在扎伊尔阴魂不散，是因为腐败和政治镇压。这种病毒没有神秘的力量，也没有异常的传染性。几个世纪以来，埃博拉一直潜伏在非洲中部的丛林中，它的出现需要人类最大的恶习的特别帮助：贪婪、腐败、傲慢、暴政和冷酷无情。1995年在扎伊尔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当时全世界流行媒体广泛描述的热带雨林恐怖事件，不如说是对扎伊尔民众健康的可耻漠视甚至是蔑视的必然结果。
加斯帕德·门加·基塔姆巴拉是一名43岁的木炭匠，是“耶和华见证人”成员，还是丈夫以及5个小孩的父亲。这些都是他的生命统计数据，加上他住在恩达拉大道附近的一间简陋的泥砖房里，房子位于一条充满危险的陡峭的泥泞小路旁，这条小路时而被雨林植被吞没，时而在赤道季风期间变成瀑布。所有人都说门加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虔诚的耶和华见证人基督徒，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门加身体强壮，肌肉发达，说明他从事的是强度很大的体力工作。木炭的制造和运输都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且现金收入低。门加经常骑自行车或步行去雨林，这片雨林覆盖了现代基奎特的大部分地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每年，因为基奎特人对柴火的需求很大，雨林越退越远。经过20年的砍伐，森林的外围距离步行要一整天多时间，而去到门加劳作的中心密集地区，则需要3天的时间。
到了那里后，门加就会扎营，挖大坑，用砍伐的树木填满坑，然后把木头点燃，轻轻埋起来，让阴燃的热气把树烧成大块的木炭。经过两星期这样的劳作，门加将把沉重的货物拖回基奎特，卖给缺乏燃料的邻居。
以相对体面的价格出售木炭从来都不是难事，因为基奎特几乎没有其他的烹饪燃料来源。丙烷和汽油要贵得多，而且供应如此短缺，以至于停在路边等待加油的车辆经常排成长龙。大多数所谓的加油站，只不过是一些板条木箱，上面杂乱地摆放着装有汽油的瓶子和塑料罐，通常需要30个这样的瓶子才能加满1个汽车油箱。毫不奇怪，基奎特几乎没有汽车或卡车，大多数人—包括门加—都是用头顶的方式来搬运物品。
1994年12月，门加在森林深处扎营，离吕韦米河不远。那里绿树成荫，充满了新翻土壤和芬芳花朵的气息。蝴蝶在太阳穿透的区域里翩翩起舞。茂密的灌木丛中长出了爬满藤本植物的高大树木。在有些地方，一种被当地人称为“Quatre-Vingt”（法语“80”）的植物扼制了所有其他植物的生长，留下了一片片除了杂草之外什么都不长的地块。没有人知道“80”是从何而来的，但它的名字象征着1980年，这一年外来的异族植物突然在班顿杜省遍地开花。这种高大的杂草挤掉了所有本地生长的植物，就像葛根很久以前占领了美国南部深处无人照料的地区一样。曾经多样化、充满可食用动植物的生长被有毒的“80”取代，13只要有高高的杂草生长，班顿杜野生生物就被迫迁到别处，挤在越来越少的适合本地植物生长的地方。
门加以他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为该地区的森林砍伐贡献力量。他每推倒一棵树，就为“80”这种机会主义植物创造了一个生长空间。14这种可怕的杂草使木薯、玉米作物以及森林的生长感到窒息。这只是班顿杜当地人口增长到1995年的数量以来，班顿杜森林所经历的一长串生态变化中的一个。拥有40万居民的所谓的基奎特市，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村庄，因为它连一点城市基础设施都没有。缺少的一个关键元素是就业—基奎特没有工业或大型企业。如果人们留在他们的村庄里，他们可能会靠土地为生，种植木薯、树薯和玉米。但是在基奎特，他们的乡村风格的荆树小屋一个挨着一个，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种植。在没有城市雇主的情况下，基奎特人别无选择，只能黎明起身，长途跋涉到森林里狩猎野生动物，寻找毛毛虫、蛇、草药和其他可出售的物品。每年，人们在森林的边缘砍伐和推进，使他们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延长了他们周期性长途跋涉的距离。
少数足智多谋的幸运儿声称对这些砍伐出来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他们种植了小块的玉米或木薯。他们每天都与入侵的“80”杂草做斗争，但通常只能从适当大小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生计。加斯帕德·门加也有这样一块土地，位于他通往热带雨林的路线上。这块土地不是经济收入的来源，而是庞大而饥饿的门加家族的三餐保障。
对门加来说，长途跋涉到森林意味着远离家人以及数小时孤独的工作。工地的周围都是巨大的黑红蚂蚁、疟疾蚊子、毒蛇、比人手还大的蜘蛛、飞鼠、猫鼬、小羚羊、蝙蝠，偶尔还有猴子。他抓到什么就吃什么，晚上就睡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屋里，毫无疑问，他还要忍受虫子的不断折磨。
1994年圣诞节后不久，门加又载满新一批木炭，赶回基奎特。没有人知道发烧、喉咙痛、疲劳和肌肉酸痛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袭击了这个勤奋的男人。不管门加的病有多重，他别无选择，只能向基奎特挺进，因为沿途既没有避难所，也没有医疗救助。
当门加到达他位于恩达拉大道的简陋的家里时，他已经筋疲力尽，发着高烧。他的妻子贝贝·安藤照顾他，并嘘声赶走了他们最小的两个儿子—7岁的尤多和2岁的迈克尔。但到了1995年1月6日，门加的发烧温度猛增，还出现了血性腹泻。安藤被吓坏了，带着门加去了当地的一家诊所，在那里他开始吐血，变得特别虚弱，不能下地走路。诊所将门加转到基奎特综合医院，将他安置在3号病房。门加的医生对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感到很震惊，然后判断他可能患上了志贺氏菌引起的痢疾，给他注射了医院存有的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