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期与“三五”计划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的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调整，到1964年，国家的面貌出现了重大的改变：1964年10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功上演……中国的综合国力日显强大！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国民经济的好转而松一口气。1964年12月16日，他向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讲了自己的真心话：“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15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认识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规律。”

言下之意，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并不满足于调整工作所取得的那些显著成效。

实际上，从1964年5月份起，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把一个生机盎然的中国带入下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时期──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问题。

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历来是在政府总理周恩来的主持下制定的。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政治工作、反修防修、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1966年至1970年的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

会前，毛泽东曾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

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谈了他的想法：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布局：“三五”计划要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

按毛泽东的认识，危险不仅来自战争，而且来自我们自己内部。会上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等关于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分析，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经济已经好转，社会发展出现少有的生机，而毛泽东则担心党中央会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考虑，必须加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

会后，农业、国防、基础工业三项，成为考虑下一步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和一、二、三线布局的战略性，成为考虑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

根据毛泽东的思路，由周恩来主持，制定新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从1964年夏天起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战争的阴影和阶级斗争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脑海里，考虑长远建设规划，战略问题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

围绕战争考虑问题，成为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以国防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计划，其考虑问题的思路同原来以工农业为出发点的计划是大不相同的。

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就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与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陈伯达就计划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其中提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

这次谈话的记录稿送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很赞赏，他早就对国家计委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不满。8月27日，正当各大区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记录稿上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样几句令做计划工作的人听起来犹如晴天霹雳的话：

此件可印发到会同志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10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毛泽东之所以要另立机构，目的是要用符合自己思路的人。

196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组。今年是这种改组的最后一年。”

在战备问题如此重要的情形下，国家计委的工作再也不能适应毛泽东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在1965年年初就交给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计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毛泽东有言在先：“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周恩来日夜找人谈话，物色“计划参谋部”的人员。第一个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上的人就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余秋里曾经为我国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为大庆油田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工作有气魄、有开拓性，做事雷厉风行。

叫来余秋里，周恩来让他立即把工作重点转到搞计划上来，尽快起草一份有关计划工作革命的文件。余秋里日夜奋战，很快拿出了文件的草稿，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立即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对文件进行了三次讨论，边讨论边修改。

与此同时，由余秋里牵头的“计划参谋部”也已组成，其成员有李人俊、林乎加、朱理治、刘有光、张有萱等十几个人。

此后，周恩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一定要听取余秋里的口头汇报，因为“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

对以余秋里为首的“小计委”人员的组成，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介绍的：

要他组织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

周恩来同意了余秋里的选人原则。实际上，周恩来也并不希望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完全撇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

在计划工作的节骨眼上，被毛泽东称为“老计委”──国家计委的人们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不久，李富春由于患神经功能失调症，开始离开计划工作岗位，进行休息和疗养……

根据周恩来建议，196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并对计划工作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小计委”的工作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无论是制定1965年的年度计划，还是制定“三五”计划和长远规划，周恩来都多次强调要按次序办事：分别轻重缓急，按条件排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保证重点；处理好“和战结合、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等等关系。

但是，指导原则落实在计划中时，到底如何排序，尤其是农业和国防谁放在第一位，这成了做计划工作时的一大难题，引起人们的争论。

在毛泽东心目中，国防、备战，显然是第一位的。这年5—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听取余秋里汇报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6月16日，周恩来又领着余秋里到杭州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极力主张：“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

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

毛泽东果断地回答：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呢？是倒过来了。搞农业要靠大寨，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

毛泽东还提出：编制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不久，毛泽东的提法变成：“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注意战争，变成第一位的重点。

周恩来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年7月，周恩来出访路过新疆时，谈到了“三五”计划期间新疆建设的重点。他在新疆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不仅要求大家加强国防建设，同时还提醒大家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新疆干部讲“要抓重点建设”时，是这样讲的：“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

显然，周恩来在新疆的讲话中是把农业摆在了第一重点的位置。这种摆法，不是偶然的。他心里似乎也清楚，按毛泽东的思路，农业第一位、国防第二位的顺序，未必能够体现在计划工作中。

7月22日至26日，周恩来连续五个上午听取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方案。鉴于一些人在制定计划时头脑又有些发热，他一再强调：“如果能够多留些余地更好。”

方案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和难以解决的矛盾。周恩来要求余秋里、谷牧到西南、西北摸一下究竟大三线上有哪些项目，于8月20日拿出修改方案，讨论10天后再报中央。为慎重起见，细心的周恩来让人给正在病休的李富春送去一份余秋里的汇报提纲。

8月13日至15日，周恩来应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的请求，前往上海，协助李人俊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研究1965年基建项目的调整问题，并与华东局的领导人讨论计划工作。

8月底至9月初，周恩来在北京连续七次听取谷牧和“小计委”成员就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赴各地调查研究情况的汇报，重新讨论了计划的修改方案。

9月2日，“小计委”根据毛泽东杭州谈话的精神和各大区的意见，拿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内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显然，国防第一位，农业第二位。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同意了“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提法。而对于“三五”计划的方针，会议则通过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提法。

“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立足于战争，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的。

在准备应付战争的背景下，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中央出修正主义。会议期间，他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对战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国防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是有充分认识的。这一点，他在多年主管外事工作和国防工作中，应该说比谁都看得清。然而，在国家计划中，农业和战争究竟谁该摆在第一位，它将直接影响国家建设的布局和资金的投向。

中央确定，在“三五”计划中把国防放在第一位，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心的。

11月1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组织召开的计划、基建、财政等专业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计划问题。他首先肯定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1966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主席和中央屡次的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所以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更落实一些，更实际一点。”

但是，在讲到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时，周恩来提出了五大重点：

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这一提法，显然是与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提法不同的。

同日晚，周恩来在听取余秋里汇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情况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提，表明了他的担忧：

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从七亿人口来说，还是少数人来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

言下之意，对国防和农业究竟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搞计划工作的人和做实际工作的人都要认真思考。

中央在计划工作观点上的分歧，并不是单纯的、偶然的。这种分歧，与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的不同思路密切相关。

早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大家：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正当“三五”计划紧锣密鼓地制定，党和国家准备迎接新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的时候，毛泽东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路逐渐扩展。战争的观点、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观点……这些，在党的主要领导人脑海里不断深化，并且逐渐被一股篡党夺权的特殊势力所利用。

酝酿于特殊环境和现实矛盾中的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正式确定，更不可能付诸实施。为迎来一个生机盎然的国民经济计划时期，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然而，这个时期并没有按预期的那样到来。中国即将迎来的，却是一个冠以“**”之名的全面内乱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