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正当全国人民呼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继续坚持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趁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立脚未稳之机，亲自到西安督战“剿共”。主张抗日的驻西安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多次劝诫蒋介石停止“剿共”，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还扣留了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人，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政治主张。

正在陕北保安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12日上午。在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密电，告知西安事变的大概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看了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后，异常激动，但时局的发展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

蒋介石自背叛革命以来，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于脑后，打了整整10年的“剿共”内战。尤其是日本侵入中国以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推行独裁统治，不仅压制人民的抗日热情，而且继续“剿共”，屠杀爱国、进步人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无疑是人民的公敌，如今抓到他，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很多人最初主张“杀蒋”──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

就在12日当天，早在4月间同周恩来秘密会晤后已经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的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就扣留蒋介石和提出的政治主张等事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电中急盼：“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回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会上的讨论非常热烈，最后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会议还决定，应张学良等的要求，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共商大计。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偕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人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成员。宴后张学良与周恩来就西安事变一事进行了单独的长谈。

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周恩来则向张学良分析了西安事变存在的两种前途，谈了中共对此的一些看法和主张，表达了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置蒋介石等意见。

周恩来对张学良说：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对共产党不计前嫌、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出发的精神，以及周恩来入情入理、高瞻远瞩的分析，张学良十分佩服。他由衷地表示：“共产党人胸怀博大，确是一心为国家，为了民族的未来。”

双方当即商定：

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即延安）、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周恩来再次表明中共的态度：

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

之后，周恩来又向杨虎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虎城非常惊讶。在他看来，蒋介石自1927年以来，打了10年的“剿共”内战，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和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蒋介石长期“通缉”的“匪首”，共产党是不会饶过蒋介石的。

事实恰恰相反。杨虎城佩服共产党的气量，但对蒋介石的气量，杨虎城却疑虑重重。他坦率地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政党，地位平等，可战可和。可是我们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把他放走了，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蒋为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阴险狠毒。”

曾经与蒋介石共过事的周恩来，对蒋介石的险恶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充分理解杨虎城的疑虑，但他指出：“全国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

这时的国内局势和西安局势都极为复杂：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正蠢蠢欲动，准备炸平西安，造成内战；国民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已决定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提出把他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提出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和宋美龄等人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宋美龄在致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阎锡山态度暧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主张政治解决；而其他地方实力派则采取观望态度；……西安局势，一触即发。

在西安，周恩来一方面坚决地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贯彻到谈判中去，另一方面需要根据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并果断地采取行动。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与赶来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进行了多次会谈。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地结合起来。经过两天的谈判，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兄妹达成了“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蒋介石回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分批释放政治犯”“蒋介石停止‘剿共’，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等等协议。

宋氏兄妹当天向蒋介石转达这些协议后，蒋介石向张学良答应了六条：（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成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六）联俄、联英美。

要想让蒋介石在答应的条件上签字，看来是很困难的，他既已作了口头承诺，西安方面只能作一些让步。按事先约定，口头协议达成的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面见蒋介石。这是自蒋介石背叛革命以来周恩来第一次与蒋介石会面。经过一番谈话后，蒋介石最后对周恩来作了三点口头承诺：（一）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红军接受我（蒋介石）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我（蒋介石）和你（周恩来）解决所谈的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谈判条件大体商定以后，宋氏兄妹急于让西安方面早点放蒋回南京，他们一再提出在25日圣诞节这天放蒋走，图个吉利。

周恩来认为，虽然蒋只是口头承诺，但在放蒋之前，必须与宋氏兄妹谈定一个政治文件。因此，他并不赞成25日就放蒋。

但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将士对蒋已经群情激愤，西安事态日趋严重，留蒋在西安，恐怕夜长梦多。他当即决定放蒋走，并准备亲自陪同前往南京“赔罪”。

张学良虽然是一位坦率、直爽并极有爱国热忱的人，但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25日下午，当周恩来得到消息赶到西安机场准备劝说张学良不必亲送蒋介石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乘坐的飞机已经向洛阳方向飞去。周恩来只得对天长叹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尽管如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十年内战，最终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