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身保护干部

在迅猛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被抄家、被揪斗。

1966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他也非常生气，当即在信上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面对民主人士受到的冲击和党的统战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想得很多。长期下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将受到致命的破坏，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然无存。

周恩来还想到，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一战线的朋友，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30日这天，周恩来在处理完章士钊的事后，提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列出了受重点保护干部的范围，直接点出名字的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这13位高级民主人士，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当时按照这一名单具体实施保护民主人士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后来深有体会地说，“**”中对民主人士“因人而宜的保护方式”，是周恩来参与创建的。

按照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中迅速铺开。这张网，虽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屡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是在“**”的混乱局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终究起到了“大树阴深荫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来亲拟的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作古多年的孙中山作为“破”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毁；宋庆龄在北京的家，还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极为关注。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修复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问题的批示，把宋庆龄列为第一号被保护的对象。

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好后的第三天（9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时，郑重地讲到了尊重和保护宋庆龄的问题，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极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中共中央的表态和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她本人也没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来亲笔开列的名单中，排在最后并特意用括号标出来的，是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由于周恩来及时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护的名单中，并向他家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所以李宗仁在抄家之风刚刚开始时还比较安全。但为了防止万一，周恩来还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进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李宗仁入301医院后，与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一样，与外界的混乱局面几乎隔绝，楼区有军人站岗保卫，任何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为保证万无一失，按要求他们每个人还更改了姓名。在这里，这些民主人士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躲过了“**”初期强大的抄家之风。

对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周恩来尽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

在“**”的严重混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为减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周恩来付出了艰难的不懈的努力。人们理解周恩来，因为在他心中，装着的是党、国家和人民，装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他的心中，还装着那些热爱国家、对祖国做出过贡献的各方面人物，他心里清楚，对这些人物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充分理解了周恩来困难处境的宋庆龄，在谈到周恩来在“**”中的作用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总理，‘**’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在“史无前例”的“**”中，周恩来对党内干部的保护，更为惊心动魄。

一些对“**”表示过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一大批妨碍林彪、江青等阴谋家篡党夺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作为“党内一小撮”揪了出来。

这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揪出来的人，大多是与周恩来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特殊的环境中尽量保护他们，成了周恩来义不容辞的责任。

怎么保？在“**”风起云涌的时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伙人正红得发紫、得势猖狂，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公开为大批的受迫害者开“绿灯”，显然不是时机，也根本行不通；正面与林彪、江青一伙冲突，也未必是好的办法。历史的扭曲给周恩来造成了十分艰难的处境，这使得他必须对老干部采取巧妙的保护办法。周恩来发挥了他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为此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最初对老同志的担心，是他们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言语。“**”开始以后，随着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和到处夺权之风盛行，许多老同志开始既不理解又产生反感。周恩来手下的一些部长们意见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发牢骚，讲一些对“**”不满的话。他们知道，心中憋闷只有到总理这里讲一讲，总理是了解他们的。他们哪里知道，周恩来与他们一样，也对“**”不甚了解，一开始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在一些事情上，在“总理”这样的位置上，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得知部长们的这些牢骚话，周恩来很焦急，生怕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会在政治斗争中惹火烧身，引来麻烦，以至于无法挽回。为提醒他们，周恩来多次对他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

他让军事秘书周家鼎传了三句话给这些老部下：心中无它，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1967年2月中旬，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南海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他们拍案而起，怒斥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野心家。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

先是江青秘密向毛主席进谗言，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江青一伙把老同志们的“二月抗争”诬为“二月逆流”，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席位。

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不仅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而且艰难地为给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他多次叮嘱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

与此同时，周恩来把一大批受到冲击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接进国务院宿舍楼（“工字楼”）里居住，在这里“避过难”的有余秋里、谷牧、钱之光、钱正英、康世恩、王诤、黄树则、萧望东、王震、吕东、吕正操、姚依林、陈正人，还有廖承志、方毅、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刘澜波、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

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这些部委级干部们在“工字楼”里少则住几天，一般住两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在他们白天不得不出去挨斗时，周恩来怕他们出危险，有时自己亲往陪斗，更多时候则派秘书或联络员跟随。

还有的领导干部如薄一波、乌兰夫等人，他们是林彪、江青一伙重点打倒的对象，在北京是很难躲避厄运的，周恩来又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地去“避难”。

与此同时，在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时，周恩来还把那些处境十分困难的负责人接到北京来“避难”，他们被较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周恩来指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先后被周恩来安排的负责人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

周恩来多次说过，在“**”的极度混乱中，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不怕被打倒。为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特殊的作用，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不倒、不走、不死。”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锋王力等人煽动造反派批斗陈毅，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周恩来利用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取得毛泽东同意，决定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就在决策抓“王、关、戚”的时候，周恩来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也心力交瘁。

8月27日晨5时，已是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周恩来仍然受着外事口造反派的围攻。造反派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无休止地与周恩来纠缠，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复发。周恩来又一次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极度受损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最后，保健医生只好搀扶着周恩来离开会场。就在这个时候，狂妄的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着周恩来声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道：“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场的红卫兵惊呆了：总理舍命保陈毅，这可非同儿戏！

在“**”中，为保护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周恩来早已把个人的生命、荣辱置之度外。然而，周恩来所能转圜的余地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对许多没有保住的人，他内心极为痛苦。

1975年6月9日，在中央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向没有保住的这位逝世已经6周年的老战友“当面”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颤抖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带着簌簌地流下来的眼泪，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中国的“**”，是一场以所谓“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全局性的内乱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且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这样的内乱中，周恩来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护住了，而有些人（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他却无力保护住……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造成了周恩来特殊的人格。他也不是完人，在“**”中，他也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

对周恩来“**”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邓小平曾经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过：

“**”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