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探索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面对正常而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形势，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在大好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作序时，更是充分地表达了加快建设速度的想法。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为促进建设速度，毛泽东认为，批评“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有“完全的必要”。
不久，人们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充分反映了一部分人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就在这个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约为1.862亿吨）、3007万担（约为150.35万吨）增加到1万亿斤（约为5亿吨）、1万万担（约为500万吨），即等于要求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这股风一吹，中央各部委经195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这时，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地不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威胁。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现实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尽管周恩来在14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作会议总结时，对即将实施的计划，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是这一时期周恩来更加担心的问题。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周恩来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是与毛泽东反右倾的想法相左的。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在工业**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做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3月25日，国务院虽然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出现严重的紧张局面：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1956年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为了解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
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对全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有指导作用。但是，毛泽东却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一点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不得不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但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毛泽东离京以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周恩来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
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多次同李富春、李先念就解决订得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和坚决。
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仍不切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反映了当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的发言，在如何处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上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
……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
……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直言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后来他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并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工作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二五”计划自1955年8月开始编制以来，几经波折，由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到超过客观需求居高不下。为向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提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下旬，国家计委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设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出现“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时，将其删除。
几乎与编制“二五”计划同时，为了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抓紧编制。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从在执行“一五”计划中的经验教训又一次谈到了盲目冒进所带来的危害，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
周恩来多次强调，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前进速度过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们：
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
这个报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促退”报告，为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继续反冒进的会定了主调。
同一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关于“宁愿慢一点”的意见。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地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它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事，不要去泼冷水。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重现开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之中。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大跃进”运动迅速蔓延，势不可挡。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发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重大失误后，开始纠“左”。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毛泽东肯定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毛泽东诚恳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毛泽东还说：“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