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谈判路

西安事变以后，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团结抗日、共同御侮以最终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平、民主、繁荣，周恩来开始了与国民党漫长的谈判历程。

对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一谈判长达十年之久，却是他也没想到的。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将在西安时的承诺置于脑后。

1937年2月8日、9日，顾祝同奉南京政府命令率兵开进西安，同时，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也到西安。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周恩来便与他会谈，顾答应周恩来：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等。顾还说，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10日赴杭州谈判计划已推迟，蒋要顾先同周恩来谈。

2月10日，周恩来开始了与顾祝同、张冲的谈判。一场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拉锯战，就这样开始了。

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它既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又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3月下旬，由于国共谈判的许多问题必须同蒋介石直接商谈才能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直接与蒋介石会谈。

6月4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论的13个问题，再次南下，赶往庐山同正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谈判。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一系列关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大问题，并指定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离开延安，继续南下与蒋介石谈判。7日，他们抵达上海，这天，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

全国抗日的紧迫形势，使周恩来等人意识到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更加重大和急迫。

7月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进一步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人谈判。在庐山，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蒋介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并坚持不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直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终于在国难当头之时有了一个正式的结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统一战线虽然形成，合作抗日的道路却并不平坦。蒋介石表面声称联合共产党和各派力量抗日，暗地里却处处限制共产党，排挤各派抗日进步力量。

在以后与国民党方面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在原则问题上一点也不让，在策略上和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一些灵活让步。

与抗日主战场相配合，南京沦陷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代表，于12月中旬前往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武汉，后与王明、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项英等人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和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后，周恩来等人又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继续做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工作。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大部分时间处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夹缝中生存，尽管处境极为艰难，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一个窗口，成为中共中央与国际国内各方面联络的桥梁。周恩来，也成为中共中央对外的代言人。

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告终，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这天，周恩来正在延安。他是2月份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部的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中日间的民族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战后的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推行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非但不顺应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解放的要求，反而欲把中国拉入内战的深渊。

继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的呼声此起彼伏，慑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大压力，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为了欺骗公众舆论，终于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

从1945年的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早有察觉，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最初，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后来，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政府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亲自前去重庆。

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这一重大举措的实施，周恩来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特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利用他与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联系，安排毛泽东与他们会晤，共商国是。从8月30日至10月11日，周恩来陪同会见的知名人士有：宋庆龄、于右任、孙科、覃振、冯玉祥、戴季陶、白崇禧、陈立夫、柳亚子、吴稚晖、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邹鲁……还有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驻华大使，以及一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

毛泽东在处理重大事件的同时，将具体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任务，交给了熟谙谈判之道的周恩来和王若飞。蒋介石则把国民党方面参加具体谈判的任务，交给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

由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经过中共方面有理、有利、有节的巧妙斗争和周恩来等人在谈判桌上运用高超的谋略周旋，10月8日，双方终于在12次谈判后坐下来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

这是一份独特的“会谈纪要”，它既说明了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把共同点明确了下来，又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分别阐述了双方各自的看法，把不同点加以确认。

周恩来发明的这一求同存异的方法，20多年后，被再次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谈判中。在起草中美联合公报时，周恩来提到了重庆谈判的经验：“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分别代表共产党方面和国民党方面，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这天恰好是个吉利的日子，逢两个“十”，爱好和平和民主的人们希望文件的签订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因此这份文件又称作“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写明：根据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当周恩来到重庆机场为返回延安的毛泽东送行时，他们俩对这位“蒋主席”是否能遵守协定，持有很大怀疑。

果然，就在国共双方10月12日公布“双十协定”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抗日战争结束了，“双十协定”签字了，人民正在期待和平建国。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表面上以“和平”作为幌子，暗地里却积极备战。

国共关系和中国的政局，并没有因“双十协定”签订而好转，相反，环境更为险恶，关系更为复杂，局势更加变化多端。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艰难的谈判。

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前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美国政府说是调处，实则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周恩来所面对的谈判对象，又多了一个马歇尔。

在近一年的谈判中，从重庆谈到南京，周恩来与马歇尔个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现实。

1946年5月初，由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从重庆迁往南京。行前，他在接受记者曾敏之的采访时感慨地说：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

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尽管周恩来长叹自己“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但他仍然充满信心地说：

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只要还有一线和平、民主的希望，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人都要努力去争取。

遗憾的是，蒋介石一旦腾出手来，便再次显露出咄咄逼人的“灭共”之势。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蒋介石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推翻一切和平协议的面目昭然于天下，国共谈判已走向破裂。

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开幕。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他慷慨陈词：

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

周恩来对中外记者宣布：我及中共代表团将于两三天内撤回延安。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返延安。

谈判虽然以破裂而告终，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

从1936年12月周恩来从陕北出来，全权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算起，到1946年1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最后失望地撤离南京，周恩来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整整10年的谈判。10年谈判，虽然最终没有迎来和平，但却教育了人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人心所向，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灭亡之势已不可逆转。

1946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周恩来在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不久，历史证实了周恩来的这一战略性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