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万隆履险，求同存异
由于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声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开始打开，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事务，国际上普遍感觉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
正在这时，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
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1954年12月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
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正式邀请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4月13日，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麾下的代表团成员有：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对周恩来而言，这是他代表新中国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这次任务同样极为艰巨。一方面，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是根本对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将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既有共同利益即共同点，又有许多矛盾即不同点。要想协商一致，肯定是很艰难的。
但是，中国可以利用出席这次会议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各国朋友。
事先，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总方针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行前，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方针有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本人所要遇到的困难，要比预想的严重得多。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他于3月12日至28日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4月3日，刚出院的周恩来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同意吴努总理提出的先去仰光参加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小型非正式会晤的建议。但他提出：4月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走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并将由昆明赴缅甸。
当周恩来到达昆明后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当晚，周恩来接到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后证明，这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事先改变计划的周恩来幸免于难。悲愤中，他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也从北京致信叮嘱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复信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这就是屡次遇险不惊的周恩来！为世界和平，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昆明期间，中缅试航成功。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另外租用的一架印度航空公司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4月17日，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到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然而，并没有阻拦住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的行动。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
从18日到19日，亚洲各国在会议的发言中就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冲突。一些国家代表或因偏见，或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在发言中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对所在国的威胁。会场一度出现紧张气氛。
如何回答？各国代表注视着周恩来。
亚洲各国的分歧和不同点显然是存在的，对此周恩来头脑非常清醒：求同存异。
根据中央所给的“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的授权，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他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会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从容地走上讲台的周恩来。
周恩来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周恩来继续往下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了中国政府“求同而存异”的解决方法。他还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
无论与会的国家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或是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正如周恩来在4月23日的政治委员会议上再次强调的：“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
周恩来提倡的求同存异的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铺平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
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结识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会上，周恩来还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阿联总统纳赛尔等人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一些原先与周恩来并不相识的人，尽管遵从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却从此与周恩来成为朋友。
万隆会议过去10周年、20周年、30周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新中国的形象开始逐渐深入世界人民心中，周恩来频频开展了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外事访问：1954年6月访问印度、缅甸，7月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蒙古，1955年4月访问印度尼西亚，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访问亚欧11国，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访问亚非欧14国（其中首次访问非洲10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打开了外交局面。在国际政治、外交活动中，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周恩来，并通过周恩来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