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
“大跃进”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天灾的侵扰，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当1961年来临的时候，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到了不得不动大手术的时候了。这一年，也正是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形势的一个开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加沉重。这是共和国经济艰难的一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对我国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1961年全国必须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
会前，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就在这次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掷地有声地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号召：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央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
针对调查研究问题，他提出：“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
会后，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的调查组陆续前往各地基层（主要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起了表率作用；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调查；朱德也对四川、陕西等地农村的情况作了调查……
而周恩来则决定，率领一个调查组深入河北省邯郸地区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下邯郸之前，周恩来于3月14日到广州，出席1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在周恩来到达广州的前一天，毛泽东就认真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信，信中要求大家认真研究他早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即后来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会议期间，在工作内容上，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粮食、经济作物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强调得最多的仍是如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问题。
3月19日，周恩来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讲话，着重谈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他毫不掩饰地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对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调查工作》，周恩来谈了自己读后的感受：“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一切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
他还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清主次；总有几侧面，要进行解剖。”“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应该说，这番讲话，是周恩来对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也是他对下去搞调研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信中提出：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带头落实这一任务，周恩来回京后便召集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谈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4月初，他派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先到河北邯郸地区农村做本次调研的前期工作。
此后，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大手术”的文件。其中包括：《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提纲、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1961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
许明等人离京赴邯郸不久，周恩来利用去广西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和去云南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机会，沿途对武汉、南宁、成都、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农村工作进行调查。在这些地方，他了解到，各地在试行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中，存在着分配制度上的问题。回到北京，周恩来就所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周恩来在京期间，毛泽东于4月25日致信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商议在北京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解决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明确规定：
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注：“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离正式开会还有20来天时间，毛泽东信中要求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毛泽东在信中列举了“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11个亟待进行重点调查的“关键问题”。
带着这些题目，4月28日午夜，周恩来安排好各项事务后，前往火车站，正式赴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研，从4月28日午夜第一次赴邯郸，到5月14日上午最后一次离开，前后共半个月。中途为解决中国代表团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问题，周恩来曾两次回京，每次返回邯郸的时间都是午夜，他几乎没有合眼。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忙上加忙。
周恩来到达邯郸时，已是4月29日清晨。当天，他找来中共邯郸地委书记庞均等人，听他们汇报邯郸地区的有关情况。以后几日，他每天听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为首的先遣工作组汇报情况，并同时召集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等人开会。
到邯郸后，为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周恩来除了继续听取地委书记和许明等人汇报外，还亲自选择了一个最基层的调查点。3日，他带人前往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定点调查。
在伯延的日子里，周恩来一方面与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另一方面还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情况；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的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参观公社百货商店和农机站，了解商品价格、销售和农业机械等情况。在伯延公社，周恩来待了四天。
这期间，由于内政外交诸事缠身，他把一些工作也带到了伯延，利用调研之余的时间插空处理。
5月6日夜，很难停下工作的周恩来又是深夜未眠。凌晨3点，他就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向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汇报了四大问题：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非常重视，对周恩来的汇报记录，郑重地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当天中午，周恩来赴邯郸地区的涉县继续作调查研究。直到5月14日，周恩来才返回北京，结束这次长达半个月的农村调查活动。
至5月20日，赴各地调研的中央领导和各地前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云集北京。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历时23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报告指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本年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
与会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和决定，比较符合实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确带来了新的气象。
为做好粮食工作，解决粮食困难，周恩来要求粮食部门按时报送粮食购销调存表。根据周恩来要求制作的这些购销调存表，由于列出了详细的项目和数字，所以表不得不做得很长，有些甚至是由很多表格拼接而成，极似藏族人民用来表示祝福的哈达，故被人戏称为“哈达表”。周恩来在审阅、研究这些报表的过程中，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无论对农业、工业还是各方面工作，周恩来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他呕心沥血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