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与战略决战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文件中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肩负起协助毛泽东擘画和指挥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重任。

就在周恩来回到延安整四个月的时候，1947年2月18日，蒋介石派胡宗南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气势汹汹的胡宗南计划一直要攻到中共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延安。孤注一掷的蒋介石于2月底亲自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部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

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留给骄狂自大的胡宗南一座空城。

撤退前，周恩来作了周密的部署，他还亲自到枣园、杨家岭和清凉山检查各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情况。直到3月18日下午，敌人越来越近了，仍在办公室办公的毛泽东都能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敌人的枪声。周恩来与毛泽东从容地在窑洞中吃了晚饭，才最后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一年多的历程。

战争，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国民党军始终摸不清楚中共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住址。

3月29日，中共中央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根据会议决定，周恩来会后立即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

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成一支名为“昆仑支队”的短小精悍的队伍，由任弼时（化名史林）任司令员，陆定一（化名郑位）任政治委员……毛泽东则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

4月12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在这个秘密的小山村里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0多天中，中共军队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军民斗志昂扬。不久前还因占了几座空城而自鸣得意的胡宗南，这时却损兵折将2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军既疲劳又缺粮，仍疲于奔命，而“共军”却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去了。

5月10日，周恩来从王家湾到安塞真武洞，一方面看望正在那里休整的西北野战兵团，另一方面与兵团司令员彭德怀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在真武洞，周恩来待4天。他在这里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三战三捷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体军民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的军民。

两军交战，攻心为上。5月9日，新华社播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其辛辣的语言，正打在胡宗南的痛处。评论中预言，胡宗南的失利，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灭亡的象征。

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昆仑支队在离王家湾几十里路的小河村住了下来。在这里的窑洞中，他们进一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将蒋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吸引、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又谋划其他解放区的反攻问题。此后，从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都传来捷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次提出一年前产生的“强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战略构想。

早在1946年6月18日，还在南京的周恩来曾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趋势下，向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一“强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战略设想，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只是当时时机尚未成熟。一年以后的1947年夏天，时机终于到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终于作出了“强兵南下，突破中原”的决定。

1947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始终担负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重任，给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量的作战电报、命令，是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出的。他充分发挥了自己丰富的指挥经验和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成为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

进入1948年，周恩来在1月11日召开的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对战争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从战争的第二年起，我们逐渐地在全国各战场无例外地进入了反攻。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

在新的一年中，一条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伟人规划的道路，已经在全中国人民面前铺设开来，人民，在领袖的带领下，正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迅速发展着的形势，给中共中央提出了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宽阔、更长远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决定：走出延安、陕北，过黄河，向华北去。

决策定下来后，周恩来立即组织实施。3月8日，周恩来审阅并批准了中共中央机关行政会议提出的准备转移的各项决定。他指示各有关方面：所有安排一定要做到周密、细致，各单位转移的消息要严加保密。

就要转移了，周恩来向在杨家沟的中央直属机关全体人员作了一次动员。他坚定地对大家说：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

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离开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向华北进发。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一个新的天地和更重大的任务展现在他们面前。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无论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还是对中共中央机关的其他人员来说，都是惊心动魄、难以忘怀的一年零五天。在这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几百万兵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反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后来，毛泽东曾经动情地回顾过这一段经历：“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则风趣地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4—5月，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河北平山县），同刘少奇、朱德等会合，毛泽东则暂留阜平县城南庄。城南庄和西柏坡相距不远，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再次集中到了一起，共商大计。

5月27日，毛泽东也搬到了西柏坡。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集中办公后，开始在这个被称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地方，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1948年9月的西柏坡，秋高气爽，人声鼎沸。自日本投降以来，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部队的领导人还很少这样齐地聚在一起。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集了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大约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以五年左右时间根本打倒国民党的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作出的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他财政的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些，我们也应有此准备。但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会长一些。

周恩来还从军事角度详细地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

这次会议以后，周恩来便着手协助毛泽东组织并指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发动三大战役的时机已经成熟，首战是辽沈战役。

无论是在整个解放战争还是在三大战役中，周恩来起草了大量的电报，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作出了详细的指示。

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9月12日，我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历时5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6个师，47万余人，取得了转入战略决战阶段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大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以后的战役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欣喜之余重新估计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间。正如毛泽东在11月11日致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人电中所说：9、10两个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估计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随后，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相继取得了决战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决定最后胜负的三大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5万人，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毁灭性打击，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

三大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解放全国，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短短的四个月零十九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当气势恢宏的三大战役结束的时候，改写中国的历史，已不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