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考卷
当人们仍处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欢欣鼓舞的畅快中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
对这种论调，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早在1949年3月他们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就曾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验，便来自经济方面。应该说，进城以后，社会发展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张考卷，就是解决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经济建设的难题。
进城以后，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断地思索这一难题……
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月，全国的物价继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涨之后，又一次猛烈上涨，平均达到44.9%。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疯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挤垮。
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奇，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延伸，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潮和物价风波。经济领域的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让陈云着重解决平稳物价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9年11月1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会议决定：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迅速运输棉花供给上海，以平抑纱布的价格。
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
从1949年10月开始，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到1952年，我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新中国国民经济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
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方面最严峻的考验，周恩来领导的一班人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正如周恩来给政协委员们所说的：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上，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到1952年8月11日，《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完稿。基本内容有五项：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这份草案是这样说的：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还说：
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以改造中国经济面貌和国防面貌，并为农业集体化打下物质基础。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我们要扩大人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起程赴苏联。此行的目的是就中国“一五”计划的草案征询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并寻求苏联援助。正如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机场时所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三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将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
对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
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上述态度，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开了绿灯。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为提高效率，也使他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并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各组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工作，所谈项目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9月15日，周恩来和斯大林率双方人员出席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在《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向中国政府贷款70万卢布。
苏联援助中国的其他项目，由于还需进一步详细研究、核算，在时间上至少需要两个月，而中国国内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允许周恩来在国外停留过久。
“橡胶协定”签完以后，周恩来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了详细安排。按预定计划，他将同陈云、粟裕等人回国，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全权领导各组继续与苏方谈判。
9月22日，周恩来一行在莫斯科登上了返国的专机。
虽然离开了莫斯科，但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都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经过艰难的工作，到1953年4月，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4月30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致电李富春，同意李富春所提关于签订《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的各项意见。并明确指示：“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取得中共中央的授权以后，5月15日，李富春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历时八个多月，总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恩来内心是欣慰的。但他深知，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中苏之间的经济技术以及全方位的合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想稳固地发展，必须进一步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尽管这种援助不是无偿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谈判还要继续……
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至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追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广为中苏两国人民熟知的苏联政府援助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最后敲定。
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苏关系后来出现曲折，但是，对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苏联老大哥功不可没。
得到苏联政府的热心帮助后，周恩来进一步指导陈云、李富春等人精心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整的国民经济建设答卷，是在1955年6—7月由周恩来向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提交的。
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的全部内容切实付诸实施，1955年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敦促“一五”计划涉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到1957年年底，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