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
开国总理，首次“组阁”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与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纪元。
在新纪元开始的第一天下午2点，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
就在这一时刻，作为委员之一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任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部长。
“总理”一职，自然且无可争议地落到了51岁的周恩来肩上。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早已是党内外所公认的，历史的选择。
就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一个多小时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
庆典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和全场30万军民以及来宾，着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内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泽东的声音，很快通过电波传向中国广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国。
毛泽东同时还向各国政府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当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将这份公告通知各国政府。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中，给新任的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
内政──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外交──把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向国际舞台。
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
早就扮演着“内阁总理”角色的周恩来，对新“内阁”的框架结构已心中有数，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曾透露过：“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年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机构的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就是确定人选。
周恩来经过与毛泽东等人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
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选，则是慎之又慎。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是政务院领导的主要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调来工作。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即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这天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对有关人员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
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陈 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
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
另外，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李立三、沈雁冰、马叙伦、李德全、史良、陈绍禹、何香凝、胡愈之等人与在政府各部门中担任了主要职务。
这份名单，是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中多次征询意见、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敲定的。
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4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煞费苦心。
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新政府中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凭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各党派民主人士情况的了解，周恩来提出一个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认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任职，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考虑到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有过水利工作的经验，因此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调到水利部给傅作义当副部长、党组书记。
在政务院任职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经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但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出山”。他们中有人这样解释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著名学者梁希曾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经周恩来动员，他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两次登门，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出山做官”。
请别的人出任“内阁”成员，似乎好说一些，唯独黄炎培，请他“出山”“做官”恐怕不那么容易。
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就曾两次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黄炎培的理由是：“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决不盲目服从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时，又内定黄炎培等七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再次推辞道：“我已68岁，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
68岁，其实并非“老了，做不动”，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的真实心态──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着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炎培心中顿时觉得一片亮堂。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10月9日这天召开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一道，被选为常务委员。
组建新的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决定登门拜访。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周恩来诚心诚意，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周恩来细心地解释说：
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两人促膝长谈。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商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
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的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来说服了。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询问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两职。
与请黄炎培一样，请每一位民主人士出来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周恩来都诚恳地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当时有人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里任职？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内外各方面对邓颖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
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
他还有一番高论：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而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几乎都安排到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一个合作、民主、高效的政府，在周恩来等人的悉心构建下，开始运转起来。
周恩来的心血没有白费，许多民主人士充分地感受到了新政府与旧政府的区别，一股极为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新中国人民政府所体现的民主，是与西方式的民主不同的，它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人民民主，正如10月1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茶话会上所说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欧美旧式的民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
对新中国民主政府的运作形式和任务，10月2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组织机构完全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自己的最统一、最完备、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全国人民坚信它“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效能、最廉洁的政府”。在它的领导下，“必将迅速实现中国人民的大宪章，肃清残匪，解放全中国，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周恩来总理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这个时候，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政务院。
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务院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恢复经济和国内建设方面的两个得力助手──副总理陈云和邓小平。
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方面的能力早为周恩来所知。刚一建国，周恩来便把陈云从东北调到北京，让他主持中央的财政工作。
邓小平来京比陈云稍晚两年。随着内政外交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急需一位在自己出访期间能代为行使总理职权的副总理。
1952年7月10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写信，建议把邓小平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北京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8月13日，周恩来在临去莫斯科前，专门找刚刚到京上任的邓小平交代工作。接着，他又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在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里，周恩来与陈云、邓小平等人朝夕相处，共商党和政府的重大事宜。陈云和邓小平成为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日理万机”，也就从这一时期开始了。
……
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
“总理”，在中国人心目中，曾经一度成为周恩来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