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期

当中国历史刚刚跨入1966年的时候，总理周恩来的心情，既欣慰又沉重。

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周恩来是欣慰的。然而，1966年却是伴随着突出政治、冷淡业务的风潮来临的，“三五”计划有落空的危险──周恩来忧心忡忡。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理，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便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这符合他一贯主张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为确保北方八省的抗旱和农业工作的开展，周恩来除了安排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外，他自己则亲自负责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7日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这时，一场没有预料到的地震灾害突然袭来。周恩来迅速指挥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之后，他于3月9日下午不顾余震的危险飞赴灾区，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正当周恩来忙于华北抗旱、部署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和接待外宾等工作时，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源于政治领域的民族灾难，以更为猛烈的态势正在向人们袭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对此却始料不及！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通知时，指向更为明显：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点。

还没等政治局会议结束，中共中央于通过的当天便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正式拉开了序幕。“**”，自从它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把偌大个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尚方宝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狂潮的推波助澜并暗中操纵，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意义上的“**”，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然而，面对凶猛而来的运动，周恩来所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

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即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全会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会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更大支持，于8月18日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红卫兵组织很快便如雨后春笋般衍生开来。到了8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开始进一步冲击社会。这对政府总理而言，是万分焦虑的事。社会不能乱，这是常识。要想通过所谓的“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的心态，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所说的：“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

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从8月下旬红卫兵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红卫兵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40次以上，而他对红卫兵代表的小型座谈和个别约见、谈话，次数就更多。

在这些座谈和谈话中，周恩来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他们的工作。

周恩来本来以为“**”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

周恩来与陶铸、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认为，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强调，在搞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阻遏“**”破坏性的洪水，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要与周恩来等“抓生产”派较量。

同时，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次**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以后，红卫兵揪刘、揪邓之风，揪一大批老干部之风，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的灾害之火越烧越旺。

面对这种形势，周恩来只能巧妙地顶风，策略地扑火。

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攒动起来。周恩来脸色骤然严峻起来，为表明他对这种口号的不满，他毅然转过身去，背向会场。周恩来以这样的举动，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平静了下来。

12月26日，周恩来就吴德请示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将于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批示：可不去。

两天以后，他又嘱秘书打电话告诉曾经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可以称病不去参加。

12月30日，周恩来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随后，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一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属于敌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态度：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

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泽东发动的“**”，企图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周恩来在极为痛心的同时，高度地警惕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对付林彪、江青一伙，周恩来绞尽脑汁；为说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苦口婆心，口干舌燥。

在“**”中，周恩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难而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